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抽象地講警惕，給自己製造緊張
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我奉派以新聞聯絡官的名義，負責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務是協助發言人組織新聞發布會，接待來訪記者。
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時，台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鬆要求參加，被我拒絕了。事後我報告總理，並建議同“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鬆的記者證。
周總理問我：為什麽？
我說：“中央社”是台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這裏製造“兩個中國”的假象。
總理蹙了蹙眉頭說：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製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蔣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所堅持的是隻有一個“中華民國”。美國頑固支持蔣介石，一直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現在怎麽樣？瑞士早就同我們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們一起開會，這裏哪有“兩個中國”的影子？來了一個中央社記者，怎麽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你應該了解蔣介石的為人。他對這次會議很不安，美國當然會向他通氣，但他信不過。他派個記者來，顯然是為了便於進行現場觀察，觀察我們，也觀察美國。讓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這對我們有什麽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於情理不合。你還準備讓“新聞之家”收回他的記者證，你有什麽理由？你能說他是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要是這樣說，豈不是反而給人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我說：總理批評得對，是我想錯了。我不經請示，就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是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
總理說：我是從政治角度提醒你，沒有說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當然，組織性紀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請示，那叫不負責任。重大的、沒有先例的問題應當事先請示，有時來不及請示，就需要當機立斷，但要斷得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隻靠水平和經驗，關鍵在於事前進行周密的考慮和認真的準備。代表團在北京集中以後，我要大家設想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一一提出對策，經過討論批準作成預案。有了這種準備，我們就比較主動。當然，不可能事事都預料到，那不是唯物主義。應當並且可能預料到的事而沒有預料到，就是失職。你也做了預案，但你沒有設想國民黨的記者到日內瓦來，你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責任。現在不是追究責任，工作中難免有失誤。有了失誤就追究責任，會弄得人人自危，不利於工作。但是，有了失誤就要認真吸取教訓。我要在碰頭會上講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訓。首先是聯係這幾天的實踐，檢查有沒有偏差，進一步設想還可能出現什麽新的情況和問題，擬出對策，這樣，繼續戰鬥就更有把握。
我說：我就召集新聞辦公室的同誌開會，按照總理的指示，進行檢查和討論。
總理說：你們開會，再增加一個內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反對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這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對這個問題缺少具體分析。你們先研究一下，區分幾種情況，分別提出處理辦法，寫出來送給我。
總理還關照我，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於同王家鬆接觸的同誌，向他作些解釋，告訴他今後如願參加我們的新聞發布會，我們歡迎，有什麽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觸，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
對外宣傳的重點在於宣傳什麽，怎麽宣傳
1954年，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蘇、美、英、法都派代表團參加，引起廣泛注意。在“新聞之家”登記的記者近千名，這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周總理規定，除新聞發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
總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
（1）來者不拒，區別對待；
（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
（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後再回答；
（4）對於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新聞辦公室設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有時應接不暇。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麵的情況。總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此外，還帶去了國內出版的外文書刊。有了這些材料作依據，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總理指定人進行了檢查，認為沒出差錯。
總理聽了匯報後說：沒出差錯，隻能算勉強及格。你們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還太呆板，還隻是“守株待兔”式，效果還不很大。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請他們吸中國煙、喝中國酒、吃中國菜，邊吃邊談，讓人感到無拘無束，輕鬆活潑。這不是吃吃喝喝，是為了便於你們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交朋友。這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情況，我們原先準備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總理說：讓雷任民（外貿部副部長）當代表團的顧問，就是為了這一點。總理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問題座談會，由雷任民主講並答問。
這些方式是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未采用的，外國記者反映很好。有的說：中國人熟悉西方記者的心理，事先準備周密，易於使人了解中國。有的說：雷任民的介紹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並不拒絕外資，任何國家都沒有同中國貿易的優先權。有的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有的說：嚴肅和熱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身上，這兩種性格融洽地結合在一起，這真是奇跡。
總理及時了解到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對我敵視的反映。美國有個記者說：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專*政的憎惡和仇恨。總理了解到這種反映後，讓我們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國慶節的紀錄片。他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新聞之家”，準備讓台灣、南越、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做簡單說明。
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們放映了《1952年國慶節》。能容納350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放完後，掌聲雷動，觀眾紛紛向我們握手祝賀。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說：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國了。有的說：美國不少記者也來看，不知他們做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蘇聯代表團的新聞聯絡官說，這是個創舉，表示要向我們學習。
聽我們匯報了這些反映後，總理問：有沒有批評意見？我說：間接地聽到美國一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總理說：即使是個別人這樣說，也值得注意，再給他們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據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編拍的彩色戲曲片。當時剛剛拍出，我還沒有看過。為了便於向外國記者介紹，我們在旅館裏先行試映，旅館的一些瑞士職工聞訊也來看，但放映不久，他們就一個個地走掉了，顯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聽不懂唱詞。我想，讓外國人看這部電影，真是“對牛彈琴”。但還得盡力而為，便請懂越劇的同誌將劇情介紹和主要唱段寫成一本十五六頁的說明書，準備譯成外文，發給外國記者。我先把劇名譯成英文，叫作《梁與祝的悲劇》。
我向總理匯報試映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準備，不料總理批評我是在搞“黨八股”。他說：十幾頁的說明書，誰看？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
總理說：隻要你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前用英語作三分鍾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做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證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錢。
我說：說明詞寫好後，請總理審定。總理說：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們照總理說的去辦。為了停車方便，租用了旅館的大餐廳。放映前10分鍾，250個位子坐得滿滿的，王家鬆也來了，後到的無處可站。放映過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場肅靜。我舉目四顧，都在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到“哭墳”“化蝶”，我聽到啜泣聲。放映結束，電燈複明，觀眾還如醉如癡地坐著，沉默了大約1分鍾，才突然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他們久久不肯離去，紛紛發表觀感。普遍認為：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感人。有的說：簡直忘了是看電影，仿佛置身於畫圖之中。有的說，想不到色彩這麽絢麗。友好的記者為電影的成功感到驕傲。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在朝鮮戰爭和土地革命中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之後，這部電影又在更大的範圍放映了幾次，許多社會名流稱讚色彩、音樂的美，說這是“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一位美國教授不請自來，看後要求購買拷貝。他說：應當把這部電影拿到美國去，讓好萊塢那些隻會拍大腿片的人看看。總理還讓負責交際工作的王倬如拿到卓別林家裏放映，這位電影大師也稱讚不已。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多麽貼切，多麽吸引人，這簡單的幾個字，蘊含著多麽豐富的知識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總理匯報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時，談了自己的感受。我說：這使我進一步懂得對外宣傳的重要。總理說：問題在於宣傳什麽，怎麽宣傳。——他告訴服務員，給我一瓶茅台酒，記他的賬。
“諷刺和挖苦絕不是我們的外交”
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退出現役後，曾在1960年5月訪華5天。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會見了他。他印象頗深，但感到時間太短，要求1961年9月訪華3周，除會見我國領導人外，還要訪問幾個不對西方開放的城市。總理原則同意。外交部製訂日程，組成接待小組，由國防體育協會主任李達上將率領，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馬利在陳毅副總理主持的歡迎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和平三原則”：
（1）都承認隻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2）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
（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
總理認為蒙哥馬利很有政治頭腦。他要我以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名義，參加接待小組，陪蒙哥馬利去外地。總理指示，要放手讓他看，舊中國遺留下的貧窮落後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觀存在，讓他自己看了做出結論。結合參觀訪問，幫助他盡量從本質上了解新中國。
從9月9日起，蒙哥馬利先後訪問了包頭、太原、西安、延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淩晨2時許，總理找我到西花廳向他匯報。
我的匯報較簡短，總理問得很仔細，對政治性問題問得特別細。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看來總理還滿意。我覺得總理該休息了，準備告辭。但總理不讓走，又問我，在各地看了些什麽文藝節目。我從包頭談起，談到在洛陽時，當地為蒙哥馬利準備專場文藝演出，他不看，晚飯後讓我們陪他到街上散步，走過一個小劇場，他闖了進去，演的是豫劇《穆桂英掛帥》，翻譯向他簡介了劇情。中間休息時，他走了，回到賓館，他說：這出戲不好，怎麽讓女人當元帥。我說：這是中國的民間傳奇，群眾很愛看。他說：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帥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說：中國紅軍就有女戰士，現在解放軍有位女少將。他說他對紅軍、解放軍一向很敬佩，不知道還有女少將，這有損解放軍的聲譽。我說：英國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們的體製，女王是英國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一來，他不吭聲了。
總理嚴肅地對我說：你講得太過分。你說這是民間傳奇就夠了。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則，難能可貴。你搞了這些年外交工作，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魯迅講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引申一下，諷刺和挖苦絕不是我們的外交。
總理的批評很尖銳，但使我心服，我很想聽他多批評幾句，但總理卻改了語氣和話題。問我：蒙哥馬利最喜歡什麽文藝節目。我答：雜技，特別是口技。總理問：他看了雜技《搶椅子》沒有？我說：沒有。總理從文件框裏取出為蒙哥馬利安排的文藝晚會的節目單，其中沒有雜技和口技，卻有一出折子戲《木蘭從軍》。總理說：又是一個女元帥，幸虧問了你，不然他會以為我們故意刺他。總理馬上打電話給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俞沛文，要他從節目中撤掉《木蘭從軍》，加上口技、《搶椅子》和中國戲法，並指定了演員。
9月22日晚，總理在餞別蒙哥馬利的宴會上發表講話，稱讚蒙哥馬利提出的“三原則”是“抓住了解決國際重大問題的關鍵”，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總理還說，這次蒙哥馬利“親眼看到中國人民正在辛勤勞動，從事和平建設”，但“我們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還要經過幾十年的長期努力，我們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馬利在講話中說，這次訪華“使我了解了整個國家成立以來獲得的進展”，“中國的命運現在已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國考林斯書店出版了蒙哥馬利所著的《三大洲》，書中詳述了他訪華的見聞和觀感，強調指出：“從長遠看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在中國，中國作為一大強國的興起是必然的，這符合人類總的利益，有助於締造一切國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這本書中，他還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搶椅子》的演出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