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的覺醒——我的“九一三”記憶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黨的宣傳部門為此攝製了一部電視劇，講述有關1921年建黨的那些曆史故事，故事中參與建黨的主要人物多是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出生的人。這部電視劇被起名《覺醒年代》，劇中的那些人物今天早已經走進了曆史。如今，比他們晚生半個世紀的人也已經步入晚年，行將進入曆史。筆者本人就屬於這一代人，現在如果有人問我，什麽是我的覺醒年代？我會回答：我比那一代人晚生半個世紀，我的覺醒年代也比他們的“覺醒年代”晚半個世紀，也就是1971年前後的那幾年。如果說前一個“覺醒年代”的標誌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那麽後一個覺醒年代的標誌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副主席之間的決裂，即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而且正好發生在中共成立至今一百年的時間中點上。我相信，大多數我的同齡人——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會同意我的說法。
我的回憶要從“九一三”之前一年說起——
一、1970年，兩條工人的命為“一打三反”祭旗
1970年4、5月間，我結束了在西雙版納猛海解放軍部隊農場十六個月的勞動鍛煉，被分配到昆明鋼鐵廠。按當時的說法，我們這些在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文革前接受的是“封資修”教育，要在解放軍這座大學校裏接受“再教育”才能成為合格的大學畢業生。所以，在軍隊農場的這一年多日子仍然屬於接受教育。對我來說，到昆明鋼鐵廠算是走進社會、開始工作的第一步。
按當時昆明鋼鐵廠的規定，大學畢業生歸革委會的“組織組”管，要到組織組報到分配工作。由於我們畢業時學校沒有發文憑，僅有一紙派遣證，我的派遣證上說我在學校的專業是“航空發動機熱物理”，組織組的人大概是先看到了這熱物理三個字，問我去熱處理車間怎麽樣？我回答，熱物理跟熱處理沒啥關係，接著又看到發動機三個字，就說那就去汽車隊吧。於是我就到了廠汽車隊。
汽車隊的主要任務是保養、維修廠裏擁有的載重汽車，調度這些汽車運送礦石等各種生產物資。當時車隊裏有國產的解放牌汽車，也有蘇聯的嘎斯車。讓我奇怪的是，車隊裏竟然還有一些美國車，現在還記得其中兩個牌子，一個牌子，工人稱為“老道奇”，英文是Dodge, 是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之一克萊斯勒的品牌，今天美國的市場上還可以看到這個品牌的汽車。另一個被稱為“萬國牌”，英文是International，這也是汽車生產廠家的名字。我1980年代初到美國後不久，看到它關門的消息，才知道它曾經是美國第四大汽車製造商。這種美國貨，是1940年代抗戰時期美軍在滇緬公路運輸物資用過的。老師傅說它們質量好，跑了三十年還不舍得報廢。
那個年代，人們出行的交通工具有限，尤其是雲南這種山地多、交通不便的地區，汽車駕駛員是一種很令人羨慕的職業，到汽車隊學一些駕車修車的技術，也不失為是一門有用的技術。但是，到車隊不久，還沒有怎麽熟悉情況，車隊的領導決定讓我協助總廠派下來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工作隊做工作。“一打三反”是1970年初由中共中央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這是我非常不願意幹的一件事，因為我根據自己在學校裏文革那幾年的教訓，在一年多前離開學校的時候，就下定決心今後遠離政治，隻做工人，或者技術工作。沒有想到踏進社會的第一步，就被派去從事政治運動。於是，我以探親假為由，回到上海看望母親，希望拖一段時間，情況會有變化。但是幾個星期後回到昆鋼，情況沒有變化，隻能勉強留在汽車隊的工作組裏。
汽車隊的工作組由幾個1950年隨軍南下進滇的老幹部擔任領導，都是北方人，記得一把手姓孫，他們中有的做過縣、地級領導，文革初靠邊站，經過幾年的批判審查，沒有多大問題，剛剛獲得“解放”，被省裏安排到基層來搞運動。另外還加了兩個跟我一樣剛從軍隊農場分配到廠裏的大學生，一個姓羅，一個姓江，本來已經分配到下麵的車間，但是運動來了，新來的外省大學生跟原來廠裏的人沒有什麽利益的糾葛，於是總廠把他們又抽出來參加工作組，跟我一樣，充當跑腿、文書一類的工作。我雖然苦惱於從事這種跟技術無關的工作，但是工作組的領導和同事們都能和諧相處，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其間跟工作組的人也逐漸熟識了，尤其是兩位大學生，因為有共同的經曆和話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促使我下決心離開工作組。有一天，姓江的大學生私下裏告訴我，他在總廠政工組那裏看到了一份從猛海的部隊轉來的關於我的材料，材料來自我的母校中國科技大學。我知道他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是冒著風險的，心裏十分感激他，同時為了避免把他更深地拖進這個可能的案子，也沒有向他打聽更多的信息。不過，我還是猜得到，是我跟科大一位同學的通信出了問題。這位同學叫陳孝元，是化學係學生，在學校裏參加文革的那幾年裏，由於對一些哲學問題有共同的興趣，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比我低二年級，所以我畢業的時候，他仍留在學校，並在1969-70年之交隨著學校從北京遷到了安徽。我到了猛海部隊農場後繼續跟他通信。但是，就在我離開農場前幾個月裏，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信，心裏一直有點不安，江的消息證實了我的擔心。
我首先仔細回想了我同陳孝元的那些通信有什麽問題。經過文革最初的幾年，我們都得到了一個教訓：不要留下容易被人入罪的文字記錄，不寫日記，通信也盡量簡短，避免議論敏感問題。我把給陳孝元的信件仔細回憶了一遍，想不出有什麽明顯的把柄能被抓住，陳如果出了什麽問題，應該不是因為同我的通信。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呢？我跟他已經斷了幾個月信息，完全摸不著頭緒，一時隻能坐等上麵的處置。另一方麵，我尋思要盡早離開工作組，因為工作組裏的其他人都是上麵派下來的，運動過去後會離開，隻有我會留下，到時那些挨過工作組整的人會把我視為眼中釘，遇到下一個運動，他們就會找我的麻煩，尤其是現在已經知道自己有這麽一份材料，誰知道那些人會在雞蛋裏找出什麽骨頭來，將我置於死地？但是一時又找不到離開工作組的辦法。
就在那個時候，我不記得為了什麽事到總廠機關大樓去了一趟，正好聽見一位幹部要求廠裏給他的單位增派工人，我立刻想到，如果換個單位，那不就可以離開工作組了嗎？於是我就主動問他，我這樣的人他要不要？他看了我一眼，就說“我們要燒鍋爐的工人，你願意來嗎？”我回答“願意啊！”然後我就向他自我介紹了一番，也了解到他是熱電車間的沈主任，順便還跟他攀了老鄉——聽口音他也是上海人。接著我就自己到組織組，告訴他們汽車隊也不知道給我安排什麽合適的工作，讓我去工作組當文書，現在熱電車間的生產第一線正好缺人，再說，我去燒鍋爐也跟我的“熱物理”專業對口，雲雲。廠裏正發愁找不到熱電車間的鍋爐工人，有我這樣自告奮勇的人願意去，求之不得。於是事情當場就定了下來。
事後我有點覺得自己對新的工作和單位毫無了解就貿然去那裏工作，是否太冒失了一點？尤其是回到汽車隊工作組裏，聽那些熟悉廠裏情況的人告訴我，說熱電車間不久前出了一個大事故，剛剛槍斃了兩個人，誰都想躲那裏遠遠的。我竟然去這種凶險之地，豈不是“逃出狼窩，掉進虎穴”？但是想到科大寄到廠裏那份材料，想到工作組的差事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危險，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既然“慌不擇路”逃上了這條路，那就硬著頭皮走下去吧。
熱電車間實際上是一個小型的火力發電廠，隻是它的主要任務不是供電，而是用蒸汽輪機帶動鼓風機給煉鐵的高爐供風。我到了熱電車間被分在鍋爐班，任務是控製鍋爐的進水和燃燒，保證給汽輪機提供穩定正常的蒸汽。整個係統是氣動控製的，沒有多少體力勞動，但是要時刻監視鍋爐狀況，調節水、風、煤粉的供應，保證運行正常，不能稍有鬆懈，特別是吃飯或解手離開崗位時候，要保證有人手頂替，上夜班的時候不能打瞌睡。聽車間的老工人講，這台鍋爐半年多前被燒壞，原因就是值班的工人上班時擅離崗位，有的吃飯去了，有的竟然睡著了，導致鍋爐無人看管而失控。
這起事故記載在昆明鋼鐵廠編纂的《昆鋼誌》（2009年出版）裏，隻有寥寥幾行字。它發生在1969年11月17日，造成停產搶修五十天。事故責任人司爐馬兆驥、副司爐蔡漢龍以現行反革命破壞罪被逮捕，在全廠公審大會上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在當年可是昆鋼和雲南省的一件大事。一起生產事故，竟然導致兩條人命歸天，這讓全廠的職工震驚。我到熱電車間的開始上班的時候，“蔡、馬二犯”被槍斃的餘震還沒有過去，車間裏所有人都目睹了兩個昨日的同事命赴黃泉的恐怖事件，無不噤若寒蟬。過了幾個月，同車間裏的工人們混熟以後，才逐漸從他們的口中聽到了一個可怕的故事。
這起事故的事實和原因原本是簡單明白的：當時昆鋼從文革造成的停產和武鬥中恢複不久，生產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來。這個新落成的車間有許多新招進廠的工人，其中不少是文革開始時的小學或初中學生，在文革幾年中學校停課，沒有受到什麽正規的教育，知識欠缺，行為散漫。當時值班的鍋爐班正副班長馬兆驥和蔡漢龍，本身也是從技工學校畢業不久的年輕人，缺少管理班組的經驗。班裏的年輕人在值班的時候玩忽職守，使得鍋爐一段時間失去監控，把鍋爐裏的水燒幹了，尾部煙道溫度升高而起火以致完全燒毀，應屬於重大的生產事故。不過，車間裏也有人跟我說，這台鍋爐曾經試燒過一段時間重油，重油燃點高，粘滯度高，爐膛裏未完全燃燒的重油容易澱積在煙道尾部的內壁和管道上，不易清除，是導致煙道起火的直接原因。
事故剛發生的時候，昆鋼和上麵的領導原是按照常規把它當作嚴重的生產事故處理的，人們估計，責任人會被記過或者開除，大不了蹲幾年牢。據工人們說，馬、蔡二人開始時也沒有把事情看得多嚴重，雖然接受審查，隻是車間裏派人看管，在食堂裏見到人還是有說有笑，別人也不回避。但是幾個月之後，省裏突然將這件事的定性升級為反革命破壞案，由公安部門把馬兆驥和蔡漢龍二人關押起來。這個變化使得關於事故原因的技術分析成了替反革命分子開脫，所有討論都隻能在私下裏悄悄流傳。這個變化也使蔡、馬二人落到了專政機關的手裏，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破壞分子。緊接著形勢急轉直下，二人聽說要判處死刑，一下子傻了眼，他們當時經曆了什麽樣的心理衝擊，無人知道。其他工人，甚至車間和廠裏的領導也完全沒有料想到。
這樣的突然升級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當時工人中盛傳，謝富治剛訪問雲南，聽取省裏領導匯報恢複生產的情況，說到昆鋼的這起事故時，謝富治下指示：這麽重大的事故，要從階級鬥爭的高度去看待，一定是階級敵人的破壞，要嚴加調查處理。這個傳言多年以來我和許多廠裏同事一直深信不疑，但是近來查了一下曆史紀錄，沒有查到謝富治在1970年初視察雲南的記錄。雖然如此，群眾所傳的這起事故由謝富治定性，恐怕不是空穴來風，甚至可能是省革委會機關有意無意釋放出來的消息，傳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將一起生產事故的責任人處以極刑的決定不是省裏的主政者作出的，而是來源於中央的權力中樞——位高權重的謝富治。
自從陳謝（陳賡—謝富治）兵團進軍雲南後，謝富治長期任雲南省的一把手，直到1959年進京擔任公安部長。文革開始後，他是少數堅定站在中央文革小組一邊的老幹部之一。1970年的時候，謝富治的職務有：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權勢極大。當時在雲南省主政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幾乎全是謝富治的老部下，可以合理地推測，這些領導幹部同謝富治之間保持著經常而暢通的匯報和指示往來。所以盡管謝富治當時不一定到了雲南，以他在雲南一言九鼎的地位，這個案子由他拍板定性，不能說毫無根據。不過，當時在雲南主政的是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將兩個青年工人判處死刑，無論是受到上層指示，還是出於本省的決定，譚甫仁應當就是那個手持紅筆“勾決”的人。
從時間上看，這起事故定性的升級正是在中央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之後發生。1970年的1、2月份之交，中共當局發出了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文件，從文件的內容來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鋪張浪費”中“三反”是有關恢複社會和生產秩序的，而從1960年代初開始，中央的主導思想一貫是“階級鬥爭為綱”，這反映在“一打”之中。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以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這個綱，達到恢複被文革攪亂的社會和生產秩序這個目的。而這起昆鋼的鍋爐燒毀事故，正逢其時，“撞到了槍口上”，被抓了反革命破壞活動的現行，兩位工人的頭顱被用來為一打三反祭旗，以震懾社會，重建秩序。這件事傳遍了昆明市和整個雲南省，廠裏有偷聽“敵台”的人說，台灣的廣播裏都報道了蔡、馬二人被殺的消息。
這樣的判決不僅將兩個年輕人送上黃泉路，也將車間裏所有的職工拋入巨大的恐懼之中。我五十年來一直不能忘記當時聽到的兩個令人驚悚的故事，可以反映出這種恐懼的程度。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姓張的老工人，他本是昆明市電力係統多年的勞動模範，被派到昆鋼支援三線建設，一直是車間裏受人尊敬的鍋爐技術老大，在事故發生後的搶救過程中自然地被人們推為總指揮。可是他的努力不僅沒有受到表揚，反而在追查這起反革命破壞事件的“幕後黑手”時被列為頭號嫌疑。據說在蔡、馬二人被判處死刑後的恐怖氣氛中，張師傅估計下麵就輪到他自己了，讓家人為自己準備了壽衣和壽材。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們，從這起案件的處理中領教了“階級鬥爭”的邏輯：事故的事實和原因並不重要，說你是反革命破壞分子，你就是，不是也是。
另一個故事是，馬兆驥和蔡漢龍被押到全廠職工參加的“公審大會”上宣判後，隨即被押赴刑場槍決。同時，各車間負責人把職工帶離會場，回到各自的車間繼續開會，無非是大家表態擁護政府的判決，聲討反革命分子罪行。按照那時開會的慣例，會議的主持人會讓大家打開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念一段毛主席語錄。據工人們說，那天車間主任也許是被幾天來發生的事嚇得靈魂出竅，也許心神跟著死刑犯去了刑場還沒有回來，帶領大家念的竟是這麽一段語錄：“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在當時的情景下讀這段語錄，很容易被有心人當作“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罪行告發。但是這一天，車間裏在場的人雖然都意識到了，卻沒有一個人揭發，大家對這件事都絕口不提，仿佛沒有發生過一樣。這說明，工人們剛剛親曆了一起生產事故演變成“反革命破壞事件”而使得兩個同事喪命的全過程，他們明白，這時如果去舉報這件事，很可能會導致又一起“反革命事件”，甚至另一條人命。工人們盡管心中充滿了恐懼，畢竟良知尚存。
也許是因為“階級鬥爭”果然“一抓就靈”，上麵看到了處決蔡、馬二人已經起到了巨大的震懾作用，生產秩序明顯改善；也許是因為這起案子的定性不是省裏決定的，壓根兒就沒有什麽反革命破壞；也許是發現人人自危的工人們束手束腳並不有利於生產，上麵很快就停止了對這件事故進一步的追查。熱電車間從此將這一頁翻過，年輕的工人確實也規矩了許多。我也暗自慶幸，這個剛剛掀起過滔天巨浪的水域，自我來到之後竟成了風平浪靜的避風港灣，雖然我坐的那個司爐或副司爐位子，就是不久前死刑犯馬兆驥和蔡漢龍坐過的。
二、1971年，“九一三”後對我的“五一六”清查無疾而終
不過好景不長，“一打三反”還沒有結束，“清查五一六”運動接踵而至。雖說“清查五一六”運動早在1969、70年即已開始，但是在雲南當作一件大事認真地抓，大概是從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名為《關於建立5·16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發［1971］13號）的文件以後開始的。當時昆鋼有很多像我一樣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互相之間也多有聯係、交流消息。從這些消息中我感覺到這個清查運動的重點對象就是我們這樣的大學生，尤其是從北京的高等學校分配來的學生。
很快，就感到運動已經來到了我的車間，其跡象就是車間黨支部的兩名委員不見了，聽說他們外調去了。到外地去調查是當年政治運動的常規做法，如果問題不十分嚴重，通常會發一個外調信函，科大發到昆鋼的那份材料可能就屬於這類外調信函。如果是嚴重的問題，那就要派人到外地去實地調查運動對象的家庭和社會關係。不久，外調的地點也知道了：從武漢沿江而下，安徽和上海。於是，清查的對象也明白了：一個是畢業於武漢水電學院的姓李的大學生，另一個就是我，因為中國科大這時已經搬遷到安徽了，那份材料也發自安徽。我擔心的“第一隻靴子”終於落地：我成了運動對象。至於為什麽去上海，估計他們是趁外調之便到上海開開眼界和采購物品吧。
我在文革中不是積極分子，學校的兩大派哪一派也沒有參加，既沒有參與過“反軍亂軍”的活動，也沒有到外地參加當地的武鬥。使我成為“運動員”的，看來就是那份我一進廠就追過來的發自科大工/軍宣隊的材料。外調人員歸來後，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難得地出現在一次我所在的班組會上，給工人講“當前‘清查五一六’運動的形勢”，提到了“有的人還要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研究”，聽得出來，這是在敲打我。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跟陳孝元在私下曾對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之類的哲學問題有過討論，曾有一段時間，這類討論幾乎在首都所有的中學和大學中都發生過，在偏遠地區的工廠裏，這類話題聽起來就顯得太離經叛道了。離校後，雖然在通訊中從來不提這些事，但是那封信函或者外調所得材料很可能含有陳和我這方麵的議論。隨後有風聲傳到我的耳朵裏，車間已經給一些積極分子吹了風，讓他們準備給我寫大字報和批判稿。
這時已近1971年的國慶節了，同往年一樣，廠裏的廣場上已經有一些民兵在那裏操練，準備參加昆明市的國慶遊行。從他們操練的步伐中，我仿佛聽到了運動正在向我逼近的腳步聲。我估計過了國慶節，清查運動將全麵展開，車間就會對我點名批判，說不定會隔離審查。我必須為此作一些準備了，於是找到了在高爐上工作的莊真，他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力係，和我在同一個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一起分配到昆鋼，是我最可信賴的朋友，我告訴他自己麵臨的可能被隔離審查的可能，一旦發生這種情況，請他同我在外地的家人以及未婚妻說明情況。以免他們被完全蒙在鼓裏。
然而，當國慶節來到的時候，人們注意到似乎有點異樣，北京取消了每年都少不了的遊行和檢閱，昆明也跟著臨時取消了遊行。報紙上也看不到每年照例都刊登在頭版上的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並肩檢閱遊行的照片。國慶節已經過去大約兩個星期，我也沒有等到那讓我忐忑不安的“第二隻靴子”掉落下來，卻聽到廠裏向基層幹部傳達了《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央五十七號文件，1971年9月18日）和《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1971年10月6日）。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我們最底層工人的耳朵裏，據聽傳達的幹部說，負責傳達文件的領導一反往常的習慣，一句廢話都不講，會議一開始就宣讀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這時候，會場裏有的人高聲說，“你念錯了，誰叛黨叛國了？林副主席？那是耿飆吧？”
而我在不安中久等的那“第二隻靴子”始終也沒有掉落下來，消失得無影無蹤，再也沒有給我帶來什麽麻煩。五十年過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份材料裏究竟隱藏著什麽，值得廠裏派出兩個幹部從雲南遠赴安徽去調查。近年我同陳孝元同學恢複了聯係，他告訴我，他在1970年初學校搬遷到安徽後不久就被安徽省進駐學校的工/軍宣隊隔離審查，給他帶來災難的是他與中學同學之間的通信，他們在信中議論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著作，討論過黨史中的瞿秋白問題，彭德懷問題，劉少奇問題，還涉及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平民主新階段等話題，白紙黑字，被工/軍宣隊抓住了。而我和他的通信則從來沒有出現在對他的審問中，也沒有從昆明來的外調人員找他問過話。他在學校被隔離審查到1972年底，這時曾經跟他關押在一起的校黨委書記劉達已經恢複工作，學校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讓他畢業離校。文革後獲得平反。
根據這些遲到了幾十年的信息，我隻能推斷，在陳孝元被隔離審查後，工/軍宣隊在抄家中發現了我寫給他的一些信件，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很緊的專案組人員出於擴大戰果的衝動，要從所有同他通信的人中挖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證”，於是從我這些信中挑了一些可供上綱上線的文字，發了一個外調函到我最後一封信上的地址，也就是猛海的解放軍部隊，提供一些線索，一方麵可以將我入罪，一方麵以此為把柄從我這裏訛詐出一些對陳孝元不利的材料，這是所有專案組的常用手法。這份材料又尾隨著我到了昆明鋼鐵廠，可能是這些材料分量不夠，廠裏一時也沒有采取什麽措施。如果沒有別的政治運動，也許這份材料就像那個時代無數的外調函一樣，將被歲月塵封在我的個人檔案中，就像人體裏待機發作的癌細胞。但是不久“清查五一六”運動來了，廠裏大概正發愁在雲南這樣的邊陲地區，能查出什麽“五一六”分子？於是像我這樣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又恰好手裏有一點材料，就成了合適的運動對象，果真能查出一星半點可以跟“五一六”扯上關係的罪行，也可以作為運動成果向上交差。
那麽，為什麽不遠千裏派人調查、又部署了幾個月的那些活動在國慶節後無疾而終了呢？而且我注意到，廠裏“清查五一六”運動在傳達了林彪事件的文件後，並沒有完全停下來，我所在車間的李姓大學生並沒有像我這樣得到解脫。這就讓我懷疑那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材料跟林彪及軍隊有點關係。我在此前風聲日緊的那幾個月裏，一直在思索我給陳孝元的信中究竟有什麽文字可以讓善於捕風捉影的專案人員當作清查我的把柄呢？我在軍隊農場共十六個月，當時西雙版納同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遇到雨季道路塌方，郵路完全斷絕，所以同陳孝元的通信不超過十封，我逐一過濾了一遍，無非是講一些軍隊裏的生活，僅發現有一兩處犯忌的文字，其中比較“露骨”的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之後，我在信中提到新選出的二十一個政治局委員裏，有半數以上在軍隊任職，武官太多，文官太少了。如果上綱上線，這種文字可以解釋為反對解放軍，而“反軍亂軍”正是“五一六”分子的主要罪名之一。
可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後，林、葉和黃吳李邱六個軍人一夜之間垮台，這些話再擺到台麵上來，上綱上線到“反軍亂軍”的高度，就完全失去了基礎，隻會成為笑話，於是國慶前已經上了弦的箭頃刻折斷。有意思的是，近年看到黨史資料說：在1969年4月28日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選出了新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後講話說：“現在蘇修攻擊我們，……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裏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麽‘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總而言之，你們凡是不是軍人，都屬於‘官僚’係統就是了，所以叫做‘軍事官僚專政’。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人家怎麽講，就怎麽講。”毛的這番話，表麵上是引用蘇聯人的評論，是不是也透露了他內心深處對林彪及其軍人集團勢力膨脹的不安和警惕呢？如果真是這樣，那我當年的“妄議”就同偉大領袖“所見略同”了。
當然，這些都是我事後的猜想，那份出自安徽駐科大工/軍宣隊的某位成員之手、讓我在一年多時間裏惶惶不安的材料，今天或許早已被昆鋼的檔案部門送進廢品回收站，變成了紙漿，它的真實內容已經無法查證。重要的是，它再也沒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發生什麽不利的影響。那“第二隻靴子”雖然沒有掉下來，我卻從此得以高枕無憂地安睡。一年以後，我結了婚。不久，車間裏讓我離開了鍋爐班，到儀表組當技術員。又過了一年，廠裏從日本進口了一台電子顯微鏡，把我調到技術處去翻譯其英文的安裝和使用說明書。如今回頭看起來，我覺得，這一切向好的變化都是從半個世紀前的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開始的，雖然沒有證據。
我相信，有我這樣感覺的人不止我一個，雖然他們沒有像我這樣被一封調查信函日夜困擾，但是都能夠感受到那一夜之後，事情有了一點微妙的變化，借用毛的詩句來說，那就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廣播裏那些高昂的口號沒有馬上消失，但是聽得出少了一點火藥味，也少了一點底氣，沒有“最最”“最最最”這類極端用詞了。偉大領袖一邊發起批林批孔批宋江的運動，一邊又說“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即便是打倒，下手已經不再那麽重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一反他“一旦得罪，得罪到底”的戰鬥風格，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他內心裏是不是怕再激出一個“林彪事件”來呢？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以及全國人民——包括我在內——都應該感謝林彪，他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拒絕檢討，在“九一三”那天他和家人出走的決絕行動，等於向毛澤東宣告：“老子不吃你這一套！”這在黨的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這種魚死網破的衝擊削弱了毛推進文革的意誌，扭轉了文革運動的勢頭，以致毛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常感歎“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到了1976年的清明節，人們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用“秦皇的封建社會”來影射毛澤東時代。從毛的健康狀況來看，林彪事件後他大病一場，明顯地衰老，壽命打了折扣。他離世後不到一個月，包括他夫人在內的四人幫被捕，綿延十年的文革戛然而止。接著，大學恢複入學考試，無數困在農村和將要下鄉的知青走進大學校園，實現了改變命運的夢想。1979年，馬兆驥和蔡漢龍的錯案獲得了平反，雖然人死不能複生，但是至少他們的父母和家人不必再背反革命家屬的沉重黑鍋了。
三、我的覺醒年代
在中國實現無階級區分的社會是誕生於百年前“覺醒年代”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而實現無階級社會的手段是開展階級鬥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綱領（根據俄國檔案翻譯回的中文）的頭兩條是：“（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那以後的第一個五十年，這個黨在毛澤東帶領下，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鬥倒了黨外的敵人國民黨和地富反壞右、鬥倒了黨內的敵人高饒彭黃張周彭羅陸楊劉鄧陶，一時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回顧半個世紀前，我離開解放軍這座“大學校”，結束在那裏的“再教育”的時候，恰逢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五十年進入最後兩年。剛邁出進入社會的第一步的我，就遇到了相繼發生的兩件終生難忘的大事：第一件發生在底層，被稱為“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的兩個成員因為一起生產事故被送上了黃泉路；第二件發生在頂層，全國人民都誓言要“以鮮血和生命保衛”的兩位至高無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巔峰對決”，使其中一位革命家和家人的鮮血和生命拋擲在蒙古大漠之中。
這兩件大事把此前學校和軍隊灌輸在我頭腦裏的階級鬥爭教義震出了一條又深又大的裂縫，促使我思考：“階級鬥爭”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登峰造極：“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中兩個年輕的成員被鬥成了反革命破壞分子，由偉大領袖親自樹立的親密戰友和寫進黨章的接班人被鬥成了叛國投敵分子。報紙上還在天天宣傳最高指示“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而眼前的現實讓我產生了疑問：再鬥下去行嗎？
這就是我的覺醒年代。
鳴謝：本文在撰寫過程中，當年大學、部隊農場的同學和昆明鋼鐵廠的同事陳孝元、楊崇龍、莊真和劉雲仁，以及雲南文革史研究者周孜仁在資料的查證、記憶的確認或糾正方麵提供了寶貴的幫助，謹在此表示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