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卞仲耘丈夫王晶垚：55年的頑強紀念

來源: 世事滄桑 於 2021-09-08 14:48:3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44082 bytes)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北師大附屬女中，曾作為知青下放雲南。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8年獲得中國社科院文學博士學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學教授中文，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教授 、知名的文革研究學者 。

 

 
2021年8月29日淩晨，原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人去世了。他今年3月整整100歲。我一連收到了六個電子訃告。我很難過。

 

55年前的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長，在校園中被紅衛兵毒打而死亡。55年以來，她的丈夫王晶垚一直在紀念她，努力為她爭取正義。55年前，我是那個中學的一名學生，目擊了部分虐殺場麵。我寫作文革迫害曆史，和王晶垚先生來往28年了。這種努力不是那麽成功，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天很多來關心王晶垚老人的去世，是因為關注卞仲耘校長被害案件，說明文革受難者和紅衛兵暴行已經成為寫作文革曆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不可能被挖苦、取笑或者否認。
 
遠在1967年，在中學的校園裏我聽同學說，卞仲耘校長的丈夫在調查卞仲耘之死。他收集材料，並且知道很多女附中學生的名字。那時候，學校裏還貼著卞仲耘和別的學校領導的大字報，是對以前貼出的大字報的整理和匯總，當時稱為“梳辮子”，內容是關於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這些材料還被刻寫在蠟紙上油印出來，王晶垚先生收集、保留了這些材料。現在回想起當年學生用閑聊的方式談起王先生所做的事情，卻不會想到他的妻子被打死在學校裏，難道他不應該到學校來認真調查嗎？一代人在文革過程中接受了迫害人、殘害人的觀念和做法，實在令人感到痛心和可恥。
 
1993年8月，我先通過1966年8月5日和卞仲耘校長一起遭到毒打的胡誌濤校長的子女見到了胡校長。胡校長告訴了王晶垚先生的聯絡方式。在和胡校長的談話中，我了解到，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共有3個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園裏打死了3個人：學校負責人薑培良、語文教員靳正宇和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西曼。當時我已經了解了一些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中的血腥事實，但是顯然還有大量的事實沒有了解到。
 
卞仲耘校長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暴力殺害的教育工作者。20天後，暴力已經蔓延和升級到了更大的規模。官方有內部的統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很多北京市民認為不止此數。這是北京城三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殘忍和恐怖。這裏我要向不忘曆史的胡誌濤校長致敬。
 
幾天後我第一次見到了王晶垚先生。他看了我寫的關於卞校長之死的文章（1986）以後說，27年來，我是第一個來見他的當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他給了我文革後1978年給卞校長開追悼會時印發的十六開雙頁四麵的材料。第一麵是卞校長的照片，中間對開的兩麵是卞校長的簡曆和“結論”。最後一麵是一個信，講述了卞校長在學校裏被打死的經過。王先生在1966年8月收到了這個信。寫信人既沒有署名還改變了筆跡。後來知道了寫信人是師大女附中的語文老師張靜芬。我在學校見過她，一位端莊文靜的中年女教師。在那個恐怖的時期，她冒著危險用左手寫了匿名信寄給了卞校長的家人。十年文革，王晶垚先生一直藏好了這封信。我要向張靜芬老師致敬。
 

我了解到，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後，王晶垚先生立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架照相機，她拍下了卞仲耘校長血跡斑斑遍布傷痕的屍體。他把卞校長的血衣和用來擦拭身上的傷口的棉球和紗布（因為她被用有鐵釘的舊課桌椅腿毆打），還有她手上的手表，手表帶是金屬的，金屬都被打得撕開了一個裂口。王晶垚先生把這些物證保存在一個皮箱裏。2006年，南京的胡傑去北京把王晶垚和他的皮箱都攝進了他拍的紀錄片《我雖死去》。這個關於卞仲耘的紀錄片的片名來自俄國小說《日瓦戈醫生》中的詩句。我認識的一位老編輯在北京看了光碟電影後告訴我，她為此大哭了一場。

我在訪問王晶垚先生之後去了女附中學校（文革後已經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那裏不願查閱檔案資料。王晶垚先生拿出了他收集的各種資料，有當年油印的大事記，大字報選編，文革後他寫給法院的訴狀等，交給我。我去街上複印店複印。王晶垚先生擔心複印店裏的人會注意這些材料的內容。我則明顯地感覺到，雖然文革已經過去多年，文革的壓迫還存在。
 
文革後，當局給受難者平反，按照當時的普遍做法，按照文革前給工作人員死亡的補助標準，給受難者家人發420元錢，其中180塊撫恤金，240塊喪葬費。這是文革前在職工作人員去世，單位就按照這個標準發放給家人。王先生拒絕接受這個錢，他要求用這420元錢在學校做個紀念牌，或者種一排樹，紀念卞校長，被拒絕。
 
王先生向法院告了一個文革中偽造證據誣陷卞校長，在“鬥爭會”上打了卞校長的人，西城區法院說此時已經過了“追溯期限”。難道在十年文革期間可以起訴這種人嗎？怎麽會有過了“追溯期限”的問題呢？王先生請“人民代表”送材料到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底，最高法院回信說，師大女附中打死卞校長是受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暴力行為的影響。確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更早開始暴力行為，在1966年8月在他們校中打死了兩名附近的和平居民。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回信也並不追究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暴行。
 
我寫出了關於卞校長之死的文章，隻能發表在我自己的網頁上。我在1994年寫了《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刊物上發表，英文版的印在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裏。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了書《文革受難者》，第一個就送給了王先生。在這本52萬字的書裏有659名受難者，其中最長的一篇是關於卞校長的。他仔細看了書，做了一些很中肯的評論。後來有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說，王晶垚說我關於卞仲耘的文章中有12個錯誤，卻不寫出是什麽錯誤。這根本就是隨意編造的，因為我和王先生一直聯絡來往。假使有錯，他會早就告訴我了。從這類胡編亂造的謠言（還有別的），可以看到一些想要否認紅衛兵暴行的人對一位老人的欺負。
 
訴諸法律失敗，王晶垚先生希望訴諸曆史。2002年，卞仲耘、王晶垚夫婦青年時代的朋友李慎之(1923~2003)直接批評他說：卞仲耘已經被打死36年了，你現在什麽都不做，就為了你晚年生活的平靜？王晶垚先生把李慎之的“斥責”錄了音，他不但重放給他自己聽，還曾放給一個晚輩聽。這個晚輩從中理解老一輩的憤懣和苦惱，他一直幫王先生打字。
 
在卞仲耘被打死13天後，8月18日，最高領袖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這樣的接見一共有八次，並都向全國實況轉播）。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在城樓上給最高領袖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他們的照片和關於文質“彬彬”和“要武“的對話發表在報紙和雜誌上。8月18日大會後，暴力虐殺在北京和全國蔓延升級。
 
41年後的2007年，師大女附中（已改為實驗中學）為慶祝校慶90周年，選出了90名傑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她給最高領袖戴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放在一人高的展板上在校園裏展覽。慶祝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王晶垚給這所中學的校長寫了一個公開信。打字打好後複讀，王先生加上了一句，宋彬彬獻給毛澤東的這個紅衛兵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打字的晚輩說，他一開始覺得卞仲耘的慘死事實本身已經足夠慘烈，不需要再加任何有“文學化”色彩的說法，可是他馬上意識到，老人這句話有力量，這個公開信需要這樣一句說透事實的話。我同意這個看法。
 
卞仲耘校長遇害的時候50歲，王晶垚45歲。現在他在100歲時去世了，我們會想，他的一生是怎樣的一生啊。在卞校長遇害之後，他活了55年。他一直在頑強地紀念卞校長。

 

他是一個老人，對於老人做這樣的事情，我認為應該特別尊敬。在他的年齡，榮譽、地位和金錢，都已經不像以前那麽重要了。他的頑強的紀念，很純正地是為了正義，為了責任，為了後代。他不要讓文革這樣罪惡和可恥的事情再次發生。
 
這裏也特別想要向李芸老師致敬。王晶垚先生在卞校長遇害八年之後，和李芸老師結婚。她退休以前是英文老師。她善良，有氣度，盡心盡力照料了王晶垚先生。在他們家，有一麵牆布置成了卞仲耘紀念牆。我每次去，她都親切友好地接待我。我第一次在她家吃午飯，她特地買了鵪鶉蛋做的鬆花蛋，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小的鬆花蛋，印象很深。有一次她送我一包花生，說她和王先生牙齒不好吃不動。花生裝在一個普通的尼龍綢袋子裏，但是上麵印的圖案很別致。她特別告訴我，這是王先生的女兒（王先生和卞仲耘的女兒）到遠方旅行回來裝禮物用過的。
 
我把花生給學生吃了，但是這個尼龍袋我至今保存著，裝著我那個夏天的一些采訪筆記。我想，李芸老師的溫情與和善，使得受到如此殘酷打擊的王先生活到了一百歲。文革摧毀了無數受難者的生命，也摧毀了很多人的道德，使人怯懦、健忘、人格分裂，變成魯迅寫的阿Q式的人物。但是，有美德的人還在。他們發出的道德之光，照耀我們的生活。
 
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和一位朋友在電話上說起此事。她馬上做了個心算。她說，卞校長在文革第一年1966年50歲的時候被打死，王晶垚先生活到了100歲。他使得他們二人活了150歲，每人75歲。她的算術提醒了我。我們影響不了什麽，但是我們可以來向延長了受難者生命的王晶垚老人致敬。
 
謹以此文祭奠王晶垚先生。
 

2021年9月6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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