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饑餓眾生相
1960年——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對廣大難友來說，真可謂生死存亡之秋。這一年，糧食定量銳減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勞動依舊。饑餓如魔鬼般地吸幹了人們的精血，一個個麵黃肌瘦，精神萎靡，目光呆滯，如幽靈般地往返於工地與窩棚之間。“饑餓——消瘦——浮腫——死亡”，大饑荒時期的特有的規律性現象，在右派群體間日益顯露出來。有些人開始瘦極而“肥”，先是腿部浮腫，然後漸漸上移，最後臉部圓腫。當時人們隻知道這是病象，尚未意識到它是體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處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顯現了，過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五花八門地發生了。有一次，兩位難友好不容易撈到了去場部出差的機會。他們到達那裏，便急不可待地直奔小賣部，希望能買到點吃的，但貨櫃空空，什麽吃的也沒有，隻有醬油、醋可以隨便買。饑餓難忍，他們一人買了一斤醋，一仰脖就全部喝下。據他們回來說，喝下去胃裏特別難受，但想到醋是糧食做的，覺得難受一點也值得。
一天，我偶然發現30年代著名影星王瑩的丈夫、留美歸來的原《世界知識》雜誌社歐美組組長謝和賡，在夥房後麵的垃圾堆上撿爛菜葉子。我問：“撿此何用？”他尷尬地笑笑：“用開水燙燙可以吃，有維他命。”
這真是英雄末路啊！想當初，謝和賡這位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何等英姿煥發：抗戰時期，先奉命打入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後來作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打入桂係軍閥上層領導機關，擔任白崇禧、李宗仁的秘書，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勳；之後赴美留學，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夫婦倆於1954年歸來。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所撰《史學與文學》一書中載有《王瑩是怎樣回國的》一文，對謝和賡王瑩夫婦被美國聯邦移民局抓捕的經過，述之甚詳。其時唐和謝同在紐約一家大圖書館打工當“書童”，由是相識。唐對謝有如下一段描述：“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大維（引者按：此為謝在圖書館打工的洋名）不隻是胸懷大誌，將來要治國平天下；原來他早已是個大人物了——他和當年所謂‘桂係’一批風雲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黃旭初、李品仙……諸上將，都相知甚深。對‘桂係’二級領袖如程思遠、韋永成諸公，那自然更是稱兄道弟了。照大維這樣有曆史背景的要人，現在居然也跟我一道當‘書童’，來‘倒夜壺’‘擦皮鞋’，我真是既榮幸、又驚奇、又惋惜！”這位被唐先生稱為“要人”的謝和賡，回國才第三年，就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而被劃為右派，而被流放到了北大荒，如今竟淪落到如乞丐一般，靠撿爛菜葉子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本報財務科長韓逸雲，原本消瘦，加上饑餓折磨，更顯形銷骨立。為了填飽肚子，他的目光竟投注於北大荒肥大的耗子。一天，他背著大夥兒，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隻耗子，用空罐頭盒當鍋，在野外架火煮熟後吞食。不料被好事者發現，報告了管教幹部。當天晚上，排長奉命召開全排批判大會。與會者各個饑腸轆轆，無精打采，哪有情緒搞什麽批判。但“樹林子大，什麽鳥都有”，有的人竟昧著良心上綱上線批判說：“韓某煮耗子吃，是給社會主義社會臉上抹黑！”（按此邏輯，把人餓得皮包骨頭，倒是給社會主義社會大增“光彩”。）老韓則驚恐萬狀地站立在窩棚中間，不知如何“認罪”是好，隻是垂頭喪氣地重複著一句話：“我不該吃耗子……”
人餓極了就會喪失理性，此時道德的約束，法律的製裁，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恐怕是曆代聖主賢君將“民以食為天”奉為治國之本的緣由。在平日知書識禮的知識分子中，有少數人開始鋌而走險，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梁上君子的角色。
一天，管教幹部召集大家訓話，說昨天夜裏夥房失竊，丟了若幹個窩窩頭，要求大家檢舉揭發，要求作案者坦白交代。最後，他威脅地念起了緊箍咒：“你們到北大荒幹什麽來著？難道不想摘帽了嗎？”管教幹部“飽漢不知餓漢饑”，他不知道人們此時隻想著活命，什麽摘帽不摘帽，早已置之腦後——“人都快餓死了，還管它摘帽不摘帽呢！”所以，盡管他聲嘶力竭地吼叫，會後既沒有人去坦白，也沒有人去揭發，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有個別“梁上君子”偷窩窩頭而被人贓俱獲的。這是一位諳古今之變的曆史專業畢業的知識分子，他隻因饑餓難熬，才出此下策。事發之後，此公被管教幹部狗血噴頭地一頓臭罵之外，並未受到其他的懲罰——本來嘛，餓著肚子服勞役，已經到了懲罰的極限了。
竊取公家的食物隻是異常風景的一麵，另一麵是個人的食物也時時不翼而飛。其時，人們顧不得被指控為“給社會主義社會抹黑”，紛紛在家書中陳述饑餓之苦，希望家裏接濟些食物。我也寫信給妻子，請她在可能的情況下給我寄點吃的。一些右派家屬得知親人在北大荒挨餓，莫不勒緊褲帶節省些糧票，買些餅幹、糕點之類的食品寄到北大荒。在普遍缺糧的當年，有條件寄食品的人家總是少數。在餓漢環伺的環境裏，少數難友收到家中寄來的食品包裹，猶如偷來的一般，惟恐被人發現，收藏和食用都煞費周章。一般隻能悄悄塞在被窩裏，熄燈後偷偷地蒙在被窩裏啃食。盡管如此，誰人藏有食物，彼此都一清二楚，因為那時人的頭腦雖然餓得幾乎麻木，但感知食品的那根神經卻特別靈敏。有一次，我收到妻子寄來一斤餅幹，喜悅激動之情不能自已，當時恨不得一口氣把它們吞下去，但又舍不得，最後決定“細水長流”，每晚吃幾塊，以延長那食物下肚時的“美妙”的感覺。我把這斤餅幹藏在枕頭底下。不料，第三天晚上我伸手一摸，藏餅幹的口袋已空空如也。此時懊悔痛惜之情難以形容——早知如此，還不如一口氣把它們吃光了。是誰偷的呢？我鄰鋪的難友X君那天病休，沒有出工，以他的嫌疑為最大。此公被錯劃後妻子同他離了婚，孤身一人，沒有人給他寄食品。他既病又餓，因而順手牽羊，當是情理中事。我沒有聲張，因為聲張也不會有任何結果，徒然傷了和氣，便自認倒黴了。在此前後，類似的失竊事件時有所聞，大家都眼開眼閉，不以為怪了。
有時食品包裹打開時食品已經黴爛，但誰也舍不得丟棄。北大荒並無正常的郵路，包裹之類的物品，全靠便車捎帶。食品包裹能否及時收到，就看你的運氣了。難友莽明家中給他寄了幾個月餅，在途中耽擱了兩個多月，收到時已發黴變質，長了白毛。他把長了白毛的月餅在火上烤一烤，填進空空的肚子，居然安然無恙。
人類學家說，火的使用是人類從原始生活邁向文明的第一步，我們的祖先由此開始了熟食。當饑餓威脅到生存時，一種特殊的“返祖現象”出現了——人們回複到如原始人一樣生吃東西。最常見的是，收割玉米和黃豆時，不少人偷偷地生食玉米和一把把的黃豆。有的人餓急了，采摘地上的野菜，抖抖土，就往嘴裏送。長期營養不良，導致腸胃功能衰退，未經煮熟的玉米、黃豆、野菜，如何消化得了？於是腸胃病、便秘、腸梗阻，就成了右派群體的流行病，後來不少人因腸梗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與其餓而待斃，何如逃亡求生。在饑餓的人群中，個別勇敢分子開始逃跑。此類事件發生後，農場嚴密封鎖消息，不準議論，不準外傳。我們隻是零零星星地聽到一些風聲。逃跑者是哪個隊的？被抓住了嗎？結果怎樣？均不得而知。但是，比舊時保甲製度嚴密百倍的戶籍管理製度，以及無戶口即無糧食供應的鐵的規定，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脫“如來佛的掌心”。也就是說，你可以不餓死在北大荒，也會餓死在某個什麽地方；或作為不明身份的“黑人”而被投入監獄。由此推想，個別勇敢分子的下場一定是很悲慘的。
然而，逃跑者中也有個別幸運者。這就是伐木隊突擊排的成員、原北京電影洗印廠幹部莽明。據他事後告訴我：1960年10月初，他因實在餓得受不了，終於橫下一條心，逃離北大荒。一天早晨，他謊稱肚疼，請了病假。待窩棚裏出工的人都走光了，他悄悄地從山後的一條小路逃出了雲山畜牧場。在農場自辦的一個小火車站（其時從虎林到密山已鋪就了一條鐵路，但鐵道部尚未驗收，歸農場自己管理），他憑原來的工會會員證買到一張車票，乘車到了密山。那時，買吃的都要糧票，他沒有，便用30尺布票同人家換了兩個饅頭一碗稀飯，半饑半飽地搭車回了吉林老家。在老家待了兩個月，饑餓的問題暫時解決了，但脫離組織即意味著斷絕生活來源，今後怎麽辦呢？於是他先到北京原單位，報告因饑餓而逃離北大荒的經過，做了把自己臭罵一頓的“檢查”。原單位組織上動員他回去，他隻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了他不想去的北大荒。趕巧了，此時農場正忙於遣散右派，顧不上開會批判他，他也就稀裏糊塗地被遣散，回了北京原單位。
15．僥幸脫離“生死場”
1960年春夏之交，青黃不接，饑荒進一步升級。窩窩頭的個頭越來越“瘦小”，浮腫病患者越來越多。
農場效法內地，推廣哄騙肚子的所謂“雙蒸法”（亦名“增量法”），即用同等數量的玉米麵，經過特定的方法處理，使蒸出來的饃如發酵般的蓬鬆，體積顯得特別大。用這種方法蒸饃，由於麵和得特別稀，難以黏合，中間要夾些烏拉草；食用時要用雙手托住，不然就會四分五裂。這種“虛胖”的饃事實上醫治不了饑餓，因為它進入胃裏與常規方法蒸出的“瘦小”的饃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樣。
餓斃的事件開始出現。鄰隊一位軍委係統下放的右派，二十來歲，大個子，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破舊軍裝，帶副黑邊眼鏡，平日沉默寡言，他浮腫現象日甚一日，最後腫得長臉變成了圓臉。一天，這個大個子在出工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待大家呼喊隊裏的衛生員前來搶救，他已停止了呼吸。消息傳來，人們不免“兔死狐悲”之痛。
這個大個子先走一步，魂歸西天去了，後繼者無疑是我們這些幸存者。人人心頭都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
在這生死難卜而又無可奈何之際，忽然接到命令：我所在的排三十餘人全部卷鋪蓋，翌日赴850農場五分場試驗場報到。
禍耶？福耶？人們竊竊私議。
看來，五分場需要一批勞動力，可能是調我們去的緣由。但調哪個排去，卻是場部領導的率而為之——皆為“囚徒”，皆為“會說話的工具”，在調配上是不會有多大講究的。可是，我們三十餘人的命運，可能就在場領導隨意撥拉之間發生了變化。至於變化之吉凶，隻能如古老的俚言所言：聽天由命！
五分場在雲山畜牧場南麵數十公裏的平原地帶，新修的虎林至密山的鐵路橫亙在它的前邊。出發的那天，場部出動了一輛馬車，裝載著我們的全部行李，我們則徒步跟在後麵，來到五分場試驗場報到。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回望延綿起伏的完達山，暗霧繚繞，影影綽綽，冷峻地盤踞在遠方的地平線上。
在試驗場勞動、生活了一段時間，人們才確信：我們得救了！我們終於僥幸地脫離了雲山畜牧場這個“生死場”！
原來，五分場試驗場的環境、管理、生活與雲山畜牧場迥然不同。
雲山畜牧場聚集著數百名右派，伐木、排水、燒炭、基建等重體力勞動，無不是右派隊擔當主力。哪裏勞動最艱苦，哪裏就有右派的身影。就這個意義上說，將雲山畜牧場視為準勞改農場，也未始不可。而五分場試驗場在我們到來之前，沒有一個右派，全部是農場職工。在眾多的農場職工中，我們三十餘人隻是“一小撮”，是少數。這裏又是一個農業試驗場，主要從事田間勞動，或鋤草，或收割，我們和農場職工一起，同出工，同收工。勞動強度比之雲山畜牧場不知要減輕了多少。
我們這個右派排自立夥房，仍由難友擔任炊事員。低標準的糧食定量雖同雲山一樣，但由於試驗場自產蔬菜，副食供應卻相對豐富。那時有“低標準，瓜菜代”之說，我到了試驗場，才體會到在雲山無從想像的“瓜菜代”的美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時夥房提供的副食竟有煮黃豆或豆腐！在饑荒年代，那黃豆、豆腐的味道，豈是平時的魚翅海參可比？所以，盡管還有吃不飽的問題，但比之雲山，情況是大大緩解了。
最讓人感恩戴德的是，試驗場領導對我們的監管近乎仁慈的寬鬆。在這裏勞動，沒有像雲山那樣的催命般的定額要求，當然也就沒有不完成定額不準收工、不準吃飯的不近人情的“苛政”。在試驗場，我記憶中從來沒有披星戴月地加班加點；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又回到初到北大荒時的境遇，收工回來可以躺在通鋪上靜靜地休息，想想心思，寫寫家信。這樣，便避免了在雲山時那種日複一日的體力透支，人們的健康狀況漸漸趨於穩定，已浮腫的難友也開始漸漸轉好。
特別要提到的是，這裏的監管幹部對我們似乎奉行“無為而治”的方針。他們不像雲山的幹部那樣如凶神惡煞般地老盯著你，動輒謾罵嗬斥。在試驗場半年多時間裏，這裏的幹部很少訓話，甚至很少同我們見麵。每天的勞動任務，他總是個別交待給排長，然後由排長傳達給我們。至1960年12月我們離開試驗場為止，我們排或我們排某個成員，沒有受過一次批評。這種寬鬆的氛圍，令壓抑已久的難友在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暢。
現在回想起來，在“左”風熾烈的當年，我們在試驗場得到這樣的待遇，確乎匪夷所思。可能的解釋是，在“人治”國度裏，上麵貫徹下來的“原則”“精神”，常常粗而不細，缺乏可操作性，這就為具體單位的第一把手留下了執行的彈性空間，從寬從嚴或此或彼，全憑家長式的一把手的靈活運用。可以肯定，在對待右派這個問題上，五分場的領導者是當時農場內部的一位可敬的良知未泯者。
我們為命運之神把我們帶到類乎避風港的五分場而暗暗慶幸時，雲山畜牧場那邊零零星星地傳來了一些難友死亡的噩耗。那悲慘的情景可以想像：經受著嚴酷的饑餓和勞役的煎熬，人如同一盞漸耗漸盡的油燈，最後油幹燈草盡，生命之光就熄滅了。但具體了解難友們在雲山受煎熬的慘狀，那是在離開北大荒若幹年以後。
18．獲遣散如同逃亡
1960年冬季來臨了。依然大雪紛飛，依然朔風怒號，因食不果腹、熱卡吸收嚴重不足，這年冬天感覺特別冷。試驗場田間勞動被迫終止，我們如同北國的老鄉一樣，享受著大自然賜予的冬閑，平日除了輪流給夥房挑水、劈柴，整日在窩棚裏烤火休息——雲山的難友此時可能正在伐木或燒炭哩。夜晚我躺在冰冷的被窩裏，側耳傾聽室外呼嘯的風聲，思緒時而飛越萬重關山，憶念千裏之外的親人；時而思慮有如無期徒刑般的勞改生涯，不知何時才是盡頭？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12月下旬的一天，隊部突然召集全排開會，宣布：中央決定現在分配大家的工作。接著宣讀分配名單，之後通知放假兩天，讓大家整理行裝，第三天到輝崔車站乘車出發。
我們排三十餘人，少數人回原單位，多數人分配到東北和華北各省。我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報到日期是1961年1月30日。這就是說，允許在家裏休息一個月。
事前沒有聽到絲毫風聲，這突如其來的宣布，令眾人一時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真的嗎？待人們回過神來，便情不自禁地一齊鼓起了掌，那一陣又一陣急驟的掌聲，包含著幾多心酸幾多慶幸，包含著“我們得救了”的猶如死囚獲赦般的難以言表的狂喜，不少人眼眶裏滾動著熱淚。
指導員並未解釋何以在這個時候突然宣布遣散。按照“不該你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問”的紀律，“老右”們自然不便多問。然而，這畢竟是個引人猜測的謎。
……
指導員宣布休假的兩天裏，窩棚裏氣氛異常輕鬆，一張張幹枯的臉上，因蹙眉日久而形成的皺結，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撫摸得平整舒展了。有的人還哼起了家鄉的小調。被宣布回原單位的少數難友，好像中了頭獎，情緒特別亢奮，有的還自言自語地說：“回了原單位，我得擺好上下左右的關係。”相比之下，被分配到東北華北各省的難友，比如我自己，未免多了一重日後將依然遠離親人的哀愁。但一想到從此可以脫離“鬼門關”一般的北大荒，心裏還是喜多於憂。
整理行裝其實是用不著兩天的。因為經過近三年的勞役，帶來的衣服已磨損淘汰得所剩無幾；被褥又髒又黑，已沒有了拆洗的價值。加以冬日嚴寒，用水不便，人們隻是在爐子上坐盆水，洗洗臉和脖子，刮刮胡子。會理發的難友，挨個給大家理理發，改變一下蓬首垢麵囚犯般的形象。有的人則坐在炕上做針線活，將綻出了棉花、拖一塊掛一塊的破棉衣粗針大線地縫補好。
這天我正在整理衣物，指導員忽然把我叫去，他笑眯眯地說：“你要回城裏工作了，那老羊皮大衣恐怕是用不上了，可否作價……”我立即明白他是想買我的大衣。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說：“指導員，我今後確實用不上它，就送給你吧！”他表示一定要給錢，我決意要送，最後他終於收下了。我想，試驗場指導員為人寬厚，待我們不錯，是極左年代裏難得的具有良知者，我正好借此機會表達我對他的感謝之情。再說，他們轉業到北大荒，按其菲薄的待遇，購置一件老羊皮大衣也是不易的。
臨行前一天晚上，試驗場舉行了由指導員主持的在饑荒年代頗顯豐盛的送別宴會，有七八個菜，還有農場自製的白酒。指導員在宴會開始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祝願大家一路順風，在新的崗位上作出新的成績，早日摘帽，早日回到人民隊伍裏來！難友們對他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之後指導員和我們一起進餐，席間，他拉家常式的談話極富人情味。他竟稍帶傷感地說：“將來各位一定比我強，比我有出息的。”又說了一句含有哲理的話，“將來，你們不會想起北大荒，但你們也不會忘記北大荒！”酒酣耳熱之際，他突然轉過臉來對我說，“殷毅，你摘帽子快了。”我當時隻把這句話當做他對我的祝願，並沒有在意，孰料九個月後，我在新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新華書店被黨支部宣布摘帽。據該店管人事的同誌透露，農場對我的摘帽問題已簽署了傾向性的意見。這個時候，我才恍然悟出指導員當時說我“摘帽快了”，是暗示我他已盡了“上天言好事”的責任。可敬的菩薩心腸的指導員！
告別宴會之翌日，天尚未明，窩棚裏就響動著起床聲。就要離開這煉獄般的地方了，誰還能踏實地睡覺？人們起床後，利索地捆綁著自己的行李，有的人還吹起了口哨。待夥房敲鍾開早飯時，大家的行李已全部收拾停當。
早飯後，指導員前來送行，與大夥兒一一握手告別。試驗場出動一輛馬車，裝載了行李，我們跟著馬車步行很短的距離便到了車站。
從虎林開往密山的火車，每天隻有一個班次，到達五分場所在地的輝崔車站的時間大約是上午十時。我們九點不到就在站台上等候，那如箭的歸心，隻覺得等車的一個多小時長得令人難耐。站台上等車的，除了我們三十餘人，還有其他分場的“老右”數十人，加上農場職工，大約有兩百人左右。
十時許，火車終於緩緩駛進了站台。人們定睛一看，不禁傻了眼：火車頭隻拉了五節悶罐子車廂，而這五節車廂在虎林始發時已擠滿了乘客。車停後，不帶行李的農場職工自然先擠了上去，我們這些肩扛行李手提破箱的“老右”，除一部分人拚了老命擠了上去，另一部分人累得滿頭大汗仍然擠不上去。此時司機頻頻拉響汽笛，示意火車不能再等了，未擠上車的難友此時驚慌萬狀，好像誤了這趟車便再也“逃”不了了，紛紛將行李破箱扔掉，在車上難友的呼叫和援手下，在車輪開始滾動之際，全部空身擠上了車。那一刹那的慌亂景象，使我陡然想起幼時日寇侵華老百姓逃難的景象：火車將要開動，站台上攢動的人群還拚命往上擠，逃命的人什麽都舍棄了，隻求抓住車門的扶手……
後來知道，雲山畜牧場“老右”遣散時，原中國人民銀行一位名叫張宣的難友，雖然在他人的幫助下上了車，在列車將要駛近山海關時，終因心力衰竭，突然死在車廂裏。如果早一天遣散，張宣至少可以同親人見最後一麵，作生死之別。由此，便不難理解輝崔車站出現的那幕“倉皇出逃”般的心理背景。
19．冬日京華分外寒
我們一行在牡丹江車站擠上了直達北京的列車。在擁擠不堪、因窗戶密閉而空氣汙濁的硬座車廂裏，難友們當年在“右派專列”上那種摘帽歸隊的樂觀幻想已如煙雲飄散，“思想改造”成了噩夢般的痛苦的回憶，誰也不願意接觸那苦澀而沉重的話題，人們身心疲憊地蜷縮在自己的座位裏閉目養神。昏昏沉沉地顛簸了兩天兩夜，終於在一天的下午，列車抵達了北京站。
當年戴了“帽子”去北大荒，雖經九死一生的考驗，而今既未“脫胎”，又未“換骨”，依然帶著“帽子”回來，我內心有一種愧對親人的難言的歉疚和悲哀——相信其他人也同此心緒。匆匆扛著行李，我隨著人流步出了車站，全然無心觀賞新落成的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首都十大建築之一的北京站的巍峨雄姿，便雇了一輛三輪車直奔和平門家裏。
我當時的形象一定十分狼狽：麵目黧黑，形容枯槁，頭戴一頂北京少見的顯得十分肮髒的皮帽子，身穿叫花子模樣的破棉襖，腳登一雙東北老鄉穿的黑色棉膠鞋。以致同院的鄰居王老太太乍見我扛著行李進院，竟然警惕地問：“你找誰？”我叫了一聲“王奶奶”，老人家這才認出了我，她帶著同情和憐憫的口吻說：“哦！殷同誌回來了。好！好！”
王奶奶把房門的鑰匙交給了我。此時我的女兒和王奶奶的孫女一起上小學一年級，妻上班前將鑰匙交王奶奶代管，以便孩子放學回來可以進家。
我推開房門一看，一間14平方米的小屋，放著一張大床兩張小床，一張兩屜桌，屋角排放著碗櫃、書櫃和一摞箱子，門邊還安了取暖爐，擠得滿滿當當，幾乎沒有轉身的餘地。我明白了，我去北大荒後，妻被報社從兩居室的宿舍裏攆了出來，搬進了這間小屋這件事妻在信中從未提起過，這愈加增添了我的內疚：都是因為我，才使她們政治上受歧視的同時，生活上也受了委屈。
傍晚，妻領著上小學的女兒回來了，驟見之下，有如隔世相逢，悲喜交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杜甫離亂後與家人重逢時寫下的傷感的詩句“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差堪描摹此時此刻的情景。我揀最重要的事情告訴妻：“我的‘帽子’還沒有摘掉。”她不假思索地說：“回來就好！”我又告訴她：“我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去了，下月底就要去報到。”妻聞言如遭電擊，半晌說不出話來。是啊，一個弱女子，在沉重的精神壓力下，既不敢稍懈於教學工作，又要照顧好兩個幼小的孩子，其含辛茹苦的程度豈是常人所能體會？但又有什麽辦法呢？這一晚，絮絮叨叨交流著彼此積存在心底的無處傾訴的話語，恍恍惚惚，朦朦朧朧，一如《羌村三首》所詠：“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補充一筆，我渾身都是虱子，那毛衣的空隙裏，爬得密密麻麻。為了避免把這吸血的小動物“引進”家來，妻給我找出替換的衣服，我將隨身穿的從裏到外，統統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全托在辟才胡同後麵一家幼兒園的兒子該接了。妻說：“不知兒子是否還記得你這個爸爸？你去接吧。”1958年3月我離京時，兒子才兩歲半，我記得我步出院門時，他被人抱著呆呆地望著我，不明白我去何處。現在該五歲多了，他還能記得我嗎？我懷著傷感並摻和著負疚的心情，緩步來到了這家幼兒園，和眾多接孩子的家長一起，在一間如會客室一樣的大屋裏，等候老師將孩子們領來。不一會兒，老師領著一群孩子進來了，他們如歡騰的小鳥一般，張開雙臂飛撲進各自家長的懷抱。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兒子，他穿著一件黑色的舊呢短大衣，頭戴一頂毛線帽子，隻見他敏捷地掃視了一下，便呼喊著“爸爸”向我撲來。我緊緊地抱住了他，止不住的熱淚模糊了我的雙眼。
在回家的路上，兒子一會兒問我“為什麽老不回家”？一會兒告訴我他在幼兒園玩耍的趣事，顯得特別興奮。我親熱地應答著，不停地問長問短，可是我的心卻一直往下沉，往下沉。我想，在右派老子的陰影下，這棵無辜的小苗，日後將遭遇多少無情的風雨，多少不公正的對待呢？他能身心健全地成長嗎？“老子反動兒混蛋”，固然在後來的文革才公開叫嚷，但在50年代大抓階級鬥爭的年月，這種貌似“革命”的思想早已風行全國。
在家裏隻能停留一個月。我暗自思忖，在這個短時間裏，我要最大限度地恪盡為夫為父之責，盡量減輕妻的家務負擔，盡可能多地關愛兩個幼小的子女，以多少減輕一些我內心對他們的負疚感。
我把買菜做飯等家務活包了下來，每天進出街市，由此親身感受到籠罩在饑餓陰影中的京城的淒景象。
市場之蕭條令人吃驚。副食商店的貨架上空空蕩蕩，買什麽吃的都要憑票憑證。規模較大的西單菜市場，貨架上擺了一些點綴門麵的蔬菜，隻供觀賞，不供銷售。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平均每天隻有一錢七分。口糧每人每月二十來斤，以至每家每戶都自備了秤或量器，主婦們每天量米下鍋，生怕“寅吃卯糧”而斷頓。有一天，我路過絨線胡同，看見一個穿著整潔佩戴眼鏡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在路邊發現了一條爛菜葉子，如發現寶貝一樣，趕緊俯身把它撿起來，放進他提在手上的黑色拎包裏。其時報紙在宣傳：“要動員群眾采集和製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什麽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過去聞所未聞的代食品名詞，豐富了漢語的食品詞匯。那蕭條衰敗的景象，與兩年前大放衛星、大煉鋼鐵、捷報頻傳、熱氣騰騰的氛圍形成了有如乾坤倒轉的反差。
我是餓著肚子從北大荒走出來的，其時兩腿浮腫，渾身乏力，整日餓火中燒，恨不得如李景波所言，一口氣喝它兩大碗油。但糧食各有定量，我多吃了，妻子就得少吃，我怎麽忍心讓受我牽累的妻子加重饑餓之苦呢？所以回到家裏依然半饑不飽，浮腫消退無望，隻不過“躲進小屋成一統”，精神上稍為鬆弛罷了。一天晚上，已經躺下了，直覺得饑餓難忍，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可家中一點吃的也沒有了。妻忽然靈機一動，說：“有了！”她翻身起床，將盛玉米麵的空口袋，小心翼翼地把粘在口袋邊的粉粒輕輕抖在一個碗裏，居然有那麽一小撮。然後倒進涼水和弄一下，在爐子上熬成糊糊讓我喝了，這才進入了夢鄉。
饑荒時期，京城推出了少量的高價飯館。在那裏用餐，免收糧票，美酒佳肴敞開供應，成為饑民們心向往之的“天堂”。但“天堂”的入場券異常昂貴，如飽餐一頓，每人至少付出一個月生活費。據說，這是當局在物資匱乏時期回籠貨幣的舉措。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就是當時少數的高價飯館之一。妻看我浮腫遲遲不退，便提議花錢去四川飯店吃一頓，以增加一點營養。我欣然同意。我想趁這個機會，為受我牽累的妻子和兒女增添一點生活的樂趣，哪怕是極其短暫的樂趣。於是在一個星期天的中午，我們帶著兩個孩子，到四川飯店做了惟一的一次奢侈性的消費。要了四菜一湯，有魚有肉，我還要了二兩四川特曲，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頓。兩個孩子自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進館子，第一次享受如此美味的佳肴，看他們兩眼發亮，大快朵頤的神態，我感到莫名的慰藉。這頓飯花了27元，按當時的物價，相當於一個人三個月的生活費。
這頓飯猶如一支強心劑，使我氣血暢通，周身舒坦。但這支強心劑不可能有長效，兩天以後，由饑餓引起的種種不適又故態複萌，我隻好默默地忍受著。
北京冬日寒冷。作為被孤立的右派，尤感人世間的陰冷難耐。同院住著多年的同事，過去老張、老李十分稔熟，有的還過從甚密，此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視我如陌人，見麵從不招呼，一仰頭就走過去了；少數“左”兄還對我側目而視，投以白眼。一天，我到報社找人辦事，我還像過去一樣徑直往院裏走，哪知傳達室的工友好像不認識我似的，鐵板著麵孔大聲吆喝：“站住！你找誰？”那高度警惕的神氣，分明把我當做圖謀不軌的歹徒，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那歧視，那冷眼，我想當今隻有艾滋病患者才可能有此感受和體會。
親朋亦複如此。妻告訴我，自我流放以後，近在咫尺的她的親弟弟，明明知道她生活上困難多多，可從來沒有來看望過她；其他親友也從此斷絕了往來。有一天，我在西長安街邂逅一位當年我家餐桌上的常客，我想在這無人監視的場合，他大概不至於拒認我這個老朋友，便主動迎上去招呼。孰料他一見我如同躲避瘟神一般，臉一掉就急匆匆走開。處此境地，你能不感到陣陣心寒嗎？
上麵提出“孤立右派”四個字，就為數十萬“老右”築起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無形的“牢籠”。這個“牢籠”且能如影隨形般地跟隨著你，你走到哪裏，它就跟隨到哪裏。令你不能不歎服中華文明史上這懲治“異己”的前無古人的“創舉”！
隻有同院年邁的不識政治為何物的王、謝兩位老太太，還保持著古老傳統的側隱之心。她們同情弱者，關懷弱者，不止一次在我麵前誇獎我的妻：“程老師不易啊！你走了以後，她一個人裏裏外外，又忙工作，又把兩個孩子收拾得幹幹淨淨，可難為她了啊！”她們為我的妻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包括代管房門鑰匙這種看起來細微卻富於人情味的幫助。這使我在冷漠的人間多少感受到了一絲暖意。
在我低首垂目獨來獨往於宿舍與街市之間，偶然聽說兩位難友歸來後的遭遇，越發增添了我的淒惶之感。
同事許子美離婚了。親情難斷，他作為孩子的父親，從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回京後，特意到百貨大樓給孩子買了一些玩具，到前妻的住處去看望，竟被拒之門外。同院的老太太們看不過去，勸說他的前妻：“天這麽冷，就是陌生人也該讓人家進屋暖和暖和，怎麽可以讓人家老許站在院子裏挨凍呢？”前妻推諉不過，才允許他進來。進門以後，他一一呼喚二女一子的名字，孩子們竟然一個個站在那裏垂頭不答——可能他前妻已經做好了“思想工作”，把他描繪為青麵獠牙的異類。他百般無奈，隻好將玩具留在那裏，含著眼淚離開了那個院子，獨自去安徽一個小城市報到去了。
原《人民畫報》記者劉有聲，在牡丹江轉車前給妻子發了電報。他以為，妻子會到車站來接他，哪知接站的不是妻子而是他的小舅子，且徑直把他接到他的嶽丈家。小舅子告訴他：“姐姐不願意見你，要和你脫離夫妻關係。”對劉有聲來說，這無異於晴天霹靂，頓時感到天旋地轉，差一點暈倒。因為在此以前，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直到離開北大荒之前，其妻在信中絲毫沒有透露離異的意向。這個消息太突然了！後來知道，其妻提出離異，完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即她不願意頂著“右派婆娘”的惡名而窩囊地過一輩子。據說，劉的嶽丈崇奉傳統道德，同情劉而不同意女兒的決定，但擰不過女兒的已經鐵了的心，最終還是各奔東西了。他們有一個女兒，法院判給女方撫養。劉有聲後來孤零零地扛著行李，喪魂落魄地前往太行山麓的長治市報到去了。
冬日京城，朔風陣陣，寒氣逼人。聽了許、劉兩位的故事，令我感到人間的寡情和冷漠，似乎比西伯利亞的寒流更加凜冽可畏。
然而，為“劃清界限”而離異成為令人心寒的風氣之際，也有慧眼獨具，不顧世人側目而下嫁“老右”者，令人在混沌的人世間看到了一絲亮色。戴煌的妻子和他離了婚。他高度浮腫，拄著拐杖回到了北京，孤身一人，處境分外淒涼。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年輕姑娘認識了他，發現他正直善良，是一條光明磊落的漢子，便決心分擔他的痛苦，攙扶他在泥濘的道路上一起前進。當老戴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時，我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自已。我不禁讚歎：人間的良知雖經地震海嘯般的毀滅性的震蕩而終於未曾泯滅！
爾後的曆史證明，這位民間弱女子的胸襟和識見，遠在飽讀“馬列”經典、聲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左”兄之上。這位女子就是老戴的夫人、可尊敬的潘雪媛同誌。
在北大荒度日如年，逗留北京期間卻又感到流光如矢，似乎轉瞬之間假期就盡了。方始團聚，又將別離，且此去煙塵千裏，前景茫茫，內心不免憂傷彷徨。但不能不走，不敢不走。我隻得強做堅定狀地安慰妻：“我會努力的，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臨行前，對兩位好心的院鄰老太太，我千恩萬謝，重重拜托，她們一再憐憫地表示：“你放心好了！”
1961年1月28日夜晚，我頂著凜冽的寒風，滿懷淒惶地別妻離子，踏上了充滿離人淚的再流放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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