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這個新生機構麵對著極為嚴峻的鬥爭形勢，肩負著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維護城市社會治安、打擊敵對勢力的重大責任。
上海是遠東最大的城市，帝國主義列強長期盤踞在租界，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為了維護他們各自的既得利益，對新生政權抱著極端的敵視；同時上海也是國民黨政權在潰退前重點布置潛伏特務組織最多的地方，他們不甘心失敗，猖狂地反撲，有組織地策劃暗殺、爆破等活動，編織破壞社會穩定的謠言，嚴重攪亂社會治安。在如此複雜的局麵下，新上海的公安幹警憑著忠誠、勇敢和智慧開展反特鬥爭，將敵對勢力的陰謀粉碎在萌芽狀態，為新生政權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駕護航。
查閱上海市公安局的曆史資料時可以發現，李滌非這個名字是繞不過去的，一係列重大反特案件的偵破都有他的身影。李滌非作為上海市公安局揚帆副局長辦公室主任，又被組織上安排任主管情報工作的第二室副主任和市公安局機關黨委委員。顯然，他是在揚帆的領導下，直接負責情報係統的協調和掌控。
為了便於抓捕工作開展和後勤保障等需要，反特及情報機構放在上海市公安局編製內，單獨成立了社會處，揚帆兼任社會處處長，下設室、科、股等組織機構。第一室主任李滌非（後石光接任），第二室主任田雲樵，副主任郭曼果和李滌非；第三室主任王征明，副主任劉友諒。對社會處工作人員的政治審查是非常嚴格的，進入社會處編製的必須是共產黨員。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反特情報幹部身份需要隱蔽，在社會上收集情報和聯係各類情報人員都必須保密，因此，社會處沒有在公安局機關內辦公，而是在社會上設立了多處不掛牌子的辦公地點。
社會處成立後，麵對的是國民黨在上海多年苦心經營的特務組織，這些特務組織極其龐大複雜，有職業特務5000餘人，外圍分子1.53萬餘人。而社會處的反特人員絕大多數是南下接管幹部，本身對上海是人生地不熟，特務分子潛伏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挖掘這些潛伏特務真比大海撈針還難。在根據地，到處都是鄉裏鄉親，知根知底，一有外人進入很快會引起群眾注意，但是在上海這個幾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人們之間大多數是不認識的，很多潛伏特務在準備潛伏時都做了精心偽裝和職業掩護，往往單位同事不知情，街坊鄰居更不知道他們的來曆，因而很難舉報。
揚帆經華東局批準，組建了歸第二室領導的情報委員會，該情報委員會就是運用黨的強大的政策攻勢，通過在丹陽向我投誠並願意戴罪立功的胡鈞鶴、徐漢光、孫洵等人，聯絡他們熟悉的敵特分子，經過現身說法，迫使部分敵特分子秘密自首，經過再教育和培訓，成為公安局情報係統控製的特情人員；或者，通過秘密逮捕，促成一些敵特分子秘密為我方工作，特情人員利用原先工作環境積累的資源，提供潛伏特務和國民黨不斷派遣特務的線索。這就是“以特反特”。
在這場看不見滾滾硝煙，聽不到隆隆炮聲的暗戰中，較量的是智慧，爭奪的是情報。李滌非主管社會處情報係統工作的協調和參與決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崗位。1950年2月以後，社會處改組為政保處，原負責情報工作的第二室改組為情報科，情報委員會改組為情報室，昔日的戰友們，工作崗位變動很大。但是，情報係統這條線還是李滌非負責，他兼任情報科科長、情報室主任。上海公安創建反特及情報係統，李滌非是開創者之一，也是以開創者的身份堅守崗位時間最長的領導。他掌握的情報委員會，在上海隱蔽戰線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潛伏特務和秘密派遣特務遭到毀滅性打擊。
讓我們從塵封已久的曆史檔案中，揭開這場鬥爭鮮為人知的一角。
在社會處偵破的幾件大案中，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員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偵破“金牌殺手”劉全德刺殺陳毅案。劉全德早年是工農紅軍的保衛幹部，有百步穿楊“神槍手”稱號，曾在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他被軍統逮捕後經不起嚴刑拷打，叛變當了特務。劉全德因多次出色完成戴笠交辦的刺殺任務，成了國民黨特務係統“百發百中，無刺不成”的功臣。毛人鳳對劉全德寄予厚望，委任他為“上海特別行動組上校組長”，交辦刺殺陳毅的任務，限期6個月完成，返台後可得千兩黃金的獎賞。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電告：“台灣保密局特務頭子毛人鳳將派遣軍統特務殺手劉全德潛滬，陰謀暗害我軍政首長，希即注意提防。”緊接著，公安部再次電告：“劉將於十月底從舟山動身，與劉同來我區活動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偵捕。”與此同時，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劉已受保密局之命潛回活動。”
社會處接到公安部通報，也迅速通過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人員進一步了解劉全德的行蹤和任務。很快消息過來了，“劉全德受命暗殺陳毅市長，已搞好兩隻船，裝了白糖，即日啟程潛滬，與劉同行的還有一名軍統特務。”
揚帆獲知了確切的情報，深感責任重大，第一時間就將敵情向陳毅、潘漢年作了報告，聽取指示後，隨即召開社會處科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緊急動員，轉達市委指示。要求一手抓偵捕，一手抓防範，確保首長安全。揚帆再三強調，“隨偵隨破”見麵就抓，先發製敵，務必在敵人下手前將其抓獲，絕不手軟。
二室特情人員中有認識劉全德的，全部撒出去，搜尋線索，發現任何蛛絲馬跡必須立即報告。從11月4日起，先後有幾個特情人員報告，他們已在馬路上和電車上見到劉全德，特別是有一名特情人員在武康路陳毅市長住處附近遇見劉全德。
劉全德雖然化裝成糖商，但是他並沒有在10月30日跟船一起進上海，而是在11月2日秘密潛入上海，並且已經向目標不斷逼近。在潛入上海後，劉全德經過化裝，居然在大白天混進了市政府大樓，對陳毅市長的辦公室、行走路線、會議室的位置，警衛人員的位置以及自己打算射擊的方位、撤離現場的路線都畫了草圖。
社會處的領導們特別重視特情人員收集到的情報，針對特情人員提供的劉全德在滬的所有社會關係進行反複梳理，分析排隊，尋找案情重點突破口。長樂路某弄某號薑冠球家，是劉全德的幹媽家，薑的鄰居胡素貞是劉的女朋友。此外，西藏路國泰戲院老板張春帆是劉全德的江湖朋友，他家適合對劉全德的掩護。另外一個重點是山西路某號內衣店主史曉峰家。此人是劉全德在汪偽政治保衛局的同事，劉暗殺餘玠後，曾在史家藏匿好幾個月，未被日偽發現，可謂生死之交。還有就是住大通路某號的劉林鶴。他也是劉全德的密友。
對以上四個人的住處，社會處派出認識劉全德的特情人員作眼線，全部建立流動和固定監視哨，24小時嚴密監控，等待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劉全德。
秘密自首的陸仲達、高激雲被納入特情人員，經教育培訓後被秘密使用，他們所認識的一些潛伏特務被嚴密監控著，平時陸仲達和高激雲還經常與那些潛伏特務走動聯絡，這些潛伏特務都不知道陸和高已經秘密自首了。這兩人都是劉全德的舊交，這次交給他們的任務是，二人須想出各自的借口，全麵走訪劉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會關係，主動出擊，尋找劉全德的蛛絲馬跡和藏身之處。
陸仲達和劉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識，當時兩人都在汪偽政治保衛局擔任偽職。抗戰勝利後，陸仲達成為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調查科情報股警探，劉是時任淞滬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毛森手下的骨幹，兩人之間又多有交集，淵源頗深。
陸仲達接受任務是11月8日，當天晚上就主動去了薑冠球家。本想摸到點情況再回去匯報不遲，沒想到剛進門，就看到一張熟悉的麵孔——劉全德，陸仲達不覺一怔。隨即趕緊調整情緒，假意跟對方寒暄，說些好久不見的客氣話。乍一見到陸仲達，劉全德有些驚恐，立即向窗外張望，見沒有可疑的動靜，才稍稍寬心。
兩人拱手行禮，坐下。為掩飾不安，劉全德張嘴道：“我剛從舟山過來，想找個熟人介紹，去公安局自首。”陸仲達假意訴苦：“我也失業了，今天過來，就是想找老朋友問問，有沒有關係幫忙介紹一個工作。”看得出，幾句寒暄打消不了劉全德的戒備，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濃濃的警惕。幾句話過後，劉全德就起身要走，邊起身邊示意陸仲達一起走。陸仲達沒辦法，隻好跟在他身後。
出門的時候，環顧四周，文元坊裏燈影朦朧，辨不清遠近交替的一張張麵孔，陸仲達暗悔孤掌難鳴。如果就這樣一直跟著，肯定會讓劉全德起疑，但如果要扭送，陸仲達又擔心自己孤身一人，唯恐對付不了訓練有素的劉全德。猶豫再三，拐上長樂路的時候，陸仲達決定從長計議，先放棄，以免打草驚蛇，便借口要去訪問另外一個朋友，與劉分手。文元坊出入人員較多，陸仲達與負責監視薑冠球家的外線事前也沒有通氣，聯係不上，雙方沒有呼應，已經入網的“魚兒”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他溜走了。
但是，秘密自首、秘密使用的特情人員已經與劉全德打過照麵了，說明社會處領導們采用的策略方向是對頭的，派遣特情主動出擊的決策完全正確。這次巧遇至少證實了兩條：一是劉全德的確進來了，就在市區；二是他果然還在依托過去的老關係進行活動，跳不出這個圈圈，而他這個圈圈內的老關係基本上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抓他是早晚的事。這次隻是內部沒有協調好，沒有當即抓捕劉全德。
隨即，高激雲提出，他想去山西南路史曉峰家看看，這個人當年掩護過劉全德，交誼很厚，劉全德很可能去。高激雲、史曉峰、劉全德三人都是在汪偽特工總部共事時認識的。高跟史的關係特別好，常有來往，而劉跟史則有生死之交，劉全德刺殺餘玠後敢於在史家一藏幾個月，足見兩人關係之鐵。對此事，史曉峰一直守口如瓶，唯獨悄悄告訴了高激雲。此三人就是這麽一種彼此牽連的三角交情。
11月9日下午，高激雲去了史曉峰家。史家在山西南路臨近四馬路（今福州路）處開有一爿內衣店，樓下鋪麵，樓上住家。高激雲還在樓下內衣店門外張望的時候，史曉峰已經先看到了，主動過來跟他打招呼。高激雲作出很高興的樣子與史曉峰打招呼。史曉峰回應著，並又回頭指點道：“你看看，那是誰？”高激雲循聲望去，迎麵走來的竟然就是高激雲千尋萬找的劉全德。劉全德果然沒有跑遠，兜來轉去總是離不開這一圈老關係。
高激雲大大方方地在史曉峰家與劉全德、史曉峰一起吃飯喝酒。約晚上7點後，高激雲借酒喝多了要回家休息為由而告辭。這次高激雲決意不能放過劉全德，他在馬路上看到二名巡邏的交警和兩名巡邏的解放軍戰士，他趕忙上前說明情況，二名交警和解放軍戰士立刻跟隨他到了史曉峰家門口。高激雲讓解放軍和交警隱蔽在門外，他先進去查看劉全德的動向。他進門又上樓坐一會，對史曉峰說：酒喝多了，自行車不能騎了，是否能放在你這裏。高激雲看到劉全德也酒喝多了，已經上床休息了。高激雲告辭出來後，隨即帶領民警和解放軍迅即衝上二樓，把已經躺下睡覺的劉全德抓捕。
劉全德於11月2日潛入上海，僅僅7天，與自己行動小組成員還沒有接上頭，11月9日就被生擒。對此案的破獲，公安部曾給予上海市公安局電令嘉獎。生擒劉全德一案，社會影響巨大，是組建情報委員會，對敵特人員開展秘密自首、秘密使用十分成功的案例。
1950年5月，曾經的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特別組”上校組長朱山猿，被派往上海執行暗殺任務。朱山猿因為已從報紙上讀到劉全德就是因為老關係告密而被抓，所以朱根本不敢去見以前的熟人。他在5月份派出二名助手先到上海打前站，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情報網和落腳點。誰知，他的助手一到上海就被特情發現了，揚帆指派李滌非利用特情打進二名助手身邊。6月8日，朱山猿潛入上海，但是，他萬萬想不到，即使他不去找過去的老熟人，我們的特情人員照樣已經盯上他了。6月18日，在特情人員配合下，一舉擒獲凶悍的殺手朱山猿。他隻比劉全德在上海多逗留了三天，就被反特情報機構破獲。
國民黨派遣的殺手源源不斷，級別也越來越高。1950年7月，國民黨蘇浙特別站站長兼蘇浙人民反共自衛縱隊少將司令封企曾攜帶電台7部，長短槍500餘支，分別組成多股武裝特務支隊或行動組，策劃架設電台，圖謀暗殺陳毅市長和爆破工廠、商場倉庫、橋梁和公共設施。封企曾是一名奸詐狡猾、極其凶殘的反共分子。得到封企曾即將潛入上海，伺機對我黨政領導行凶和爆破重要目標的情報，李滌非召集有關人員研究部署，利用特情人員提供的準確情報，在估計敵人可能經過的要道設伏守候，並隨時研究新情況、作出新部署。由於判斷準確、耐心堅守，終於將惡貫滿盈的封企曾擒獲。他1950年7月潛入上海，月底落網，前後不到半個月。
上海解放初期，利用特情破獲了一係列大案，如羅炳乾案、邱信案、江知平案等，還發現破獲了敵人布置在龍華機場準備向蘇聯專家食物下毒和爆破黃河鐵路橋梁等預謀案件，並使敵人的陰謀暗殺計劃破滅。全市沒有一個黨政軍領導、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和知名人士遭受暗害。據統計，截止到1951年4月，僅僅從秘密自首的敵特中發展的特情人員就超過1000名以上，發現各種敵特線索約4000起，偵破專案約470起，占同時破案總數的45%，其中重大專案約占三分之一。情報委員會還為上海市反動黨團特務登記工作提供線索約8000人，使得該項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如果說，上海解放初期的公安保衛工作是忙於挖掘潛伏特務和抓捕派遣特務，將敵特的暗殺、爆破、投毒、破壞社會治安和蠱惑人心等破壞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一次一次破案成功還屬於敵人進攻，我們防守；那麽，當公安保衛係統與敵特較量中不斷成熟，積累了大量資源可供利用，防守反擊就開始嚐試了。李滌非在政保處下組建了派遣科，籌劃將我方情報人員打入敵特組織內部，從敵方源頭獲取有價值的情報。暗用派遣金家讓一案是李滌非精心策劃，縝密指揮，獲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1949年12月14日，上海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收到了一封密信。信用密語寫著：“頌南先生大鑒：茲請誌千弟前來貴號陳述敝號近況，請賜指示，一切由弟代表麵呈。”落款人“文襄”，落款時間1949年12月16日，信中附有寫信人文襄的照片。
寫信人真實姓名叫金家讓，時為國民黨保密局駐洋山站長和遊擊司令。金家讓鑒於大勢所趨，有起義投誠之心，故派遣其親信張誌千持附有金照片的這封密信專程來滬投石探路。“頌南”，即是潘漢年從事地下工作時曾經使用過的化名。潘漢年立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反特工作的副局長揚帆“派人接待”，“妥為布置”。
上海解放後，不少特情和被抓獲的潛伏特務為了立功贖罪，都向公安機關提供了有關金家讓的反動曆史和目前的活動情況。據查，金家讓，又名金阿三，江蘇吳興人，時年35歲，原是橫行太湖的土匪頭子，抗日戰爭時期成為軍統麾下的“忠義救國軍”。抗戰勝利後，金家讓的部屬在一次敲詐勒索中打死了中統元老、教育部長朱家驊的侄子，惹惱了國民黨的領導中樞，戴笠為此大為惱火，下令將金部整編為交警一個大隊。金極度不滿，憤而出走，棄武從商。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身亡後，保密局和毛森為對付共產黨太湖地區遊擊隊，采用封官許願之術再將金家讓召回，委以無錫衛戍司令部太湖專員、保密局太湖特別行動組組長等職。
但是，狡詐陰險的毛森始終對金家讓心存嫌隙，仍然不予信任。1948年，毛森將其誘騙到南京關押審查。因查不出證據，關了幾個月後不得不釋放。1949年4月，毛森又下令在上海第二次將金家讓扣押，解押到台灣。後經一些老朋友說情，金家讓才得以保釋。嗣後，毛人鳳、潘其武等為了網羅為黨國效忠賣命的人馬，對金家讓百般撫慰，多次示意要他再返大陸打遊擊謀發展，為黨國建功立業。
二度牢獄的遭遇，使金家讓切身感受蔣家王朝官場的險惡，對國民黨心灰意冷，思歸心切。他很清楚，毛人鳳和保密局之所以派遣自己回大陸搞特務活動，不是出於信任和重用，而是要利用自己在太湖地區的舊部和影響，替國民黨蔣介石賣命。
在對金家讓委以重任的同時，毛人鳳任命了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的親信張元擔任副司令，以監視金家讓；還將陳孚等一批人員作為金部的基本班底，交辦的任務是挺進大陸，建立遊擊基地，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戰反攻大陸。
1949年8月，金家讓等一行飛抵舟山，旋即轉往洋山，招兵買馬，搜羅舊部，幾個月內拚湊了一支百餘人的武裝。12月，金家讓派遣張元帶著報務員和電台先行潛入大陸，自己則窺測時機，尋找投誠密徑。恰在此時，他從《解放日報》上看到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消息，頓時覺得有希望。原來，幾個月前，金家讓被國民黨關押期間，與同牢房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張錫昌和陳默相識，受他們影響而萌生棄暗投明之意。金家讓被釋放時，陳默悄悄告訴他，以後可去上海找潘漢年，並告訴了潘的化名。沒多久，陳默被殺害。
對於金家讓這樣的人願意投靠人民，當然應該表示歡迎。上海市公安局很快就將同意金家讓秘密來滬洽談起義事項的方案報告潘漢年批準。根據潘漢年的指示精神，揚帆代表人民政府歡迎金家讓棄暗投明，並要求張誌千帶口信給金家讓：“安全、機密行事為第一，沒把握不要匆匆成行，什麽時候安全回來，由他自作決定；武器彈藥不要多帶，少帶或不帶；為了安全除已知情者外，不要再擴大……”張誌千回到洋山後，向金家讓轉達了上海方麵歡迎他起義歸順的口信。金家讓憑借自己的經驗，體會到人民政府對他是真誠歡迎的。
1950年1月11日晚上，金家讓一行8人駕船兩艘，乘著海上微弱的星月，離開洋山，經過10多個小時的航行，於12日中午時分抵達吳淞口，市公安局社會處早有人在此接應。金家讓攜妻帶女和張誌千由專車接往秘密據點安置；陸潔等4名隨從暫時各回各家，或去親友處借宿，隨船帶來的電台、密碼、文件以及12支長短槍、子彈等全部上交。
第二天，揚帆就帶著李滌非、王征明、錢明等人去看望了金家讓，對他的投誠義舉表示高度肯定，並設宴為他接風。這使他很感動，即向上海公安機關提供了在洋山收集到的13起重要情報線索，作為“見麵禮”，以表明他的誠意。根據他的情報，破獲了潛伏特務組織（包括武裝特務）案30餘起，繳獲電台8部，密碼58套，槍172支，子彈3萬餘發。
為了隱蔽工作的需要和根據金家讓的立功表現，經請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公安部批準，上海市公安局決定將金家讓作為情報派遣使用。在揚帆局長的親自指揮下，組織了領導班子和工作班子，並製定了工作方針、任務和措施。揚帆決定此案由政保處情報科主辦，李滌非科長負責，丁正、諸紀芳為助手。
如何暗用金家讓及其武裝特工，為最終肅清沿海島嶼及太湖地區殘餘的國民黨武裝、打擊台灣派遣特務創造有利條件，李滌非和丁正、諸紀芳及情報、偵察部門的同誌一起琢磨，經過深思熟慮，製定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經市局領導同意後形成文字方案，呈報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央公安部，很快獲得批準。
金家讓留在洋山的舊部，有陳孚以下百餘人。這支人馬成份複雜，既有金家讓忠義救國軍的老部下，又有當地招攬的特務、軍警、逃亡的反革命分子，還有新收編的海盜土匪。李滌非覺得要將這些蝦兵蟹將收攏起來，鼓動他們走棄暗投明的道路幾乎不可能，不如權且留置原地，待合適的時候一並處置。他認為，眼下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上海與洋山之間建立一條交通線，以便於了解和掌控陳孚這支隊伍，同時也可以通過這支隊伍，了解整座洋山島上的敵情，為最終解放舟山群島提供便利。
為此，李滌非與丁正、諸紀芳等精心設計了一套周密的步驟。首先，通過通訊聯絡的方式，使敵方相信金家讓已經率部“挺進”成功。接著，利用敵方給的供應線，派出不知內情的商人黃鐸去洋山，向留在洋山的參謀長沈千裏和保密局浙江站長沈子嶽講述金家讓部挺進大陸的經過和概況。由此進一步探明舟山、洋山等島嶼殘匪部隊的情況。結果獲得了一些特務線索，並按預定方案將老牌特務陳孚、汪年瑞帶回來。黃鐸此人非職業特務，原是與國民黨軍隊有生意往來的商人，對舟山一帶敵特和土匪頭目都比較熟悉。1949年秋，黃鐸去洋山做生意失敗，在極端困難的時候，金家讓收留了他，任命他為總務兼警衛。為了感恩戴德，他對金家讓頗為忠心。但他卻並不知道金已經起義、棄暗投明的實情。
1950年4月，又派黃鐸去洋山向保密局要款，並護送對洋山餘部加強控製的盛德標、袁可永去舟山。這時，人民解放軍解放舟山的戰鬥已打響，沈千裏等逃往台灣，黃鐸、袁可永設法回來了。此後，敵特殘部龜縮到大陳披山等小島嶼，保密局又在此設浙江特別站。逃往台灣的沈千裏等匪特在海上漂泊40餘天，後為美國軍艦救起並護送到台灣。當敵方得知他們是金家讓在戰亂中命其撤往台灣的，而沈等人又吹噓金家讓如何忠於黨國，他們又如何曆經千辛萬苦才堅持下來等等，更使保密局和美國顧問對金家讓增加了信任和器重，並使沈千裏成為與金部聯絡的唯一人選。
1951年5月，以開辟從太湖到披山的交通補給線為由，派黃鐸去披山，由陳孚、陸潔出麵，代金家讓向黃交代任務。陳孚此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赴蘇聯學習，回國後在武漢江漢區任宣傳幹事。1931年被捕叛變，充當中統特務，擔任過科長、江蘇省室副主任，和金家讓有舊交，曾經結拜為盟兄弟。金受命潛入大陸時，拉其入夥，毛人鳳授予陳孚江南特別站上校書記的頭銜。
陳孚告訴黃鐸：金老板要你開辟太湖到披山的交通線，與保密局取得聯係，爭取指示和接濟。匯報內容是：一，金老板有宏圖大略，有辦法，是毛人鳳親信，將要幹一番大事業；因此不說給予接濟。二，注意觀察海島各遊擊隊誰強誰弱，以便選擇，好壯大隊伍，增強金老板的勢力。三，如有人托帶信件必須謹慎小心，有交情的才給帶，不能粗心大意。並將事先備妥的黃鐸身份證件、金家讓給江浙沿海特別站站長兼江浙沿海反共總指揮呂渭祥的親筆信，還有給毛人鳳、周至柔帶去的太湖地區的土特產、日用品等禮物，都當麵交給了黃鐸。
黃鐸抵達披山後，受到呂渭祥和美國顧問杜蘭陵將軍的熱情接待。聽了黃鐸的匯報後，他們甚為滿意，並表示可以實行不定期的空投武器等物資。當黃鐸返回時，保密局發給發報機2部、密碼3套、美鈔2000元、偽造的人民幣3億元，以及“空投組織和接應方法”、密寫劑和其他補給品等，還有毛人鳳寫給金家讓的一封親筆信。海島頭目陳永昌給了兩套密碼，要求與金家讓部建立通訊聯係。此後，黃鐸又三下披山、去台灣，每次除帶回美金和毛人鳳的指示外，還有敵特線索情報……
經過一年多的周旋，金家讓部向台灣保密局報出赫赫戰績，稱部隊已擴大至9406人，總部以下設6個縱隊、1個聯勤大隊、28個支隊、1個警衛隊、2個獨立中隊，有長短槍5847支、輕重機槍168挺、小炮5門，活動區域遍及江浙兩省的整個太湖地區。1950年8月，毛人鳳發來嘉獎電報，將“江南人民反共突擊縱隊”擴編為“江南人民反共突擊軍”，委任金家讓為少將總指揮、陳孚為少將副總指揮，並將其他一些特務武裝交與金家讓聯絡和統一指揮。
毛人鳳畢竟是老奸巨猾的狐狸，不輕易信任別人，懷疑一切，是其處事待人的根本原則。為了考察金家讓的真偽，他暗中不斷派人前往大陸窺探摸底。李滌非為了打消毛人鳳的疑神疑鬼，采用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偷梁換柱等計謀，故意將一些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刑事搶劫案件等造成的損失，由金家讓謊稱為行動戰果報告台灣總部。
為了進一步迷惑敵人，使台灣保密局確信金家讓遊擊隊在太湖地區開展活動，在江蘇省公安部門支持下，李滌非和市局政保處選擇青浦澱山湖畔一個小村莊，布置了一個假裝的“遊擊軍總部基地”，架設電台，設置參謀、警衛、崗哨和遊擊隊員。金家讓本人及其隨員幾個月不理發，成天在太陽下曬，以致曬得渾身黝黑，造成長期在農村生活的逼真形象。
1951年11月27日，經李滌非批準，金家讓派遣交通員黃鐸、黃鈞、趙忠政等３人按照毛人鳳的要求，赴台灣接受培訓、考察。行前，李滌非特意讓金家讓以總司令的身份在戒備森嚴的總部基地接見他們。又黑又瘦的金家讓充分施展表演才華，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落魄江湖的少將總司令又疲憊又憔悴的形象。
黃鐸等人於1952年1月14日到達台北，當麵向毛人鳳詳細報告了其所見所聞金家讓遊擊基地的情況。1月16日，毛人鳳親自召開歡迎大會，對金家讓部深入大陸敵後的忠勇果敢大加稱讚，並將黃鐸等帶來的太湖銀魚、蓴菜、筍幹等太湖地區土特產，附以“金家讓敬贈”字樣，分送蔣介石、宋美齡、參謀總長周至柔等，表功邀寵。次日，蔣介石特派兒子蔣經國前往保密局招待所，看望慰問黃鐸等三人，對金家讓在大陸的所作所為“深表讚許”。毛人鳳還親自出馬，專門陪同三人拜謁參謀總長周至柔。由於黃鐸等人對金已秘密起義渾然不知，他們在台灣的匯報完全是情真意切，以至於毛人鳳等各級領導對此也深信不疑。
毛人鳳叮囑黃鐸，回去告訴金家讓，“勿求有形隊伍擴展，以免目標過大”，“現在部隊要分散、隱蔽，避免作戰，保存實力”，靜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黃鐸返回前，還受到胡宗南的接見。保密局發給經費4180美元、人民幣1400萬元（舊幣），向金家讓等頒發了獎狀、獎金、勳章等，另有托他帶給大陸親朋好友的信件20多封。
1月22日，黃鐸等人返滬，毛人鳳派軍統老行動特務邵文炳跟隨，任命其擔任金部布置組少校副組長。到達上海後，邵被接到一個可靠的特情處安置。李滌非考慮到此人是以行動擅長的危險人物，不宜長期監視控製，遂於4月19日將其秘密逮捕。
舟山群島解放後，台灣保密局總部不再要求金家讓開展軍事行動，而是要求其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將工作重點轉移到以搜集情報為主。金家讓在我方控製下，打著“江南人民反共突擊縱隊”的旗號，采取“收編加委任”的方法，吸引已經潛入大陸的特務武裝、散兵遊勇和湖匪遊擊隊加盟其麾下。消息經保密局通訊總台和其他地下渠道發布擴散，吸引來自浙江長興、江蘇吳興、吳縣及太湖流域多股武裝力量，達到了讓這些反動武裝“自投羅網”的效果。如吳縣雙林鎮“雙林突擊大隊”，頻繁活動於上海周邊地區的“反共救國軍江蘇省遊擊隊”等，都主動上鉤，被我公安機關會同當地部隊逐一予以圍殲。
在揚帆直接領導下，在李滌非和戰友們的努力下，從1950年2月到195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先後發現武裝特務活動線索70起，分別涉及保密局、蔣經國、丁治磐等多個國民黨特工係統。這些線索除轉交有關省市地區公安機關偵破外，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偵破25起，捕獲武裝特務250餘人，繳獲電台2部及一批槍支彈藥。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武裝匪特逐漸接近“清零”，社會治安秩序持續趨向好轉。
在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向台灣、香港等地派遣情報人員方麵，據李滌非回憶，在1951年至1954年期間，其中一名情報人員獲得國民黨保密局和中美聯合工作部派遣大陸特務線索58件，敵特機關活動情況的資料24份。另一名派遣的情報人員向我方報告了潛伏特務線索320餘件，捕獲了敵特人員93名，偷運電台11部，敵特資料400餘件，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特務機構對我方進行特務派遣的陰謀活動。
在上海解放之初驚心動魄的反特鬥爭中，公安英雄們建立的不朽功勳將永遠被人們銘記。
原載《大江南北》雜誌202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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