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總會重複梁漱溟的那句話：“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欠農民的債”。那我今天就要試著在這句話後麵再加上半句：“尤其是女性農民的債。”
農民在我們現代化的曆程中犧牲甚多早已經是一個不需要爭論的曆史事實，更是一種無奈。如果我們認可發展是必須要完成的時代使命，那麽我們就必須要完成原始積累。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方式主要依靠對外殖民掠奪，中國已經錯過了（或者即便處在這個時機，中國人的秉性也不願對外殖民）這個時機，隻能通過內部的方式完成原始積累。如今我們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部分學者認為沒有，當然可以懷疑），卻沒有發生較大的分裂和變動，已經算是天佑吾華、國運昌隆，還要感謝農民的巨大貢獻。
在這其中，往往被遮蔽的是農村婦女的付出。
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十年代初，是中國大興大建基礎設施的年代，尤其是一些水利工程，有相當一部分直到現在還在發揮效用，這些水利工程也為改革開放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保證了城市水、電的基本供應。
這些大型的基礎設施，通常要征調公社內部的精壯勞力，有的時候會在農閑的冬春時期出工，但也經常會延伸涵蓋到農忙季節。筆者曾經在陝西的農村進行過調研，曾經問過當地的一個會計這樣一個問題：這些精壯的男勞力都出去修水利了，那農村的生產有受到影響嗎？
我得到的答案是出乎我意料的，會計說：“幾乎沒有影響。”這位老會計的理由是，在村裏的大量“386199”（婦女兒童老年人）部隊替代了原有的男性勞力，完成了農業生產。老人還跟我繪聲繪色的講述，當時的年輕女性為了兼顧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不得不把孩子綁在身上勞動，辛苦的不得了。
這樣的情況並非隻有在我調研時期遇見。美國學者蓋爾·賀蕭也同樣到過陝西農村調研，他認為“農村婦女成為農耕勞動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些時候甚至是農田勞動的重要支柱。”一位中央的婦聯幹部曾說：“婦女不是頂起了半邊天，在農業生產中，她們頂起大半邊天，占了 70%-80%。她們是農業生產的主力。”一些具有時代特點的口號能印證這樣的說法：“男子大力煉鋼鐵，婦女接班搞農業”、“半勞頂全勞，婦女賽男子，老漢賽壯年”；“男子上前線，婦女頂住幹，決心搞深耕，畝產要破萬！”一些好事的人因此把人民公社說成是“人民母社”。
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曹冠群曾經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稱讚農村婦女的勞動熱情。他說“各地婦女出勤的一般占女勞力的 90% 左右，所作勞動日一般都比過去提高幾倍以至十幾倍，在興修水利製服窮山惡水的戰鬥中，婦女參加的人數占全部勞力的 30%到40%。”也就是說，大量婦女同樣參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筆者曾經去過陝西某水庫做調研，得知工地上一般有一萬多人，最多是三四萬人，而這其中有將近一半是女性，絕大多數女性年紀隻有18歲上下。盡管她們在體能上弱於男子，但同樣參加了打夯、運輸等重要工作，為基礎設施建設貢獻了重要的力量。
有老村幹部回憶：“要不是有婦女支撐，生產隊早就完蛋了”。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在那個號召“自力更生”，不向國家“等靠要”的年代，鄉村的糧食很少依靠國家補助（除非因災減產），也沒有市場交換可以買到大量的糧食，同時還要給國家提供相當一部分，以供應城市和支援建設。但人們需要吃飯、需要分配獲得報酬，況且那些出去修水利、修路的精裝男勞力都要在自己原來的公社記工分，分自己公社的糧食，如果鄉村不能生產足量的糧食，那麽中國就不能同時完成生存和積累（修基礎設施）的雙重任務。
“男勞力都上工地了”，所以就不得不讓這些原本在舊社會不需要參與勞動的婦女兒童老人上田間地頭參加農業生產，在這其中絕大部分的糧食都是婦女們生產出來的。這就是在學界中被稱為“農業的女性化”的現象。直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業生產中仍然是女性占大頭，而家庭中的男性則出門打工，呈現“男工女農”的家庭分工。
然而，在分配上農村婦女是有劣勢的，可以說是不算太公平的。一般情況是男人幹一天十分工、女人幹一天隻有八分甚至七分工。而且最後分配到的錢糧，都會分到男戶主頭上然後進行家庭的分配。同時，管理崗位、技術崗位、非農崗位這些“美差”基本上和女性無緣。
個中消磨，女性付出甚多。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女權主義是基於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的。國家宣揚女性主義，更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動員中國約50%的人口走向社會、參加勞動從而完成工業化所需要的積累，國家實際上淡化了“女性”的一麵，而強調了“人”的一麵。女性參與勞動後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真正意義上達到了“婦女能頂半邊天”，曆史由此向前進了一大步。
然而，不得不承認此時的距離真正的“平權”仍有一翻距離。此時女性的肩上不僅僅扛著參與勞動的責任、還要承擔家庭的重擔。三字經中有所謂“養不教，父之過”的名言。但似乎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養育孩子總是女人主要的責任。
多數婦女回憶起那段經曆，都覺得苦不堪言，順帶還會提現在的孩子們都是在蜜罐中長大的。農村婦女參加勞動是必須的，“你不去都不讓，出工遲到了還會挨罰”，但家裏還有好幾個孩子要帶、有公婆還需要照顧、晚上還得大量的做家務，“婦女孩子們吃盡了苦頭”。前麵筆者提到有的農村婦女把孩子綁在身上下地幹活，這其實非常普遍，還有相當多婦女甚至分娩前都在地裏上工，“白天出工，晚上生孩子”，沒有任何產前假的說法，月子做了三四十天就繼續下地幹活。一位1948年出生的婦女如此說道：
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有三四個孩子。很多人幹農活幹到都快要生了才停活，有的早上還在上工，下午就生孩子啦，也沒有人因生孩子出大問題的。過去的人真是皮實，生得還特別快。產婦一般都還是要坐 月子的，但有的家庭沒有條件，可能3到5天就下炕幹活了。家裏沒人給你幹活，隻好下地自己幹嘛。年輕時落下病感覺不到，到老的時候就呈現出來了。我3個孩子都在家裏出生的，哪個也沒有上醫院。不像現在的青年人一懷孕就待著，生之前就提前住院。
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女權主義仍然是賢妻良母主義的，隻不過對於所謂賢良的標準有所變化（如加上了參加勞動等），但仍然認為女性服務於家庭是必須的，女性仍然沒有“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而是“帶著家庭的重擔參加勞動。”這時候的農村女性麵臨著家庭和社會的兩個層麵上的壓力，多數人回憶起來隻能用苦不勝苦來形容。
而“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製家庭分工仍然延續下來，並被體製強化。所以，大量的女性在改革開放後成為家庭主婦，純粹成為家庭的附庸，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女性即便上班甚至比丈夫掙錢多，還要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這樣吊詭的曆史現象本身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
在社會勞動層麵，鐵姑娘們完成了大部分的農業生產。
在家庭層麵，鐵姑娘們平均每個人帶大了3個孩子。
換言之，40後50後這批鐵姑娘們為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承認集體化時期女性的極為突出的曆史貢獻，並非基於什麽曆史清算的狡猾意圖、更非當下時髦的女權主義，而是一種客觀的曆史陳述，一種基於曆史史料客觀的、清晰的表述。
如果說以工補農變成了既定國策，那麽這些婦女逝去的青春和勞動，又有誰來補償呢？
然而，曆史的發展是有另一麵的。這些40後、50後的鐵姑娘們似乎應該被想象為是中國曆史上最具有女權主義的一批人，卻多數成為了父權製的幫凶。她們的觀念上往往也會很“封建”，試圖在子女的婚姻上完成父權製的再生產。改開後第一批高價彩禮也是有她們要的、附和重男輕女的也有她們、附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也有她們……
曆史的吊詭之處本身就在這裏，而那些在田間地頭熱火朝天地參加勞動的“鐵姑娘”形象，則成為40後50後的一代獨特記憶，記憶遠走就不可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