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鋼憲法的曆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

來源: 華崢嶸於 2021-09-13 13:27:35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9395 bytes)

鞍鋼憲法的曆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

　　高華

　　原載香港《二十一世紀》二○○○年四月號。第五十八期

　　近幾年海內外某些學人似乎有一種新的研究趨向，這就是主張重新發掘毛時代的「積極¤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資源，用於指導當今的中國改革。崔之元提出，「隻要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確有許多有待發掘的積極因素」，他並認為，鞍鋼憲法即是體現了「以廣大勞動人民取代少數經濟政治精英對社會資源的操縱」的「經濟民主」的重要範例。在讀到這些論述時，我是狻為驚訝的。我對這些學人提出上述判斷的事實基礎是否確切有很大的疑問，我認為彼等將某些概念從具體的曆史事實中剝離開來，再賦予這些概念以「政治正確性」的判斷，已和當年的曆史事實大相逕庭，對鞍鋼憲法的新詮釋就是這類以理想化的態度看待過往經驗的一個突出事例。

　　一

　　談起鞍鋼憲法，人們自然就聯想到那個「兩參一改三結合」。從60年代初開始，鞍鋼憲法已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緊緊聯係在一起，然而「兩參一改三結合」並非由鞍鋼首創，早在1958年大躍進初起階段，鞍鋼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幹企業就已經初步「創造」出這個經驗，並於1958年12月形成「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 月，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將「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概念賦予鞍鋼，並把鞍鋼在大躍進期間實行的以政治掛帥為核心內容的一套做法譽為「鞍鋼憲法」，這才使得鞍鋼獲得「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發明權，從而被認為是毛澤東找到了一條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的批示使鞍鋼憲法聲名遠揚，但那幾個最先發明「兩參一改」的企業則早已被人們遺忘。今天研究鞍鋼憲法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的海內外學者又何嚐知道，在他們的書齋生命力持久的「兩參一改」，當年卻是由一個百餘人的公私合營的濟南小廠──成記麵粉廠最先創造出來的。當時該廠還有另外一項創造──由老工人王學銳製成的小麥脫皮機的經驗，與「兩參一改」合稱為「兩項經驗」。

　　由濟南成記麵粉廠最先產生的「兩參一改」，原先主要是一個精簡幹部、提高生產效率的措施。成記麵粉廠原有幹部、職工共138 人，開展「兩參一改」後，取消了所有脫產幹部，全廠幹部職工人數也被精簡為119 人。該廠的「兩參一改」具有十分質樸的特色，幹部參加生產僅是做生產輔助性勞動，幹部下車間勞動主要是頂替那些請病事假的工人。此舉僅是著眼於提高生產效率，並沒有被上升到「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高層次，更沒有人已意識到這個由他們創造的新經驗不久將被視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新模式。

　　成記麵粉廠的「兩參一改」被推出後，很快，陝西慶華工具廠的「兩參一改」經驗也問世了。與隻有百餘人的濟南成記麵粉廠不同，慶華工具廠是一個大型國營企業，該廠是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至1958年，仍有蘇聯專家在該廠工作。慶華工具廠推出的「兩參一改」不再是成記麵粉廠的幹部頂班勞動一類低層次的「生產中心主義」，而是破除了在產品質量上的「右傾」觀點，大膽地向蘇聯專家確立的工藝流程開刀，從而煥發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的時代精神，與大躍進的主旋律完全結合了起來。

　　陝西慶華工具廠對「兩參一改」的充實和發展，使得這個先進經驗日趨成熟。到了1958年12月，「兩參一改」已正式上升到「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更高層次，首先貫徹這項經驗的是重慶長江電工廠。從1958年上半年開始，重慶長江電工廠就開始推行「兩參一改」，至11月，廠黨委根據放出的30，700 多條建議和意見，製訂了「徹底推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麵落實幹部參加生產的措施，將原先占全廠職工總數8%的幹部下降到3%.

　　從濟南一個百餘人的公私合營小廠孕育出的「兩參一改」，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發展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事實證明，它是毛的主觀理念強力引導和催生的產物。1958年，毛號召政治掛帥、破除迷信，兩條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動下，全國各大中企業全部廢棄一長製，改行「黨委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在工廠管理方麵，則是大破蘇聯專家確定的生產工藝流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組織生產。一個「兩參一改三結合」，一個「黨委導下的廠長負責製」就成了毛對蘇聯模式的突破，正因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具有如此鮮明的毛的個性色彩，蘇聯方麵立即表現出不快和排斥。

　　蘇聯專家對大躍進期間工人技術革新的¤值極表懷疑，陝西某廠工人在短期間提出幾十萬條合理化建議，蘇聯專家無動於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搖頭」，他們認為中國工人的合理化建議大多是為提而提，流於形式。蘇聯專家根本不相信，中國工人自行檢驗產品可以保證產品質量，他們對中國報紙上宣傳的「提高工效幾萬倍」更是嗤之以。

　　蘇聯專家和在華的蘇聯人對中國方麵賦予「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巨大意義也極不以為然，他們根本不認為此舉有助於消除「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針對蘇聯專家的懷疑與指責，有關部門進行了檢討，得出的結論是：專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國同誌「對專家的政治工作沒有政治掛帥有關係」。饒有意味的是，大躍進時期，在鞍鋼的蘇聯專家的意見卻不多，難道鞍鋼在大躍進的高潮中置身於外？

　　二

　　在50-60 年代初的中國大型企業中，鞍鋼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大慶油田以後取代了鞍鋼的地位），堪稱是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龍頭老大。1949年8 月，應中共中央的請求，斯大林派出數百名蘇聯專家隨秘密訪蘇的劉少奇抵達東北，其中大部分的蘇聯專家被安排在鞍鋼。

　　「一五」期間，是鞍鋼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共中央出於加速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安排，把鋼鐵等重工業列入國家經濟建設的頭等重要位置。在蘇聯專家的全麵指導下，鞍鋼係統地引進了蘇式工業管理模式，成為新中國的鋼鐵生產基地。

　　蘇式工業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實行一長製，鞍鋼所屬各個廠礦全麵落實了一長製的經驗，並相應建立起總工程師、總工藝師、總化驗師、總檢驗師、總會計師的製度。由於鞍山市的主體部分就是鞍鋼，因此，中共鞍山市委書記同時兼鞍鋼黨委書記和經理，在黨的關係上，鞍山市委和鞍鋼黨委直屬中共遼寧省委導，但北京的國家計委、經委、建委和國務院的冶金部都對鞍鋼有十分具體的業務指導關係。

　　在整個50年代，鞍鋼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種象徵，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藝家選擇鞍鋼作為他們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鋼落戶十年，掛職於某鋼鐵廠任黨委副書記，於1959年寫出配合政治鬥爭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四川作家艾蕪也長期在鞍鋼體驗生活，並寫出長篇小說《百煉成鋼》。今天的人們也許早已遺忘了這些作品，但它們卻是那個時代鞍鋼生活的某種寫照。

　　1958年，北京號召「以鋼為綱」，「為實現1 ，070 萬噸鋼而奮鬥」，冶金部部長王鶴壽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軍令狀，鞍鋼工人也全力以赴，要為鋼鐵元帥升帳作大貢獻。但是大煉鋼鐵的基調是土法上馬，搞全麵開花的小土群，而鞍鋼是特大型現代化企業，隻能把工作重點放在增產、增效、厲行節約、降低消耗上麵，這樣，在大躍進第一階段的1958年，鞍鋼沒有產生甚堋轟動全國的「先進經驗」。

　　在你追我趕，每天都有先進經驗爆出的大躍進年代，產生不出先進經驗就是保守、落後、右傾。鞍鋼雖然不能搞小土群，但還是有其他潛力可挖。1958年，鞍鋼在工人中普遍開展了「獻工」、「獻點」活動──就是動員工人發揚共產主義精神，改變工時製度和休息製度，主動延長工作時間。但這也談不上是甚堋「創造」，因為大躍進期間，全國各廠礦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點。於是鞍鋼黨委隻能另辟蹊徑，創造出一套具有鞍鋼特色，既能與大躍進精神相適應，又能體現出產業工人政治覺悟的新經驗。就在這時，傳出上海求新船廠等企業「工人自動要求取消計件工資」的消息。受到這些消息的啟發，鞍鋼黨委迅速在各廠礦發起是否取消津貼的「大辯論」，不言而喻，這類大辯論是不存在對立的兩方真正爭辯的，因為所有人都明白這種大辯論的含意。在一邊倒的形勢下，任何思維健全的人都不會逆潮流，提出「應保留津貼，不應取消津貼」等一類意見。

　　取消津貼、取消計件工資稱得上是體現共產主義思想的新創舉，問題是，鞍鋼采取的這項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發自願，還是導強力引導的結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鋼公司生產工人總數的65% ，原先實行計件工資的27個廠礦，已有24個取消或準備取消計件工資。在這之前，計件工資占鞍鋼工人工資總收入的18.83%，加上各類津貼，一共占工資總收入的27% ，最高者能占到40% 左右。取消津貼和計件工資後，相當數量的工人收入馬上減少。

　　當年的一項調查資料顯示：1 、「同意取消」者占工人總數的20% ；2 、「大勢所趨隨大流」者達50% ；3 、「反對取消或有抵觸情緒的」占20%.取消津貼和計件工資後，損失最大的是技術熟練工人。統計數字顯示，占工人總數40% 的五級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減了收入：八級工每月減少工資21.50 元；七級工每月減少工資 15.50 元；六級工每月減少工資12.50 元；五級工每月減少工資6.50元。由於五級工以上工人收入被減少，相應的占全公司工人總數60% 的四級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結果是收入相對高的熟練工人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的工資的差距縮小，問題是，那些減少了收入、家庭人口眾多的熟練工人的困難誰來解決？鞍鋼的導者想出了一條妙計：作為取消津貼和計件工資的一種補償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費提供一頓大鍋飯」！不知這是否可稱為「經濟民主」？

　　大躍進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鞍鋼工人在這期間提出了幾十萬條有關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的「合理化建議」，但是進入1959年以後，鞍鋼的生產情況開始顯現危機，由於原材料、電力嚴重緊張，致使鞍鋼的生產時斷時續。1959年2 月，鞍鋼三個軋鋼廠被迫停工，其餘幾個主要軋鋼廠也隻能開兩班。更為嚴重的是，由於 1958年一年高度緊張，許多工人吃住在車間，大量的獻工、獻點，使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疲憊不堪，再繼續堅持下來，有難以為繼之虞。

　　最大的困難是當時已顯露跡象的糧食與主副食品的供應困難。計件工資和津貼取消後，已使許多工人收入減少，加之糧食和食品困難，工人體力急劇下降，造成生產事故不斷。為了減緩生產第一線工人的特殊困難，1959年5 月鞍鋼為煉鋼工人調整了糧食供應的比例：每人每月供應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麵兩斤，小米兩斤，其餘為粗糧，但是肉類仍無法解決。

　　長期奮戰，供應減少，體力下降，引來了工人們的「牢騷怪話」。許多工人留戀「八小時工作製」，甚至羨慕蘇聯工人的生活，說甚堋「如再苦戰，就把老人戰死了，青年人戰倒了」。更多的工人對吃粗糧有意見，認為「糧食豐收了，粗糧反而多了，真不像話」。還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躍進成績，埋怨說「小麥產量壓倒了美國，就是吃不上」，「費了好大勁，弄了一堆廢品」。甚至有人公開說（都是成分好的工人）：「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吃不飽。」

　　麵對上述新情況，鞍鋼導拿起「階級分析」這個顯微鏡和望遠鏡。鞍鋼的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著鞍鋼的職工就進入了「紅色保險箱」。首先，鞍鋼有大量技術人員。依照1958年的新觀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屬於剝削階級；鞍鋼的工人來自四麵八方，1958年又擴招了一批新工人，這些人家庭背景各異，有一些人是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覺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對將知識份子劃為剝削階級「感到接受不了」。所有這些都說明，即使對工人階級也要劃分左、中、右，階級成分固然極端重要，但僅僅是階級成分純正還不夠，政治思想是否正確才是關鍵。

　　根據上述不同情況，鞍鋼各級導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區別對待：1 、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大躍進的懷疑和動搖；2 、在所屬各廠礦設立肅反機構，開展肅清反革命的鬥爭；3 、對一般工人根據思想和政治表現進行「排隊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開道，推動大躍進。在各種批判、教育中，對一般工人進行的「排隊摸底」是最有創意的。依照過去的習慣，「排隊摸底」的對象基本限於知識份子或民族工商業者以及從舊社會過來的社會知名人士，但在大躍進期間，「排隊摸底」已普遍運用於廣大產業工人。鞍鋼的方法是將工人分為三類：1 、先進層；2 、中間層；3 、落後層。區別的主要標準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態度，幹勁大小，有無牢騷怪話，是否具有共產主義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願意主動加班。分類結果是：先進工人多為老工人，中間工人多為青工，落後工人多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開展「大辯論」和「拔白旗」，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開展「大辯論」後的一段時間，工人的思想覺悟和生產自覺性會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騷怪話出現，於是，再進行一輪「大辯論」。不知這是否可稱之為與「經濟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開的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號召全黨全民「保衛三麵紅旗」，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者」對三麵紅旗的汙，驟然打斷了1959年上半年工業戰線上對大躍進混亂局麵的糾偏，使剛剛受到抑製的瞎指揮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鞍山市委也乘著這輛反右傾的快車，將大躍進以來鞍鋼的各項經驗加以總結提高。1960 年3 月，終於獲得毛澤東的親筆批示，毛認定糾正了過去「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而大搞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的鞍鋼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鋼憲法」，從此，「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就在東方地平線上升起！

　　在1959年1 月至7 月，盡管鞍鋼各級組織仍不時在工人中開展「大辯論」，但是，鞍鋼導層也意識到前一年的躍進出了不少問題。當然，鞍鋼的導絕不會在中央下達新精神前自行糾偏，正是由於毛澤東在兩次鄭州會議和1959 年3-4 月的上海會議上提出「降溫」問題，鞍鋼的導才願意麵對這些困難。1959年5 月20日以後，鞍鋼分別召開了工人小組長以上幹部會議，「職工們對過去不說真話，弄虛作假，都作了檢查，對導聽喜不聽憂、主觀主義、強迫命令作風也提出了批評」。在這種大背景下，鞍鋼以外的其他一些鋼鐵企業甚至對工人疾病的情況也開始著手調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數據是，由於長期苦戰，患各種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總數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糾偏逐漸觸及到1958年創造的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若幹域。在黑龍江省委工業部召開的幹部討論會上，雖然所有與會者都肯定幹部參加勞動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就出現了爭論。多數人指出「群眾管理太多，甚堋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負擔重而不願幹」。大多數代表同意工人應參加一些「簡單的、帶有群眾性的管理工作」，至於複雜的工作，諸如工資計算、產品檢查、設備維修，則主張仍應由專職人員管理。個別人在糾偏空氣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業管理混亂，就是工人參加管理的結果」。及至反右傾運動興起後，所有這類言論頓時絕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 月，毛澤東開始細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次全麵論述了「兩參一改三結合」。毛說：「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人群眾、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3 月，毛將「兩參一改三結合」賦予「鞍鋼憲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報告的理論層次，因為在他們給中央的報告中，竟沒有一句「兩參一改三結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達後，鞍山一片歡騰，已經沉寂多時的工人「雙革」（技術革命、技術革新）建議又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每天都要實現數千件技術革新建議」。當時的筆杆子是這樣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後的鞍鋼工人的心情：「過去是一長製，不敢革命，是人民幣掛帥；現在是大搞群眾運動，大鬧技術革命，是政治掛帥」，「1958年以前，腦袋上好像戴上個「緊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幹」，現在則是「思想大解放，右傾一掃光，革新鬧高產，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聽到傳達後思想大飛躍，馬上體悟到「鞍鋼憲法就是毛澤東思想」，他們熱情稱頌主席思想「賽過太陽萬倍強」。

　　盡管毛澤東的批示給鞍鋼注入了強大活力，但是大躍進的快車到了1960年還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 月上旬，全國鋼鐵生產出現大滑坡，4 月份1-20日的平均日產量比3 月份同期減少3 ，400 噸。1960年8 月，北京號召「保糧保鋼」，同時宣傳「當前大好形勢」，「糧食生產大躍進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產下降，人民生活困難的事實又如何解釋呢？不久，群眾被告知形勢還是大好的，造成困難的原因有三：1 、帝國主義封鎖；2 、氣候惡劣；3 、敵人破壞。上海工人階級在保糧保鋼運動中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一個指頭的毛病是出在我們手上。」

　　平心而論，鞍鋼的工人階級是對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 月以後，鞍鋼工人再掀躍進高潮，但是躍進實在難以為繼，以致先進經驗有「越推越少」的趨勢。8 月，遼寧的糧食供應已極為困難，遼東發生大水災，鐵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內的遼寧十個城市的糧食庫存量僅可供應八九天，北京緊急調運糧食支援遼寧，但仍無法根本扭轉糧食危機。

　　嚴重的糧食困難已使幾個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歡快氣氛不複存在，更有甚之，大量的牢騷怪話又紛紛出籠，許多人甚至公開半公開地抱怨，「大好形勢」是「形勢不好」。作為消極現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現了建國後鞍鋼從未有過的現象：鞍鋼大批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得了營養性浮腫病。據鞍鋼衛生處在59個單位，14.2萬餘職工中做的調查，共有4 ，000 餘名職工患浮腫病。在患病人群中，幹部、技術人員的比例最高，工人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溫作業的工人得病率小於一般工人，在鞍鋼所屬26個工廠的炊事員中，僅有七人得浮腫病。到了1961年3 月，距毛主席發出有關鞍鋼憲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區工人患浮腫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糧食的空前緊張猶如泰山壓頂，鞍鋼的部分工人誤認為農村情況要好於城市，於是向導提出返鄉務農的申請，第一煉鋼廠平爐工人有3%-4% 要求返鄉。還有一些工人不辭而別，私自跑回家鄉去「保命」。鞍鋼工人逃跑回家並非始於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進廠的工人因害怕苦幹和工傷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隻是1960年8 月的農村情況遠比1959年惡劣。1960-61 年，遼寧農村已普遍發生斷糧、絕糧的現象，當跑回家的鞍鋼工人發現這一點時已太遲。

　　鞍鋼導再一次寄望於大抓階級鬥爭和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這其中又包含兩個層麵的任務：1 、在「成分不純」的單位和知識份子集中的部門進行階級排隊，例如當時的鞍鋼無縫管廠就被認為是職工隊伍嚴重不純。1961 年8 月前後，上級部門又以召集「神仙會」的名義，邀請鞍鋼設計院39名黨外高級知識份子開會，其目的是為了「摸底」。經過「反覆動員」和「交代政策」，終於讓那些知識份子「說出了心話」。這些人竟將「暫時困難」的原因稱之為「七分天災，三分人為」，批評大躍進「成績偉大，缺點不少」。更有人公開宣稱「鞍鋼憲法並不比馬鋼憲法好，實行鞍鋼憲法大搞群眾運動缺乏科學依據」，又說「大搞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要求，而是上邊硬貫的」。礙於當時經濟形勢的極端困難，上級部門才沒有立即對他們開展鬥爭，但已將他們的言行記錄在案，幾年後，他們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 、對於一般思想認識「模糊」或有「錯誤」言論的工人，則進行具體分析：對於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對之耐心幫助，限期改正；對於屬於兩條道路鬥爭性質的錯誤，則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堅決搬掉阻礙運動的絆腳石」。

　　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鞍鋼針對群眾中對「大好形勢」的普遍懷疑，在1961年還開展了一場回憶對比的活動，動員群眾通過回憶舊社會的苦，激發對社會主義的愛。隻是這場活動的效果十分有限，因為大多數工人都很實№，隻會從眼前的糧食短缺以及百物皆無的角度來觀察「苦」和「甜」的問題。

　　1961年是鞍鋼最艱難的一年，雖然還在宣傳鞍鋼憲法，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主體──工人群眾，早被饑餓和浮腫搞得意誌消沉，再也提不出甚堋「雙革」建議了。在這年中，鞍鋼有些廠還宣布停產（化工總廠），工人群眾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確」的議論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黨「過去對輕工業重視差，所以物資供應緊張」，更有不少工人產生「棄工務農」思想，以致到了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的1962年初，還有工人準備春節回家請長假，如果農村情況好就不回鞍鋼。

　　北京在1961年初終於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困難作出反應，中央宣布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緊接著又下發了《工業七十條》，一批大躍進中上馬的無效企業紛紛下馬──從表麵上看，工業格局已全麵向 1958年前複歸，然而，完全的複歸並不可能。1961年3 月，毛澤東又發出指示，在工交企業建立政治部，以加強黨對工交企業的全麵導。從一年前的「兩參一改」發展到一年後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說明毛始終沒有放棄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來推動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以階級鬥爭來保證他的理想的推行。現在毛已不太關心那些使他頭疼的數字了，盡管眼下的特大困難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並沒有後退，而是「硬著頭皮頂住」。毛終於堅持到了經濟開始恢複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起了淩厲的反擊。

　　1962年12月，東北局經濟委員會根據十中全會精神召開了工業企業政治工作會議，提出每個企業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會議宣布在困難時期有錯誤言行的工人占工人總數的17% 左右。現在，鞍鋼憲法的主旨已經按毛的最新思想轉化為更加突出強調階級鬥爭，具體導各企業進行階級鬥爭的組織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綜上所述，「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是毛主觀世界的產物，經由毛的強力推動，「兩參一改三結合」在 1958年後的一段時期內成為中國工業化管理的一種新方法，毛期望以此來規劃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棄的馬鋼憲法並非資本主義的歪門邪道，它和鞍鋼憲法一樣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向重工業傾斜的生產管理方式，隻是鞍鋼憲法已用「政治中心主義」代替了「技術中心主義」而更具主觀性。

　　大躍進期間的鞍鋼工人沒有爭取「經濟民主」的思想意識，「兩參一改三結合」與「經濟民主」不搭界，所謂「經濟民主」隻是當今學人理念世界的產物，與當年鞍鋼工人無涉。時下某些學人從預設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的想像附麗於曆史，以某種理想化的態度來構築過去。按照這種思想邏輯，過往的年代的許多概念都會在「後現代」閃爍出光輝，因為隻要抽去這些概念產生的曆史條件和特定內涵，再將其詩化，根本無須費力去「開掘」。這樣，毛時代的許多概念馬上就會熠熠生輝。順便說，大躍進年代與鞍鋼憲法相匹配的還有農業戰線的「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除了那個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所以，今天經某些學人演繹的、被認為是體現後現代「政治正確性」的「鞍鋼憲法」，隻能是一個曆史名詞，它隻存在於學人的書齋。幸歟？悲歟？

　　* 本文基本資料來源於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中國當代史史料，謹致謝意。

文章來源：原載香港《二十一世紀》二○○○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