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介石（前排右二）任偽滿“駐日大使”期間曾回台灣參觀新竹監獄）
01 家世背景
我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於彰化二水。原本公學校畢業後，有意為人師表，不料參加師範學校入學考試時．雖以高分通過筆試，但卻因口才不好（日本た、だ，ら發音不清楚），在口試中被刷下來，後來公學校的校長就勸我投考台北工業學校，因此我考上二年製機械科，雖然不是天資聰穎，但從小到大都是拿第一名，工業學校的獎學金也拿了好幾個，畢業時得了州知事獎，由於當時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教育，所以在台北工業學校就讀的台灣人，約隻占學生總數的一成。
畢業後，我曾在三機工業株式會社台北分社工作，不久就去考日本文部省專科學校檢定考試，且幸運地通過，此檢試就如同現在的普考，之後就派往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即今台北機械廠鬆山機廠）工作，擔任技術方麵的職務。
在十九、二十歲時，因逢「台灣政四十周年紀念」，有幸在紀念會場上看到謝介石的風采。因而種下我日後去「滿洲國」的因素。當時謝介石是以宣統禦派駐日大使的身分回台參加慶祝大會，會後並視察台灣政情。
因為謝介石是代表滿洲皇帝參與紀念會，台灣總督府奉謝介石有如日本皇室般尊重，那種排場不由得令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感慨，從此一心隻想效法謝介石般出人頭地。
由於自認待在台灣並無任何前途，因為連台北工業學校畢業的日本人，也都要待上十年以上，才能升官，所以我決定到日本去念書。遂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赴日本東京的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因為當時想在仕途上求發展，必須要有法律學的資曆背景。
日本大學位於今東京千代田區西神田（按：明治二十二年創校，時稱日本法律學校，明治三十六年改為日本大學），屬於四年製綜合大學，必須通過考試才能申請入學。那時為了加強我的實力，於是白天去念法律，晚上就去東京外語學校修習兩年的支那語（北京語），以備日後所需。
大學畢業以 後，因故又回到日本三機工業株式會社東京總社的礦山運輸機械設計課當工程師，因曾有過工作經驗，所以薪資比剛畢業的日本人多了五元，每月有九十元。 待了一年多後，會社有意派我去大陸分社工作，但一來我對大陸並不感興趣，二來認為這工作並無前途，所以才去參加「滿洲國」的高等官考試，沒想到一向隻錄取一、兩人的高等官考試，我居然是其中一人，由於高等官考試及格者須馬上派赴「滿洲國」的大同學院受訓，遂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前往「滿洲國」大同學院受訓一年。
02 「滿洲國」時期
（一）大同學院
大同學院是日本代「滿洲國」訓練高級幹部的地方，亦如現在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欲進入大同學院者須通過高等官考試，考試項目包括行政法、法律、經濟學及外國語，滿洲人可選考日本語，台灣人可選考北京語，在「滿洲國」剛成立時，大學畢業者無須經過高等考試，即可進入大同學院，如黃千裏即是一例。
技術人員則無須考試即可升級。所以如林永倉、孫運璿都是如此進入大同學院。當時台灣的錄取名額是一年隻有文官及技術官各一，醫官亦是如此，如文官欲升上外交官，則必須通過大同學院的學期考及畢業考考試，才有資格考外交官，所以算起來總共要通過四關考試，才能如其所願。
由於戰時縮小編製，所以大同學院一期約隻訓練一百多名學員。在受訓期中，我們必須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地，學習如何射擊及騎馬，這使得來自台灣的學員，都大喊吃不消。例如騎馬一事，常常是騎得上去，就不知何時才能騎回來，不停地被馬修理，摔得四腳朝天。
有一位自台灣來的黃姓醫官，因無法適應，遂自動要求退訓。原先在「滿洲國」從事醫生行業的人並不多，所以很需要外來的合格醫生，因此就有很多台灣籍醫生在那開業；但若要進入政府部門做事，仍須通過高等官考試才行。
由於「滿洲國」的行政運作並不是很上軌道，所以一切任官資格均以考試為標準。對任用人員，並無任何黨派及種族之分，因為「滿洲國」立國的宗旨即是五族協和，就是滿、漢、日、朝鮮、蒙古五族協和，以反共為標的。
我是大同學院第十四期學員，那年與我同期的有粱肅戎、林永倉（後來曾擔任台北市工務局局長）等人。梁氏是去接受法官訓練，至於傳說有人告梁氏曾做過漢奸，而他辯駁自己是如何在東北抗日一事，那是滿洲人去檢舉的啦，這那能算是漢奸，但也不能因此說自己是在抗日。
說一句老實話，當時在滿洲從事公職的人，都不能說伊是漢奸。所以在抗戰勝利 後，政府也宣布： 淪陷時期留在東北與台灣等地的人，均不能視為漢奸。
來「滿洲國」之前，對這裏的一切頗感忐忑不安，因此透過親人在陳逢源銀行內工作的關係，拜托陳氏帶我去台北的下奎府町見許丙，再由許丙寫介紹信去見謝介石，因此在受訓期間常到謝介石家走動，謝氏住在新京的四馬路，很喜歡打麻將，每次的賭注都下得很大，所以家中常聚集了很多人陪他賭博，但這些人不乏是想藉打麻將為名，實則賄賂升官地送錢去給謝氏當賭本，他們常常故意地輸錢，以博取謝氏的歡心。
當時和我比較有來往的台灣友人，包括有吳金川、楊蘭洲、黃千裏、高湯盤及黃烈火等人。吳金川是我出差到新京（長春）時必訪的友人，他當時任職於滿洲中央銀行；而高湯盤則在通化的銀行擔任經理；黃烈火則好像在所謂的「生活必需品組織會」中擔任委員，那是一個有關物資發配的組織；至於與黃千裏的關係，是因黃千裏為大同學院第二期學員，再加上彼此為台灣人，所以還頗為熟稔。
黃太太當時也在滿洲， 後來聽說被炸死。 說起來，滿洲人很自私，因為阜新市的煤是無煙煤，品質很好，他們不想讓日本人利用，故常在煤礦坑內放置炸彈以破壞礦場；而滿洲人也知道阜新市如此多事，因此都不曾派自己人去做市長，後來黃千裏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派任市長，然而在戰後卻發生煤坑爆炸事件，使黃太太不幸喪生。
（二）任職錦州省與奉天省
大同學院受訓半年後，因考慮南滿的氣候比北滿溫暖，遂要求結業後到錦州省政府實業廳服務。實業廳宛如現在的建設廳，專管經濟事務。當時滿洲人王瑞華當省長，負責宣傳反共。
猶記得當時因工作所需，須時常來往冷口警署之間，但當地時常有八路軍從冷口摸進來偷襲過往行人，所以就會要求政府從熱河派兵護送我們進城，而當地的副縣長也需要經常率隊去討伐八路軍，但常常反被修理回來。
台灣人在「滿洲國」當法官的有陳茂經，當時「滿洲國」人常常以行賄來打點一切，陳茂經曾碰過一位想要打通關節的滿洲人，私下送紅包給陳氏，不料反被陳氏丟出來，那位滿洲人心想可能陳氏嫌這個紅包太小，所以不願接受，因而下次又送了一個大紅包，結果又被陳氏警告如果再來賄賂，就要把他關起來，這才製止滿洲人的行賄行為。
年餘之後，我又被派往綏中縣政府經濟科當科長，這是正式派任的事務官，與委任官不一樣。負責管理山海關的貨物進出，當時山海關為天下第一關，不能隨便進出，因而所有過往商旅的通關與否，都需我來簽發通行證。
在這段期間經由友人遊氏貴在東京介紹，認識內人陳碧霞女士，她是宜蘭羅東人，清朝協台陳輝煌的孫女，第三高女畢業後在故鄉羅東當教師。不久即以三千六百元的聘金迎娶她到東北。
我在綏中縣服務一年多，又被調到奉天省政府經濟廳服務，主掌金融、統製經濟。那時候「滿洲國」的副省長職位通常都是由大同學院出身的日本人來擔任。「滿洲國」的官員並不限種族，有日本，朝鮮、支那、滿洲、蒙古等族，但是隻有間島省（滿韓邊界）一地的省長卻限定為朝鮮人。
當時東北采用「統製經濟」，所有的物資，不論是日本會社，或一般人的物資都是用配給的。大宗糧食則一律送回日本本土，記得當地的配給製度共分為三級：第一級日本人和台灣人，配給品——米；第二級朝鮮人，配給品——粟；第三級滿洲人，配給品——高粱，有時高粱不足，就將豆餅碾碎配給。
同樣的職務日本人在「滿洲國」的薪資約是在日本本土的三倍，事務官在台灣的薪水也隻有一百元左右，但我在這卻領了四百二十元。當時滿洲采取銀本位，滿幣與華北的幣值比是一比一，但「滿洲國」的物價卻比關內來得高。豬肉為每月配給，糖則每年四大節日（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秋節）才有配給。
在這裏也可吃到台灣運去的蔬菜如茄子，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茄子，外形圓圓大大，像個厚實椰子似的。平時的配給米一斤是五角左右，但是在戰爭後期，黑市價則賣到高達一元以上。由於我部是領配給維生，所以對戰爭前後的物價差別，並無太大的感覺。
婚前，我每年都會搭乘長山丸回台省親一次，通常日本人與台灣人的省親假是一個月，約在新曆年底至舊曆年初期間，由於尚處於戰爭時期，船隻甚怕在航行途中碰到魚雷，所以船隻都先繞道大連、溫州再到基隆，這樣經過一天一夜以上才到台灣。
當時去滿洲做事的台灣人大都是大學程度，有的甚至是醫生或通過高等官考試者，因此在文化與知識上都勝於當地人。記得當時「滿洲國」的「六法全書」為林鳳麟和歐陽餘慶兩人編的，比日本的六法還要進步。
因為他們兩人將中國六法全書與日本法律合並比較，留下適合「滿洲國」的條文，去除不合時宜的部份，所以是一部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全書，但台灣人對滿洲人並無任何歧視，所以滿洲人對台灣人印象不錯，不過他們卻很害怕日本人，因此隻要在街上相遇，就會屏息快步通過。
所以在日本宣告戰敗後．他們對仍留在滿洲的日本人或改日本名字的台灣人，常常給予毆打等報複行為。
03 日本投降
在戰爭期間，我仍留滯於省政府，此時日本人多被徵去當兵，省政府也沒幾個人在工作，遂被任命代理副廳長，處理所有事務。雖然我們在當地曾多次模擬過防空演習，滿洲也遭受過兩次美機米格二九對奉天與新京兩地的空襲，不過並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失。說起來在東北的日本人是幸運的，因為當時台灣幾乎天天都有空襲，天天被轟炸。
戰爭到了末期，我並沒有考慮未來的情形會如何，隻知道上麵要求我帶了一千多名省府員眷，趕快疏散至關東州的瓦房店，此地離大連並不遠，由於年輕的日本人都去當兵，隻剩下三千多名老弱婦孺，於是我和內人抱著才生下沒幾個月大的兒子帶著大家住到日本小學校去。
在日本投降那天，大家毫無頂感，隻想著戰爭那麽久，生活太苦悶了，需要鬆弛一下心情，所以就集合大家跳土風舞以解鬱悶！當時內人負責教大家跳舞，她找了一個日本小男孩和他一起跳。在跳到將要結束之際，突然聽到有人大叫：「日本投降了！」當時大家都呆住了。內人心裏亦恐懼萬分，因為大家早就有所協議：「隻要日本一投降，大人就先拿刀將小孩刺死，再切腹自殺」。
雖然我們是台灣人，也沒改成日本名字，似仍隸屬於日本人管轄，若真有人拿刀子自殺，內人也不敢不從；因此緊張地察看四周有誰會先去翻動行李，拿出小刀，因為一想到可愛的稚子，就於心不忍，手腳顫抖，眼淚也隨即撲簌而下。
就在此時，忽然聽到有人大喊：「不可以殺小孩！」我們心上的石頭才陡然落地，整個心情也都放鬆下來，心想：「還好，我們全家人終於可以活下來了！」不久即告知我們：你們是台灣人，可以先回奉天，於是夫妻倆就帶著小孩、行李，大包小包地離去。盡管我們從收音機上知道廣島與長崎已遭受原子彈的轟炸，但是並未料到日本會那麽快舉手投降。平心而論，我覺得日本人對建設「滿洲國」，確實下了一番工夫，「滿洲國」的製度與建設方麵，樣樣都很前進。但是這一切卻隨著蘇聯軍的到來而摧毀殆半。
雖然待在「滿洲國」的時日並不長，但對那裏的風光仍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那天氣的嚴寒，是久處亞熱帶的人所無法想像的，盡管晚上臨睡前睡炕內的煤炭燒得紅紅的，躺在上麵仍須蓋上兩、三件棉被，被窩內尚要放置幾個熱水袋，以防半夜被凍醒。可是，明早一起床，仍然會發現棉被上結著一層薄薄的霜，如果要喝冰水，隻要把一杯熱水放在窗外幾分鍾，即成一杯冰飲料。
我們日常宴客都喝高粱酒或蘋果白蘭地。買來的肉品，根本無須冷藏，放在地窖內自然就會結冰，山東大白菜也可以放上大半年，不會腐壞。平常也沒有什麽娛樂，偶爾會打個麻將以打發時間。到了春天，我們就會出去看農人邊踩水車邊唱歌。
至於穿，我們是穿滿洲政府的製服，它有點類似中山裝的協和服，但口袋可不像中山裝那樣大，可以裝那麽多的紅包，因此中山裝的口袋俗稱「中山袋」。官帽則與當時日本兵戴的軍帽無異。
在行的方麵，蘇聯的火車，使我記憶非常深刻，有一次因出差須搭火車到邊界辦事，到了火車站，才發現欲乘坐的火車早已到站，心想這次怎麽那麽準時，一問站務人員，才知道這是上禮拜應開來的火車班次。
我曾遊曆過蒙古、黑龍江、哈爾濱、北京等地，甚至遠達西伯利亞與黑河之交界處。「滿洲國」曾允許黑龍江省政府可以公開地設立賭場，以便讓那兒的伐木工人，有一些娛樂，可以轉移注意力，免除思鄉之苦。此外，當我們由當地人員陪同遊玩時，他們會用堆得像座小山似的鯉魚生魚片請你品嚐，雖已過了這麽久，但我仍忘不了當時那種鮮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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