“高層權鬥”內幕：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原標題：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
中共高層內鬥不止，陶鑄被打倒。圖為陶鑄（左一）陪同周恩來、劉少奇、羅瑞卿視察廣東省胡椒園。（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有如此惡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談什麽美好的目的。——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
文革風雲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近發表了長篇文章《回憶江青》。這篇長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層權力鬥爭的大量信息。我以為這些信息大體上是真實的，可靠的，但遠遠不是完整的、全麵的。如果我們想了解那些相關事件的真相，還必須參照其他信息來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這裏隻談兩件。
先談陶鑄事件
在1966年8月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當上了政治局常委，並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成為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陳伯達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見造反派代表的會上提出陶鑄是保皇派，把陶鑄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裏寫道，江青和陳伯達提出打倒陶鑄，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說你們這是“一個常委（陳伯達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鑄之後－－引者注）打倒另一個常委”。陳伯達受此批評很害怕，鬧著要自殺。江青說他沒出息。江青說主席隻相信有材料的東西，你把材料整理出來送給主席看呀。後來一查，陶鑄的問題果然很多，他確實是到處保皇的，是堅決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的，說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言下之意就是說，江青他們打倒陶鑄沒打錯。事實上，毛後來也沒有再責備江青和陳伯達打倒陶鑄這件事。
但認真說來，陶鑄和江青、陳伯達無非政見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為什麽不能坐下來討論爭辯呢？看來江青、陳伯達還是和陶鑄辯論過的，隻不過辯不贏。戚本禹寫道：陶鑄有理論，什麽事情都能講出個道理來，就是錯的東西，也能講出一個道理來粉飾。江青、陳伯達拿他沒辦法。再說，陶鑄的職位高、輩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裏，所以隻好把陶鑄打倒。
但問題是，就算陶鑄被視為文革的絆腳石，把他撤職也就夠了，為什麽還要把陶鑄囚禁，剝奪其人身自由呢？為什麽陶鑄得了重病也不給認真醫治，一直迫害至死呢？為什麽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總是用野蠻的方式來處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談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說，武漢七二O事件後，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穩定軍隊。可是我們當時對主席的意思沒有好好領會。關鋒寫八一社論，提出下階段的任務是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這就嚴重地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緊接著，王力又在外交部發表講話，提出要奪外交部的權。毛很不高興，下令將王力、關鋒二人停職反省，隔離審查。戚本禹趕快向毛寫檢討，毛還回了信，仍稱戚為同誌，於是戚本禹暫時無事。可是之後不久又出了幾件事，江青懷疑戚本禹背地裏整她的黑材料，怒氣衝天來到戚的辦公室興師問罪。這下，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了。戚本禹講到一個細節，說：“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後’，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麽，再見了。我心裏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這麽文藝性。
於是，戚本禹和王力、關鋒都被關進秦城監獄。30年後，王力寫文章，控訴其在秦城監獄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巨大折磨。關鋒則被關瘋掉了。戚本禹沒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來不會比王力、關鋒好到哪裏去。當戚本禹被抓進秦城時，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來，兩個學齡前的孩子沒人照管，江青和吳法憲下令把他們送到遙遠荒涼的青海塔爾木。戚本禹從1968年入獄，直到毛去世也沒放出。毛死後，江青等四人幫被打倒，戚又被當作四人幫一夥被判處重刑18年。
讀到戚本禹的這番遭遇，令人不勝感慨。按說，戚長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組織信任，一度還被江青視為親信，就算犯了嚴重錯誤，為什麽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處理呢？為什麽動輒就關進監獄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驚的一點莫過於它的殘酷，不但對“階級敵人”十分殘酷，對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殘酷，而且對自己人，對自己的同誌同事也十分殘酷。我們知道，共產黨從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殘酷，對敵人殘酷，對自己人也殘酷。不過當初搞暴力革命，好歹還可以詭辯說是被迫，是因為“資產階級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誤傷盟友、誤傷自己人在所難免，用電影裏列寧的話說，當兩個人殊死搏鬥時，你怎麽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權在握，為什麽不能從容點、文明點呢？陶鑄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發生在中共高層，發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關，不是下麵的人胡搞的。還不是對所謂階級敵人，而是對自己人，對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親信，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關起來，不給別人任何一點公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整個黨國，用“五七一工程紀要”裏的話，就是一台絞肉機，一台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要給這樣一台絞肉機貼上什麽理想主義的標簽簡直就是極其荒謬可笑的。有了如此惡劣的手段，怎麽還能再奢談什麽美好的目的？
正因為文革把殘酷推向極端，物極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後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了人性的回歸、文明的回歸，但不幸又被“六四”攔腰中斷。八十年代的王蒙，寫過一篇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強烈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竭力提倡“費厄潑賴”，提倡和對手的平等的競賽，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節製，提倡民主和寬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國天機》一書，王蒙卻通過和一位美籍華裔朋友的對話表示：中國隻配粗野的統治，不配文明的統治；如果讓一個文質彬彬的人統治中國，中國就會大亂，那個文質彬彬的統治者自己也會丟掉腦袋，少則三天，多則兩禮拜。當年的習仲勳，出於對毛時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製定保護不同意見法。
固然，今日中國的殘酷，在程度上比毛時代要輕一些，但由於它是瀕死的病毒獲得某種抗藥性而再現生機，因此比毛時代的病毒更頑劣難除且更具擴散性。如何製服這一病毒，是我們不得不麵對的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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