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販子田福弟（下）

福弟說他是來上海做生意的，果然他的“生意”很快就開張了。他的“生意”是倒賣船票。那時候公平路碼頭有客輪，往返溫州青島大連等城市。船票一票難求，尤其是往來溫州的客船，為求一票，常常需要通宵排隊。福弟找了幾個溫州女人睡在賣票處買票，轉手再由他高價賣出去。那時候他經常去王阿姨家吃中飯或晚飯，飯前去公平路碼頭那裏晃悠兩三個小時，就把“生意”搞定了。他去王阿姨家手上總不空著，常見的是魚肉蛋香煙老酒之類，有一回看到他拎了半個豬頭來，那半邊臉豬頭表情好像在笑，與眉開眼笑的王阿姨的表情相映成趣。還有一次他拎來一隻大甲魚，王阿姨說，啊喲，這隻甲魚嚇人唻，不曉得怎麽殺。福弟說他來，拿根筷子勾引甲魚咬住，乘勢將甲魚頭頸拖長，說時遲那時快，一刀下去，幹淨利落，甲魚頭就與披著鎧甲的身子分道揚鑣了。每次福弟拎東西來，王阿姨嘴裏總說，不要不要，說自家人，叫他下趟不要浪費鈔票。但福弟總是一副很豪邁的派頭，從不空手而來。吃飯時候，王阿姨老往福弟碗裏夾菜，說，吃呀，福弟吃呀，多吃點。福弟也不客氣，他飯量大，一頓要吃好幾碗。

有時福弟黃牛票脫手順利，上午十點來鍾就來到王阿姨家，無所事事坐在窗前桌邊，邊嗑瓜子邊看窗外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自行車，有幾次我也在家無所事事，就去與他瞎聊天。福弟努力使用普通話，他的普通話實在很蹩腳，但我好歹能聽明白六七成。他說他老婆是從四川花錢買的，他買了姐姐做老婆，他兄弟買了妹妹。我說你們兄弟倆買了姐妹倆做老婆啊？他嘰裏咕嚕解釋一大通，我才搞明白，他那個所謂“兄弟”並非真的親兄弟，他把“連襟”叫做兄弟。我問他買個老婆要多少錢，他說因人而異，但通常要三四千。我說你花錢買老婆，要是她跑了怎麽辦？他說四川那裏窮得要死，我把她從窮山村裏帶出來，打都打不回去，怎麽會跑？他告訴我他幫溫州老家那裏好些人買了老婆，有的是四川買的，有的是湖南買的，“成交”一個他賺差價能掙好幾千。我問他那麽好賺的生意為啥又不做了呢？他說有危險，不如來上海，做點安全的生意。我問他倒賣船票生意如何？他說還行，每天也能賺個三四十元，積少成多，關鍵是沒啥風險。我那時一個月工資也就七十多元，聽他一天就能賺三四十，心下頗覺觸動與感慨。

福弟說做黃牛倒賣船票沒啥風險，但其實並非那樣。他給我描述他做“生意”的情形，說他身上從不帶船票，而是叫口袋裏揣著船票的同夥等在稍遠處不引人矚目的弄堂裏，他兩手插在褲兜裏在碼頭處晃悠，一邊尋找“目標”一邊觀察有無糾察之類便衣混在顧客裏捉拿取締票販子。找到“目標”，確認無危險後，他就讓“目標”跟在他身後走到等在弄堂裏的同夥處，一手交錢一手交票，成交生意。那情形仿佛三十年代地下黨接頭聯絡，左手戴手套，懷揣挺進報，暗號照舊，我聽了頗覺有趣。

福弟後來把他老婆也帶到了上海幫他一起做“地下工作”，有一陣就住在王阿姨家裏，晚上打地鋪，滿地板都是鋪蓋。我曾問那個四川女人，對這樣的生活是否滿意。她說有啥子滿意不滿意的，總要過日子啥。但福弟夫妻後來在上海並沒有待多久，有一回與其他票販子衝突，福弟打傷了對方，那之後就再沒見他去王阿姨家了。

王阿姨在老家插隊落戶的大女兒插隊數年後被保送到杭州一大學讀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配到溫州市下屬某縣農林局做了一名小幹部。八十年代初每過一段時間就回上海娘家住幾天，那時正是福弟活躍於公平路碼頭“地下戰線”的時候，對於乘船來往溫州的大多顧客而言盡管一票難求，王阿姨的女兒卻從來無需為買船票而費神，無論哪天想走，福弟總會適時將船票送到家中放在靠窗飯桌的玻璃板下。然而自從福弟消失後，王阿姨的女兒買船票就麻煩了許多，以至後來減少了回上海的次數。

不知過了多久，後來有一回王阿姨女兒回上海探親時說起福弟夫妻被抓了，罪名是拐賣婦女。據說有一個他們幫著成交的女的逃離了夫家，後來事情弄大了，公安就把福弟夫妻抓了。福弟老婆原本也是福弟花錢買的，但那四川妹子成了福弟老婆後又幫著福弟做了許多買賣婚姻的生意，成了福弟的共犯，結果與福弟一起被抓了。

王阿姨的女兒後來嫁給了一個溫州人，那人國外有親戚，親戚拉親戚，將很多親戚拉去歐洲各國打工掙錢，其情形正如當年王阿姨女兒介紹福弟等一堆溫州人去上海一樣。王阿姨的女兒夫妻也曾經去意大利混了兩三年，回來說意大利有好多溫州人在那裏做生意。他們閑聊時說起了福弟，說憑著福弟的頭腦和機靈勁要是去意大利等國，肯定早就發財了。我聽了不由得想起了福弟那口難懂的“西西裏方言”。福弟後來據說判刑二十年，現在應該刑期已滿，不知在哪裏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