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英年：且與鬼狐為伍

藍英年：且與鬼狐為伍

藍英年 私人史 2020-06-05

© 藍英年／文

藍英年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訴我禮堂裏有我的大字報，我吃完晚飯便到禮堂去看。禮堂裏貼滿聲討我的大字報，成了我的大字報專室。我一篇篇看過去，大字報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白字連篇，語氣非常凶狠。但雞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隻有一張以係總支三位委員聯名寫的大字報最有分量，揭發我反對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魯曉夫，並有我親筆寫的文章和使用過的教案為證，很難賴掉。我算被揪出來了。我從禮堂出來，騎車直奔水上公園。我需要冷靜思考對策，使自己擺脫險境。路上我不禁背誦起張元幹的《賀新郎》來：“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大概因為這首詞與我當時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從心底湧出。我高聲朗誦，不怕紅衛兵聽見。聽見也沒關係，反正他們聽不懂。我騎到水上公園，把車靠在柳樹上，自己坐在河邊。我得考慮被揪出來後如何對付。我確定兩點，第一保護自己，第二不傷害並盡量幫助別人。我對“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熱，不僅失去狂熱，而且不再盲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舉行開國大典，我欣逢其事。我們學校的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的時候，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喊道：“師大附中的同誌們萬歲！”我聽了熱血沸騰，願為他犧牲一切。在以後形形色色的運動中，我都是骨幹。直到一九五五年肅反的時候，我才開始學會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那時我是材料組組長。雖區區組長，但崗位非常重要，批判肅反對象的材料都經過我們整理。不久我便與領導小組負責人發生第一次衝突。他要把一個十七歲的炊事員定為反革命。這個炊事員的罪行是經常在廚房裏表演“反動節目”，逗大家一樂。他自己先說一段快板：八路軍吊郎當，破鞋破襪破軍裝，破子彈破大槍。說完有人問他：你是誰？他挺胸說：我是蔣介石第二。聽的人哈哈大笑，有時還讓他再來一遍。接到檢舉材料後我們去調查，他又高高興興地表演了一遍，一點都不害怕。負責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說他是落後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開說自己是蔣介石第二的？這個青年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平時幹活賣力，人緣很好。我堅決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負責人讓步了。在我擔任材料組組長的時候他沒被定為反革命，他以後的命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以後我又與負責人發生過幾次衝突。他在會上揭發肅反對象時往往歪曲我們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沒有的東西。我找負責人，指出他說的很多東西材料上都沒有。他說以後注意。以後他不但沒“注意”，反而變本加厲，添加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聳人聽聞。我問他要不要實事求是，不根據調查材料胡亂揭發不等於坑害人嗎？他火了，說我一貫右傾，立場站在敵人那一邊，不適合擔任整理材料這項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來了。

　　我根據親身的經曆對揭發胡風的材料也懷疑起來。從信中摘出幾個句子就下結論，很可能斷章取義。比如“他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去掉“國民黨罵”，或改為刪節號，就變成“他說共產黨是共匪了”。這種深文周納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統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見慣的伎倆，為什麽在新中國又死灰複燃呢？不久又開始鳴放和接踵而至的反擊右派鬥爭。鳴放期間家裏人告訴我不許胡說八道，不要貼大字報。我說很多人說的話都有道理，他們出於對共產黨的熱愛，指出工作中的缺點以便改正，有什麽不好？我姐夫厲聲說我是溫室裏的花，不懂得階級鬥爭。我的三個姐夫都是從延安來的，兩個還參加過長征，是部隊的領導幹部。老幹部都有過挨整的經曆，所以說話非常慎重。比如，我曾問一個姐夫，彭柏山怎麽會是胡風分子，他隻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過仗。”答非所問。其實表達了他對彭柏山的態度。我中學的幾個老師也是從延安魯藝來的，給我講過不少延安整風的內幕。內容就是韋君宜在《思痛錄》裏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沒到過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會說。我腦子裏自然比同齡人多了幾個問號。我這幾位老師大概在延安時期整得還不夠，沒有汲取教訓，說話隨便，五七年通通被劃為右派。

　　我聽姐夫們的話，鳴放期間沒貼過一張大字報，學生要我參加罷課，我勸他們不要罷課，並說你們不去我一個人也去上課。我表現得算不錯了吧，但仍然險些被劃為右派。原因是不積極參加反右運動，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限。批判會上從不發言，會後還同右派來往。書記認為我在心裏抵觸反右運動，是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分子。還是父親藍公武在冥冥中保護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當全國劃右派的時候父親去世了。黨為了表明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對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團結尊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堅決打擊，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由劉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黨中央追認父親為共產黨員。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黨委就不便把我劃為右派分子了。

　　一九五六年我還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驚愕不已。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從蘇聯回國的中國人，大多數是聯共黨員，我為了練習口語，經常到他們那兒去。閑談的時候，他們告訴我“紅杠子隊”（即烏格勃，克格勃前身）厲害極了。一九三八年張鼓峰事件後，海參崴黑頭發的，除日本人外，都抓起來審查。有的人被關進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集中營。比我大二十歲的曾先生，在裏麵蹲了十七年。我問他犯了什麽罪，他說因為頭發是黑的。張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來的，但居住在海參崴的日本平民卻平安無事，隻被遣送回國，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給我講了勞改營中很多駭人聽聞的事。我當時半信半疑，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才相信。赫魯曉夫所列舉的事實並非造謠，從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蘇聯。

　　我雖未被劃為右派，但在原單位呆不下去了，山東大學來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東大學便披戴大紅花光榮下放到嶗山腳下的農村勞動鍛煉。在這裏我迎來大躍進。沒有經曆過大躍進的人很難想象大躍進荒唐到何種程度。比如公社決定掃盲，規定每個人，包括老人和婦女，三天內，不脫離生產，認三千三百個字。到第四天，便敲鑼打鼓到公社報捷去了。比這更荒唐的例子還很多。我們帶薪勞動鍛煉，比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強得多，起碼沒餓死人。但對人禍的感受卻同樣強烈，年輕時代的理想煙消雲散，不再崇拜權威。

二

　　文革初我被揪出來，打入牛棚。大概由於出身好，年紀輕，被任命為牛鬼蛇神隊隊長，每天帶著十七八個牛鬼蛇神（多半為老教師）勞動。出發前先齊聲高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要是我不老實，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我指揮得很快，唱完馬上把他們帶到校園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對他們說咱們離紅衛兵遠一點，大家願意怎麽拔都行，可以坐著，躺著，但紅衛兵要來了，趕快蹲起來。

　　如果紅衛兵為研究如何執行毛主席偉大的戰略部署而在教室裏爭吵不休，放過我們，這一天便平安無事了。但這樣清閑的日子越來越少。一天，紅衛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禮堂批鬥，浩浩蕩蕩的隊伍經過我們拔草的地方，紅衛兵向我們吼道：“快滾進來！”我們趕緊從草地上爬起來，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們被押進禮堂。禮堂裏擺了一排紙糊的帽子，叫我們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頂較矮的、糨糊幹了的帽子戴在頭上。動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紅衛兵給他們戴上最高的，剛剛糊好的帽子，糨糊從頭上流到下顎。上台接受批鬥前，紅衛兵端來一盆藍墨水，叫我們畫成花臉再上台。我雙手蘸墨水，把額頭和臉頰抹藍，盡量不讓墨水流進眼裏。心理係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來：“你們這樣做是破壞毛主席的政策。”話音未落，藍墨水便從他頭上倒下來。我想他怎麽這麽糊塗，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紅司令，紅衛兵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毛主席什麽時候說過不能往牛鬼蛇神頭上倒墨水？比這嚴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沒說過話。墨水流進眼裏會傷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隊長的權力，向他喝道：“你對紅衛兵小將什麽態度，還不滾出去！”他出去的時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趕快去洗眼睛。我這樣做是很冒險的，我有什麽權力叫牛鬼蛇神離開批鬥的現場？原來紅衛兵來自各係，分成各派，沒有統一的指揮。誰都管事，誰又都不管事。我讓他滾，這派不管，那派也沒管。我鑽了紅衛兵領導不統一的空子。紅衛兵批鬥外語係教授陳先生，質問他為什麽詛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說“毛主席萬歲”在英語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長壽，但人活不了一萬歲。他馬上遭到一頓打。他還要同紅衛兵講理，我已經站在台上，無法也無力製止他，隻能眼看著他挨打。這次是全校批鬥大會，有書記和校長們在前麵頂著，我雖罪孽深重，但隻有外語係的紅衛兵知道，別的係的紅衛兵並不知道，所以沒批鬥我，我隻算陪鬥。但紅衛兵打人的場麵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們無理可講。其實這一點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得很清楚了。可是我們很多教師卻不了解這一點，還要同紅衛兵講道理，大概還是毛著沒學好的緣故。

三

　　我在外語係的“地位”從牛鬼蛇神升到現行反革命了（紅衛兵把“現行”寫成“現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語教師，其實是暗藏的反革命，終於現出原形）。紅衛兵批鬥我，說我是赫魯曉夫的孝子賢孫，我對他們承認我就是，燒成灰都是。我彎腰做“噴汽式”做得標準，無懈可擊。所以我挨鬥的時間少，陪鬥的時間多。我有機會觀察紅衛兵。我教四年級兩個班，四十個學生。最凶狠的不過五六個。都來自農村，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是兩個班裏學習最差的學生。其中有位女生，兩個班裏唯一的黨員，已經蹲了三年班。因為吃夠了她的苦頭，我至今仍記得她的芳名。她口齒不清，大舌頭。俄語有個顫音，她四年都發不出來。我晚上經常輔導她，什麽辦法都用過，比如含水發顫音，但毫無效果。她對動詞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級的時候，她說睡覺不是動詞，睡著了怎麽還會動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讓她明白表示狀態的詞也是動詞。她不適合學俄語。我為她的前途著想，向總支書記建議將她轉到政教係去，畢業後做個政工幹部。我同總支書記的談話被揭發出來，成為我迫害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的一大罪狀。另外幾個來自農村的學生功課比這位女生略好，沒蹲過班。但他們記不住生詞，弄不清語法的變格變位。考試多半不及格，或勉強得三分。他們知識麵狹窄，或者說除黨的宣傳口號外，什麽都不知道，並且不以此為恥，反而以此為榮。他們一句話就能把你駁倒：那些都是封資修的破爛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動。人總有表現欲望，他們沒有別的可表現，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動詞“驕傲”造句，他們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榮的家庭出身為驕傲”），隻能表現對標語口號的狂熱響應。他們根據某一句話，或黨在某個時期的政策，判斷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鐵談起地鐵，我說倫敦、紐約和莫斯科都有地鐵，莫斯科的地鐵修建得較晚，但最漂亮。有個考試不及格的男同學批判我，說我放毒，沒有一點階級覺悟。倫敦和紐約的地鐵是供資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鐵是供修正主義分子坐的，我竟說他們的地鐵比中國修建得早，還說莫斯科的地鐵最漂亮，安的什麽心？我立即承認我說這些話是妄圖複辟資本主義，讓中國紅旗落地，國家變修。我先把綱上得最高，他們反而無法表現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長在天津市的大多數學生與他們有所不同，雖然也給我貼大字報，但內容都是從別人的大字報上抄來的，沒有新的揭發。我課下同他們交談時，介紹過俄國美術和音樂流派，介紹過俄國和蘇聯作家，甚至介紹過已成為批判靶子的蕭洛霍夫。這些他們都沒揭發。他們心裏同情我，一次我掃地時，一個同學把紙團扔進簸箕裏。我在沒人的地方打開一看，上麵寫著：今晚批鬥可能下跪，褲子穿厚一點。我欽佩他的膽量，竟敢給現行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我也感到慰藉，並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誌都堅硬如鋼。一九六九年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那位發不出顫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幾位學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績優秀的學生分配到河北各縣。

四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兩項嚴重罪行：吹捧赫魯曉夫和攻擊中央文革。前一項可以推到教育黑線上去。我是根據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講赫魯曉夫的一篇報告的，教案中就有稱讚赫魯曉夫的話。我受到教育黑線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項很難賴掉，因為是我在文章裏寫的，批評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批評他自然是攻擊中央文革，白紙黑字，豈能賴掉。盡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寫的，那時姚文元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說得清嗎？

　　我的工資被紅衛兵扣發了，每月隻發十五元生活費。母親和妻子都叫我增加營養，不要把身體搞垮，學校夥食不好，可以到外麵加餐，妻子從北京偷偷給我送錢來。我們在天津北站的一個公園裏會麵，像地下工作者接頭。她們的建議與我不謀而合。我在校園裏掛著牛鬼蛇神牌子，我的牌子較小，可以側過來夾在腋下，從遠處看好像夾著一本書。一出校門我就摘下來放進書包裏。我和史學家漆俠先生到附近的飯店吃飯。他的牌子大，我們把牌子從中間剪開，用細線縫上。出校門疊起來放進書包，進校門展開，紅衛兵看不出來。我們點葷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紅衛兵撞上了，當場把我們批鬥了一頓。我問漆先生，還吃不吃，他說換個地方，照吃不誤。我們到離學校遠的飯館吃飯。以後紅衛兵忙於打派仗，對我們管得鬆多了。漆先生又開始治學，為他後來出版的《宋代經濟史》做準備，並多次勸我讀書，甚至叫我為寫果戈理評傳做準備。這當然做不到，且不說沒有資料，我也從未有過寫專著的打算，與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學家，已出版過《王安石變法》等專著。讀書還是可以的。晚上獨居宿舍樓，我開始讀書。讀的是三注三評本《聊齋誌異》。這是張中行先生的摯友韓文佑先生借給我的。我過去沒通讀過《聊齋》，隻讀過《畫皮》《嶗山道士》《促織》等幾篇。夜闌人靜，紅衛兵小將們都鬧革命去了。我打開《聊齋》，漸漸進入蒲鬆齡所創造的鬼狐世界。我最愛讀的是寫花仙的故事《葛巾》《黃英》和《香玉》。愛不釋手，竟抄起來，就抄在封皮上印著林副主席題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筆記本上。蒲鬆齡為我打開了美麗的鬼狐世界，他絕妙感人的文字同樣讓我著迷。讀《聊齋》是我那段時期生活的中心，並受益至今。

五

　　我過著兩種生活，現實的生活讓我難以忍受，便逃人鬼狐世界。鬼狐給了我力量，對大喇叭廣播的暴力語言似乎增強了承受力，但心病並未消除。反對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壓在我心上。趁紅衛兵打派仗之際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學部看大字報。忽然看到有一張揭發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藝黑線的大字報，其中揭發他反對中央文革。大字報說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調到文學研究所來，但何其芳拒絕接受，說姚文元寫文章強詞奪理，打棍子，文學所不能接受這樣的人。我看過後心中暗喜，但這絕非幸災樂禍。我與何其芳無冤無仇，何況他還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別佩服他的文字，他的書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畫夢錄》。何其芳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無法證實，反正他是走資派，已被打倒。但這張大字報可以成為我的救命稻草。我馬上抄下來，和妻子連夜寫造反大字報。何其芳是黨內文學權威，我對他過於崇拜，中了他的毒，並在他的影響下，錯誤地攻擊了姚文元同誌。我吹捧赫魯曉夫是中了教育黑線的毒，攻擊姚文元同誌是中了文藝黑線的毒，雖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責一股腦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這樣寫並不會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專案組的人對天津一名無名小卒受到過他的影響不會感興趣，但這樣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報寫好後，我把它貼在紅衛兵的兩個司令部（井岡山和八一八）之間的牆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許真能解放，也許挨一頓批鬥，再次把我趕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為大多數紅衛兵對我沒有惡感，恨我的幾位革命小將抄家的時候手腳不大幹淨，沒當上頭頭。早上貼出後，中午去刺探，在大字報前走來走去，看看紅衛兵的反應，沒有批鬥我的跡象。下午又去，一個紅衛兵竟叫我“老藍”，我受寵若驚，覺得造反成功了，從牛棚中掙脫出來。多年後聽井岡山司令部的紅衛兵說，他們討論過我的造反聲明，大多數紅衛兵認為現在矛頭應指向走資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應我就不知道了。

六

　　《聊齋》中有一篇《書癡》，寫到燒書。郎生酷愛讀書，終日諷誦，不管其他事。終於在書中找到顏如玉。顏如玉讓他把書全部燒掉，免遭災禍，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為妖。“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收，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冥若陰霾。”這是蒲鬆齡的藝術虛構。燒書不是“煙結不散”而是火光衝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們牛鬼蛇神正在學習，紅衛兵衝了進來，命令我們到操場燒書。我們趕到的時候，書已點著，我讓老鮑跟我一起撥拉燒著的書，我遞給他一根長棍子，他嫌長，自己揀了一跟短的，我勸他他不聽。這根短棍子幾乎要了他的命。老鮑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齡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歲。他是清華第一批留美學生，後擔任過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外文係資料室管理資料。他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壓著他留美時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為這幾張相片被揪出來的。老鮑個子矮小，隻有一米六幾。他拿著短棍子撥火，被火苗燒著。後麵是紅衛兵，前麵是火堆。後退必遭紅衛兵打罵，隻能向前撥火。我的棍子長，撥火燒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換已不可能。書燒成灰燼時要用水澆滅，我負責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鮑則一直被火烤著。八月天氣悶熱，一個年過八十多歲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終於倒在灰燼上。幸虧灰燼已被我用水澆過，不然會被燒死。紅衛兵罵他偷懶，但沒再管他。燒完書後，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燒出燎泡。我先讓他喝水，然後打了一盆涼水給他擦身，他漸漸緩過來，對我說：“他們都是長蟲！”我扶他走出校門，叫了一輛三輪車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線，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學生不能打老師，對年長者禮讓，對年幼者愛護。底線被突破，人就不成其為人了。紅衛兵都是年輕的後生，怎麽對老鮑沒有一點同情心呢？我聯想起在北京火車站看見紅衛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們身上掛著“地主婆”“資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幹脆把成分貼在額頭上。她們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戶，因出身而被轟出北京。她們一動不動地坐在地上，有的人雙腿癱瘓，讓人看了心碎。押她們的紅衛兵沒有一點同情心，嘻嘻哈哈說笑，特別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們笑得更開心。看到祖國的花朵得意的樣子我同樣心碎。

七

　　紅衛兵打派仗後，便不管我們了；不僅不管革命教師，連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這時已成為人民的一員，忝列革命教師行列。我有時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隨韓文佑先生一起讀魯迅的雜文。從第一卷《墳》開始。我先讀一兩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馬紮上，同他討論，聽他講解。韓先生對魯迅作品之熟令我驚訝。他不僅對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來。韓先生講完後，我回去再重讀他講過的幾篇，接著按順序讀下麵的雜文。我們就這樣一直讀完第六卷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平均每篇都讀過三四遍。韓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對北大、清華教授的趣聞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講給我聽。其中有關清華教授的逸事，張中行先生寫入《負暄瑣話》，也是聽韓先生說的。韓先生還把周作人、鬱達夫和徐誌摩等人的作品借給我看，並且都是初版本，讓我眼界大開。他讓我先看周作人的《談龍集》和《談虎集》，然後再看《雨天的書》和《自己的園地》等集子。我讀周作人比讀魯迅吃力，對他那些抄書文章讀不下去。韓先生說過了五十歲我就讀得下去了。五十歲以後，文革早已結束，是我最忙的時期，辦刊物、翻譯書、帶研究生，沒有時間再讀周作人的書。現在過了七十歲，仍沒再讀，隻讀過論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時聽韓先生講魯迅的還有一位中文係的講師周先生，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教師。他專門研究葉聖陶，但對五四時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談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彌補了我這方麵的缺陷。可以說文革期間我上了半個中文係。如今這兩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心裏仍充滿感激，沒有他們不知多少時間會白白浪費掉。

　　軍工宣隊進入後，就不能再同韓先生一起讀書了。不久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北平淪陷期間韓先生與周作人有過往來，還同朋友辦過刊物，這些成了嚴重的問題。那時把我們教職員編入三種學習班：一類屬於有嚴重問題的，集中住在學校交代問題，不許回家。第二類屬於有問題或思想反動的，一麵學習，一麵交代問題，但可以回家。第三類是普通教職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覺悟，爭取思想盡快革命化。我被編入三類學習班，韓先生編入一類學習班，我們兩人的處境顛倒過來。我們不能再見麵。三類學習班師生混編在一起，學生領導我們學習毛著。每天三個單元，坐在一間教室裏學習，即所謂三磨：磨時間，磨嘴皮，磨褲子。我當時已屬於革命群眾，地位與紅衛兵相當，但政治上仍低人一頭，在學習班上仍是死角。我過去和現在都非常厭惡冗長空洞的發言，可那段時期對這類發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沒有人發言，可能叫我發言。我不得不違心說套話，那滋味難受極了。學習班上有位同學是結巴，喜歡發言，能夠結結巴巴講一小時，我對他簡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講下去。有人發言，我便可以回到《聊齋》中去，或在腦子裏複習韓先生講的魯迅，或複習過去背過的詩詞。聽著他結結巴巴的發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詞：“錢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吃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纓花。”還有位愛表現的學生，喜歡賣弄辭藻，但又用詞不當，常念別字，聽起來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學來的詞，頗為得意，一連說了幾遍。同學們沒有反應。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我臉上大概露出笑容，這個傻家夥以為我聽得人迷了，以後對我特別客氣，叫我“老藍”。我每天都在腦子裏複習學過的東西，從不在下麵“開小會”。主持會的同學認為我專心聽別人發言，態度很好，隻是發言太少，如果積極發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獲得一個表現進步的機會。

　　校軍工宣隊號召革命師生開展大批判，外語係軍工宣隊要俄語專業學生批判蘇修。他們大概從中央首長的講話中知道蘇聯有個蕭洛霍夫，是蘇聯文藝界修正主義的鼻祖，便決定批判他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軍工宣隊頭頭想出風頭，希望外語係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廣播，爭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聯紅旗》上發表。他們顧不得階級路線了，找了三位功課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學生，由他們組成批判小組，任命一個學生擔任組長，並給他們找了一間教室。批判組的學生立即身價十倍，不參加學習班的學習，隨意外出搜尋材料（圖書館已經沒有了），一起構思批判弘文。但他們隻是二年級學生，不僅俄語還沒入門，也缺乏起碼的寫作能力。我敢說，除文理不通的大字報外，他們沒寫過任何東西。他們寫出的第一稿，連係軍工宣隊都看不上。但他們是革命小將，不會被困難壓倒，拿出三天時間務虛，學習毛主席著作，懷著對蘇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戰鬥。第二稿係軍工宣隊通過了，但被校軍工宣隊打回來。這些都是我參加批判組後才知道的。時間有限，係軍工宣隊急於出成果，通知我參加批判組。有人說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參加學習班的學習，並且要求回宿舍去寫。他們居然都答應了。我把學生寫的二稿拿回家，打開一看，覺得綱上得不壞，隻是邏輯混亂，文理不通，對小說的時代背景毫不了解，對故事的情節一無所知。我向姚文元同誌學習，保留了學生上的綱，理順邏輯，改正病句和錯別字，一篇蠻不講理的批判文章就炮製出來了。我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革命戰爭萬歲！》，兩天後我把謄清的稿子交給批判組組長，對他說他們寫的文章很好，我隻稍微改了一點，如改得不妥，請再改回來。《革命戰爭萬歲！》很快便以外語係軍工宣隊的名義在全校廣播了，並一連廣播了幾次。接著刊登在校刊和《文聯紅旗》上。軍工宣隊非常滿意，批判組的小將得意洋洋。我有機會就向人說，這都是紅衛兵小將的功勞，我沒出什麽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軍工宣隊竟給了我半個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幾乎沒有遊人的黃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輕，浪費的時間也比不少人少。我畢竟還沒有完全停止學習。這與我對文革的認識有關。文革一開始我就認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運動，決不能狂熱投入，而要盡量在運動中保護自己，不傷害別人。但運動如此猛烈發展，持續時間如此之長，是我始料不及的。現在對文革的權威評價是徹底否定，因為文革把國家的經濟引向崩潰的邊緣。這算的是經濟賬，當然對。我覺得還應算一筆倫理道德賬。文革把傳統的倫理道德以及人類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同樣引向崩潰的邊緣，而後者對中華民族的損害決不小於前者。今天社會上出現的很多負麵現象難道與文革無關？我想弄清發動文革的真正動機，設立過各種假說，又都被我一一推翻。我經曆過文革，卻無法真實地、全麵地認識文革。看別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許我們親曆文革的這代人智力不夠，隻好寄希望於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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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公武生平 -chufang- ♀ (103960 bytes) () 09/01/2021 postreply 18:20:12

• 謝謝你的介紹。 -綠珊瑚- ♀ (0 bytes) () 09/02/2021 postreply 12:4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