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0年第3期《當代中國史研究》，作者朱佳木，原題為《改革開放初期，陳雲與鄧小平的分歧與合作》。 *****
鄧小平和陳雲是新中國核心決策層中政治壽命最長的兩個人，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關鍵作用的兩個人。因此，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關係很自然地成為那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間關係中最為重要的關係。然而，學術界在研究那段曆史時，往往對他們是分開論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較，也大多局限於某一件具體事情。中國大陸之外的學者雖然重視對他們的比較研究，卻總是過分看重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有的甚至誇大他們的矛盾。上述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真實全麵地反映他們兩人的關係，也不利於客觀認識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曆史。為此，本文嚐試從陳雲的角度，談談對他和鄧小平兩人改革開放初期關係的認識。
關係之一：攜手啟動改革開放
任何一項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該項政策的倡導者要有相當的號召力；第二，要使該項政策的倡導者處於決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中國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為大多數高級幹部所認可的領導人，最具資格的首推鄧小平，其次便是陳雲，問題隻在於如何使他們盡快回到決策的位置上。
陳雲和鄧小平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和重要領導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別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當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後，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排名次序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雲因“反冒進”在1956年受到嚴厲批評，又因主張“分田到戶”從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從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鄧小平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雖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謂“刮右傾翻案風”被再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然而，當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機毀人亡，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病逝後，“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僅剩他們兩位健在。前者還保留著黨中央委員的職務，後者也保留著黨員的身份。因此，他們兩人成為黨內資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帶領全黨與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決裂，並為中國開辟新道路的領導人，是理所當然、毫不奇怪的。
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雖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並開始糾正某些“左”的做法，但總體上仍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的決策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阻撓、拖延鄧小平職務的恢複。在這種情況下，陳雲頂著政治壓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的書麵發言，促使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正式表態：“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1]。這場政治較量的勝利加快了鄧小平複出的進度，為啟動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
1977年7月，鄧小平恢複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回到了決策崗位。隨即，他領導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改革與開放、民主與法製的主張，推動了一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的解決，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否定“兩個凡是”方針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成功轉移黨的工作重點、最終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在那次會上，陳雲率先提出應當盡快平反曆史上的重大冤假錯案，帶動與會代表向“兩個凡是”的方針發起了總攻，打亂了當時那位主要領導人的陣腳，改變了會議的原定議程，把會議開成了具有開啟曆史新時期裏程碑意義的會議。同樣是在那次會上，由於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竭力主張以及與會代表的強烈要求，陳雲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從而大大加強了中央決策層中改革開放的力量。雖然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副主席中還有汪東興，但由於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那時的最高決策權實際已經轉移到了鄧小平手中。他後來談到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時說：“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即葉劍英&mdash；&mdash；&mdash；筆者注）。”[2]在這四個人中，鄧小平和陳雲的排名分別在葉劍英和李先念之後，但由於他們的資曆、能力與威望，自然成為決策層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所謂改革，在經濟體製上，說到底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擴大市場作用；在政治體製上，說到底是處理好集中與民主的關係，擴大民主的範圍。所謂開放，說到底是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的交往，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的一切先進的管理方法，從經濟上同國際市場接軌，加入全球化進程。在這些問題上，陳雲與鄧小平有著基本一致的主張。
對於擴大市場作用的問題，陳雲20世紀50年代就很重視，並力圖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加以實行。中共八大期間，他曾提出過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後的經濟體製構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在生產方麵，國家計劃生產為主體，自由生產為補充；在市場方麵，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這個構想雖然未能實現，但卻在許多幹部的頭腦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經過20多年的實踐與思考之後，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製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後經濟體製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的數額不是此漲彼消的關係，而是“都相應地增加”。[3]以後，他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那時，鄧小平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觀點與陳雲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最重要的，還是陳雲同誌說的，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全國一盤棋，主要經濟活動都要納入國家計劃軌道。”[5]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被寫進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成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江澤民總書記1995年在紀念陳雲誕辰90周年大會上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率先批評過去計劃工作中的弊端，“對推動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改革，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6]他這段話指的正是這個意思。
在擴大民主方麵，陳雲的觀點與鄧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們兩人都遭受過“左”傾錯誤的打擊，對缺乏民主的弊端有著切膚之痛。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就說：“現在關於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夠，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展開討論。”[1]（p.394）在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作為自己閉幕會講話第二部分的標題，並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製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980年，他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中，更加係統地分析了我國一度缺少民主的製度原因、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這種現象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於集中、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有關，與舊中國封建專製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很少有關，與對社會主義製度必須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管理體製的誤解和個人崇拜的風氣有關；提出要從健全法製，改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劃分中央領導機構的任務和權限，建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製度，實行黨委決定重大問題一人一票的製度等多個方麵，解決現行製度中的弊端。[4]（pp.327-341）
對於黨內民主的問題，陳雲早在1962年2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就說過：“這幾年我們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對是否能真正發揚民主表示懷疑，這是不奇怪的。”[3]（p.190）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後的即席講話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澤東曾提出要求全黨達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由於種種幹擾，很多年沒有實現。“這一次黨中央帶了個好頭，隻要大家堅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國實現。”[7]中共十二大前，他審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稿，看到裏麵講“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這種說法不對，“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製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3]（p.274）後來，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許大家提不同意見，“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還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民主製度化的問題，強調：黨內“要有民主生活製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製要堅持”[3]（p.359）。正因為鄧陳兩人在政治體製改革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觀點，那幾年，我國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開放前不知擴大了多少倍。現在，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仍然在沿著他們當年指引的正確方向，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深化。可以說，我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享有這麽多切實的民主權利。
在要不要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陳雲與鄧小平的觀點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後期，陳雲一度部分恢複了工作，在國務院業務組（該組織是當時處理日常經濟建設問題的最高領導機構&mdash；&mdash；&mdash；筆者注）中，協助周恩來負責對外貿易的政策，並積極參與了從西方國家引進總額達43億美元機器設備和技術的工作。針對“四人幫”鼓吹的那套閉關鎖國的極“左”理論，他提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3]（p.219），進口大宗貨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後再出口[3]（pp.223-224）。所有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對外開放的先聲，與鄧小平複出後提出的一係列對外開放的主張，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陳雲與鄧小平在上述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一致主張，是他們攜手啟動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礎。
關係之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補充
政治領導人由於分管工作和看問題角度的不同，有時也會在某些事情的關注重點和認識遲早深淺上產生差別。因此，事業能否成功，關鍵取決於他們尤其是核心決策者之間能否汲取對方的長處，並給對方以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各項事業之所以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賴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這種相互支持、配合和補充。
“四人幫”被粉碎後，我國國民經濟因十年動亂而顯現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態。然而，由於多年來注重基本建設投資而忽視消費的慣性作用，也由於受廣大群眾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時間盡快搶回來的急迫心情的影響，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仍然延續過去那種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要求1985年糧食和鋼的產量分別達到8000萬噸和6000萬噸，還要建十大鋼鐵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並把“躍進”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設備上。對此，陳雲在1978年夏天的國務院務虛會期間就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對李先念和穀牧等國務院領導人說：“出國考察的人回來吹風，上麵也往下吹風，要引進多少億，要加快速度。無非一個是借款要多，一個是提出別的國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們可不可以再快一點。”“可以向外國借款，中央下這個決心很對，但是一下子借那麽多，辦不到。有些同誌隻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決重大曆史遺留問題的發言之外，還有一篇主張經濟建設上既要積極又要穩重的發言。針對提交會議討論的1979年、1980年經濟計劃草案，他提出要用外匯先進口糧食，說現在有中美聯合公報，可以直接向美國買糧食。減少國家糧食征購，可以讓農民喘口氣，多生產棉花、肉類、食用油、食糖，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解決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費品不足的問題。他還提出，從國外引進工業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項目排隊，如有所失，容易補上；窩工，就難辦了。”對生產和基本建設作計劃，“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則，“擠來擠去，胖子擠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3]（p.237）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在審閱國務院關於下達1979年、1980年經濟計劃安排草案上批示，“寧可降低指標”、“減建某些項目”也不要留物資缺口，[5]（p.233）並把新華社一份反映計劃委員會安排計劃還在留物資缺口的材料，批給華國鋒、鄧小平等人看。鄧小平很快明確表示：“對今明兩年的計劃，陳雲同誌提了意見，他說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這個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我們對經濟建設的方針、規劃要進行一些調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見效快、能賺錢、創外匯多的，寧肯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到一九八五年鋼產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萬噸不可。”[1]（p.466）
對於陳雲下決心調整國民經濟的主張，鄧小平從一開始就給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3月14日，陳雲和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製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大事的決策機構，由陳雲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餘秋裏、穀牧、薄一波等10人為委員。信中還提出，要用兩三年時間進行經濟調整；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和國內投資能力。[3]（pp.248-249）向中央寫這封信，乃至由陳雲出任擬議中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都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鄧小平的建議。[8]（p.1556）
一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1979年的計劃進行修改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問題。會上，陳雲作了係統發言，指出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資和外國技術不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長一點”。[3]（pp.250-255）對於調整，當時領導層中認識不完全一致。鄧小平在講話中表示完全讚同陳雲的意見，指出今後三年的中心任務是調整，還說：“陳雲同誌提出，二○○○年搞八千萬噸鋼，有道理。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是到該總結的時候了。”[8]（p.1561）會議最終決定，用三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調整，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財經工作和調整工作。
由於領導層中的不同認識沒有做到迅速統一，調整方針在貫徹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製訂十年規劃後，急於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頭，使許多該退的項目沒有退下來，全年積累率仍高達30%多，財政赤字繼續突破100億元，商品供需差額和貨幣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年。麵對這種局麵，鄧小平給了陳雲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聽取國務院的匯報會上，請陳雲“講幾句收場”。陳雲說：有人認為搞調整是“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現在耽誤三年時間有什麽了不得。”“曆史上講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再機會主義一次。”“經濟工作中‘左’的東西沒有肅清。基本錯誤是‘左’的東西。”隨後，鄧小平講話，表示讚同陳雲的意見，說“想問題的方法，要著眼於退得夠不夠”；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還請陳雲在此後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國家經濟政策“作一篇發言”。會議根據鄧小平、陳雲的講話精神，將1981年經濟計劃又作了調整：工農業總產值由原定增長6955億元，降為增長6800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由原定550億元減為300億元，比上一年降低40%。[8]（pp.1599-1601）
接著，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討論經濟形勢和調整問題。陳雲作了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提出一係列關於經濟工作的重大原則。他指出：“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要頭腦清醒。”“漲價商品的麵相當大，影響人民的生活。”“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搞經濟建設的最後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超英趕美等等。”“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麵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這次調整後，“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3]（pp.277-282）
在那次會上，鄧小平作了總結發言。他一開始就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誌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係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同誌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去年四月中央工作會議對此作出了決定。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我們這次調整，正如陳雲同誌說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麵要後退，而且要退夠。”“如果不調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講話中，他還對陳雲的幾個政治方麵的觀點表示了支持的意見。他說：“我讚成陳雲同誌講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雲同誌說，經濟工作搞得好不好，宣傳工作搞得好不好，對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能否穩定發展，關係很大。……這裏說的宣傳工作，實際上包括黨的整個思想政治工作。”他強調：“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改進宣傳工作，已經作為保證這次調整的順利實現、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的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擺在全黨同誌麵前。”[4]（pp.354-365）正是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陳雲倡導的國民經濟調整得以繼續向前推進。1981年底，在農輕重的比例上，在積累與消費的關係上、在財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價的穩定上，都基本實現了調整的預定目標，從而為後來的全麵改革和經濟騰飛創造了有利條件。
推動幹部隊伍的年輕化，是陳雲重新回到中央決策崗位後關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表示應由年富力強的同誌組成中央書記處，以便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以後，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正式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5]（p.253）對此，鄧小平表示讚成。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央於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對年輕的領導同誌組成的書記處，並作出了關於在縣級以上單位設置顧問的決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特別強調了他對陳雲關於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輕幹部意見的支持。他說：“陳雲同誌提出，我們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提拔使用製度化。這些意見講得好。”[4]（p.326）
由於一些老幹部剛剛恢複工作，要他們很快退下來，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輕幹部的工作進展緩慢，收效不大。陳雲感到問題緊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寫了一篇題為《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的文稿，分送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並提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討論青年幹部問題。文中寫道：目前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不警惕幹部青黃不接的情況，任其拖下去，其結果不得不在老幹部短時間內陸續病倒病死的情況下，被迫倉促提拔一些不很適當的中青年幹部；另一種是從現在起，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使他們成為各級黨政工作的後備力量，隨時可以從中挑選領導幹部。他指出，後一種是最有利的辦法。他還建議，各級都要設立一些輔助工作機構和輔助人員，如研究室、副秘書長、部長助理等，給中青年幹部接觸全麵工作的機會；中組部要成立青年幹部局和技術幹部局；對退居二三線的老幹部要在看文件、聽報告、住房、醫療、交通工具等政治和物質待遇上給予照顧和優待。鄧小平同意這些意見，同時指出，“老幹部方麵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得好”。[3]（p.298）於是，陳雲又召集黨和軍隊幹部工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並主持起草了座談會紀要。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陳雲的上述文稿和座談會紀要；會後，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開了三天會，專門討論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和做好老幹部離職休養與退休工作的問題。會上，鄧小平在陳雲講話後發表了即席講話，指出：“我們曆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陳雲同誌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讚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雲同誌提出，選拔中青年幹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現在六十五歲的人，過五年就七十歲了。時間過得很快。所以，陳雲同誌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在那次講話中，鄧小平還講：“我和陳雲同誌交過心的，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裏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麽？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幹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4]（pp.384，385，388）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集中財力物力、保證重點建設問題。陳雲在會上講了四點意見後，又特別講了一下幹部年輕化問題，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隊的幹部，年齡也是60歲以上了，與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隊的年齡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緊選拔50歲上下、特別是40歲上下的優秀幹部，把第三梯隊也建立起來。隻要有了第二梯隊，並且有了第三梯隊，跟隨“四人幫”的“三種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這是黨和國家的大計。老同誌要自覺地、認真地、正確地選拔接班人，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培養他們，主動地給他們讓位，‘把他們扶上馬，再送上一程’。”[3]（p.325）對這個意見，鄧小平再次給予了呼應。他說：“陳雲同誌的講話，不但談了經濟問題，還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幹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8]（p.1715）在鄧陳的合力推動下，中國共產黨比較好地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直沒有解決好的新老交替製度化的問題，使黨保持了生機與活力，使國家的各項事業得以持續健康地發展。
鑒於那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陳雲在大力推動幹部年輕化的同時，也提醒大家，提拔的年輕幹部必須德才兼備，“鬧派性的骨幹分子、打砸搶的分子，一個也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3]（p.301）對這一點，鄧小平也表示非常讚成。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人一定要選好。還是老話，要堅決貫徹陳雲同誌講的幾條，幾種人不能放進去啊！”[4]（p.400）
鄧小平對陳雲主張的支持，還表現在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問題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同時被選為新設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負責全黨的黨風黨紀和案件審理工作。就在中紀委用力糾正黨內各種不正之風時，一些地方，特別是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又借對外開放、實行特殊政策之機，刮起了走私販私之風。有些黨員領導幹部不僅采取姑息態度，而且還參與進去，成為走私活動的保護傘。1982年初，陳雲把一份反映廣東一些地方走私活動猖獗的簡報批給幾位中央常委看，並在批示中寫道：“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常委們看後都表示同意，鄧小平在“並且登報”四字前麵還加了“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八個字。[5]（p.287）隨後，中共中央書記處迅速開會，就此發出緊急通知；又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部署落實鄧陳指示的工作。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鄧小平在討論這一決定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特別強調：“現在刹這個風，一定要從快從嚴從重”，“沒有一點氣勢不行啊！”[8]（p.1723）到1983年4月，全國立案審查的有19萬多件，涉及黨員7萬多人，開除黨籍8500多人，追邀贓款贓物合計4億多元，有力遏製了走私販私、貪汙盜竊、行賄受賄、投機詐騙等嚴重犯罪的歪風。在鄧陳合力推動下，改革開放初期這場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鬥爭達到了預期目的。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給予陳雲很大支持，同樣，陳雲對鄧小平的重要主張也給予了積極配合。例如，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與我國南部接壤的某國實行反華、排華政策，甚至侵犯我國領土、毀壞我國村莊，殺害我國軍民，並對鄰國進行大規模軍事入侵。對此，我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和向該國照會，表示強烈抗議和譴責。然而，該國卻把這一切當成耳旁風，視我方軟弱可欺。鄧小平認為，對這種囂張氣焰，必須進行自衛反擊。他指出：“如果我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都無所作為的話，隻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1]（p.487）鑒於自衛反擊的決策事關重大，為慎重起見，他特別請陳雲從多方麵考慮一下利弊得失。陳雲經過反複考慮，認為可以下這個決心，並提出了有關作戰方針的建議。[5]（p.236）中共中央遂於1979年2月14日發出關於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鬥的通知。自衛反擊戰於2月17日開始，我國邊防部隊達到預定目的後，於3月5日撤離對方邊境，16日全部撤回我國境內。這場戰鬥在地區、時間、規模上雖然極為有限，但對於保證我國在國家安全態勢良好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開放和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印度支那局勢的好轉做出了積極貢獻。20世紀90年代初，該國主動提出與我國恢複睦鄰友好關係，從此，兩國捐棄前嫌，不斷增進友誼，重新成為了好鄰居、好夥伴、好兄弟。
陳雲給予鄧小平密切配合的另一個例子，表現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上。我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係統清理過去“左”的錯誤，引發了黨內和社會上兩股思潮：一股認為，黨中央否定了毛澤東，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另一股認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要徹底否定。麵對這兩股思潮，鄧小平提出要在適當時候，由黨中央就新中國成立後的經驗教訓作一個決議，對那段曆史作一個評價。他主張，起草這個決議，一方麵，要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麵，要把這一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宜粗不宜細，核心是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鄧小平的主張，陳雲十分讚成。他對起草小組的人說：“小平同誌提出《決議》宜粗不宜細，我是同意的。要在這個原則下麵，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決議》要按照小平同誌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3]（pp.238-284）為了使《決議》能夠充分體現鄧小平的意圖，他還提出建議，即在《決議》中增加回顧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28年曆史段落，說這樣寫，對“毛澤東同誌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麵，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麵的根據；說毛澤東同誌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3]（p.284）對於這個建議，鄧小平十分讚賞，說陳雲的“這個意見很好”，“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4]（pp.303，306）由於鄧陳的密切配合，《決議》經過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討論，終於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獲得通過，起到了使黨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作用。
關係之三：在分歧麵前以改革開放大局為重
古今中外任何誌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間，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分歧意見，問題在於分歧的性質和對待分歧的態度。鄧小平和陳雲雖然都主張改革開放，但在一些問題上同樣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分歧。不承認有分歧，不是唯物主義；過分誇大這種分歧，甚至把他們的關係描繪成權力鬥爭，更有悖曆史的真實。實際情況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當他們出現分歧時，要麽一方放棄自己的觀點，要麽彼此求大同存小異。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把維護黨的團結和改革開放大業作為最高原則。
鄧小平始終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全黨全民都應當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中心任務。因此，在他第三次複出後，十分重視利用當時有利的國際條件，要求加快從國外引進設備和技術。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之前，他約穀牧談話，聽取出訪歐洲國家的匯報，強調要“下決心向外國借點錢搞建設，要抓緊時間”。[1]（p.335）但是，當後來陳雲提出，現在經濟比例失調情況嚴重，要把各方麵比例先調整好，再加快發展；不能隻考慮從國外引進項目，還要考慮國內提供配套資金的能力；對外債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匯很少；現在國際市場是買方市場，隻要國際關係不出大變化，這個有利條件不會失掉等等意見之後，鄧小平部分放棄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讚成陳雲同誌那個分析，外資是兩種，一種叫自由外匯，一種叫設備貸款。不管哪一種，我們都要利用，因為這個機會太難得了，這個條件不用太可惜了。”“問題是怎樣善於利用，怎樣使每個項目都能夠比較快地見效，包括解決好償付能力問題。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我認為應該堅持。”“我們引進每一個項目都要做到必須具有償付能力。可以先幹兩件事再說。陳雲同誌的意見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研究，我讚成這個意見，應該這樣來研究。”[4]（pp.198，199）從這些話中不難看出，他對這個問題，雖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觀點，但從總體上是同意陳雲意見的。
同樣，陳雲在遇到同鄧小平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往往表示讚成鄧小平的意見，起碼不再公開堅持自己的觀點。
例如，在經濟特區問題上。陳雲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說過：“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廣東不是全省特區，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區），現在隻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當然，來料加工，合資經營，現在許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區。……像江蘇這樣的省不能搞特區。”[3]（p.306）
1982年春節，他約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幾位負責人座談，再次強調：“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麽搞。特區第一位的問題是總結經驗。”[3]（p.311）但是，當鄧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9]，並請他們向陳雲匯報。陳雲聽後，明確表示讚成鄧小平的意見。接著，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會議，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建議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並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委托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的穀牧向正在杭州休養的陳雲匯報。陳雲再次明確表示，同意開放14個沿海城市，同時也指出：現在特區還沒有“拳頭”產品，要它那裏搞“拳頭”產品有困難；外資企業產品要有一定比例內銷，但對有發展前途的國內工業應當保護；特區不要搞自己的貨幣，如果一定要搞，發行權一定要集中到中央。[8]（pp.1672-1677）顯然，陳雲在這件事情上總體上向鄧小平的意見靠攏，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觀點。
再例如，在黨員雇工問題上。改革開放初期，黨內在個體私營者雇工問題上出現了不同意見的爭論。對這個問題，鄧小平和陳雲的意見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張看幾年再說；不同的是，看待黨員雇工問題的側重點有一定差別。1982年底，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農村雇工限額問題發表意見，指出：“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七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當。”[5]（p.316）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傳閱《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送審稿時，看到上麵有允許共產黨員雇工的規定，感到不妥，隨即批示：“雇工政策還可以再看幾年，即使出一點問題也不可怕。”但“對黨員雇工要慎重。黨內對此存在不同意見，中紀委也有個意見準備報告書記處。因此，這個文件是否先不作規定，由書記處再討論。這是一個原則問題，需要充分討論。小平同誌在八大黨章報告上講：‘黨員必須是從事勞動而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人。’現在形勢雖然比那時有很大發展，但對黨員的基本要求還應當堅持。看這個問題的利弊，不僅要從現在看，而且要從若幹年後來看”。為穩妥起見，他特意把這個批示先送給鄧小平看，然後再送中央書記處。[8]（pp.1730-1731）鄧小平看後，批示“中央書記處再議”。根據陳雲的意見，文件在發出時，刪去了有關允許黨員雇工的規定，並明確要求對農村雇工要加強管理，認真調研，以便條件成熟時做出具體政策規定。[5]（p.344）後來，中共中央書記處否定了中紀委製定的《加強黨的紀律的若幹規定》中有關黨員不準雇工的規定，認為雇工有多種情況，十分複雜，涉及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隻有進行調查研究，才能對黨員雇工作出合理的規定。鄧小平也對雇工問題表示了兩點意見：其一，“看兩三年，沒有什麽了不起，將來經濟發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個命令就可以收回來。”其二，“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要提倡黨員搞合作生產，我們終歸是要搞社會主義的。”[2]（p.964）
1985年底，有人在談話中說到，農村黨員幹部在發展經濟時，有的帶領群眾共同致富，有的帶頭個人致富，有的依仗特權謀私致富，雇工經營者得到上邊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資源、大量貸款。鄧小平聽後表示，對第三種情況要控製，可以收累進稅；並再次指出：“雇工，我說看兩三年是必要的。”“有一個報告說，雇工經營出現是必然趨勢，不可避免的，現在要考慮如何納入軌道。這個意見對。”[2]（pp.1096-1097）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個體經營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業”的概念，並明確私人企業雇工人數可以超過對個體經營者的限度。[10]此後，陳雲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再發表什麽意見。
又例如，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上。陳雲的一貫主張是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盡管後來他同意關於計劃經濟為主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導性計劃也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經濟杠杆的作用來實現的提法，[3]（p.337注288）但仍然堅持“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3]（p.367）。而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一開始與陳雲的主張一致，後來思想有了很大發展。1989年他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9]（p.306）
1990年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製。……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麽回事。”[9]（p.364）
1991年他在視察上海時又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9]（p.367）直至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談話”中更加明確地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9]（p.373）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共十四大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同時又指出，這種體製“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1]這期間，社會上出現了“鄧陳不和”的議論，對此，陳雲沒有從正麵回答，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作了澄清。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鄧小平提議陳雲寫一篇悼念文章。陳雲利用這個機會，在文章中專門寫了對於經濟特區的看法。他寫道：“先念同誌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築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接著，他又由此引申到對經濟建設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3]（p.379）這篇文章公開發表在中國各大報紙上，起到了抑製有關他和鄧小平關係問題上種種猜測的作用。
縱觀改革開放初期陳雲與鄧小平的關係，可以說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補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別與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別與分歧也不在於要不要改革開放，而在於如何改革開放。陳雲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反複指出：“體製改革勢在必行”[8]（p.1633）；經濟體製改革“打破了‘大鍋飯’、‘鐵飯碗’，它的意義不下於私營工商業改造”；“體製改革，農業先走了一步，我看工業、財貿係統也勢在必行”。[7]（pp.488，489）但在改革的步驟、方法上，陳雲更強調改革“步子要穩”，“要從試點著手”，“要‘摸著石頭過河’”[3]（p.279）；鄧小平則著重於“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9]（pp.265，372）過去有一種輿論，說鄧小平是改革派，陳雲是保守派。對此，鄧小平在1987年同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舒爾茨談話時，給予了間接批駁。他說：“有些人對改革的某些方麵、某些方法不讚成，但不是完全不讚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9]（p.209）他這番話是客觀的，也是準確的。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陳雲十分尊重，非常重視他的意見；陳雲也始終把鄧小平視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每當中央發生政治上的困難，都堅定地站在他一邊。1980年，陳雲支持鄧小平關於華國鋒不宜再擔任黨中央主席，應由胡耀邦接替的意見。他說：“小平同誌當黨的主席，眾望所歸。但是，我相信，小平同誌不願意幹，極力推耀邦同誌來幹”。[8]（p.1548）
1987年，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雲約他來談話，開頭就講：“我們國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領導人是小平同誌。”[3]（p.360）
（略去230字）
陳雲與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之所以能相互支持與配合，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曆史背景和思想基礎的。他們青少年時代有著大致類似的經曆：一個在資本主義影響比較深的上海當過學徒，一個在資本主義的法國勤工儉學過，而且都在年紀很輕時便投身革命事業。他們有著共同的信仰：都對共產主義堅信不移。他們有著基本一致的風格：都堅持實事求是，處事公道，不搞小圈子。正因為如此，他們都不讚成延安整風中“左”的做法，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起揭發過高崗分裂黨的陰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所有這些，使他們之間建立了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1956年，當中共七屆七中全會醞釀八大選舉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就提名陳雲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的問題，向全會介紹並高度評價了他們兩位。他說陳雲“是個好人”，“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看問題有眼光”，“尖銳，能抓住要點”；說鄧小平“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比較顧全大局”，“處理問題比較公正”。[12]
50年後，薄一波在《我對陳雲同誌的思念》一文中，又提到那次毛澤東向大家介紹陳雲和鄧小平時說過的另一段話：“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今後要由他們“登台演主角”了。他隨即寫道：“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小平同誌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陳雲同誌作為這個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們卓越地發揮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13]我認為，無論毛澤東的評價還是薄一波的解釋，都已為曆史所證明。改革開放初期，有鄧小平和陳雲為國家合作撐舵，這是中國的幸運，中國共產黨的幸運，中國人民的幸運。他們合作的成果，不僅為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政治生活產生著深遠影響，成為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政治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