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誌還說：“有些人別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別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報。”
1981年9月12日，我到西安居住在長樂西路安仁街21樓。為了“保密”，公安部門要我改名為邱季龍。在1982年之前，鄰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兩年時間，知道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大家都稱我邱老。
戰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幹部子弟，他們都想認識我，也想見見我。原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桂紹忠的兒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軍醫科學院的造反派鄭洪泰，奪了軍醫科學院的領導權，把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並強迫他們勞動改造。1967年5月底，我向軍委報告，經請示葉帥、聶帥批準，立即決定對軍醫科學院進行軍事管製，鄭洪泰停職反省，院長桂紹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並恢複工作。
小桂是四醫大的研究生，1982年回北京過春節，把我在西安的情況向他父親說了，他父親說了一句話：“有機會可以看看他。”在當時嚴酷的政治情況下，這句話也是值千金的。
1983年6月一個下午，我外出散步後往家走時，小桂在我的後麵一個箭步走上來對我說：“我是桂紹忠的兒子，現在四醫大讀研究生，我來看看您。”小桂自從上了我的門之後，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來我家一次，他常買些東西，自己動手做飯給大家一起吃，實際上是在幫助我。
小桂給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讀的書就是他從學校的圖書館一次一次帶來的。我在西安進過兩次電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著我去的。小桂一直把我當成尊敬的長輩，當成老革命看待，這給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說：“您倒台了但您的影響還是存在的。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軍特別是後勤係統對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對你不懷惡意的人都說，你在主持後勤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工作，後勤戰線在全軍的威望最高。1967年3月30日周總理在總後機關幹部大會上指出：‘邱會作同誌是我軍最好的後勤部長’，總理的話，代表了全軍共同的看法。總後機關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對邱部長的並不多。”
小桂說，我們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認識邱部長，大家在閑談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長保重，長壽!”
意外來客
一天晚上約7點鍾，有人敲我的門，進來一個紅光滿麵的“老頭”，坐下後他反複問我認不認識他？然後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可能認識我啦，我是平津戰役時你的俘虜呀!平津戰役時，我們去收容所之前，你給我們講了話，有一句話對我終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觀，努力就有前途’。我聽說你現在很困難，我也沒有什麽思想水平，隻想用你過去教育我的這句話來回贈給你。”我除了謝謝他也無言以對，臨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漿送給我。
客人走了以後，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動了，可能這件事對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難忘的征戰歲月。平津戰役，炮火連天，我四野八縱三分鍾突破民權門，第一個衝占金湯橋……。我作為縱隊政委給敵人俘虜講話……可我現在卻在困難中求生……，一切都顛倒了。
催人淚下
胡敏（邱會作妻子）出身貧苦，十三歲就在陝西省立醫院做工。醫院有一對老夫婦都是醫生，但他們沒有孩子。這對夫婦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勞乖巧，就收養了她。這對胡敏來說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溫飽。老兩口還教她識字，介紹她去當護士。1936年胡敏在醫院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掩護過省委書記崔廷儒。1937年抗戰爆發後，胡敏參加了抗日醫療隊上了前線。臨走前並沒有給老兩口講，是偷偷跑掉的。事後老兩口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刁難。
人生滄桑，幾十年後胡敏又回到了西安，她是從這裏參加革命，反而作為反革命回到家鄉。她一生都惦記老兩口，解放初期有過聯係，因為工作忙一直沒有見過麵，文革中又斷線了。到西安後經多方打聽老兩口還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級的專家。胡敏去拜謝時，進門就給老兩口跪下了。胡敏說：“我是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天來拜恩，同樣，出於感謝你們的恩情，今後不能再來了。”老兩口愛憐地拉起胡敏，三個人都在落淚，臨走前他們留下了電話並送給胡敏500元錢。胡敏哭著到了郵局把錢寄回並留言道：知恩不能報，全做無此人。
戰友情誼
我的一生，除了公敵之外並無私敵。在革命隊伍內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堅決反對造反派之外並無仇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我同上級、同級、下級都結下了友誼。我流放到西安後，來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戰友到西安來，都要到我的住處來看我。
原中央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是我的同鄉。我們在長征的途中相識，到了陝北之後，見麵的時間多些，解放之後在業務上的聯係很多。我們是老戰友，他對我很尊重，很關心。
趙來西安是搞陝甘寧邊區解放戰爭時期的軍糧供應資料，準備寫一本軍糧供應的專著。他隻知道我在西安，但並不知道住址。為了要見我一麵，他一到西安就打聽我的住址，但市糧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麽地方。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體地方，市糧食局派專人到省公安廳才搞清楚，並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問清了我住的樓號和門牌號數。
一天下午，趙副部長在糧食局的工作人員和他的秘書陪同下，突然來到了我的住處，當時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趙怕我激動，一進門就說起笑話來。他觀察到我還平靜，我們才開始談話。
趙說：“我到西安來搞點資料。既然到西安來了，一定要來看看你。有一次開會後胡耀邦同誌把我和張永勵留下說，你們有機會見到姓邱的，告訴他：‘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要向前看。我認為我們的黨不應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這麽大（兩臂張開），多團結一些人總是好的。
這個意思你可告訴他本人。’耀邦同誌還說：‘有些人別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別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報。其實，很想發他們幾個的財（即給我們落實政策，在幹部群眾中贏得更好影響）。’”趙說：“今天，就把話當麵向你轉達了。”
孔瑞雲是原山東省軍區司令員，是福建的老革命。整個解放戰爭我們都戰鬥在一起，他是四野八縱的後勤部長，我們的革命情誼是很深的。他路過西安，決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體地方，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後來就幹脆到長樂西路派出所去問我的住處。
派出所的人聽他的口音和派頭就知道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孔說：“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領導，除了看看他之外，還要看看他有什麽困難可以幫助他。我們是一起出生入死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人啊!”
派出所長說，我心裏想的也和你一樣。所長不到五分鍾，就把老孔領到我的住處來了。
孔瑞雲一進門就給我敬了個禮，然後緊緊抱住我不肯鬆開，我激動得也掉了眼淚，他說：“我們來看看你。今天我來看你同過去看你，在我們心裏是一樣的，你永遠是我的老首長!你不要難過，要高興!你要是難過，我們就更難過，你的許許多多老戰友，老部下，都很關心你!”
我聽了老孔的話，心裏有很多的話，都說不出來了。由於老孔找我花的時間過長，上火車的時間快到了，我們談的時間不很長他就要走了，臨走時，他給我留下幾百塊錢和糧票，我們互相熱淚盈眶地分手，我心裏的痛苦隻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戰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亞帶他來看我的。他一進門也是緊緊地抱住我，他說：“你過去是我的老首長，現在還是我的老首長!”我們談到了很多，從戰爭年代一直談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動地雙雙落淚。老戰友的真情和友誼對我在困難時期支撐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區順義縣衛戍區警衛三師師部關了五年又三個月，防化H副連長同我相處了三年多，整個警三師對我都是關心和敬重的，同樣，H副連長對我也是關心和敬重的，這給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來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個看管你的人，還能來看我，而且是在公審之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們相識是因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從我身上得不到一點“油水”，他能關心我，這是為什麽？我想了很久，就是我們都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的人民解放軍。我對H副連長是感激的，佩服的。
真情實意
1992年我來到北京，張震和段蘇權知道後都看過我還請我吃了飯，之後段蘇權還多次看我。張震在國防大學請我吃了飯，他自己帶了一瓶茅台酒，並對管理人員說：“我請我的老同學吃飯。”為什麽是老同學，我真是不得其解，張震說：“我們是抗大的同學嘛!我們是一個隊，一個支部。”我笑了起來，他這個理由想得好。席間，張震對胡敏落實政策很關心，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對搞株連。
他們對我的老伴落實政策都盡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動。胡敏的戰友經常來看她，很多人都問寒問暖並給胡敏錢和糧票，給胡敏買衣服，胡敏每次都熱淚盈眶。段蘇權對我的關心，使我非常感動。我當時住在大兒子家裏，他幾次驅車來到寒舍看望我，說了很多關心和鼓勵的話，他還把我接到他家裏去敘舊，我對段蘇權同樣是感激的。
這一生使我永遠感激的是我的老戰友張文。張文同誌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一生都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黨的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戰役以後，解放軍大舉南下，她愛人就犧牲了。她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艱辛，日子過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們兩家常有來往，但在那個年代，都是依靠組織，互相並沒有多少關照。
“九一三”以後，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兒女無處可歸，尤其是我的小女兒，更是無人照顧。在我們全家最困難的時候，他對我們的幫助是很大的，她收養了我的女兒京京，我的幾個兒子到北京，沒有落腳之處，都是住在張文同誌在家裏，她自己並不寬裕，但是她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給我的孩子吃，對他們問寒問暖，非常關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溫暖和慰藉。她的身體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頭，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遠都感謝和懷念老戰友張文同誌。
1992年我搬進了省委幹休所，並由省老幹局管我，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費也有所增加。1999年，幹休所還給我買了一輛紅旗車用。幹休所李所長，還有老幹局的文處長對我的生活十分關心，幾乎是有求必應，我們不吭聲他們也主動關心我們。我幾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幹休所的醫生、財務、司機及所有工作人員都對我尊敬和關心。
幹休所還專門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還找到了當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窯洞，我們站窯洞門口，望著熟悉的寶塔山和遠處延綿起伏的一道道黃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熱淚奪眶而出。
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兩萬五千裏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產……。我對老伴說：“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陝西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麽能認識呢？我們共同革命，共同患難，為革命獻出了畢生，有這一點就夠了。榮辱都置之度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