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後後

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後後

 

摘要:從三中全會部署選擇第一種可能形式,逐漸轉向選擇第三種可能形式,即“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不過,這個文件中,一麵仍然重申了“不許包產到戶”,一麵又對“包產到戶”規定“特殊情況經縣委批準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可以。

 
 

從三中全會部署選擇第一種可能形式,逐漸轉向選擇第三種可能形式,即“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不過,這個文件中,一麵仍然重申了“不許包產到戶”,一麵又對“包產到戶”規定“特殊情況經縣委批準者”可以,及“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可以。

這次會後,到1979年9月25—28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群眾選擇責任製形式的趨勢有了進一步的表現,在全國一些貧困、受災、生產隊幹部弱的地區,農民願意搞包產、包幹到戶。早在1978年夏天,安徽、山東等地大旱,山東在菏澤等地搞了“口糧田”救災,安徽在全省搞了“借地”渡災,誰種誰收;肥西、來安、鳳陽等縣就有1200多個生產隊把“借地”發展為包產、包幹到戶,效果較好;到了當年年底,一些隊希望堅持下去,怕不讓搞,就發生了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簽字畫押,秘密搞,如隊長坐牢,大家養其全家這種著名的典型事例。1979年,安徽、甘肅、四川、貴州、雲南、內蒙、河南、山東、廣東、海南等地搞包產、包幹到戶的生產隊都有較大的發展。安徽肥西縣搞包產到戶的隊占90%,固鎮縣占48%,甘肅武都地區占10%,內蒙五原縣占80%,廣東惠陽地區占9.1%,海南地區占28.2%。

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根據農村一年改革的實踐,已經初步看到農民不大願意盡量保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建立責任製形式,就正確地作出決策,把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擬在四中全會“正式通過和公布”的新“六十條”,不同尋常地擱置起來,即沒有提交全會正式通過和公布。這表明,中央已明顯地感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製度可能不得不改變。

本來,“六十條”從1961年3月由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以“草案”下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公社全體社員討論;當年五、六月間,經中央召開全國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以“修正草案”公布試行;從70年代初開始,又組織班子,由中央主管農村工作的領導負責,對它進行新的修改,一直改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一二十年來,它始終作為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基本“憲法”或象征,受到重視。現在,它不按原計劃被提交四中全會通過,這意味著鄧小平設想的農業生產關係的第一種可能選擇形式,盡管優先把它安排、推薦給農民選擇,可是農民不選它,那就隻好放棄實行它的努力。十一屆四中全會擱置通過新“六十條”後,幹部中的兩種不同意見(即主張堅持生產隊為核算單位與主張搞包產、包幹到戶)開始明朗起來,人們不同意見的爭論有了發展。特別是從改革開始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這一段,中央機構的組織調整工作尚未完成,有的領導、有的部門思想尚不解放,這也影響新聞輿論和一些地方領導思想的解放。少數報刊(包括《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通訊》、《山西日報》、《大眾日報》、《湖南日報》)公開批評包產、包幹到戶。同時,安徽、四川、河南、雲南等10多省都有大批讀者來信,對報刊單位“質疑”、“責問”,要求辯論。當時(1979年冬到1980年夏),從全國範圍講,已有1/3的省比較堅定地推行包產、包幹到戶責任製了。但尚有2/3的省,“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不能“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還沒有幹起來。鄧小平於1980年夏天,針對這種情況,親自出麵發表了兩次肯定包產、包幹到戶責任製形式的談話:4月2日在全國編製長期規劃期間談話指出,在像貴州、雲南、甘肅等窮困、落後地區,要放寬政策,有的就是要實行包產到戶;5月31日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指出“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舉了安徽肥西、鳳陽兩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包產到戶,一年翻身,改變麵貌的例子,要大家不必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影響總的方向,“關鍵是發展生產力”。當年9月14—22日,中央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貫徹了鄧小平淡話的精神,製訂了會議紀要(即中央75號文件)。文件規定,“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認為這“是聯係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它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

[page]

這樣,鄧小平談話和75號文件,使農村改革在原則上解決了包產、包幹到戶仍然是“姓社”,不“姓資”的問題。這意味著改革對農業生產關係最好形式選擇,實際上已轉到第二種可能形式上。鄧小平談話和75號文件,從表麵上看,講的是貧困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包幹到戶,但從實質上看,我國農村除少數地方外,大多數地方都是貧困落後的。據統計,從1957年到1977年,我國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從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間每個農民總共隻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隻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糧食產量,20年間平均每人每年隻增加1市斤。我國農村改革開始時,1978年“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所以,根據鄧小平談話和75號文件精神,實際上等於是已從原則上允許全國農村大多數地區可以搞包產、包幹到戶。因此,談話和文件傳達貫徹後,包產、包幹到戶呈現出強勁的勢頭。從1980年冬至1981年底,包產、包幹到戶已在全國2/3以上的省得到普遍推廣。當年10月統計,全國601萬個生產隊中,包產、包幹到戶的隊已占45.1 %,有11個省區已占生產隊數的50%以上至95%(貴州、甘肅、安徽、寧夏、廣東、內蒙、河南、江西、福建、雲南、廣西)。

在此期間,當時中央有的領導希望責任製形式的選擇,全國能夠形成多種多樣形式的局麵,不要搞成包產、包幹到戶的“一刀切”。如:1981年3月經中央同意轉發了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隨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考察山東、河南、湖北後提出建議,在全國:20%左右的困難隊搞“包產到戶”;25%左右的先進隊搞“專業承包”(趙紫陽於1980年6月23日給中央寫信推薦過陝西米脂縣孟家坪“專業承包”經驗);55 %左右的中間隊搞“統一經營、聯產到勞”。這一建議公布後沒有引起農民的反響。這表明,農民越來越選擇包產、包幹到戶的浪潮已經勢不可擋。

1981年12月,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並於次年1月1日批發了這次會議的紀要(即中央第1個“1號文件”)。文件進一步明確了包產、包幹到戶,同其他各種責任製一樣,“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文件下達後,全國尚未實行包產、包幹到戶的大約1/3的省也全部跟上幹起來。這些主要是經濟比較發達和地廣、機械化比較高的地區,包括京、津、滬郊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鬆花江流域(黑龍江、吉林),以及以畜牧業為主的少數民族和邊疆省、區。到1982年底,全國包產、包幹到戶的隊達到90%,基本上覆蓋了全國。

1983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印發了“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即中央第2個“1號文件”)。這個文件把“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正式概稱為“聯產承包責任製”,並從理論上對它進行了若幹論證。指出它“采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它“克服了管理過分集中、勞動‘大呼隆’和平均主義的弊端”。這種“分戶承包的家庭經營隻不過是合作經濟中一個經營層次”,“它和過去小私有的個體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應混同。”這個文件傳達後,進一步統一了全黨對農村改革的不同意見,完成了農業生產關係最好形式的選擇。1983年各地除繼續完成建立責任製的掃尾工作外,主要大力進行鞏固改革成果的工作,進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工作。

第2個“1號文件”同時提出了對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製”,要“實行政社分設”。1983年10月12日,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決定按1982年憲法規定,在農村設立鄉政權。這一工作,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於1985年6月全部完成,由原來的5.6萬多個公社,建成9.2萬多個鄉(鎮),由原來的54萬多個大隊建成82萬多個村民委員會,至此,實際上廢除了人民公社製度。

五取消人民公社,受到世界輿論的好評。

1、國外報刊雜誌的報導與頌揚

日本《經濟學人》1983年4月19日刊登了《每日新聞》駐北京分社社長過康吾的文章《農業生產責任製與中國社會主義》。該文說:中國農業生產責任製,把一定數量的耕地和工作包給農民,根據產量給予經濟上的賞罰,這個製度,得到眾多農民的支持,已經普及全國。它使農民的積極性高漲,農民進行了精耕細作,帶來農業生產的大幅度增產;它打破了在集體勞動形式下幹不幹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它促進了人民公社的解體和鄉村企業的誕生,帶來農村的富裕化和農業經營的自由。

英國《經濟學家》1991年年終述評說:中國自1979年起,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告別了它的艱難歲月,開始大踏步前進。農村的改革,使農業生產迅速增加。6年之內,農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這1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居世界之冠。

日本《朝日新聞》1991年12月25日發表文章說:中國,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經濟,在繼續增長。在80年代前半期,中國實際上以家庭承包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允許農田私有,這種農業政策在目前的階段是相當成功的。所到之處皆見耕作精細的農田,新蓋起的農家,還有大型塑料棚。許多農民星期天也勞動。這種生機勃勃的農村景象,全國各地均可以看到。今年由於水災及旱災,全國有4000萬公頃農田受災嚴重.但仍然獲得了豐收,這可以說是農民們的種田積極性及其不懈努力的結果。

英國《晨星報》1992年1月15日發表保羅·懷特文章說:中國在解散人民公社之後實行了家庭承包製。人民公社製的問題是,它把農村人口拴在土地上。在10年前,中國有將近2/3的人口在農田裏幹活;如今,農民實際上隻占中國人口的1/3。統計表明,農村經濟改革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並且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從農田勞動中解放出來。勞動力的流動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村鎮附近建小型企業是有利可圖的,運輸業和服務業也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

德國《星期日世界報》1996年4月7日發表該報駐北京記者哈默爾的文章說:中國農業改革,盡管1979年實行的責任製仍然保留了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但是允許每個農民家庭對最多不超過半公頃的土地有15年的私人使用權。農民必須繳納規定的糧食數量作為報酬,但是,繳納的糧食隻相當於可能達到的產量的1/3,因此,農民可以獲得可觀的盈利。這樣一來,農業生產比搞合作社經濟年代增長一倍。

[page]

英國《波士頓環球報》1997年2月23日的文章說: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使得8億農民受益。自1978年以來,鼓勵農民耕作自己的土地,對於一個曾是饑餓的國家來說,人們的實際收入差不多增加了兩倍。2、世界名人、政要的讚許鮑大可(美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後,10年過去了,這些年來,中國進行了一場改革。農業取得了異乎尋常的增長。農業生產組織的變化不是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政府的價格政策也提供了很大刺激。對農業的投資,特別是化肥,增加了。還快速實行了種植的多樣化。許多被中國人叫做“專業戶”的家庭從農業轉向從事鄉鎮地方工業、副業和同運輸、服務及其他非農行業有關的工作。農村工業異常迅速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轉變非農就業人員的情況也迅速增加。

弗裏德曼(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美著名經濟學家):我和妻子在中國訪問了3個星期,感到極其愉快,得到極大的啟發。農業方麵實行大規模的變革,使農產品和生產率有了顯著的增長——這是中國在擴大利用私人市場方麵取得最顯著的成就。此時此刻,我基本上認為在中國同樣的政策取得卓越成就的影響下,戈爾巴喬夫先生一定正在滔滔不絕地高談要大大擴展私人田地。他能否成功仍然是個未知數。

中曾根(日本前首相):中國的經濟改革非常重視農村政策,並已獲得重大成果。李光耀(新加坡內閣資政):中國1979年很明智地先推行農業改革,放棄過去推行的公社製度。他們成功地大幅度提高產量,為城鄉人民提供了豐富的糧食。1979—1989年,中國農產品提高了35%,經濟作物翻了一番。在過去10年裏,中國經濟每年取得7—9%的增長率,使廣大農業地區的80%的人民感到滿意,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農作物改善了,使生活變得更愉快的東西,像新住宅、電視機、冰箱等等,他們都有了。鄧小平拯救了中國。沒有他,中國可能會像蘇聯一樣。基辛格(美國前國務卿):鄧小平發起的改革,使中國將成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當它的人均收入達到韓國水平(相當於我們的1/3)時,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就將為美國的兩倍。

施密特(德國前總理):由於鄧小平,中國自1978年以來實際經濟增長率到9%——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當人們在21世紀回首中國往事時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鄧小平完成了這個大國的現代化這個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使命。更何況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及其災難性結局相比優越性是有目共睹的。鄧小平是又一個例子,表明在共產主義製度下具有英雄創造曆史的可能性。

3、國外一些著作中的稱讚

法國作家佩雷菲特(前政府部長,從1973年至1998年間15次訪華,寫了4本訪華的書:《當中國覺醒時》——1973年,《平靜的帝國》——1989年,《中國的悲劇》——1990年,《中國已覺醒》——1996年):1978年12月,一次曆史性的中央全會使中國走上一條新道路,出現了一次偉大的轉折,否定了人民公社。每個農民家庭都全部投身到自己的那片土地中去了,而國家從理論上保留了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農民在這裏出售的不僅僅是自留地裏的產品,而且出售他們生產的全部產品。中國人渴望能夠富起來的願望是不可遏製的。10年來中國發生了真正的變化。鄧小平獲得了成功。農民的整個生活提高了兩至三倍。每個人都被鼓勵發家致富,並且許多人已經富裕起來。中國日益擺脫了長期以來的缺糧狀況。本來,中國農業為主,農民眾多,但從人民公社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農民們恢複了幹勁、利潤和個人責任。“不平等”的朝氣取代了毛時期“平等”的停滯。蘇聯東歐的變化並未引起中國恐懼。蘇聯垮台了,社會主義的中國仍然屹立。

日本學者阪本楠彥(宇都官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國研究所”理事長)在1985年2月出版的《中國農民的挑戰》一書中說:中國農村實行的新的經濟體製就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它應該叫做“民營”社會主義。它不但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而且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模式。是一個創舉。社會主義應有不同的模式。斯大林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國家“壟斷”社會主義,這種模式帶有根本性的弊害。

[page]

美國經濟學家d·h·波金斯(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和s·尤素福(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於1985年合著、出版了《中國農村發展》一書說:中國在推行責任製以後,農業生產率以難於設想的幅度激增。責任製對中國農業的巨大刺激作用將持續8年到12年。中國目前實行的責任製,不會擴大貧富差別。近年來中國農村小企業像雨後春筍一樣地增加。4、國際組織、研究單位的評論世界銀行於1984年專門撰寫的《中國長期發展的報告》說:中國政府近年來執行了卓有成效的措施,特別是聯產承包責任製。即1979—1980年在農村中進行的改革,刺激了農業生產的迅速增長,糧食生產在1979—1983年間平均增長率達22%。經合組織(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24個國家的經濟合作組織)在1984年編輯出版的《改革到增長》的經濟報告中說:本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78年中國引人注目的改革開放,使“蘇聯模式”的變革這一過程真正得以起步。中國首先從農業開始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實行漸進改革的樣板。

美國蘭德公司1985年12月發表文章《中國經濟再調整時期的宏觀經濟變化》說:1978年以來中國領導人的新經濟發展戰略,強調穩定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益。加強農業生產自主權。改精神鼓勵為物質刺激,拋棄收入平均主義。強調農村多種經營。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和個人經濟。這樣,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無論是從總淨產值還是從人均淨產值來看,增長都是非常快的。1978—1982年,淨產值年增長率為5.8%,人均淨產值年增長率為4.5%。世界銀行在1986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了過去10年裏最為廣泛的農業改革。始於1979年的改革,到1983年底,約95%的農村家庭都按照與集體組織簽訂的合同自主經營劃分了土地。改革以來的農業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人均穀物產量,既超過了1957年人均302公斤的政府標準水平,也高於3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最後幾年正常年景——達到的人均產量水平。1984年,中國達到35年來最大的農業國際貿易順差。過去7年中農村地區的實際收入,可能超過過去30年的收入總和。世界銀行在1996年《從計劃到市場》專門總結轉型國家經濟轉軌經驗的發展報告中說:中國自從1978年開始實行市場改革以來,是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方針來實現成功的變革的。鄧小平有一句總結了這一方麵的名言:“摸著石頭過河。”這基本上是中國改革選定的道路。在農業方麵更是如此,中國主要是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開始轉軌過程的。改革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page]

5、俄羅斯以及東歐國家的反

映俄《經濟和工業生產組織》日刊1991年第9期刊登經濟學博士莫洛佐娃文章說:中國農村普遍實行家庭承包,近10年來,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3l倍,每年增長6.3%。農村居民實際收入在10年內增加了123.9%。中國城市和鄉村整個生活方式都有了改變。

俄《共青團真理報》1991年發表普拉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國是社會主義競賽中的勝利者》說:中國改革是從農業開始的。堅決打破了與我們的集體農莊大同小異的農業生產隊體製,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吞食一切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也與它們一道不複存在了。一塊塊土地根據出租原則分給農戶或個人耕種,允許農民在完成國家收購計劃之後將所有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顯然,成功的秘密在於準確無誤地選擇主攻方向——從農業開始。鄰邦在10年內使10億以上人民群眾有飯吃、有衣穿,誰能說這不是奇跡呢?

俄《農村生活報》1995年5月29日刊登俄農業黨訪華團成員貝科夫斯基的文章《中國就那麽難學嗎?》說:中國目前驚人的變化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政府積極地調整了農業改革的進程,政府非常清楚,農村富裕了,國家才會繁榮。9億農民的生活逐步大幅度好轉。目前中國的鄉鎮企業有1.1億職工。農村的改革使中國得以在穩定和城鄉居民物質日益富足的情況下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這表明,歸根到底,在我們地球上農民的勞動決定著一切。可是令人難受的是,我們怎麽也學不會並不奧秘的“中國經濟課本”。

波蘭《人與事》周刊1985年6月下旬發表經濟學家明茲教授訪華後的兩篇文章說:中國在農村中進行的經濟—社會改革改變了不適合生產水平的勞動組織,取消了生產隊,實行了以戶為主的聯產責任製。這個改革的效益是顯著的。

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1997年2月22日的文章說:中國迅速進行經濟改革,把集體化的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新的農業生產方式使農業擺脫了落後,使廣大農民的收入得到普遍提高。羅馬尼亞《自由羅馬尼亞報》1990年12月22日文章《中國使我們驚訝的經濟改革》說:始於1978年的農業改革,使中國滿足了眾多人口的溫飽問題。農村家庭收入在近10年內提高了2.5倍。在眾多的商店裏,供應極好。中國的成功在於擺脫了一些有害的教條和過於集中的經濟活動,衝出封閉。匈牙利《人民自由報》1993年12月24日的文章說:中國在80年代進行農業改革之後,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都驚得目瞪口呆。在鄧小平指出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國。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