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文革中基本上算是逍遙派，但也不能說完全置身事外。仔細想想，我當時至少參加了三次革命行動，但都隻是淺嚐輒止。
一是破四舊。
像一切文革行動一樣，破四舊之風也是從北京刮來的。當《人民日報》專門發表了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大破四舊”以後，當蘇州市圖書館的革命群眾開了一輛大卡車到市中心，把一大堆“封資修”的舊書堆在廣場上當眾焚毀以後，我們就覺得不能再袖手旁觀了。然而哪裏有“四舊”呢？我們苦思冥想，終於想到滄浪亭裏有五百名賢像，還有許多匾額、碑刻，都是出於封建文人之手，無疑屬於該破之列。
一個星期天，我們小組的同學便帶著廢報紙和糨糊，浩浩蕩蕩地開到滄浪亭去了。走到滄浪亭大門口，領頭的同學理直氣壯地通告看門人：“我們是來破四舊的！”鬧革命當然不用買票，大家長驅直入。
滄浪亭是我們常來的地方，輕車熟路，大家一進大門便直奔主題，先把五百名賢祠裏的磚刻畫像用報紙糊起來。那些畫像幾乎占了一整麵的牆壁，我們搬來好幾張桌椅才夠得到上端，爬上爬下的，累得直喘氣。接下來又把乾隆皇帝的題詩、沈德潛寫的碑文也一一糊上。還在糊好的報紙上寫上“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等革命標語。遇到匾額，覺得光寫口號比封建文人“稍遜風騷”，便寫上一些較有文采的話，如“扭轉乾坤”、“除舊布新”之類。
比較麻煩的是刻在石碑或板壁上的畫，大多是蘭竹、山水，它們算不算“四舊”呢？大家討論了半天，認為它們的作者鄭板橋等人也都是封建文人，也應該糊上。
一大捆廢報紙和一桶糨糊很快就用完了，一直在遠處看著我們破四舊的園林工人又送來了一些。
我們幹了半天，直到滄浪亭裏到處糊滿了報紙，活像一個綁滿繃帶的傷兵，我們才勝利班師。
二十年後，我在洛陽的龍門石窟看到許多佛像都被鑿去了腦袋，有幾尊高達數丈的大佛像也被當年的紅衛兵鑿得麵目全非，不由得對洛陽學生破四舊的革命精神和雄偉魄力大為歎服。
二是寫老師的大字報。
一開始我隻是在別人寫的大字報上簽名，而且總是簽在靠後的地方，沒有親自執過筆。但久而久之，我覺得這樣做很不妥當。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它當然是檢驗一個人革命與否的試金石。要是我老是站在一邊隨聲附和，時間長了難免被人認為是對這場革命不極是消極抵觸，那樣的話學校對我的政治評語會怎樣寫呢？爹爹曾在國民黨軍隊裏幹過，“出身不好”的政治汙點一直像緊箍咒一樣套在我頭上，如果再加上本人表現不好的政治評語，那麽不管我高考考多少分都無濟於事了。不要說考進清華園，恐怕連到對門去上蘇醫都會成問題了！想到自己對清華園的向往，想到父母親對自己的殷切希望，我覺得自己必須在這場革命中有較好的表現，至少不能引起別人對我的革命態度的懷疑。
我決定自己來執筆寫一張大字報，寫好後把自己的名字簽在最前麵，讓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我的名字。可是到底寫誰呢？我搜腸刮肚地想了又想。寫班主任宋老師？我對他向無好感，寫他出出氣也不錯。可是他一直表現得那麽革命，我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他有什麽罪行。寫教代數的黃炳良老師？可是他除了地主出身和一口常熟口音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毛病，講課時也從不岔到數學以外去，更沒有涉及政治。寫英語老師周大心？他的罪行倒是很多，但是他早就被揪出來了，寫他的大字報已經連篇累牘，我所了解的罪行都被別人捷足先登地披露了。想到最後，我終於把目標鎖定為馬文豪老師。
馬老師是教語文的，那時語文課的政治含量與政治課不相上下，從他嘴裏溜出來的反動言論肯定不會少。雖然也已有好幾張大字報揭發過馬老師了，但我還是深挖出他的一條新“罪行”：他曾在作文評講課上批評同學們寫作文堆砌優美詞句，他說：“一篇文章裏堆滿了優美詞句就像鄉下女人進城，上身穿著紅棉襖，下身穿著綠棉褲，自以為美，其實卻醜得要命！”我把上述事實描寫一番之後，就展開批判：
試問，他所說的“鄉下女人”不是指貧下中農又是指誰？地主階級的女人當然穿綢緞或毛皮衣服，而且講究高雅，哪裏會“上身穿著紅棉襖，下身穿著綠棉褲”？那麽，革命群眾不禁要問，馬文豪如此惡毒地嘲諷貧下中農，他的險惡用心是什麽？難道這不是他的地主階級反動本性的大暴露？……
我寫完這張大字報，頗為得意，就把自己的名字簽得十分醒目，接著又有不少同學在上麵簽了名，然後大家就把它貼了出去。可惜這張大字報並沒有引起什麽轟動，不到三天，它就被新的大字報覆蓋了，此後我再也沒有寫過別的批判老師的大字報。
三是參加派性鬥爭。
文革的形勢瞬息萬變，紅五類的風光日子很快成為明日黃花。到後來，校園裏山頭林立的各類組織逐漸歸攏合並，最後形成了兩大派。一派叫“五四兵團”，屬於市裏的“踢派”；另一派叫“紅旗公社”，屬於“支派”。“支派”因支持剛成立的蘇州市革命委員會而得名，“踢派”則因提出了“踢開蘇革會”的口號而得名。
我和陳本業從外地串聯回來，發現我班那幾個罵過我們的“狗老爹豬老娘”的紅五類都成了“踢派”，就馬上決定參加與“踢派”勢不兩立的“支派”，以表明與他們不共戴天。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他們是“支派”，我們就一定會參加“踢派”了。然而我們又不想真的從組織上參加“紅旗公社”，便決定自立門戶，糾集了四五個人，成立了“延安兵團”。所以要叫“延安兵團”，一是覺得兵團的名字最威風凜凜；二是因為毛主席著作裏有“是西安，還是延安”的著名論斷，我們既然參加“支派”，當然是認為蘇革會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兵團成立後，我們找到一間堆雜物的小屋作為總部，但是沒有掛牌子。原因有二：一是我們的人馬太少，要是掛出牌子，別人前來串聯或上門尋釁，馬上就會發現我們勢單力薄，那就麻煩了。二是我們幾個人的家庭出身都有點問題，我可算是反革命分子，陳本業和顧樹柏是地主，沈建新則是富農，稍遲幾天加入的鄒建國的出身也很可疑，他自稱出身城市貧民，但紅五類們卻說是城市流氓無產者，應算壞分子。我們五個人正好湊齊了“地、富、反、壞”，隻差一個“右派分子”就成為完整的“五類分子”了。雖說此時人們已經不大提家庭出身了，但是如此鮮明的階級組成，總不是什麽好事。於是我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蟄居在那間小屋裏鬧起革命來了。
“延安兵團”的革命，其實隻有一項內容，就是寫大字報。我任主筆，我盡量模仿魯迅筆法，對“五四兵團”以及市裏的“踢派”冷嘲熱諷，展開批判。至於“觀點”，則一律與“踢派”相反，凡是“踢派”說是黑的，我們就堅決說是白的。比如說“踢派”對蘇革會成立後全市的生產形勢作了一番調查，說很多工廠的產值都下降了，以此證明蘇革會應該被“踢開”。我就針鋒相對地認為當前形勢的主流是一片大好，並諷刺“踢派”說：“一瀉千裏的長江，滾滾東流！在長江東流的過程中，當然會遇到許多險灘和礁石，當然會激起幾圈回旋的旋渦，濺起幾點倒向的浪花。如果有人把這些旋渦和浪花拍成照片，誇張為長江西流圖，以此否定長江的大方向，豈不是太可笑了嗎？”這張大字報貼出去以後，得到“支派”戰友的齊聲讚揚，第二天馬路對麵的蘇醫的高音喇叭便進行了全文廣播。
我們剛開始的幾份大字報都署名為“延安兵團”，後來怕被人看出兵力不足的底細，便分別署上兵團所轄的各個影子戰鬥隊的名字，如“延河戰鬥隊”、“楊家嶺戰鬥隊”等等，其實都是出於我一人之手。沈建新毛筆字寫得好，專門負責抄。鄒建國個子高，又長於跟人吵架，就專門出去貼大字報。剩下的兩人負責到外麵搜集動態，或與我商議大字報的主題。
我們的大字報一張又一張地貼了出去，在校園裏引起很大的轟動。五四兵團的人聲稱要來砸掉我們，而紅旗公社則放出風聲說想與我們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並表示願意給我們兩到三個“中心組常委”的位子。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延安兵團的總部究竟在哪裏，它葫蘆裏賣的又是什麽藥。人們胡亂猜測，議論紛紛，我們聽了暗自得意。
好景不長。兩派的對立情緒越來越烈，光用筆墨口舌來論戰已經不能滿足雙方的胃口了。馬克思說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於是拳腳、棍棒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大字報。到了後來，兩派人馬都決定用真正的槍炮來武裝自己，到駐紮在附近的軍隊裏去搶槍成為當務之急。此時我們的底細也已真相大白，人們對我們的實力嗤之以鼻，於是延安兵團壽終正寢的日子來臨了。
沒有解散的儀式，連牌子都不用摘，因為本來就沒掛過牌子。隻是停止了寫新的大字報，我們便重新變成了逍遙派。幾天以後，真槍真炮的武鬥即將爆發，除了家住蘇州的鄒建國之外，延安兵團的全體將士都逃往鄉下去了。
二
早在文革開始之初，我就對它心存懷疑了。第一批出現在蘇高中校園裏的大字報的內容可以用一條大標語來概括：“誓死捍衛毛主席！”我和陳本業私下嘀咕：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中南海裏發號施令，……真可說是威風凜凜、所向披靡，他本人則是絕對地安全，哪裏用得著遠在蘇州的中學生來捍衛他呢？當然我們隻敢“腹誹”，絕不敢對其他人說的。
漸漸地，形勢開始明朗化了，所有的跡象都表明這場革命的真正目標就是打倒劉少奇。其他的鬥爭目標，比如包括所有老師在內的牛鬼蛇神，包括一切文物、古跡在內的“四舊”，都不過是殉葬品罷了。……
我對文革抱定了看熱鬧的心情，不認為它與自己有什麽關係。當破四舊之風刮得最激烈的時候，同學們紛紛把革命的目光對準自己的名字，一時班級裏出現了許多新名字，男同學大多改叫“向東”、“衛東”、“紅兵”，女同學則叫“要武”、“衛青”什麽的。高二年級還有一個同學幹脆改名為“革命”，一個姓蔣的同學甚至宣布改姓“毛”！我不想改什麽名字，便強調我姓“莫”，絕不可能把名字改成“向東”或“革命”，我仍然保留著爹爹為我起的舊名字。
高考的日期越來越近了，我對自己的功課倒是信心十足。我早已把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的曆屆高考試題全都做過一遍，大多數卷子隻需一個多小時便可答完，而且從未遇到過任何難題，想來今年的高考肯定能得高分。
體檢也已順利通過。我的身體長得精瘦，當我脫光衣服走到醫生麵前時，自己覺得很難為情。醫生用手指敲敲我根根外露的肋骨，笑著說：“你這麽瘦弱，大概不會要求到農村去務農吧？”
我漲紅了臉說：“先考大學，考不上就到農村去！”
但是體檢的結果表明我的體質還不錯，隻有少數專業像海運、精密機械等因近視而限考，我本來也不想考那些專業。
填報誌願的日子快到了，各個大學的招生廣告在小禮堂裏展出了一個星期，我已經無數次地溜進去看清華大學的那一本。多數學校的介紹隻有一張紙，少數學校印成了一本冊子，它們或是貼在牆壁上，或是懸掛在橫貫空中的繩子上。清華大學的介紹是厚厚的一本，印得很講究，有不少彩色插頁。我總是乘中午人少時前去，仔細地察看它，心裏浮現出我與陳本業一起走進清華園大門的情景。我自己最中意的誌願是數學力學係，可是爹爹一定要我填報一個純工科的係，說那樣才能得到真正的鐵飯碗，而且不容易受到政治風波的影響。最後我決定第一誌願填清華的電機係，第二誌願則填數力係，這正好與陳本業的選擇完全一致。
我覺得唯一可能影響我高考的因素是政治，尤其是學校裏對我本人政治表現的評語。家庭出身是與生俱來的，況且當時爹爹還沒有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過有“政治曆史問題”罷了，我在家庭出身欄裏仍可填寫含義比較曖昧的“職員”，這對我的高考尚不是致命傷。但是如果我本人的政治評語寫得不好，那就完了！雖然班主任宋老師曾暗示過他會把大家的評語都盡量寫得好一點，但是自從文革之風吹來後，形勢瞬息萬變，到時是否還由宋老師寫評語都難說了！
我經過認真的思考，認定自己絕不能對文革表現得太冷漠，這畢竟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革命運動，萬一到時人家在我的評語中說“該學生對文化大革命漠不關心”之類的話，那就前功盡棄了。於是我不但在別人寫的許多大字報上簽了名，還親自動手寫了一張揭發馬文豪老師的大字報。
應該承認，當時並沒有人逼迫我那樣做，我也沒有上當受騙，真的認為老師們都是罪大惡極的牛鬼蛇神。我寫馬老師的大字報完全是為自己的高考著想，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自私行為。因此，當顧樹柏拒絕參加文革的事件發生後，我真是羞愧莫名。我一向自以為是有風骨的人，認為自己能夠成為魯迅所說的“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一類人物。可是為什麽顧樹柏能夠堅決拒絕批判老師，而我卻隨波逐流了呢？疾風知勁草，我為什麽沒有在疾風中堅持到底呢？
顧樹柏告訴我的“高考將被取消”的可怕消息不久就被證實了。六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和陳本業像平時一樣漫不經心地在校園裏散步，突然從校門口傳來了鼎沸的人聲，高音喇叭響了起來，一個高亢的男聲激動萬分地喊道：“現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改革高考製度的通知……”我們大吃一驚，連忙趕過去聽個清楚。
半小時後，我們擠出歡呼的人群，來到校園另一端的操場上席地而坐，默默無語。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大學夢被徹底粉碎了！也就是說，我們多年來在功課方麵的一切準備，以及在政治表現上的種種敷衍，包括我前些日子昧著良心寫馬老師的大字報的舉動，都完全白費了！我明白，雖然中央的通知中隻說大學招生延遲半年舉行，但是既然廢除了考試而改用“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方式，那麽我倆還有什麽優勢可言？還有哪所大學會對我們敞開大門呢？
假如一個人經過充分的準備參加某項競賽結果卻失敗了，他當然會大失所望，但還不至於絕望。因為他事先本應做好兩種思想準備，而且他還有可能參加下一次競賽。但是假如一個人經過充分的準備參加某項競賽，還沒等到他走上賽場，忽然接到通知說此項競賽取消了，今後的競賽內容也完全改變了，那麽他的一切努力和希望就永遠付諸東流了。廢除高考的通知對我無疑是當頭一棒，我當時雖然還沒想到後來會到農村去“幹一輩子革命”，但是眼前的文化大革命對我已經毫無意義了，我已經完全不在乎別人議論我對文革的態度如何了。我在廢除高考的第二天便成為徹底的逍遙派，對全班乃至全校的文革都不聞不問了。
班裏的紅五類們很快就察覺了我的變化，他們在背後議論紛紛，無非是說我前一陣參加文革是投機行為，有些話傳進了我的耳朵，我也毫不在乎。又過了一陣，當“譚力夫路線”從北京傳到蘇高中校園後，班裏的紅五類想乘機整治我們，可惜此時我已經和陳本業一起離開蘇州到外地去串聯了。
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三
“革命大串聯”的目標是為了革命的目的而到各地去聯合同誌、煽風點火。大約從六月開始，北京的革命學生一撥又一撥地來到蘇州搞串聯，他們確實是為了革命而來的，他們一下火車就直奔市中心廣場刷大標語、貼大字報，號召蘇州人民起來造市委的反，還因此而受到那些“堅決捍衛黨的領導”的工人的圍攻。但是串聯很快就變質了，到蘇州來串聯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一來就鑽進各個園林，連門票也不用買，玩了個痛快。
蘇高中最早外出串聯的人都是奔北京去的，據說有的還見到了毛主席。我和陳本業對見毛主席沒太大的興趣，更不想到哪兒去發動群眾，但是免費坐火車到外地去遊山玩水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於是我們也學別人的樣，闖進學校總支辦公室去開了一張證明，就連夜出發串聯去了。
我們的串聯本無明確的目標，因囊中羞澀不敢到太遠的地方去，就把杭州確定為第一站。我們趕到火車站，車站廣場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幸虧大多數學生都是想往北京去的，很少有人想南下到杭州去，我們不太費勁就擠上了火車。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達杭州。杭州市委為接待各地來的革命小將做了周密的準備，我們剛下火車，就被解放軍戰士用軍用卡車拉到浙江省工人療養院住下了。當時天已斷黑，我們根本不知道身在何處。次日清晨出門一看，驚喜地發現自己身處西湖和錢塘江之間。
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是平心而論，蘇州之美是不如杭州的，至少在市區是如此。蘇州市區的主要景點都是園林，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了一些。而杭州市區卻鑲嵌著西湖這顆耀眼的明珠，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我們在杭州一待就是五天，每天清晨出門，乘上不需買票的公共汽車，走遍了西湖邊上所有的景點。從孤山到靈隱，從葛嶺到錢塘江，到處都是操著各種口音的外地學生。我最難忘的是在六和塔下看到的一個場景，有幾個學生爬出塔頂的窗口，騎在簷角上向下揮手，嘴裏高呼著什麽口號。我們向上仰視，心驚膽戰，他們卻毫不在乎，不知他們是從哪裏來的，不知他們為什麽會如此的視死如歸。
第六天，我們在住所的“離杭革命小將接待處”辦理離杭手續，沒想到在那裏看到一張署名為“一群外地革命學生”的大字報，說：“杭州是個鬼門關，進來容易出去難！”果然，這裏不像蘇州，直接到火車站爬上火車就行了，而是有很麻煩的手續：接待人員先是要我們填表，說明來自什麽學校，離杭後要到何處去；然後要驗學生證；最後才發給車票。不過也有好處，他們除了給你車票之外，竟然還發幹糧！
我們向先行者請教了一下，就在表裏填上“去烏魯木齊”，結果不但領到三天的幹糧（第一天發給饅頭，後麵兩天給麵包），而且每人領到三斤全國糧票和三元錢！原來當時坐火車從杭州到烏魯木齊要走六天，所以給我們備下六天的給養。我們喜出望外，我們離開蘇州時兩人口袋裏一共隻有三元錢，到杭州來遊玩了幾天後反倒增加到九元了！
我們立即跑到“花港觀魚”，把幾個饅頭全都喂了魚，以此報答杭州人的恩情，麵包則留著路上當飯吃。我們又到商店裏每人買了兩斤杭州特產香榧子。當天晚上趕到火車站，發現情形與蘇州一模一樣，火車一進站，大家就往上亂擠，根本無人檢票。而那些買了票規規矩矩地排著隊的普通旅客反而一個也沒擠上車。我們胡亂擠上了一列開往上海的火車，把兩張到烏魯木齊的車票扔到窗外。
第二天我們各自轉乘汽車回家去，讓家人分享革命的果實香榧子。這是我第一次串聯的經過。
到了初冬時分，我回家看望爹媽，並說我想再出去串聯一次，這次一定要跑得遠一點。不料小妹和小弟吵著也要去，他倆一個念初三，一個念初一，按當時的標準，也可算革命小將了。可是他們從未離開過瓊溪鎮，毫無出門旅行的經驗。要是帶上他們，我還能跑得了多遠呢？可是他倆成天吵個不休，最後連爹爹和姆媽也幫他們說話了，讓我這個做大哥的帶他們出去見見世麵，姆媽還主張我們到南京去，可以順便看看外公、外婆。我不敢違抗爹媽，隻好帶著他們一起出發了。
幾天之後，我們在半夜時分摸到南京城南的一條小巷裏，敲開了外公家的大門。滿腹狐疑的外公披著衣服出來開門，盤問了我們一番，才驚喜地說：“噢，是礪鋒啊！我還以為是黑衛兵來抄家呢。”原來我和小妹還是在十多年前見過外公、外婆，而小弟則是第一次與他們相見，他們沒想到三個外孫有這麽大了。
第二天，正在南京大學外文係讀書的小姨專門跑回家把我們接到南大去串聯。我們跟著她以及她的戰友坐在南大的操場上，看那些大學生在發令台上批鬥江蘇省委工作組的組長彭衝。那時還不作興打人，學生們隻是在彭衝身邊跳來跳去，嘴裏唱著造反歌曲，拳頭朝著彭衝一伸一伸的。
小姨忙於革命，下午就與我們分手了，臨別前她還一個勁地向我們宣講她所在的那一派如何地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對立的一派則是偽裝革命，等等，我聽了直想發笑。當天晚上，外公也告訴我們，小姨自從文革開始後幾乎從不回家，成天在學校裏革命，他和外婆都很擔心還說附近常有“黑字紅衛兵”來活動，他們是“保皇派”，他們的袖章上“紅衛兵”三個字是黑顏色的，所以得此稱呼，簡稱“黑衛兵”，是和南大的兩派都勢不兩立的。
我對革命的興趣遠不如對風景來得濃厚，每天清晨帶著弟妹外出遊玩，晚上回外公家住宿。到南京來串聯的學生太多，公共汽車擠得人腳不沾地也能豎立不倒，風景區裏則摩肩接踵，但是我們遊興不減。那天到中山陵去的情況最糟，早上去的時候車上還算空，小妹甚至得到了一個座位。等到太陽西斜我們想起回城時，才發現等候上車的隊伍從中山陵一直排到了幾裏路外的靈穀寺。許多輛解放軍的綠色大卡車幫著運人，隊伍仍然移動得像蝸牛一樣慢。眼看天色漸晚，排在我們前麵的隊伍還是望不見頭，我隻好帶著弟妹步行回城。我們走啊走啊，將進城門時，小妹實在走不動了，我便和小弟各拉著她的一隻手往前拖，總算在晚上十點鍾左右回到外公家，外公和外婆已經在門口張望老半天了。
一星期後，我們離開南京回家去。在火車上聽到廣播說中央決定暫時停止串聯，到明年春暖以後再繼續進行。當時小妹和小弟還興奮地盤算了一番，明年再到何處去串聯，沒想到“暫停”雲雲隻是一條緩兵之計，合法的革命大串聯就此壽終正寢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校有的同學竟然乘機免費周遊了全國，北到白雪皚皚的大慶油田，南到西雙版納的原始森林，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相對而言，我簡直可說沒參加過串聯。我懊惱萬分，這種免費大旅遊的機會永遠不會再有了。
四
我和班上同學的關係原來一直很好，雖然少數團幹部對我頗不順眼，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靠攏組織”，也就是靠攏他們，但是也遠未達到公然決裂的程度。可是文革一來，事情就發生變化了。
文革剛開始時，班上最神氣的依然是團支書、班長等人，他們最早貼出大字報說要“捍衛毛主席”，也最早貼大字報批判老師。
不久，紅五類、黑五類的說法從北京傳來了。原來在班裏默默無聞的祿國英突然神氣活現起來，以前他由於學習成績太差，一直拚命趕功課以免留級，顧不上在政治上表現什麽。像在日記中記下自己學習雷鋒而做了某件好事，然後故意把日記讓別人看到；或是檢討自己學習董加耕，立誌到農村當農民的思想尚不夠堅定，並向團幹部或班主任匯報“活思想”等事，他都沒做過。可是一夜之間祿國英就成了全校的名人，原來他祖宗三代全是貧農，是絕對純種的紅五類，不像團支書等人在各自的社會關係裏或多或少有些汙點。祿國英被工作隊和黨總支挑選出來，作為第一批奔赴北京見毛主席的革命學生代表。他從北京回來後，一下子變成了全班乃至全校的風雲人物，甚至團支書也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了。
就在祿國英從班上崛起的同時，顧樹柏、沈建新等出身地主、富農的同學被打入另冊，備受歧視。我的家庭出身本來是“職員”，不算是黑五類的。可是用心險惡的黨總支蘇書記等人故意把學生檔案拋出來討好紅五類，紅五類們一下子發現了爹爹曾做過國民黨軍官的“曆史問題”，於是我也被歸入黑五類了。
在學生中追究階級出身的風氣越來越盛，“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著名對聯已經張貼在校門口，正好此時我因高考被廢除而開始對文革不聞不問，紅五類們對我更為仇視，決定要好好地整我一番。幸運的是，正當他們的行動尚處於東窗密謀的階段時，我和陳本業忽然跑到外地串聯去了，從而逃過一劫。等到我們逍遙了一個多月後重返學校時，專以整出身不好的學生為方向的所謂“譚力夫路線”已經被中央文革小組宣判死刑。我班的紅五類看到我和陳本業重新出現在校園裏，卻又失去了整治我們的機會，簡直恨得咬牙切齒。
我們一回校園就知道了紅五類們曾經對我們采取的行動，包括宣布取消我們享受助學金的資格，辱罵我們的父母是“狗老爹、豬老娘”等等，不禁怒火萬丈。我和陳本業馬上各自寫了一份“嚴正聲明”貼在教室裏，痛罵那幾個狼心狗肺的東西。可惜他們所寫的所謂“勒令”等革命文件早已被他們自己撕毀了，而且當時並未署個人的名，我們找不著具體的對象，隻好不點名地罵。後來終於打聽出來“勒令”的執筆者是班裏最喜歡舞文弄墨的黃大勇，我便把此人曾經抄襲《延河》雜誌上的短詩發表在黑板報上的醜事公之於眾，使他聲名狼藉。
紅五類們對我們的反擊當然懷恨在心，祿國英還偷偷地把我們的大字報抄錄了一份，想“秋後算賬”，不過一年以後大家便各奔東西，他沒能如願以償。
從那以後，我便與班裏許多同學形同路人。我不但為了與他們對立而成立了延安兵團來參加派性鬥爭，而且一直拒絕與他們言歸於好。軍宣隊進校後，規定同學們都要回到各自的班裏參加活動，我仍與他們互不理睬。
一九六八年清明節，軍宣隊組織全班到橫山烈士陵園掃墓。我和陳本業厭惡與那些紅五類同行，便托故不去。幾個響當當的紅五類對此大為氣憤，向軍宣隊進讒言說我們對革命烈士不尊敬。軍宣隊的小排副神情嚴肅地找我們談話，說此事的性質十分嚴重雲雲。我倆一聽便知道是那幫人的花招，對他們的黔驢技窮覺得有趣，不由得大笑起來，弄得小排副莫明其妙。
轉眼到了十一月，全校同學都被派定了上山下鄉的去處。除了團支書等獲準參軍的四人以外，誰都沒能逃脫到農村去種地的命運，不管你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也不管你曾是“保皇派”、“革命派”還是“逍遙派”。離校那天，我隻與一部分同學互道再見，而與那些紅五類同學連招呼都沒有打。我們從此天各一方，“相忘於江湖”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已不再記恨那幾個紅五類同學。我終於想明白了，如果自己也是紅五類的話，當年多半也會那樣做的。近年來我班的同學曾在蘇州地區舉行過幾次聚會，我雖近在南京，也曾接到過一兩次通知，卻從未前去參加過。雖然我已不再記恨那幾個破口辱罵同學的父母的人，但也沒有要和他們見麵的願望，不如互相忘卻了吧。
五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即使是冠以“文化”名義的革命也不例外。當蘇州市的派性鬥爭發展到高潮時革命的最高形式就應運而生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初夏，都自稱“革命造反派”的兩派之間的對立情緒越來越激烈，可是雙方的叫罵聲卻反而消沉下去了，校園裏出現了反常的寧靜，大家都感受到密雲不雨般的沉悶。
一天傍晚，兩派的高音喇叭突然異口同聲地大叫起來，召喚自己人緊急集合，說是對方即將開始動武。不久，街上開過一輛輛重型卡車，車上站滿了頭戴柳條帽的工人，朝市中心疾馳而去。鬧派性最積極的那些同學神色詭異地從校門口進進出出，似乎正在實施一個重大的陰謀。各種消息不脛而走，有說“支派”已經從當地駐軍那裏得到大量槍支的，也有說“踢派”正在與蘇州西郊的碩放空軍進行密謀的。
我和陳本業、顧樹柏等人商量了一下，一致認為與其留在學校裏莫明其妙地送命，不如走為上計。我們連夜逃到火車站，各自回家去了。果然，第二天淩晨，蘇州城裏槍聲大作，一場交戰雙方高呼著同樣口號的壯烈戰爭爆發了。
我逃過了蘇州的武鬥，卻又目睹了瓊溪鎮的武鬥。不過後者的規模既小，慘烈程度也遠為遜色。鎮上的兩派都沒弄到槍，他們所擁有的武器無非是些大刀長矛，再加上磚頭瓦片，雖然殺聲震天地折騰了一整夜，戰果卻隻是把十幾個人打得頭破血流，沒有打死一個人。與蘇州那種真槍真炮的大規模武鬥相比簡直像是兒戲。
不斷有消息從蘇州傳來，據說“踢派”已占領了市區，而“支派”則駐紮在護城河外側。又傳說“踢派”在進城的平門橋上設立了檢查站，隻要查出想混進城的“支派”，立即拉下去槍斃。我的糧油關係在蘇州，我回家以來已經一連幾個月沒領到糧票和助學金了，少幾元錢也就算了，沒有糧票可怎麽辦呢？我很想立即到蘇州去一次，可是爹爹和姆媽不肯讓我去冒險，於是又等了一個月。到了十月，聽說蘇州的局勢平靜一些了，我便與陳本業等人聯係了一下，約定一起到蘇州去看看。
我步行到何市鎮會合了陳本業，又到古裏鎮會合了沈建新，三人一起坐汽車來到常熟縣城。剛下汽車便嚇了一跳，汽車站上的大幅標語觸目驚心：“堅守常熟，消滅九匪！”站裏站外都有全副武裝的人員在巡邏，有幾個頭上纏著血跡斑斑的繃帶。原來常熟的兩派分別叫做“九七三”和“五一六”，目前占據著縣城的是後者，他們和蘇州的“踢派”屬於同一派，“九匪”就是指的“九七三”。幸好我們沒有引起注意，順利地坐上了開往蘇州的汽車。
到了蘇州，我們小心翼翼地走上平門大橋，還暗自準備好了怎麽應答“踢派”的盤問。橋上果然有橫眉豎目的“踢派”戰士在盤查行人，不過他們看了看我們的學生證後就放我們過去了。我們三步並作兩步走過大橋，暗自慶幸蘇州的形勢不像傳說的那樣可怕。
可是等到我們走進蘇高中校園，又不禁吃了一驚。校園裏到處長滿了荒草，牆壁上殘存的大字報已是一片襤褸，一些藕斷絲連的破爛紙條隨風飄舞，整個校園顯得破敗不堪。
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先生，他說我們離校前寄存物品的房間早已經過幾次洗劫，並讓我們去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自己的衣物。我們走進那間大房間，隻見一片狼藉，亂七八糟的衣服、破爛的被褥和書籍堆得足足有幾尺厚。幾個被劈開的木箱縮在屋角，像是喪家的狗在等待著它們的主人。我們在這堆東西裏翻了半天，總算找到了幾本寫著自己名字的書，又胡亂認領了幾件似曾相識的衣服，便隨著沈先生走出來了。沈先生偷偷地告訴我們，最早到這裏來搶劫的就是本校的職工，後來又有校外的閑雜人員反複光顧，同學們寄存的物品就所剩無幾了。
天色已晚，宿舍裏蛛網密布，床鋪上積著厚厚的灰塵，簡直無法下手打掃。沈先生領我們到一間會議室暫住，我們在辦公桌上鋪上幾層報紙當褥子，又在自己身上蓋上幾張報紙，便在瑟瑟的秋風中胡亂過了一夜。
第二天，我們走進對門的蘇州醫學院，去看那座被戰火燒毀的教學大樓。整座大樓一片死寂，樓梯把手和門框、窗框都燒得焦黑，過道和樓梯上血跡斑斑。據說這兒是“支派”撤出蘇州城前的最後一個據點，“踢派”先用高壓水龍頭把汽油噴射到樓上，再用機槍子彈點燃了它，死守在樓裏的十多個“支派全部葬身火海。進攻蘇醫的“踢派”也損失慘重，蘇高中有一個高二的男同學就倒在“支派”槍下，他剛衝進蘇醫大門，從教學大樓裏射出的三顆機槍子彈就打穿了他的胸膛，他當場咽了氣。“五四兵團”在道山上為他修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上寫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英勇犧牲的烈士某某某之墓”。待到“支派”勝利回城，“紅旗公社”的小將立即就把墳墓鏟平了。
幾天以後，我們冒險到兩派對峙的火線閶門大橋去看看動靜。閶門大橋架在繞城而流的大運河上，原是車水馬龍的交通要道。如今橋上的交通基本斷絕，橋兩頭分別聚集著兩個憤怒的人群，互相對罵。橋中間站著許多士兵，他們一組人臉朝西，另一組人臉朝東，手挽手地築成一堵人牆，把兩個人群隔離開來。幾個軍官手持喇叭，嘴裏大聲喊著：“革命群眾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可是兩邊的“革命群眾”根本不理會，他們繼續叫罵，還紛紛向對方投擲磚頭瓦片。那些磚瓦飛到一半就掉落下來了，一個士兵被砸得頭破血流。
我們好不容易穿過士兵的防線過了橋，看到沿河的不少民房隻剩下斷牆頹壁，據說那是因為“支派”躲在民房裏向對岸打冷槍，吃了虧的“踢派”便發揮其善於火攻的戰術朝這邊放了一把火。有一堵高牆在瓦礫堆中巋然獨存，上麵刷著醒目的大標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我們回頭東望，隻見門城樓上懸掛著兩個血淋淋的東西，定睛一看，竟是兩個狗頭。旁邊的巨幅標語上寫著：“項某某、張某某的狗頭！”項、張兩人是蘇州駐軍的首長，由於他們表態支持“支派”，故“踢派”恨之骨。那兩個狗頭也不同尋常，它們原是市公安局養的兩隻純種德國狼狗，被“踢派”捉來斬首示眾了。
我們在蘇州待了十來天，天天看著那滿目瘡痍的校園，百感交集。領到糧票和助學金後，我們又逃回家去了。
六
我在文革中的最大收獲是得到了幾十本好書，正是它們陪伴我度過了在鄉下的漫長歲月。
說來真不光彩，那些書其實都是偷來的。當時我能從蘇州的新華書店裏買到的隻有一些馬列主義和魯迅的書，所有屬於“封資修”的書早就從書架上絕跡了。
我一向喜歡看閑書，讀高中的三年中雜七雜八地讀了不少與功課毫無關係的書。我早就決定要考理工科，卻從頭到尾地讀過兩種中國文學史。同學們在晚自習課上總是在教室裏用功，我卻一做完作業就奔到圖書館的閱覽室去瀏覽各種雜誌。我最喜歡看的是《科學大眾》、《科學畫報》等科普雜誌，但是也常常瀏覽《人民文學》、《雨花》等文藝刊物。有一次我班的黃大勇從《延河》雜誌上抄了一首小詩，冒充己作刊登在班級黑板報上，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沒想到我是連《延河》也要瀏覽的，一眼就看穿了黃大勇的抄襲行為。
閱覽室裏有兩個貼著“教學參考書”標簽的大書櫥，裏麵陳列著許多好書，但是隻供老師借閱。我常常隔著玻璃的櫥門窺視那些書，滿心羨慕。文革開始後，老師們一個個都成了驚弓之鳥，哪裏還敢來借閱“封資修”的書，大書櫥裏的書便無人問津了，櫥門上的鎖已鏽跡斑斑。那時圖書館的管理人員心不在焉，值班時經常借故溜出去。我常去閱覽室一來二去地便與管理員混得挺熟。有時管理員走開的時間長，還托我代為看管一下。我當時其實是完全有機會從大書櫥裏偷幾本好書的，隻是我膽子太小，始終沒敢動手。後來在鄉下無書可看時，還屢屢責備自己當年膽小如鼠。
然而偷書的機會終於來臨了，地點卻不是在圖書館。一天我和陳本業偶然經過一間堆放雜物的房間，看到門虛掩著，便信步走了進去。屋裏堆滿了各種舊工具和破家具，也散落著許多書和照片等物，上麵積滿了灰塵。我信手拿起一本書，拂去封麵上的灰塵，一看竟然是《人間詞話》！再仔細一找，竟然又發現了許多種詩話、詞話以及一本不知內容是什麽的《昭昧詹言》。奇怪的是這些書其實還是嶄新的，扉頁上既沒有圖書館的公章又沒有私人的簽章。它們是從哪裏來的，為什麽會堆在這間屋裏呢？我們百思不得其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們拿回我們暫住的小屋去了。
福有雙至，不久第二個機會又來臨了。顧樹柏有一個同鄉在蘇州糧食學校讀書，一天到我們的小屋來玩，看到我們正在翻閱新偷來的書，便說：“這種書我們學校裏有許多許多，散在地上沒人要！”
我們大吃一驚，連忙打聽詳情。他告訴我們糧校的圖書館早已經過同學們的無數次洗劫，現在連門都不用關了。隻是好看的書都早已被瓜分完畢，剩下的都是像我們手中那樣的沒什麽看頭的書。那些書都是圖書館的采購員去年才買來的，同學們還因此批判他用公家的錢亂買壞書呢！我們聽得眼睛都直了，當場與他約定明天就到糧校去察看真情。
第二天，我與顧樹柏各背一個空書包來到糧校，那個同學早已等在門口。他大搖大擺地領著我們走進圖書館，果然滿地是書，有的已被撕得殘缺不全。他指著牆角的一堆書說：“這些書不是你們要看的嗎？”
我們一看，果然！其中有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四大冊，有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三冊，還有汝龍譯的契訶夫小說集，都還是嶄新的，連公章都沒有蓋！我們趕快把它們塞進書包，便溜回蘇高中來了。仔細一點，竟然有三十多本！我們高興得差點沒暈過去。
偷了東西到底心虛，我們不久便把大部分書運回家裏去了，隻留下少數幾本放在手頭看看。沒想到在離校的幾天之前，軍宣隊領著一批不需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八旗子弟”，突然對全校宿舍進行大搜查。我們雖然住在宿舍外麵的小屋裏，也沒能逃過此劫。
一夥人氣勢洶洶地衝進小屋，那個擔任軍宣隊隊長的營教導員用手電筒往牆上一照，正好看到陳本業的兩句題詩：“洋河大曲二兩半，但願長醉不願醒！”便皺著眉毛說：“看看，看看！這是哪個階級的思想！”
我們不理睬他。他便指揮那幾個將來注定也會成為軍官的同學動手搜查，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學校的財物，隻是在桌子抽屜裏和枕頭下麵搜出幾本書來。我們說這是我們自己的書，上麵又沒有公章，但是他們硬說這是“封資修”的書，要按軍宣隊的規定一律沒收。我們胳膊拗不過大腿，隻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我們偷來的書又搶走了！我們幾個人的公共藏書從此變得殘缺不全：《古代漢語》少了第四冊，《中國文學發展史》少了第三冊，我們大家都很中意的胡雲翼的《宋詞選》也沒有了！
直到如今，我對《中國文學發展史》前麵兩冊的內容相當熟悉，對第三冊卻比較生疏，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在十多年後才讀到第三冊，那時我的記憶力已大不如前了。
我至今仍然十分感謝那位不知名的蘇高中老師，當年堆放在雜物間裏的書多半是紅衛兵從他家裏抄去的。我也感謝不知名的蘇州糧校的圖書采購員，他當年挨了罵所采購的那些書竟好像是專為我而買的。這幾十本書雖然沒能滿足我在十年插隊生涯中的讀書需求，但是畢竟使我在前幾年免受了精神上的饑渴之苦。
願他們接受我的祈福。
七
文革的兩年中，我有不少時間是在瓊溪度過的。
瓊溪鎮當然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的每場風暴都沒有漏過這兒。蘇州城裏刮起抄家風後沒多久，瓊溪中學的學生和青年教師便決定也要對鎮上的革命對象采取革命行動，他們商定的第一批抄家名單中就有爹爹在內。幸虧小妹的同學事先向她泄露了抄家計劃，爹爹把他的詩本子藏了起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不久，有些在外地上大學的學生特意回鎮上來“煽風點火”，發動造反，終於在鎮上也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派。我當然不會想回瓊溪去造反，爹爹頭上頂著“政治曆史問題”的帽子，隨時擔心有飛來橫禍，我絕不能為家裏添亂。我隻是覺得待在亂糟糟的校園裏太無聊，不如回家與爹媽弟妹團聚，便常常回瓊溪去。
一九六七年春末，弟妹們寫信催我回去，小妹寫了一張紙，小弟寫了半張紙，剛念到小學三年級的小毛也在小弟的信後接著寫了幾行，她說：“家裏買了十隻小雞，我們把小雞放在地板上，小雞很好玩，我們一個下午都和小雞玩，阿哥快回來和我們一起玩！”看了這封信，我第三天就回家去了。
那時我家唯一的房間在樓上，剛買來的小雞們也跟著住在樓上，要等它們長得老成一點才放到樓下的天井裏。我一回家便用紙板箱為小雞造了一個窩，側麵挖出一個圓形的窗子，釘上窗紗，以免蚊子咬它們。我又在窗子上方寫上“小雞之家”四個大字，每天傍晚小雞回家後便趴在窗口向外張望。
小雞確實很好玩，它們的本能是昂著頭用爪子在地上亂扒，即使在光滑的地板上也會亂扒一氣，扒了一陣便低下頭去尋覓食物，樣子傻透了。我們發明了用碎米引誘小雞的把戲，後來根本不用在地上撒米，隻要用手指在地板上輕輕一敲，它們便飛奔而來，跑到終點時常常收不住腳而向前滑行一段，活像一團團絨球。後來我們又發明了新的玩法，我在房間的這一端敲，過一會弟妹們再在那一端敲，小雞便不停地來回奔跑，從未發覺自己受騙。
樂極生悲，爹爹一直擔心的飛來橫禍終於降臨了。鎮上的兩派為了表明己方是真正的革命派並攻擊對方是假革命，發明了一個妙法把“四類分子”抓去遊街示眾，並說他們是受到對方包庇的階級敵人。一天清晨，爹爹忽然被邵根尼所屬的那一派抓走了，他被剃掉了左邊的一半頭發（在文革詞典中叫做“陰陽頭”），脖子上掛上一塊大木牌，上麵寫著“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莫蘭薰”幾個大字，站在鎮中心的大石橋下示眾。一直等到九點鍾街市上沒有什麽人了，爹爹才被允許回家。邵根尼還喝令他明天一早自己掛著木牌再來示眾，時間是從六點到九點，並要連示五天。爹爹蹣跚著走回家來，他臉如死灰，脖子上被穿木牌的細鐵絲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弟妹們放聲大哭，姆媽趕快製止他們，並打水為爹爹洗淨血痕。我用秤稱了一下那塊木牌，它重達二十四斤！
我們商量了一夜也沒想出什麽辦法，正如邵根尼他們在大字報中所說，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爹爹是“死路一條”！
第二天清晨，爹爹隻好自己走去示眾。我搶過爹爹手裏的木牌扛在胸前，陪著他一同走到大石橋下。正是早市時分，觀者如潮，我幫爹爹把木牌掛好，才擠出人群回家去。將近九點時，我又來到橋下把木牌從爹爹脖子上取下來，接他回家。我們在半路上遇到邵根尼等一夥人，邵看到我扛著木牌，陰陽怪氣地冷笑一聲，說：“真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
一連四天我都扛著那塊木牌接送爹爹。小妹和小弟曾勸我扛木牌時把它反過來，這樣別人就看不到上麵所寫的字了。我堅決拒絕。和爹爹一樣，我也是一個弱者，我為爹爹扛木牌是一個弱者無可奈何的反抗，但我不想掩飾這一點。恰恰相反，我願意公開表示我的反抗。
從那以後，鎮上的人都說我是“孝子賢孫”。在那個年頭，“孝子賢孫”是個絕無疑義的貶義詞，它意指你已經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資格都不再具備了，也就是說你已經被徹頭徹尾地打入另冊了。姆媽的一個同事曾經很嚴肅地對她說：“你們怎能讓你家莫礪鋒去扛牌子呢？這可要影響他一輩子的！你們還想不想讓他上大學啊？”
姆媽把這話轉告我，我淒然一笑，我知道自己這輩子不可能走進大學之門了。
（注：莫礪鋒是改革開放恢複研究生招考以後的第一位中國古典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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