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記得，小時候坐40路電車去外婆家，車過武寧路橋，橋下橫亙著巨大的廠房。白天，幾百台織布機一起轟響，一片日光燈的海洋，“空氣在顫抖，仿佛大地在燃燒”。算起來，應該是九十年代初的景象。後來我知道，那是一個時代的尾聲。
很長一段時間，“上海製造”是優質時尚的代名詞。蝴蝶牌縫紉機、永久自行車、上海牌手表、紅燈牌收音機，並稱“三轉一響”，是結婚的硬指標。80後上海小囡，誰沒有在母親的縫紉機台麵上寫過作業。此外，還有海鷗牌照相機、華生牌電風扇、回力運動鞋、向陽牌保溫瓶、扇牌洗衣皂、百樂牌手風琴、福牌麥乳精、梅林午餐肉、大白兔奶糖……加起來，約等於幸福本身。即使五十年代大量工廠內遷，改革開放前，上海工業總產值仍占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笑侃上海三十年》裏講，上海人“87塊錢上繳，13塊留給自己”，並未言過其實。據《上海財政稅務誌》，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3911.79億元，其中上繳中央支出3283.66億元，占83.94%。
那一代工人階級，生長在紅旗下，自詡國家的主人翁，對體製充滿感情。76年領袖隕落，人人戴孝，來自工廠車間的嚎哭和眼淚尤其真誠。舅媽當年21歲，頂替她姆媽，在上海申新紡織九廠的布機車間做擋車工。車間牆上掛著領袖1956年1月20日訪問申新九廠的照片。領袖身著灰色中山裝，手背在身後，站在一架織布機邊，一旁是長身玉立的榮毅仁——申新九廠曾經的“少東家”。在領袖和藹的目光下，舅媽哭得岔過氣去。
上海人實際，談婚論嫁前，先問聲“儂啥單位”。一般情況下，全民找全民，集體找集體，街道工廠找街道工廠，裏弄加工組找裏弄加工組，是有時代特色的門當戶對。《繁花》裏有一段動人的對白：阿寶喜歡公交車售票員雪芝，再三猶豫。阿寶說，我單位是小集體，雪芝是全民，不可能的。雪芝說，可能的。
全民所有製，也就是國營廠的職工，是工人階級的婆羅門。那時的蘇州河、黃浦江兩岸，星羅棋布著數百家紡織廠、機械廠、鋼鐵廠、食品廠。一到下班時間，幾千輛自行車洶湧而出，泛濫到馬路上。大家說說笑笑，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國營大廠有自己的郵局、理發店、醫務站、圖書館、招待所，過節發糖，發帶魚，發搪瓷杯，發工業券，發凍雞凍鴨。工人進廠就能分到宿舍；結婚送熱水瓶、“囍”字痰盂和床上四件套；小囡生下來45天放進廠辦托兒所，然後是幼兒園、子弟小學、附屬中學、附屬技校，將來可以頂替父輩進廠上班；退休工人去世，工會送花圈、挽聯，工會主席致悼詞。生老病死，工廠全包。他們是有依靠的。
計劃經濟下，實行“統銷統購”，產品多少銷往北方，多少銷往南方，多少裝上遠洋貨輪，遠銷亞非拉兄弟國家，換得珍貴的外匯，全部按計劃執行。身為上海人，並未占得多大的便宜。弄堂男青年，誰不為一隻上海牌17鑽長三針，一輛錳鋼永久13型，一台蝴蝶JA1-1型縫紉機發愁。他要托關係，找門路，費心費神，焦頭爛額，才能搞到一張珍貴的工業券，換得未來的丈母娘點頭。
八十年代末，鄉鎮企業遍地開花。鄉鎮廠廠長來國營廠取經，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無論身家多少，來自蘇南或浙北，城鎮還是農村戶口，一律統稱“鄉下人”。鄉下人客氣地笑著，憨厚樸實的樣子，進門隻管發香煙。煙是好煙，港版紅雙喜，黃殼子的，比自己常抽的紅殼子雙喜貴一倍。到後來，一聽“鄉下人來了”，隔壁幾個科室的人都擁過來，領香煙吃，反正人家也不認識誰是誰。吃過香煙，背後還要講，鄉*****、戇卵一隻，嘿嘿笑著，覺得自己很精明很優越的樣子。
漸漸有了傳聞，廠裏哪位老師傅、技術骨幹，偷偷去鄉鎮企業調試設備。禮拜六下班後（六天工作製），匆匆擠上綠皮火車，到了地方，找個招待所住下。禮拜天晚上再回上海，手裏拎一條黑魚或者一隻甲魚。一天的外快抵得上廠裏數月的工資。當年有個專門的稱呼，叫“星期日工程師”。一到周末的傍晚，新客站、長途客運總站、十六鋪碼頭，到處是這些身著藍卡其工作服、拎人造革公文包的工程師們。碰到了，互相點個頭，心照不宣。
彼時，國營企業仍是巨無霸、大佬倌，沐浴在統銷統購的春風下，無憂無慮，穩如泰山。直到有一天，他們被告知，批發站、百貨站即將撤銷，國家不再統一收購他們的產品。而那些他們過去看不上的鄉鎮企業們，早已在摸爬滾打中熟悉了市場，布置了銷售渠道。
蘇州河南岸至今保留著幾處厚重的老廠房，大多改造為前衛時尚的創意園區。年輕人不會想到，這些上海灘最古老的紡織廠，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便機器轟鳴。上海的紡織工業曾聞名遐邇，外地人來上海，少不得要去開開、華聯、婦女用品、第一百貨買上幾件當季的衣裳。紡織業曾是上海的第一大支柱產業，號稱“半壁江山”。別的不說，東方明珠的三隻腳，有兩隻就站在曾經的紡織倉庫上。
據《普陀區誌》記載，申新九廠鼎盛的時候，有“紡錠125952枚，氣流紡4800頭，織機815台”，每年上繳的利稅可以再造一個申新九廠。進入九十年代，麵對外資及鄉鎮企業的興起，曾經先進的機器和技術已經落後，虧損——追加投資——再虧損，形成惡性循環。“投入一塊錢，生產線裏轉一圈，隻剩下八角。”當時社保製度尚未健全，退休工人的工資及福利全部由廠裏承擔，工廠早已不堪重負。申新九廠在崗職工七千五，退休工人超過八千。一到廠裏發退休金的日子，財務科人山人海，兩三天才能發完。
領導班子日夜開會，分析利弊，哪些產品鐵定虧本，哪些還有盈利的可能。日算夜算，算來算去，所有的產品都要虧。“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除了關門，沒有別的選擇。
女工們上完夜班，值班長通知開會。開好會，去更衣室收拾東西，下崗。值班長自己也下崗，還要盡量去撫慰工人。她們大多人到中年，沒什麽學曆，最好的年華都在廠裏度過，如今一把年紀，要去社會闖蕩了。
有個女工，下崗了，每天還是準時去廠裏報到。別人勸她，她說，我生是申九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等到工廠徹底關停，她就搬個小凳子坐在廠門口。最後機器拆掉，廠房也拆掉。
1991年，上海有53.53萬紡織工人，未來十年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先後下崗。1998年1月23日，申新九廠的留廠工人，親手將136台細紗機、5.5萬錠紗錠拆除、砸毀。那一天，市裏的領導，電視台、報社記者都來了，車間外拉起橫幅“全國壓錠一千萬，上海敲響第一錘”。有照片記錄了這一瞬間，照片上掄錘的中年男子，是彼時申新九廠的廠長，他被要求第一個砸。舅媽說，“照片上看不出來，這個男人是流著淚的”。這個流淚砸錠的背影，是屬於上海工業的記憶。
壓錠是一次徹底的否定。當著你的麵，把你吃飯的家夥一錘一錘地砸碎，用卡車拉走，送進熔爐，等於告訴你，結束了，你賴以生存的那一套，是落後的，低效的，必須淘汰的。你也是。
有人癱坐在地，有人無聲慟哭。“老紡織”始終無法理解“市場經濟”、“優勝劣汰”這些新詞，他們憤怒地質問每一個前來采訪的記者，“申九是國企，我們就是國家的人。申九要破產倒閉了，國家難道見死不救嗎？”
紡織業是上海工業衰落的一個縮影。計劃經濟時期，上海有156個工業名牌。如今，他們中的三分之一已經消失；另外三分之二也大多風光不再，苦苦求生存。
當時，從長壽路的上棉一廠到崇明工農路的上棉三十五廠，從上海無線電一廠到三十六廠，從上鋼一廠到十廠，從上塑一廠到二十一廠，從上海手表一廠到七廠，從益民食品一廠到七廠，還有數不清的機械廠、鍋爐廠、零配件廠……到處都在轟轟烈烈地下崗。街頭，菜場，公交車上，弄堂深處，討論的都是“買斷”、“內退”、“再就業”。
有的男人，瞞著老婆孩子老娘，每天照常六點半起床，洗漱完畢，吃完早飯，推自行車假裝去上班。找個街心公園，發呆，坐一天，下班時候再回家。
工廠沒有了，同時意味著食堂沒有了，醫務室沒有了，廠辦幼兒園沒有了，附屬小學沒有了，舞廳沒有了。吃飯，看病，小孩上學、上輔導班，包括理個發，跳個舞，樣樣要花錢。上有老下有小，一根蠟燭兩頭燒。早上一睜眼，這一天怎麽過，小菜銅鈿哪裏來，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時市區剛有空調公交車，空調車投幣2元，普通車1元。大熱天，接連來了幾部空調車，一群中年爺叔、阿姨揮汗如雨，就是不上車。反正不上班，有的是時間。
西康路橋，長壽路橋，江寧路橋……蘇州河許多橋堍下，聚集了不少下崗男工。過來一輛三輪車（上海人叫黃魚車），一個人上去默默地推車，一路推上橋。給我兩塊三塊都行，不要給我香煙，謝謝。靠這零零碎碎的兩塊三塊，買米買菜，買油鹽醬醋，買牙膏買草紙，給小囡交學雜費，交英語輔導班的錢。秩序井然，是工廠留下的習慣。這次你推，下次我來，不會一哄而上，讓每個人都有口飯吃。
到後來，這門生意難做了，不少外地農民工加入了推車大軍。你四十多歲腰肌勞損老寒腿，我二三十歲火力精壯身體棒；你有家要養，我一人吃飽，全家不愁；你推一次車起步價兩元，我隻要一塊；你排隊做生意，我信仰叢林法則；你組織鬆散，我有鄉黨、幫會。
工人大規模下崗之際，正是農民工大量湧入城市之時，當時有一句話，叫“工人下崗，農民上崗，領導瞎講”。平心而論，農民工幹了許多上海人不能幹、也不願幹的活，比如賣菜、開早點鋪、打掃廁所、通下水道、工地上搬磚。他們的存在，使得城市的生活成本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些幸存的工廠，一邊遣散工人，一邊雇用農民合同工，因為價格低廉。不少上海工人因此仇視農民工，認為是這些鄉下人搶了自己的飯碗。他們痛心疾首：好端端的上海，全讓“*****”糟蹋了。農民工同樣瞧不起這些下崗工人，覺得上海人太嬌氣，死要麵子，幹個活還挑三揀四，是沒吃過真正的苦。
不少下崗男人去做保安，這是為數不多的體麵工作，有製服。也從側麵說明，城市仍在建設，在加速前進。老廠拆遷，給商業中心、寫字樓和高檔住宅騰了地方。遍地窮人，遍地黃金。從前俾睨眾生的“全民”職工，如今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他們曾是這個城市的助推器，如今燃料尚未用盡，城市已不再需要他們。像火箭的分離過程，他們注定被遠遠地拋下。
上海男人不太喝烈酒，常喝的是啤酒或者黃酒。從前，這是一座清醒的城市，街上很少有酒鬼。我見過一個人，下崗後，每天買兩袋炒菜用的料酒來喝，很便宜，當時是一塊幾角。時間長了，研究出門道，什麽酒正宗，什麽酒上頭，什麽酒吃口太甜，什麽酒摻水過多。料酒是喝不醉的，除非是喝悶酒，一心用最便宜的成本灌醉自己。和北方有些地方不同，上海的下崗男人不怎麽打老婆孩子，哪怕是酒後。他們不擅長這個。他們滿腔的憤懣隻針對自己。一個人要麽是窩囊的，要麽是蠻橫的，他不能是既窩囊又蠻橫的。沒本事的男人，有什麽資格打人。
工人新村裏，幾乎家家吵相罵，夫妻爭相用最刻薄的語言攻擊對方。每棟樓都有幾戶在鬧離婚。離異的下崗女工，沒有辦法了，跟小囡說，做好作業自己困覺，媽媽夜裏出去一趟。30塊，40塊一次，貼補家用。昏暗小舞廳裏，摟著陌生男人跳舞。男人問，下一支，賞光嗎？下一支是黑燈舞。慢四步音樂響起，燈光滅掉，舞池深處，一雙手摸上摸下。10塊錢。
城市像一把巨大的篩子，人在劇烈震蕩中不斷地跌落，碰撞，失去重心，迷失方向。掙紮下來的人，過個幾年，大多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網眼，漏下去，各安其位。做保安，私人老板處打工，開小飲食店，看書報亭，跑單幫，炒股票，賣保險，賣真真假假的保健品，開出租車，或者，什麽都不做，低保吃吃，舞跳跳，小麻將搓搓，企圖從麻將桌上賺回一天的小菜銅鈿。人的適應性是很強的，怎麽過不是過呢。
這一代上海工人階級，吃夠了沒文化的苦，他們把滿腔的熱情投入子女的教育上。再節衣縮食，小囡的英語輔導班要上的；考試沒考好，辣霍霍一頓“生活”。當然，下崗工人家庭中，懂事的孩子也多。等到子女畢業參加工作，基本算熬出頭了。雖說前程仍有風雨，但畢竟，可以喘口氣了。很多人沒想到的一層是，自己的離開，等於給子女這一代騰出了位置。上海從一個工業城市轉型為商業、金融城市，需要卸下一些包袱，付出一些代價。他們就是包袱，他們就是代價。
08年後，上海的房價起來了。“窮人翻身靠拆遷”，或者，拿市區的老工房置換一套郊區住宅，差價夠吃喝十幾年。熬到六十或者五十五歲，補交了養老保險，拿到退休工資，從下崗工人變成正式退休工人，吵相罵的時候，喉嚨可以相對響一點。有一段時間大盤也好，頭腦活絡的，用“買斷”的錢炒炒股，多少能掙些。
這一頁算翻過去了。
現在可以說說了，那幾年真是苦啊。當初負重上坡的時候，咬著牙，一聲不吭。
如今他們說，生活還過得去，要是沒病沒災也不買房子，一切也還好說。小老百姓，本來就是這麽過的。隻是我注意到，有些六七十歲的男人，睡著了或者不說話的時候，會不自覺地露出平靜中淒楚的表情，像習慣了在風雨交加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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