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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在東北的沈陽, 10歲的張虹生第一次見到父親張聞天。高高瘦瘦、麵容嚴肅、戴一副眼鏡, 斯文中透著威嚴——這就是他對父親的第一印象。帶他來的人說:這是你爸爸, 快叫爸爸。張虹生張嘴喊一聲:爸爸。張聞天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兒子的腦袋, 然後示意警衛員帶兒子離開。
很多年後, 回憶起初見父親時的場景, 張虹生說:“他很平淡。我也很平淡, 父親和母親還沒有托兒所的阿姨親呢, 沒什麽好激動的。”
張虹生算過, 這一生與父親相聚的歲月, 斷斷續續加起來不過四五年的時間。然而, 不管他願不願意, 自打出生那天起, 他的命運就與父親緊緊聯係在一起。
(一)
我1939年冬天出生在新疆。當時, 我母親正從延安繞道新疆, 準備前往蘇聯。我的突然降生, 並沒有打亂她的行程, 她在我出生沒多久後, 就按照原先的計劃前往蘇聯, 臨走前, 她委托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潭秋照顧我。
我出生時, 父親正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延安主持黨的工作。遠隔幾千裏, 他並不知道我出生的具體日期。我的身份當時是保密的, 隻有陳潭秋和他的夫人王韻雪等少數幾個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陳潭秋給起的, 叫張宏聲。
雖然父母都不在身邊, 但在新疆的日子倒也過得平靜安穩。我3歲那年, 一場變故突然降臨。那是1942年9月, 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 把陳潭秋等共產黨領導人秘密軟禁了起來。幾個月後, 盛世才又把陳潭秋等人關進了監獄。
大人們進了監獄, 我們這些孩子自然也跟著去了, 由於我父母都不在, 監獄就給我安排一個單間牢房, 我算是年齡最小的政治犯。和我在一個監獄的孩子, 還有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 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等30多個。
在監獄裏一住就是三年。抗戰勝利後, 1946年夏, 張治中出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這才將在新疆關押的共產黨員和家屬100多人釋放出來。我也被放了出去, 隨後和毛遠新他們一起, 離開新疆, 被送往延安。
一路顛簸, 等我到了延安, 卻沒有見到父親和母親。原來, 早在1945年10月, 他們就離開延安奔赴東北工作了。父親在東北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北滿分局委員和中共合江省委書記。
在延安, 我被送進洛杉磯托兒所, 由保育員阿姨照顧。
到了1949年, 父親打報告希望我能夠去他身邊, 這年年底, 我被送到了東北。我們見麵時的情景很平淡, 完全不像電影電視劇或者小說裏描寫的那樣。我喊了一聲爸爸, 父親隻是微微一笑, 伸出手摸摸我的腦袋, 就讓警衛員帶著我離開了。
跟隨父親在東北的日子裏, 發生的幾件小事, 我一直都記得。首先是, 剛到那兒沒多久, 父親把我的名字給改了。陳潭秋當初給我取名“宏聲”, 暗合父親的“聞天”。“聞天”出自《詩經·小雅》“鶴鳴於九皋, 而聲聞於天。”聞天之聲, 應該宏大響亮, 所以我就叫“宏聲”。父親見到我後, 不知為什麽, 要把我改叫“紅生”。這個紅字好多人名字裏都有, 我就不同意。父親於是把“紅”改成“虹”。我覺得這個字還行, 同意了。
那時候, 我看父親每天上下班都坐汽車, 很羨慕, 也想坐, 但父親一直不答應。有一次, 趁他上班前我爬上車, 賴著不下來, 心想, 這下, 你得帶著我了吧。父親見我不肯下來, 並不生氣, 也不責罵, 幹脆走著去上班了。
我那時候挺調皮的, 有一次, 我想看看警衛員的槍, 他不給, 我就搶。警衛員見自己的槍被搶了, 也急了, 趕緊來和我搶。兩人一個追一個跑, 被秘書看到了, 秘書過來把槍要走了。我又和秘書鬧, 秘書幹脆把我捆起來, 拴在床腿上。父親進屋了, 我以為他要來幫我, 誰知他也不管。
1951年, 父親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 前往莫斯科履職。母親和我也一起去了莫斯科。父親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注:1945年6月19日, 中央七屆一中全會當選) , 這個級別的領導擔任駐外大使, 是非常罕見的, 史無前例, 後來也沒有過。
在蘇聯期間, 我記得父親特別強調使館工作人員要了解當地文化, 他還請去蘇聯學習的舞蹈演員和音樂人才來使館上課。著名的指揮家李德倫就來使館上過課。到了周末, 他會帶我們去看芭蕾、聽歌劇。離開蘇聯回國時, 他把莫斯科大劇院所有上演過的歌劇和芭蕾的唱片都買了一套。
有一陣子, 中央歌劇院排練《蝴蝶夫人》, 還到我家來借唱片。可惜的是, 在“文革”中, 這些寶貴的資料都弄丟了。
1952年初, 我回到北京, 父親和母親繼續留在蘇聯。那時候, 我在中共中央直屬育英小學讀書。由於父母都不在身邊, 我就住在和父親關係很好的任弼時家裏。任弼時家的後門一開就是彭老總家。我們那時候常去彭老總家串門, 還會穿穿他的元帥服, 威風威風。有時候會碰到彭老總和朱老總下象棋。他們兩個下棋, 我們一幫孩子就在旁邊看, 還給出主意, 走這個走那個。朱老總是個特別慈祥的人, 彭老總則顯得嚴肅一點兒。
1954年, 還在擔任駐蘇聯大使的父親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1955年, 父親回到北京, 開始協助周恩來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他和母親在蘇聯結餘了12萬盧布, 折合人民幣7萬多元, 全上繳了。
父親到外交部工作時, 我已經上中學了, 在101中學。那兩年, 家裏的氣氛還是比較愉快的。有時候我會跟著父母一起去北戴河, 毛主席也去。大家一起遊泳, 遊完泳, 我們會站在主席身邊, 看看誰高。我那時候已經一米七六了, 比比, 覺得個子和主席差不多高。
1957年, 第一批知識青年開始上山下鄉, 在父親的支持下, 我率先報名參加, 去了天津的茶澱農場鍛煉。兩年後的1959年, 我回到北京考大學。我那時候, 特別想去外交學院讀書。外交學院是在父親任上建起來的, 當時也歸他管, 我外語相對差點, 就想讓父親幫我打個招呼, 把我的外語放寬些。聽我這麽說, 父親撂下一句話:“你有本事上就上, 沒本事就別上。”於是, 我就放棄了上外交學院的念頭, 轉而報考北京師範學院, 憑自己的本事被錄取了。
1949年, 張聞天與劉英、張虹生在沈陽
(二)
我考上大學這一年, 父親遇上大事了。
事情的起因要從“大躍進”“人民公社”說起。一開始, 父親也很興奮, 非常熱情地支持大躍進。但當他到各地做了調查後, 變得憂心忡忡了。他感覺, 當時的做法違反了經濟規律。一返回北京, 他就下令停掉外交部後院的小高爐。上級為此批評了外交部, 但父親堅持他的做法。
這年七八月間, 召開了著名的“廬山會議”, 父親在華東組會上的發言, 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從理論上做了係統的分析, 並提出應該發展黨內民主作風。他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最終, 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宣布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各自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崗位, 但各自保留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以觀後效。實際上, 這四個人裏麵, 父親就和彭老總熟悉些, 和其他幾個人都沒什麽交往。
父親在廬山會議上受批評的事, 我一開始並不知道。那時候就是突然發現, 父親好像不去上班了。他的情緒還是很平靜, 看不出什麽變化。到了9月, 快開學的時候, 王震伯伯找到我, 說:“虹生你來, 我跟你說個事。”到了他那裏, 他讓其他人都出去, 單獨留下了我。他說, 你父親犯錯誤了, 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他又說, 你要站穩立場啊。
其實不用叮囑, 我也會站穩立場的。我那時候當然認為主席肯定是對的。我對這個事情產生疑問是到1962年之後了。
廬山會議後, 到家裏的客人越來越少。父親這個人, 和別人工作之外的交往本來就不多。以前, 母親有時候會跟他說, 要不要到主席那裏去轉轉。父親就說, 大家工作都很忙, 還是不轉的好。廬山會議後, 別人更不敢到我家來作客了。沒有工作可做, 父親就在家看書。一年多後, 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
就在父親悶頭讀書的這段時間, 家裏又出了一件事。這回, 是我出事了。
1961年, 我正讀大學三年級, 再次下鄉, 被分配到一個叫東壩的公社。我負責一個生產小隊的宣傳工作, 懷著滿腔熱情到了那裏, 在實際調查中, 卻發現農民的生活特別苦。
這個生產隊一共有98戶人家, 我先後訪問了96家, 大家都反映在公社食堂吃不飽, 因為總是有人多吃多占。怎麽解決吃不飽的問題?大家一致提出解散食堂。見大家意見這麽一致, 我就宣布解散食堂。現在想想, 恐怕我是全國第一個解散食堂的, 也不知道當時怎麽就那麽大膽, 簡直是膽大包天。
膽大的結果是, 第二天, 我就被調了回去。緊接著就是批鬥, 隨後被勒令退學。我一個大小夥子, 不能老在家閑著啊, 就出去找工作, 可是由於父親的特殊身份, 沒地方敢接收我。王震伯伯知道了以後, 說, 那就讓虹生來新疆吧。
1962年2月, 我從北京啟程前往新疆。離開家時, 父親正沉浸在《資本論》和列寧《新經濟論》的研究中, 對我保持著一貫的平淡。
我到了新疆沒多久, 就患上了肝炎。由於醫療條件不好, 後來發展成了慢性肝炎。我寫信給父親, 希望能到北京治病。父親很快回信了, 一開頭就說, 你有什麽資格來北京看病, 新疆那麽多職工得了肝炎, 都是在新疆治, 肝炎完全可以在當地治, 治得好最好, 治不好就慢慢來。
父親的這封信, 讓我心寒。我隻好留在新疆的農場, 一邊勞動一邊治療。
1966年夏天, “文革”開始了。
從當年的8月起, 父親常常被拉去批鬥, 有一次, 竟然被打得昏了過去。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向來冷清的家裏, 突然湧來了各種各樣的人。來的人, 有些是調查父親的, 有些是為調查別人而到父親這兒來搜羅證據的。1967年, 我回家探親, 對家裏的這種景象很吃驚, 我奇怪父親怎麽認識這麽多人。父親說, 當然認識啊, 都有工作關係。
張聞天夫婦與兒子、兒媳、孫女在肇慶七星岩
在我印象裏, 父親和別人一般都是工作關係, 私人關係就和朱老總、任弼時交往比較多點兒, 和總理也有些交往, 但和大部分人私交都很少。他這個人臉上看不出喜怒, 講話總是很嚴肅, 直來直去。比如, 西路軍當初失敗後, 西路軍將領回到延安, 毛主席見了就說, 隻要人回來就好, 有雞就有蛋, 有人就可以幹出一番事。而父親, 則是很嚴厲地批評了人家。他的這種風格, 就不大容易讓人親近。
1968年5月17日, 一個班的戰士到了我家, 他們是奉命前來“監護”父親和母親的。隨後, 父親和母親被隔離開來, 分別關在兩間小屋子裏, 不許看報, 不許聽廣播, 對兩人進行輪流審訊。每天放風一次, 時間錯開, 不讓兩人碰麵。
那時候, 我遠在新疆, 對家裏發生的這些事情, 一無所知。
1969年10月, 在武裝監護、隔離審查近一年半後, 父親和母親被遣送到廣東的肇慶。對他們的要求是, 停止使用本名, 另取化名;對外保密, 不準與別人聯係。
這年的10月31日, 父親和母親帶著妹妹小倩, 住進了廣東肇慶市郊某軍分區的宿舍大院裏。父親化名張普, 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意思就是普通勞動者。
第二年的春天, 我才從信裏知道父親已經從北京到了肇慶。我再次探親時, 地點也就轉移到了肇慶。
在肇慶, 我發現, 父親變得和從前不一樣了。他話還是不多, 還是很嚴肅, 但是他對我比以前好了。以前, 我離家時, 他一般沒什麽表示, 但在肇慶時, 每次我探親結束走的時候, 他都會送我。他有病, 心髒不好, 路走到一半就走不動了, 隻好停下來休息, 坐在那裏看著我走。
探親回家時, 我會陪他出去走走。1975年, 我陪他去廣交會, 他走累了, 在會議室休息。會議室有很多雜誌, 英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他都拿過來看。他早年留學日本、蘇聯, 還曾在美國勤工儉學, 懂得七國文字, 那些雜誌他都能看懂。工作人員很吃驚, 問我他是誰, 我說就是一個普通人。
1972年5月, 中央決定恢複父親和母親的工資待遇。此後, 父親多次要求回到北京。比如, 在1974年寫給毛主席和中央的信裏, 他希望能在北京度過晚年, 同時請求批準自費到家鄉上海和南京等地參觀訪問和探親。他說:“我現在已經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 身體不大好, 思想和行動很遲鈍, 眼睛的白內障一直在惡化, 閱讀文件和書報日益困難, 因此, 我想在我不能走動或變瞎之前, 看看我所熱愛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新麵貌。至於旅途中的一切費用, 都可以用我們的存款來支付, 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錢。我現在已經改名張普, 作為一個普通的老同誌, 在外地參觀訪問, 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會給領導增加麻煩。”
父親回北京的請求沒有被批準。後來他又提出遷居家鄉上海, 如果上海不成, 蘇州或無錫也可以。最後的這個要求, 被批準了。
1975年8月底, 父親到了離故鄉130公裏的無錫, 並在這裏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309天。
父親到了無錫, 我還是在新疆。我也是後來斷斷續續從母親和警衛員那裏聽到一些他在無錫期間的事情。有一次, 他去遊梅園, 累了, 就找個地方坐下。來了幾個小青年, 要照相, 有個小青年說:老伯, 讓開一下, 我們照相。父親站起來讓開。另一個小青年走過來, 說:老伯, 你坐著, 不用讓。警衛員聽到那個小青年隨後對別人低聲說話, 大意是說, 這個老先生風度不一般。
(三)
1976年7月1日, 黨的55歲生日, 當天晚上7點30分, 父親突發心髒病逝世。父親逝世的消息, 我並不知道。兩個月後, 當我從新疆回來時, 見到的隻有父親的骨灰盒了。
把我從新疆調到江蘇, 是父親這輩子唯一為我開的一次“後門”。當時有政策, 老領導身邊可以有一個孩子, 我是父親的獨子, 父親提出, 希望把我調回江蘇。他說隻要是江蘇, 什麽地方都可以。可是報告遞上去, 省裏不敢批, 轉到了中央。父親去世後, 中組部才把文件批下來, 把我調到南京, 仍舊對口, 到曉莊農場, 就在黑墨營那裏。
一張犁兩頭牛, 在曉莊農場,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犁地。我地犁得好, 當地的農民都比不過我。我有經驗呀, 在新疆犁地犁了十幾年啊。
張聞天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攝於無錫梅園
1979年, 我有個機會去北京, 但是沒去成。那年8月, 中央在北京召開大會, 追悼父親, 並為他平反。後來, 中央成立了以鄧力群為組長的編輯領導小組, 由父親的秘書何方具體負責選編《張聞天選集》。我是父親的獨子, 被指定到北京參加編寫工作, 中組部的調函已經開好了, 交到了我手裏。可是, 當時母親來江蘇接父親的骨灰回北京, 直接把調函要走, 退給中組部了。她說, 幹部子弟為什麽都要回北京?她也反對我參加編寫組, 她認為, 兒女去評價父母, 自然會認為父母是對的, 這樣就無法做到客觀。
我當然尊重母親的意見, 北京也就沒去了。同一年, 時任南大校長的匡亞明將我調入南京大學工作。當時征求我的意見, 問我去哪裏, 我選擇了圖書館。自從大三那年被勒令退學, 這麽多年, 我一直沒有機會好好讀書, 終於可以靜下心來讀書了。
我算了一下, 這一輩子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 加起來不過四五年。我對他的印象, 也是斷斷續續的。他去世以後, 這些斷斷續續的印象才一點點拚接起來。
父親這個人非常自律, 不喝酒, 不抽煙, 不打牌, 除了看書, 沒什麽其他嗜好。我們都叫他“標準鍾”, 他一般早晨5點半起床, 散步半小時, 然後開始看書, 看到7點半, 去上班。廬山會議後, 他沒有工作了, 7點半會出去再散一會兒步, 回來接著看書, 看到中午, 吃過飯休息一會兒, 再接著看書。晚上一般看書看到10點半, 然後休息。有時候和他一起散步, 他會一邊走一邊說起剛剛看到的植物、花鳥魚蟲什麽的, 他特別懂這些。
父親這個人, 不發脾氣不罵人, 喜怒不形於色, 總是很平靜, 但我一直很怕他。小時候, 我要調皮搗蛋了, 老師會告狀。父親就會說:來來來, 你坐下, 我們兩個談一談。聽他這麽說, 我就很害怕。
那時候, 我一直搞不清楚, 他到底喜不喜歡我這個兒子。後來, 聽警衛員說, 有時候晚上我睡著以後, 他會來我的房間, 站在床頭盯著我看, 一看看很久。我想, 他還是喜歡我的。
1967年, 我在新疆農場勞動時, 認識了我愛人。我們結婚前, 我寫信給父母, 告訴他們。他們給我郵寄了400塊錢, 還給我郵寄了被套什麽的, 是他們用舊的。後來, 我們結婚用的新被子, 還是我愛人她家寄來的。大女兒出生以後, 我帶著愛人和女兒去肇慶探親, 後來大女兒就留在了我父母身邊。父親也喜歡孩子, 但他好像沒有那種傳統的觀念。我大女兒出生後, 他就說, 一個孩子就夠了。二女兒出生後, 就一直跟著我和愛人。
父親是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我相信他的信仰, 尊重他的信仰。不過, 由於各種原因, 我並沒有入黨。
我身邊現在沒有父親的任何東西了。上海、齊齊哈爾、無錫、南京, 都有父親的紀念館, 我們把父親留下的一些遺物捐了出去。後來出版畫冊《張聞天》, 我們又把一些照片送了出去。我和父親的合影本來就隻有四五張, 如今更是連一張也沒有了。
我母親劉英, 原名鄭傑, 是湖南長沙人。她1925年在長沙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和母親是1929年認識的, 當時母親在蘇聯學習, 父親是她的老師。回國後, 父親和母親都參加了長征。母親是中央隊秘書長, 負責常委的生活、開會記錄、文件傳達等工作。在工作中, 父親看上了母親。毛主席他們看出了父親的心思, 就撮合他和母親結婚。1935年11月30日, 他們在陝北瓦窯堡結婚, 當時, 父親在瓦窯堡主持黨的工作, 毛主席在前線指揮打仗。12月, 毛主席從前線回來, 特地向父親母親賀喜, 還戲稱父親“明君”, 母親“娘娘”。
我母親是典型的湖南人, 性格很開朗直率, 在延安時和賀子珍等女幹部關係都很融洽, 和毛主席因為有老鄉之誼, 關係也很好。那時候, 賀子珍和主席鬧了別扭, 常來找我母親調解。主席和江青結婚後, 兩人鬧了別扭, 江青也常常找我母親來“告狀”。
父親和母親結婚後, 生活上的事情, 都是母親說了算, 政治上, 都聽父親的。比如, 他們兩個, 一個吃得清淡, 一個吃得辣, 飯就各吃各的。家裏的錢, 一直是母親掌管。但母親也不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在北京的時候, 母親想把公家的房子退了, 買個四合院, 父親當時就火了, 說你這是幹什麽。母親也就不說話了。
父親在廬山會議挨批後, 大概是8月20日回到北京, 他到家後, 和母親說起這件事。母親說, 你做外交工作, 對經濟問題何必多去講呢。但父親說, 腦子裏有東西, 不講怎麽行呢?母親也就不多說了。不久後, 受父親的牽連, 母親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母親想不通, 就給主席寫了一封信, 大概意思是說:她和我父親結婚, 是主席介紹的;主席那時候說, 張聞天這也好, 那也好, 可是現在怎麽這也不好, 那也不好。主席收到信後, 在上麵批示:“劉英的問題是否應與聞天的問題處理有所分別”。這樣, 母親才免掉了“分子”, 定為“嚴重右傾”, 但是也離開了外交部, 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她沒搞過這方麵的研究, 其實那裏隻是個發工資的地方。
母親跟著父親受了不少苦, 但兩人關係一直很好。我後來聽別人說, 1968年, 母親和父親被隔離審查後, 關在兩個房間, 兩人見不到麵。母親個子矮, 洗不動大拖把, 父親就幫她把拖把洗幹淨, 放在那裏。後來到了肇慶, 出門買菜什麽的都是母親去, 父親從來不沾錢。
父親去世後, 母親調到了北京, 擔任中紀委委員。2002年8月26日, 97歲的母親在北京逝世。
父親就我一個兒子, 我2001年從南京大學圖書館退休, 當時的職稱是講師。我那時候也想申請職稱, 母親說, 你去跟人家爭什麽?我就不申請了。退休後, 我一直住在南京。我的大女兒一直跟著我父母, 後來就在北京工作, 小女兒一直在南京工作。
我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姐姐。我大姐從小就在上海老家務農, 後來嫁了人, 大姐夫是上海工具廠的工人, 大姐就跟著他, 到了城裏, 作為家屬變成了“城裏人”。現在, 大姐已經去世了。
我二姐因為有文化, 原來在外交部當打字員。1956年, 政府精簡人員, 父親那時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他率先把我二姐精簡了下去, 讓她回上海自謀生路。由於父親把姐姐給精簡掉了, 所以當時外交部接下來的精簡工作特別順利。二姐回到上海後, 靠著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車廠找到了工作, 還是做打字員。再後來, 就以工人的身份退休了。
我還有個妹妹小倩, 是父母在“三年困難時期”收養的。父親那時候每個月有400塊錢的工資, 母親是老革命, 她的工資比鄧媽媽 (鄧穎超) 和蔡媽媽 (蔡暢) 低, 但比大多數女同誌都高, 每個月有300多塊。父母就我一個兒子, 家裏經濟比較寬裕。父親到各地考察, 發現老百姓生活特別苦, 他就提出收養一個孩子。他到山東考察時, 從當地的孤兒院領養了一個孩子, 也就是我的妹妹。
我們兄弟姐妹幾個, 年齡差距大, 從小也不在一起。這些年, 聯係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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