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這是1926年發表在《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的《記念劉和珍君》裏的一句話，魯迅先生的文筆依舊犀利如昔，但卻字裏行間多了一絲悲痛。
這是他對“三一八慘案”中所有遇難學生的哀悼，也是他對反革命的軍閥一種強烈的控訴。
然而，甚少有人知道，在這樁慘案背後，還發生了諸多鮮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魯迅先生和地質學家李起光先生的一些往事。
這個世界，從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而魯迅先生為何點名罵李四光先生？對方還不敢還嘴？
魯迅痛批李四光
1924年，楊蔭榆擔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作為當時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的負責人，楊蔭榆的愛國熱情是毋庸置疑的。
楊蔭榆
然而，她在學校期間的獨裁專製卻也引來了很多學生的不忿，尤其是在麵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時，楊蔭榆表現出了前所未有地抵抗態度，她固執地站在北洋軍閥的那一邊，對擁有革命熱情的愛國學生實行了獨斷專行的懲罰，因此招來了很多擁護學生革命人的罵聲。
而魯迅先生作為新中國革命文學的先行者，他是中國最先一批覺醒的文人，因而對於學生的愛國運動，他的態度一直是以支持為主的，正因如此，他與楊蔭榆天生就站立在了兩個不同的陣營。
尤其在隨後的學生運動中，楊蔭榆變本加厲地開始阻撓進步學生的遊行，甚至多次以開除學籍的懲罰來限製學生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
她的種種舉動再一次引來了學生的難忍，“驅楊行動”開始在校園裏正式開展，學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向上公訴，希望能夠罷免楊蔭榆的校長身份，並對她的一係列行為提出了質疑與批評。
甚至還有部分同學自覺地組織起來，攔在校門口，不讓楊蔭榆進入學校，一時之間，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裏，楊蔭榆仿佛成了眾矢之的。
而這件事也直接成為了魯迅先生與李四光先生交惡的根本原因。
就在楊蔭榆走投無路之時，她通過多方輾轉，經由李四光的夫人結識了李四光先生，並且希望李四光先生能夠公開為他發聲。
彼時，作為第一批放棄了國外優渥的待遇條件毅然決然回國工作的學者來說，李四光先生顯然是大眾眼中極具影響力的愛國者，因而楊蔭榆也希望能夠借助他的名聲讓自己尋得緩衝之機。
然而，當時的李四光先生並不知曉這其中的彎彎道道，尤其是在此之前他與楊蔭榆並不熟識，因而對於楊蔭榆是怎樣的人，他也並不知曉，所以李四光先生拒絕了楊蔭榆的請求。
然而，楊蔭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她退而求其次地邀請李四光先生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園裏會麵，而這一次，李四光先生沒有拒絕她的要求。
李四光
然而，李四光先生沒有想到，楊蔭榆邀請與他的學校會晤，並不是希望和他探討學術問題，也並非是要和他促膝長談，隻不過借他的名義，進入到校園中去，因為彼時的楊蔭榆已經無法憑借一己之力進入到學校了。
然而，正是這樣一件在李四光先生看來及其微不足道的小事，卻毅然決然地將他推到了楊蔭榆的陣營中去。
因為借助李四光的身份，楊蔭榆重新進入到校園，再一次濫用手中的權利欺壓進步學生，而給了她這一可趁之機的李四光先生，也被外界劃到了楊蔭榆的陣營中。
而後，師大的學生開始在報刊中公開發表抨擊李四光先生的文章，其中用詞之犀利，無出其右，而李四光先生也倍覺委屈，因而也曾在相關報刊對這一係列的批評進行回應，然而，終歸未能壓過憤怒之下的學生們。
而魯迅先生作為支持學生運動的學者代表，自然而然與李四光先生站在了對立麵，二人的關係也就有些微妙。
隨後，“三一八慘案”爆發，麵對劉和珍以及楊德群等進步學生的犧牲，魯迅先生悲痛欲絕，他更是對以楊蔭榆在內的北洋軍閥擁護者嗤之以鼻，而李四光先生也赫然在他的敵對名單中。
隨後，魯迅先生便開始在報刊雜誌中公開批判楊蔭榆，李四光等人，並將他們的所作所為成為是“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
而李四光先生麵對這樣的質疑，也曾想過解釋，然而他作為一個地質學家，無論是文筆還是影響力，又怎能敵過文壇大家魯迅先生，因而思索再三，他還是選擇了沉默。
而他的這份沉默或許也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在當時的那種境況下，無論他再說些什麽，或許外界也隻會認為他是狡言善辯，根本不會有人相信他所說的話。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多費口舌，不如清者自清，等到一切過去，曆史自然能還他一個清白，因而，在魯迅先生點名道姓地對李四光先生進行批判時，外界並未看到李四光先生的反擊。
因而，很多人猜測，這是因為李四光先生心虛不敢回應才以沉默相對，事實上這或許隻是另外一種獨辟蹊徑的應對方式吧。
工資引發的不喜
當然，魯迅先生與李四光先生的不和還有其他原因，其中有一個流言就是稱魯迅先生不服李四光先生比他的工資高，所以心生嫉妒，因此才一直針對他。
當然，這確實隻是一則流言，畢竟魯迅先生作為現代學者的先驅，他對國家和社會的反思和批判早就超過同時期的大部分學者，這樣一個無論是眼界格局都如此高的文人又怎麽會因為工資高低而對另外一位學者針鋒相對呢？
事情的真相還要從頭說起，李四光先生拒絕外國學校的聘請而選擇回國之後，被聘請為大學講師，其中每月的工資大概有兩三百塊。
而這樣的薪水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已經非常多了，畢竟普通工人的工資一個月也隻有十幾塊，而且除此以外，李四光先生還在京師圖書館兼職，每月還另外有五百塊的收入。
這兩者加起來的工資，可以說是非常之高了，即使是作為創作大家的魯迅先生，加上每月的稿費也遠不及此，然而，這卻並不是魯迅先生對李四光先生不滿的緣由。
事實上，當時魯迅先生作為北京大學的老師，他的工資每月也有兩三百塊，加上每月的稿費，雖然不比李四光先生的收入，但是每月到手的銀錢也足夠他生活開銷了。
但是魯迅先生本人對吃穿用住並沒有太大的要求，他每月工資除了基本的家庭開銷，剩下的幾乎都資助給了貧困學生，或者周圍家庭情況困難的群眾，因而盡管他每月賺的並不少，但幾乎月月沒有盈餘。
而李四光先生或許是留學多年的後遺症，在生活品質方麵或多或少有些追求，而這些追求落在魯迅先生眼中，就成為了他貪圖享樂的鐵證之一。
尤其是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對老師還有一條規定，就是不許校外兼職，而李四光先生卻在京師圖書館兼了一份薪酬高昂的工作，這在魯迅先生眼中，更是確認了他追求金錢不顧群眾的品質，凡此種種，累積在一起，就足以使得魯迅先生對李四光先生沒有任何好感。
因而之後李四光先生又與楊蔭榆牽扯到一起，“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先生更是將李四光先生直接劃到了敵對的陣營中去了，畢竟在他看來，一個追求享樂的人，不顧學生進步是一件及其正常的事情。
然而，這其中仍然有魯迅先生所不明晰的真相。
事實上，盡管李四光先生的生活品質方麵或許有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講究，但是追根究底都是一些無傷大雅的習慣，比如喜歡喝咖啡等，而這些習慣還並不能上升到貪圖享樂的層次。
除此之外，李四光先生每月的大部分收入雖然沒有資助給貧困學生或者困難群眾，但是幾乎大部分都用於購買書籍資料捐給了北京大學的圖書館。
和魯迅先生相比，不過是不同的捐助形式罷了，並沒有什麽高下之分，但是因為這件事知之者甚少，所以才造成了魯迅先生對李四光先生的誤會。
而至於北大老師不能在校外兼職這件事，也是因為當時的李四光先生因為其他原因向學校申請休假一年，並且在這一年中並沒有工資，所以他才去了京師圖書館接了這份臨時的兼職。
卻沒想到，這幾個誤會加在一起，竟然讓魯迅先生誤認為他是一個不值得尊重的人，所以才對他的感官大大降低。
而李四光先生或許是因為骨子裏還有著傳統文人的清高，在被魯迅先生公開批評之後，也曾解釋過一次，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解釋幾乎沒有任何意義時，他也就斷了這個念頭，隨後不管魯迅先生是抨擊他工資高還是其他，他都選擇了沉默以對。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兩人的誤會越來越深。
魯迅先生的文章素來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剛正作風，而在麵對李四光先生時，他也依然表現出了這樣的態度。
如今看來，或許魯迅先生的批判有些不夠全麵。
然而投入到特定的曆史環境中，我們不難發現，在魯迅先生那個時期，雖然有很多家國情懷深重的文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雖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卻依然不思報國，隻圖個人榮辱，因而魯迅先生真正想抨擊的或許是這部分人吧。
李四光铩羽而歸
雖然魯迅先生與李四光先生的恩怨，最終以李四光先生的沉默告終，但是在此之前，李四光先生也並非是完全沒有進行過反抗的。
在李四光先生擔任京師圖書館的副館長之後，魯迅先生先是用“教授專於斂財，致學術不精”這樣的話題予以抨擊，後來沒有引起什麽輿論之後，又將矛頭直指李四光先生的學術是否合格。
魯迅先生在《語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的文章，其中說道：
“京師圖書館將要擴張，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隻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
這篇文章一出，使得原本準備息事寧人的李四光先生怒火衝天，他本不想在這些事情上多費口舌，然而麵對魯迅先生的再三指摘，而且這一次還加上了他一直敬佩的梁啟超先生，因而不想再忍的李四光先生終於提筆給時任《晨報》編輯的徐誌摩先生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將自己的情況一一說明，並且稱“罵人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文人之間整日變本加厲地互相辱罵，那麽這個世界還可以居住嗎……”
徐誌摩
寫封信很快得到了徐誌摩的回應，他親自主筆為李四光先生撰寫了一篇文章，將情況一一贅述，並在文章的最後表達了李四光先生不願再進行“罵戰”的美好期待。
本以為到這裏事情就能得以解決了，然而沒想到魯迅先生在看到徐誌摩的這篇文章後，一連發了三篇雜文進行反駁抨擊，文章中語言犀利，反諷意味強烈，甚至這次還將徐誌摩也牽扯了進去。
而李四光先生在得知魯迅先生不僅沒有停止“罵戰”，相反還越“罵”越烈，終於也忍不住自己發文反駁了魯迅先生，字裏行間所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魯迅先生作為一代文人大家，不將自己的時間精力用在創作上，一天到晚執著於這些瑣事，實在太多小氣。
魯迅先生被李四光先生一通諷刺之後，不僅沒有息事寧人，反而被激起了鬥誌，他用更加犀利的文筆開始回諷李四光先生，從各個方麵對他進行抨擊。
兩人的“罵戰”一度成為了當時社會上熱議的話題，也正因如此，李四光先生的工作和學術研究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兩人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好友之中總有一些交叉，因此兩人的關係一度也成為了友人之間爭相討論的話題。
李四光先生畢竟不是文人，他的理念更多是從實用主義出發，眼看自己是無法扭轉魯迅先生對他的認知了，並且他罵也罵不過魯迅先生，還影響了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此之後，他選擇了沉默。
無論魯迅先生再在報刊上發表什麽抨擊他的話，他也一概不解釋，任由他隨意抨擊。
而魯迅先生眼看李四光先生對他的抨擊不予回應，便換了另一種方式，他開始寫信“罵”他，字裏行間幾乎拳拳到肉。
然而即使是如此，李四光先生也沒有給出任何回應，而且在其他場合，李四光先生也絕口不提他與魯迅先生之間的這番恩怨，久而久之，本對這件事有些興趣的人也漸漸失去了興趣，最終這件事也沉沒在了曆史長河中。
歸根結底，魯迅先生與李四光先生之間的恩恩怨怨很大原因也是因為二人互不了解，對對方都沒有一個清楚地認知，再加上兩人所處領域不同，思維方式更是天差地別，加之多個誤會互相聯接，這才導致了最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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