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為1972年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自互聯網普及以來，關於“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爭議就時常在網絡輿論中出現。有人認為那些感謝言辭隻是毛澤東的反諷、黑色幽默，還有的人則認為這是毛的真情流露、發自內心的真誠感謝。

那麽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將有關毛感謝日本侵華的原話摘錄，然後據此進行點評。根據人們收集的來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內的各種正式記錄，涉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共有七次，列舉如下（摘錄自維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第二次：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麵，另一麵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麵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麵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

第三次：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係和與政府的關係”“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2.毛澤東：“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3.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隻好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誌同誌。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曆史的辯證法嘛”。

注：其中使用內引號的“皇軍”、“好事”中的引號隻是後來將談話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的人所加。

這七次感謝中的毛表達的核心意思可以歸類為兩點，一是日本侵華促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團結、覺醒；二是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讓中共從得以走出困境發展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

對於第一點，爭議不算很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無論是現在中共官方的史學還是自由派反對派對曆史的評價，主流都認為抗日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民族認同的強化。共同的抗戰經曆、共同的受難史、共同的曆史記憶，都對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有著重要意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因此感謝日本的侵華、對中華兒女的殘酷虐殺。就像一個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災禍，但是堅強的走出來，並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種巨大成就，災難確實起到某種激勵作用，但是並不能歸功於災難、感謝災難的製造者。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創痛太深了，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沉痛的代價（不僅包括當時的付出，還有後來一係列的連帶影響）。對漢族、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某種激勵，根本無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價和一係列連帶影響。就像全球猶太人也是在納粹製造的大屠殺後才空前團結起來，並且實現複國，成為二戰後國際上不可小覷的一個民族和勢力。但是沒有哪個猶太人會因此說“感謝納粹”、“感謝奧斯維辛”。

何況，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的一係列建設，都已經在促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塑造、強化。民國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實質上的統一（隻有名義上的統一）和中央集權，但是無疑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尤其漢族包括海外華僑，普遍已形成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所以，沒有日本侵華，漢族、中華民族、中國，仍然會有足夠的團結和凝聚力、共同的認同和記憶，而且是一種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傷害後變得帶有屈辱性質的民族共同記憶。

因此，中國沒有必要感謝日本侵華對中國、中華民族的某種客觀上的正麵作用（何況這種正麵作用被其他更多更嚴重的負麵影響抵消，這個後麵再說）。毛澤東在這一點上表達感謝，並不是正確的行為，或者起碼說是不妥當的。至少，他應該同時指出日本侵華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對中華兒女造成的巨大傷害。但是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並不在乎這些。關於毛對日本侵華造成的傷害的態度，後麵還會再說。

第二點意思也就是毛最強調的感謝原因，就非常有爭議性，涉及到中共與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華的複雜關係，進一步聯係還涉及到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的三角關係，中共、國民政府、日本、美國（以及歐美諸國）的多角關係，關係到中共對中國、中華民族來說究竟是功臣還是罪人等曆史定位和是非評價，乃至中共執政合法性等重大問題。而毛澤東相關感謝言論的動機如何，就成為評價這些問題的重要參考。因此毛的感謝言論才變得如此敏感和具爭議性。

那麽，毛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才說出這些感謝日本侵華的話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換成其他人說那一定被認為是漢奸、“精日”的話，到底是一種反諷和調侃，還是真情流露呢？

對此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網民，都有不同見解。在前些年毛澤東被批的很臭的時候，人們多認為是真情流露，並以此貶斥毛。而最近幾年則幾乎一邊倒的認為這隻是一種反話、一種站在勝利者立場上對日本侵華舉動的諷刺。後者給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據說話的語境判斷意思”、“不要斷章取義”、“按常理推斷毛澤東不可能真心的公開讚揚日本侵華這麽大的罪惡”等，並通過汙名化認為毛相關言論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國民黨的粉絲）”來為毛開脫。

我認為，毛的話完全是真情流露，並不帶有任何反諷、調侃性質。而且，不僅是直言一種曆史事實，還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傾向性，真心實意的對日本侵華這一行為表示感謝（就像子女感謝生養自己的父母那樣的真心，或者說就像每個人平常在得到別人幫助之後那種真誠的感謝一樣）。

先說曆史事實。對中共來說，確實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他們此後的崛起和執政。我們來看看日本侵華及侵華前後中國的曆史事實，並分析中共與日本、日本侵華的各種聯係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與日本並沒有什麽明顯的正向利益關聯，相反對日本持相對敵對態度。由於中共當時作為激進主義政黨的立場，中共還經常發起反對包括日本在內列強對中國的殖民與侵略行徑的活動，例如抵製日貨、抗議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幹涉，並批判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在北伐戰爭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還在南京、濟南與日方發生衝突。國共決裂至抗戰爆發這段時間，中共也不斷批判國民黨方麵消極抵抗日本侵華的行為，強調武裝抗日。中共也經常以“抗日”為名進行各種反國民政府的活動，如在大城市進行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派遣軍隊以抗日為名挺進國統區（例如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和日占區（東北抗聯）以擴大勢力。但這一切行為對抗日本身並沒有多大幫助，抗日的絕對主力仍然是國民政府、國軍（包括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都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中共的一係列以反日為名的活動，更多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不過，這期間日本侵華對中共的興衰還沒太大影響。

但是後來，中共的命運與日本侵華發生了莫大的關聯。準確說，是日本侵華拯救了中共，並讓中共在起死回生後進一步擊敗了國軍、國民政府，最終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而且，此後的中共政權繼續與日本保持著緊密的利益關係，有著很強的共生性質，直到如今。

後麵的利益與共生暫且不表，先說說日本侵華如何讓中共起死回生並成為國家主人。

1927年國共決裂後，中共成為了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叛亂分子”，遭遇嚴酷鎮壓。而經過五次圍剿，中共於1934年喪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蘇區”，開始進行“長征”，成為“流寇”。中共將長征神化為偉大的行動，認為是“播種機、宣傳隊”，客觀上的確有這些作用（哪怕被誇大了），但是實際上就是狼狽的逃亡。在逃亡中紅軍不斷減員，還發生了各種內訌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紅軍陸續在陝甘寧一帶站穩腳跟，停止了長征。但是這並不是中共後來所說的“取得了偉大勝利”，僅僅是得到了喘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以及青海甘肅等地的回族軍閥部隊“馬家軍”，都參與到圍剿紅軍的戰爭中。雖然張學良等人圍剿紅軍並不積極，但是如果在蔣介石催促或者中央軍來援的情況下，中共完全可能覆滅。即便不覆滅，最多也隻會逃亡到蘇聯、蒙古，或者當時親蘇的盛世才統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紅軍西路軍的慘敗，也證明了紅軍當時的戰力已很虛弱，連在當時中國各軍閥中實力不算很強的馬家軍都不能戰勝。

就在中共處於困境、前途未卜之時，一場西安事變讓中共轉危為安，起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並向中共拋出橄欖枝。而西安事變雖最終以和平解決告終，但是和平解決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棄“剿共”，承認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並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國民政府統治下一個獨立的地方軍政勢力。

而西安事變及誘發的一係列事件，讓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國共合作、中國內部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國軍戰備（蔣介石為表示抗日意誌，隻得公開與納粹德國等國的軍事合作情況），都刺激了日本決定提前侵華，試圖在中國完成實質統一和軍力提升前擊敗中國。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爆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日本全麵侵華。如果說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還並沒有問鼎中國的希望（頂多隻是像其他軍閥那樣一個割據政權），那麽日本全麵侵華，則讓中共有了壯大力量、與國民政府競爭天下的機遇。

關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當下與未來》一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現摘錄於此：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複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隻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麵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隻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麵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複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麵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隻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複，黨員人數從穀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這些，還需要做一些補充。在抗日戰爭中，日軍對待國軍和中共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表麵看來，日本更加敵視共產黨，例如侵華的理由就是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及亞洲的擴散，扶持汪精衛政權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衛政權的“國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國”），日本還與德意等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實際上，日軍集中優勢力量對國軍及國府控製地區殘酷打擊，但是對中共力量則時常“輕拿輕放”（但這種“輕拿輕放”不包括中共統治區如抗日根據地的普通軍人、民兵、平民。八路軍、新四軍一旦被俘，往往必死無疑。而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們眼裏普通黨員和士兵都是棋子。他們在各種整肅中對自己人從不手軟，如何會顧惜這些被日軍殺害的黨員和士兵）。這固然和國民政府及國軍是日本主要敵人、中國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觀現實有關，也有日本方麵有意“區別對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軍對重慶和延安轟炸強度的巨大區別。重慶在抗戰中遭遇轟炸200餘次，死傷兩萬多人。延安則僅被日軍轟炸17次，傷亡近400人。而且，重慶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設施，延安卻沒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慶那樣有大山作為天然的防空洞（隻有一些土坯造的窯洞供躲避）。中共作為中國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對日軍有重大傷害，那日軍一定會想方設法鏟草除根，從源頭上摧毀中共的統治中樞（日本就多次試圖刺殺蔣介石）。但是日本顯然在有能力這樣做的情況下並沒有這樣做。日本方麵顯然在利用國共矛盾，通過默許中共的發展壯大來擠壓、削弱國民政府和國軍，分化中國的抗日力量。在日本敗相已露的之後，日本默許中共的壯大，更是在為分化戰後的中國鋪墊。

中共與日本在抗戰中的某種默契並不隻是猜測。根據日本學者一些研究（如築波大學教授遠藤譽所著《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中共方麵與日本特務機關有密切接觸並進行合作，如將所知的國民黨方麵的情報告知日軍，並與日軍達成默契消極抗日，以換取日軍默許中共擴大地盤，形成國、共、日三足鼎立。

總之，中共正是借著日本侵華，而得到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出力少、損失少，而得利多，地盤由小變大、實力由弱變強。國軍則是抗日的主力軍，國軍殲滅日軍人數占中國戰場殲敵數的絕大部分。但相比於1937年，1945年的國軍並沒有明顯變強，至少其發展壯大的幅度遠小於中共軍隊。更重要的是，日本侵華讓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幾乎毀於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暴行也讓許多民國精英遇害（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那次起義犧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30萬，其中不乏各方麵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為精英的金陵大學、中學青年學生），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也被打斷，極大的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實力和威望。這就為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提供了條件。

日本侵華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止於此。以上那些“幫助”更多是通過對國民政府的破壞，讓中共取得相對的提升優勢。而事實上，還有日本侵略者對中共的直接幫助。1945年日本投降，國共都在爭搶接收日軍留下的武器裝備及其他遺留物資。雖然從客觀結果看，國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軍物資，但這些接收對提高國軍實力作用並不大（因為那時國軍中的中央軍裝備已經不亞於日軍）。還有，除蔣介石一度聘請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顧問、閻錫山收留萬餘日軍訓練本部軍隊和進行守備工作外，其他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悉數被國府遣送回國。而且蔣介石收留岡村寧次、閻錫山收留日軍，對後來國共內戰勝負影響十分有限。

而中共則情況則相反。中共在抗戰接收中雖處於相對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讓中共實力大為增強。對於裝備落後的中共來說，接收的日軍裝備如同雪中送炭。最關鍵的，是中共在中國東北的相關接收。在駐東北的蘇軍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間接（從蘇軍手中）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遺留的大批武器裝備，包括數十萬枝步槍、2000多門大炮及大量彈藥。此外，中共對除被遣返外的日軍及日本技術人員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有12000-33000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衛生、軍工、軍需方麵的人員為主。這些人不僅為中共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軍（尤其遼沈戰役的勝利）立下重大功勞，還成為中共建政後軍事經濟文化（例如由滿映改造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就有日本技術人員）建設的重要力量。

縱觀抗戰及抗戰前後的曆史，可以得到明確的結論：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後來對中國大陸全域的獨裁統治。而且，這樣的影響，並不純粹是一種客觀的後果（即日本侵華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勝利），其中還有明顯的日本和中共方麵主觀的勾兌、合作。（雖然並不是說日本侵華就注定讓中共崛起和執政，中共自身的奮鬥和其他曆史機緣的影響也很重要。但是沒有日本侵華這一環，中共就不可能有後來那些成功。就像複雜儀器有多個重要部件，雖然並不是隻要一個部件就能運轉，但是沒有那一個部件一定不能運轉）

這樣的曆史事實下，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也就順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實了。毛所說的“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等，都是大實話。那些辯解說“要了解毛澤東感謝日本的曆史背景”的，這些就是背景，這樣的背景證明了毛感謝日本是順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這樣的曆史事實，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言論辯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辯解理由。例如，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這麽直白露骨的說這樣自揭其短、違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因而又找出各種理由為之辯解。這也是許多初次看到相關言論者的疑惑。人們對毛澤東說的這些出乎意料的坦誠、直白、不顧日本侵華災難受害者感情的言論，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所以以為很可能是反話之類。

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麽是對毛澤東不了解，要麽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澤東的性格，尤其建國後他的一係列言行，就明白毛這樣說話一點不奇怪。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人，不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現在世界上許多接受係統教育和規訓、非常重視“政治正確”而生恐失言的領導人。毛澤東本來就個性鮮明，不喜歡受各種政治規矩、倫理道德的約束。而在他成為統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擁有絕對的權力後，變得更為肆無忌憚。無論他說什麽，其他人都不可能對他的權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戰。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表最真實的個人想法。

毛澤東不僅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發表如此驚人之語，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會發表令人錯愕的言論。在此摘錄幾條：

1.“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此時反右運動已進行一年，大批知識分子被勞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毛在1959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化”也顯露失敗跡象時說的話。毛澤東長子毛岸英死於美軍轟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幫打傷而精神殘疾）

3.“我喜歡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對歐美的外交中，毛的確更喜歡與強硬反共但務實的右派政黨（如美國共和黨、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尼克鬆、戴高樂）交往，不喜歡重視人權和各種普世價值的左派。然而毛澤東在建國後一直在國內“反右”，尤其1957年後至1976年毛澤東死前，國內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瘋，沒人敢以右派為榮，誰也不敢說右比左好）

以上這些言論，根據其現實中的行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這些言論是在自承罪惡、自曝其醜、自承雙重標準。這些話是在反諷嗎？是一種調侃或者說幽默嗎？並不是。毛澤東說這些話，一是因為他毫無顧忌（不需要像民主國家那樣擔心被民眾和反對黨批判），也沒人敢因此指責、糾正他，所以有恃無恐、越發放縱。二是因為他想以此來展示一種坦誠、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實想法說出來，哪怕說出來會令人驚訝錯愕），並且願意為表現這種坦誠、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來說不宜明說的主張、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華問題上，毛也是這樣的心理和動機。當然，並不排除毛希望通過這樣真摯、親日的言論爭取日本對中共政權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說這些話主要目的並不是尋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有辯解者說要“了解毛澤東的語言特點”，而根據毛的語言特點及個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實意感謝日本侵華。

如果僅從日本侵華對毛澤東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影響，那毛和中共的確“應該”感謝日本。但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他們之間的“感謝”就是災難。不僅日本侵華本身給中國帶來了那八年的慘痛巨禍，也打斷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無論是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榮，以及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都被日本侵華無情切斷。因日本侵華而起死回生並執政的中共，將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海外華人的命運，都帶往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讓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曆史的發展因此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