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史海觀複
新中國最崇高、最著名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是眾多對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偉大人物首選安息之地。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終能夠進入這裏，就已經是對生前事業的最大肯定。多少如雷貫耳的名字被鐫刻在一個小小的骨灰盒上，密密擠在陳列牆上——牆下的地麵，用寸土寸金也不足以形容。
就在這用平方厘米來計算價值的革命聖地東坡頂，一座占地達300平方米的小廣場尤其引人注目。
廣場前端用漢白玉雕立著一位濃密胡子、戴著眼鏡的中年男子的遺像。再看他身後不遠處的墓碑，一眼就能認出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筆跡：任弼時同誌之墓。
這座墓的規格在這裏絕無僅有，被稱為八寶山第一墓。
對建國後成長的很多人來說，任弼時這個名字，似乎少有聽聞：許多重要事件和文件上沒有他的大名，也不是哪個可歌可泣的烈士，何以獨享如此的哀榮？
三大主力會師幕後功臣
偉大領袖毛澤東一生戰勝無數對手，天大的挑戰在他眼裏不過如同等閑，蔣介石幾次將他逼入絕境，也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樂觀。
但他一生之中，唯一一次感到革命事業有迫在眉睫的失敗危機，是1935年6月，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兩軍各自撥出一支部隊到對方軍中，重組成左右兩路。
本該是革命同誌曆經千難萬險的會師喜悅，迅速被控製左路軍的張國燾的野心破壞了：
他率領著裝備良好的紅四軍有8萬人馬，麵對隻有1.8萬人的中央紅軍，起了取毛澤東而代之的非分之想，遲遲不肯執行中央決定的北上陝甘戰略，堅持南下另立中央。
張國燾企圖孤注一擲，複製“白雀園肅反”的經驗，密令陳昌浩。
幸虧葉劍英搶先截住這份電報，緊急通知毛澤東率領右路軍紅一、三軍團立即北上脫險，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我們這些人。”
張國燾仍然執迷不悟，劫持左路軍本部人馬和朱德、帶著右路軍剩餘部隊前往四川理番縣卓木碉自封中央。
此時兩支紅軍主力對比，仍然是張國燾占據絕對優勢，無論是再次會師或不再會師，毛澤東都將麵臨十分困難的局麵。
這個時候，另外一支紅軍主力部隊的態度就至關重要，而他們還沒有意料到中央發生的分歧，正星夜兼程趕往四川。
這支部隊就是賀龍元帥在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一手拉出來的紅二方麵軍，軍隊的政委正是任弼時。
賀龍和任弼時都善於指揮作戰，因此紅二方麵軍在貴州烏蒙山區和國民黨軍遊擊周旋，一直沒有太大損失，部隊士兵的作戰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雖然僅僅隻有一萬多人，卻是一支實力強大的精兵。
1936年7月1日，紅二方麵軍到達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麵軍主力會師。
一見麵，嗅覺敏銳的任弼時就發覺情況不對：按道理紅一軍和紅四軍應該早已匯合，此地卻見不到紅一軍的主力部隊，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張國燾的態度也格外親熱，分明有拉攏自己之意。
任弼時首先向張國燾要來了中央和各軍團的電報密碼，很快就了解到毛澤東等人所在，原來此前自己發往“中央”的電報，都落入了張國燾之手。
張國燾仍不死心，送來滿滿一籮筐《幹部必讀》的冊子，妄圖越權領導紅二軍，並大肆詆毀中央紅軍各領導同誌。這些冊子都被任弼時直接燒得一幹二淨。
在紅二、四方麵軍的幹部會上，任弼時嚴厲警告說：“我們二方麵軍的同誌，很多是從井岡山來的。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強迫他們反對毛主席，他們就要翻臉，他們是不認識你的！”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麵軍分別於甘肅會寧、將台堡勝利會師，為偉大的長征畫上了句號。
核心之爭
對張國燾的鬥爭，使得毛澤東突然發現，任弼時的政治忠誠和才幹，竟然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兩人的關係迅速變得密切起來。
其實毛澤東和任弼時早就認識了。任弼時於1904年出生於湖南汨羅，是毛澤東的同鄉。
任弼時11歲那年進入湖南第一師範附小，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範上學。兩人當時就共同參加過多次革命活動，而且角色也和日後一樣：毛澤東組織，任弼時實行。
1920年，毛澤東特意介紹任弼時赴俄勤工儉學，並在一大召開之後不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眼下長征雖然勝利，張國燾對於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不滿卻沒有消除，他仗著自己仍然有相當的支持者，始終打算分裂黨和紅軍。
毛澤東顧全大局，組成了以張國燾為書記的西北局，任弼時擔任副書記。
任弼時和朱德等同誌一起商量、了解情況，專心調解一、四方麵軍各同誌的矛盾，連自己的二方麵軍都顧不上了。
好在紅軍將領還是明白事理的占大多數，任弼時找紅四方麵軍的領導幹部數次談心，宣傳團結統一抗日的重要意義，包括陳昌浩在內，廣大指戰員也逐漸覺悟，張國燾最終落得個叛逃結局。
成功解決紅軍有史以來最大危機之後，任弼時又立下大功一件。
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代表人物、中央紅軍反“圍剿”失敗的頭號罪人王明在遵義會議之後失去了對黨的領導權，卻沒有失去共產國際對他的信任。
王明挾蘇自重，隔在共產國際和陝北根據地之間，常常發出一些自以為是的指令，對毛澤東等人的領導權威造成了極大幹擾。
毛澤東必須盡快派一員政治十分成熟、辦事穩重細致而又精通俄文的大將親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
這個重任，舍任弼時之外，實在沒有第二人。
1938年4月，任弼時抵達莫斯科後，先後以書麵和口頭的形式，兩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報告，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下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
他說，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毛澤東同誌才是我們黨的領袖。”
7月份，在送行王稼祥回中國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時談話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這意味著，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已經被共產國際充分理解肯定，王明的投降主義錯誤後來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得到徹底糾正。
英年早逝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任弼時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不久又擔任黨中央秘書長，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從此便正式躋身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之列。
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責範圍廣大，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事無巨細，都在任弼時的工作日程上。
任弼時還為毛澤東建立了一個專用電台，親自負責毛澤東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電報翻譯、校對、收發工作，從此，中國共產黨處理內部事務再沒有受到來自外部的幹擾。
任弼時身居高位，待人接物卻十分和藹可親，在對毛澤東“以教育為主，團結大多數”的方針之中，他是領悟最深的一個。
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某些領導人在執行上有過火的傾向，被任弼時及時察覺，親自找到毛澤東商量之後，定下“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共產黨才沒有重蹈國民黨內部互相傾軋、腥風血雨的老路，使整風運動真正起到了教育黨員幹部群眾、統一思想的原定目標。
廣大黨員幹部對這位資曆最淺的中央領導，感到最為親切，稱呼他是“黨的老媽媽”。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已經重新擁有121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上，任弼時以全票讚成，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一起，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五大書記”，其中任弼時主要負責中共黨內各項事務。
七大召開之時，距離上一次六大已經過去了17年，共產黨經過大浪淘沙，終於將黨內最有能力、最成熟的領導同誌篩選出來，因而五大書記個個獨當一麵，具有傑出的革命品行和成績。
而此時，離他們成功實現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理想，也隻需要4年多了，作為五大書記中年級最輕、唯一出生於20世紀的任弼時，似乎是毛澤東的理想接班人選。
可惜這個美好願望注定不能實現，年級最輕的任弼時，其實是身體最虛弱的書記。
任弼時在1928年和29年，兩次被捕，遭受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電刑等酷刑，嚴重損害了身體健康，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血壓高，看東西時常眼花。
帶領紅二方麵軍的時候，30歲出頭的任弼時，看起來已經像50多歲的人，老態畢現。
爬雪山、過草地，還要負責處理勞心費神的黨內外矛盾和日常事務、參與大小戰鬥指揮決策，任弼時的生命以常人十倍百倍的速度磨損，卻遲遲得不到片刻休養生息。
1949年10月1日，盛大的建國大典在北京隆重召開之際，五大書記之中，獨有任弼時沒有獲得允許登上天安門城樓：
醫生查出他患有動脈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腦供血不足等多種疾病，已是十分嚴重的程度，稍有心情激動，便有性命危險。
他隻好獨自待在玉泉山療養所，一字不落地收聽了整個大典盛況。
毛澤東將他的長女任遠誌帶在身邊，代替父親的位置。第二年國慶，任弼時終於第一次親自登上天安門，但也是唯一的一次。
此時抗美援朝決策已經做出，任弼時不顧中央給他每天隻能工作4小時的規定，堅持“能走一百步，就不走99步”，每日依然忘我工作8小時以上。
1950年10月25日，朝鮮軍情緊要，任弼時在一場深夜會議上突發腦溢血，經過兩天兩夜全力搶救無效，不幸與世長辭。
共產黨的駱駝
任弼時英年早逝，令全黨同誌悲痛不已：他堅持真理，從不整人，又深得毛澤東信任，“黨內沒有一個人在人品上對任弼時有意見。”
其實不看工作，任弼時也會是人中龍鳳：他會拉提琴、畫畫、照相多種才藝。新中國的第一張“自拍”照片，就是任弼時送給任遠誌的紀念。
發妻陳琮英原本是他家的童養媳，大字不識一個，但他這個“少爺”用情十分專一，對妻子既尊重又愛護。
在最艱苦的歲月，他親自向妻子請教紡紗技能，奪得了中央機關紡紗比賽第一名。陳琮英也為了丈夫，苦學文化，後來成為中央機要局機要處處長。
唯一的遺憾就是所生5子4女之中，5個子女沒能走過戰爭年代，隻有任遠誌、任遠征、任遠芳三個女兒和兒子任遠遠見到了父親創立的偉大新中國。
葉劍英元帥曾經為他寫下一段最貼切的評論：
“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