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1950年代初，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鎮反運動對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工以及傳統會黨、幫派、土匪等地方武裝勢力進行了鎮壓，具體方式包括處決、勞改、送監等。據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於1954年的官方統計，鎮反運動中共有260餘萬人被捕、130餘萬人被監禁、71.2萬人被處決，其中包括諸多冤假錯案。1996年的官方文件顯示鎮反運動鎮壓了157萬多人，其中87.3萬餘人被判死刑]。外界則估計有100-200萬人遭處決。
1950年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根據毛澤東的建議，1950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動用軍隊開始“全國大剿匪”及鎮反運動。但中共政權剛剛上台，西南華南許多地區尚未占領，財政金融混亂，經濟恢複的任務相當繁重，加之還要進行的土地改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對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非常之謹慎。對於土改，毛提出暫時不動富農的土地，他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完全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如果我們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之後再去動他們，則將顯得我們更加有理由，即是說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係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富農似較妥當。”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當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毛解釋說：“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毛澤東還提到中共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戰爭已經帶來了很多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因此，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在城裏是“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同時“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通過舉辦各種大學和使用知識分子，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而在農村，則是要通過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擁護我們。總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至少不要使他們反對我們。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組成中國人民誌願軍，準備入朝作戰。10月9日，毛澤東讓羅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們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毛澤東認為[10]，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因此，“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隻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劉少奇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麽厲害，那麽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於1950年10月10日通過《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雙十指示），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鎮反運動。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鎮壓反革命活動；羅瑞卿在會議上做報告說，會門（以一貫道為主）是當時最大的反革命組織，中共在東北已從組織上打垮會門，華北已進行過若幹重點取締，但潛伏勢力依然存在。接下來中共在老區要直接鎮壓會門，在新區則先針對會門領袖，為直接鎮壓製造條件。
雙十指示發布前後，各地出現各種暴動。
1951年
鑒於鎮反運動開始時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更寬泛，處刑標準有更大的自由度。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曾發出指示要求將鎮壓對象“必須嚴格限製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但是由於缺乏明確的量刑標準和法律審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中央的殺人指標，這一指示某種程度上是一紙空文。鎮反運動不可避免地、極其嚴重地擴大，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
1951年4月30日，毛澤東批示說：
1951年5月8日，此意見在中共中央通過的決定中被正式表達；由此發明了“死緩”這一刑罰。1951年5月10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總結貫徹“雙十指示”以來鎮反運動的情況，貫徹中央謹慎收縮方針，部署當前鬥爭任務。毛澤東、彭真等中央領導出席了會議。會議的決議中宣布：“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5月，中共中央決定實行謹慎收縮的方針，集中力量處理積案。1951年10月，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
1951年9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檢查了貫徹、執行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精神的情況，總結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經驗，研究、部署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任務。1951年底後，鎮反運動逐漸讓位於三反五反運動。195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檢查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執行情況，研究確定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完成鎮反運動任務的部署，並研究建設公安部門政治工作的問題。鎮反運動到1953年才逐漸結束。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赦了部分人員。
曆史影響
運動結果
鎮反運動中，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被取締，袍哥、青幫、洪門等幫會組織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消滅。
1954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262萬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製了1,200,000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0,000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占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四二。
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曆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外界有學者估計鎮反運動處決了100-200萬人，甚至更多。
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對於2-5百萬人進行了軍事清洗，部分被捉拿關押，部分農村武裝力量反抗而變成地方上的內戰，所有反抗在1953年後平息。中國共產黨因此鏟除了反對者，鞏固了新生的政權。
冤假錯案[編輯]
在鎮反運動中，許多中華民國國軍投誠官兵和中共地下黨員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管”、“關”，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追隨中共，投身地下黨推翻國民黨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軍，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80年代獲平反。1949年抗日名將池峰城策動軍統北平站長徐宗堯起義，率所部參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曆史遺留問題”被關押審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獄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是在鎮反期間被處死的（80年代平反）。
1957年5月22日，反右運動前夕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麵組成，即“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羅隆基隨後被毛澤東劃為右派，且至今未獲改正。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許多在運動中被錯誤打倒的人士長期未獲平反，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平反冤假錯案。
這場政治運動存在較大爭議。部分異見人士認為，鎮壓反革命運動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鞏固新政權，不顧人民生死，自相殘殺。 但是中國共產黨官方及部分民間學者則認為，中國共產黨基本肅清了敵對勢力分子，維護了社會的和平與穩定，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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