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南開大學，人民大學時期
二舅，大名王篤。在我母親姊妹六人中最有才華，最有天賦，膽子最大，最能折騰，命運也最坎坷。
由於戰亂，二舅小學隻讀了四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初中隻讀了一年半又直接上了高中。1949年解放前夕在南京四中讀高中時二舅思想左傾激進，在班上地下黨員的鼓動下衝鋒在前，反饑餓，爭民主，帶頭反對學校隨國民黨南遷，代表左派同學跟右派學生談判。去時幾人腰裏別著木棒，談判進行中按事先暗號突然熄燈，掏出木棒一頓亂掄，掄著誰算誰，掄完就跑。
幾次衝鋒陷陣下來，學校裏的國民黨認定這家夥一定是共產黨。第二天上學時二舅剛走到校門口，就有同學在大門處連使眼色帶比劃：“不能進去，他們帶槍了，要抓你！”二舅抹頭就跑。晚上地下黨派同學到家裏告訴外公二舅的事。外公拉上母親，坐著黃包車滿南京城地找兒子。
二舅自此不敢再去學校，直到南京解放。解放軍的坦克已經開到了新街口，他才回學校。這麽敢折騰的一個年輕人，連學校裏真正的地下黨員都以為他也是共產黨。因為當時都是單線聯係，彼此隻能靠感覺判斷。可實際上他連黨的外圍組織都不沾邊。充其量也就是個“反蔣青年”，自覺自願地為理想鼓與呼。
南京解放後，二舅和幾個同學一起到北平考大學，同學中有一人的哥哥在清華當教員，於是一行人就都借住在清華園裏準備功課。二舅的大舅韓德培（我外婆的大弟弟，後來著名的國際法專家，曾任武漢大學教務長、法學院院長）得知外甥正在北平備考大學，就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在清華任教的錢偉長，請他關照二舅（因二人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留學時相熟，並一同從美國回國）。
錢偉長找到二舅，並囑二舅可住到他的家裏去，還提出可幫他複習功課。二舅沒好意思，仍與南京來的同學一起住。幾個月後，大家都考上了不同的學校，二舅被南開大學經濟係錄取，離開北平去了天津。
在南開大學，二舅學習勤奮，初露才華。大二時，就翻譯了一篇《論盧布穩定性加強的基礎》，刊登在天津大報的經濟專刊上，標題旁有醒目的“南開大學王篤譯”，很給自己和學校長臉。同時期，二舅還被係裏教授挑選擔任南開財經專修科的兼職助教。大三剛讀完大四還沒開始讀，就被學校保送到北京人民大學經濟係讀研究生。
1952年，年輕的王篤來到北京人大讀研究生。全班50多個同學，約一半選自全國各高校的尖子生，另一半則是直接從各種工作崗位上選拔來的“調幹生”。吳樹青（後來曾任北大校長）任學習班長，王篤任生活班長。三年後，這兩位班長在人大一起入了黨。
1955年二舅以“優等”畢業論文從人大研究生畢業。學校決定留校四人，王篤和吳樹青又是其中之二。當時，希望留校者眾，但隻有學習最好的學生才能留校。留校的四人中三人來自本科高校（南開，複旦和湖南大學），吳樹青是留校四人中唯一的調幹生。
據說，吳樹青學習極其刻苦，頭腦靈活，口才超群，實際工作經驗豐富，是調幹生中之翹楚。二舅後來告我，與其他人不同，他當時並不想留校，原因是不喜歡北京的氣候。他畢業時填的四個誌願：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清一色南方的大學。但“組織決定”了，他是黨員，應該服從。
二舅留校任教一年，1956年夏他剛從大連招生回到學校，教研室主任就找到他：“人事處讓你去一趟。”二舅來到人事處，人事處長通知他：“學校決定調你去國家經委工作。”二舅沒一點思想準備，竟然還不太情願：“我願意在學校教書。我的理想就是像我大舅一樣當個教授。”人事處長沒說服二舅，於是就拿出了聶校長的推薦信。
聶校長，聶真，老革命，聶元梓的大哥，當時是人大副校長。二舅就又找到聶校長，聶校長將推薦信和經委的調令攤在二舅麵前。二舅五十多年後對我回憶道：“我看得很清楚，除了信上介紹了我的情況，說了一些評價很好的話，最後麵還有一行手寫的批語：同意王篤同誌到我委工作，暫到政策研究室協助馬洪同誌工作。薄一波。”
薄一波當時是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那麽一個共產黨的大人物怎麽會在王篤這麽個小不拉子的調令上手寫那麽一行批示，王篤這名字是從哪一級“上達天聽”的，至今二舅也沒弄明白。聶校長說，你是黨員，這是組織的決定。看完那個批示，不用聶校長說，二舅也明白這是組織看上他了。
國家經委時期：與馬洪先生共事
二舅曾對我回憶說，他一直覺得不解，那時一個普通教師去國家機關報到，都是自己扛著行李卷乘公共汽車。可是那次卻通知他，經委有小汽車來接。隨車來了一個同誌，幫二舅把行李搬上車，徑直開往位於三裏河的經委辦公地。二舅以為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應該是和大家一起住集體宿舍，但車到了經委，那位同誌卻把他引到一處挺講究的套間，寢具辦公桌俱全，地板煞亮。二舅頓時對這麽優渥的待遇有些摸不著頭腦。帶他來的同誌卻說，這是領導給你安排的住處。
二舅在經委的政策研究室開始為領導做政策研究。直接的頂頭上司是馬洪先生。馬洪先生布置給二舅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讓二舅幫馬先生修改薄一波準備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稿《論積累與消費的關係》。這篇發言稿是馬洪先生起草的，這麽重要的發言稿竟讓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幫助修改。這事就是放在今天也會讓人覺得難以置信。
馬洪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和老革命。參加革命後名牛黃，到延安後陳雲為其改名馬洪。馬洪曾在東北局工作，是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毛澤東語）。高崗被毛扳倒之後，馬洪受株連，被發配到北京的一個建築公司工作。同是山西老鄉的薄一波很了解馬洪的才幹。馬洪自學成才，是共產黨自己的經濟學家。薄一波向周恩來提出把馬洪要到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發揮他的專長。
馬洪先生在共產黨內幾起幾落，經曆了複雜的黨內鬥爭。在馬洪先生的女兒回憶父親的文章中提到，1980年代中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的議長前，特意與一同參與會見的馬洪先生單獨談話，對他說，你我都是幾上幾下*。從1980年代初起，馬洪先生先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
因緣際會，從1956年開始，馬洪先生和我二舅，這兩個年齡、出身、背景、經曆如此相殊的人，為了革命（套用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話）走到一起來了。二舅非常敬佩馬洪先生，對馬先生執長輩禮。而馬洪先生也很賞識這個性格開朗、誠實有才華的年輕人，對二舅的文章從邏輯到文字都仔細教誨，在馬洪先生從政治形勢到國民經濟宏觀視野的熏陶下，二舅文章的格局開始變得宏觀，從整個國家層麵著眼，從整體經濟著眼。
二舅寫文章超快，一氣嗬成，整理歸納極有條理，成了個寫文章的快手。馬洪先生上午剛布置下來某個專題，下班前二舅就已將文章完成並放在他的桌子上了，且條理清晰，遣詞得體，政治尺度拿捏得當。很多時候，馬先生對他的文章甚至一字不改，即直接送交經委領導，甚至國務院，乃至政治局。一段時間以後，馬洪先生就在政策研究室裏提議“老王”（馬洪對二舅的稱呼，其時二舅不過27歲）擔任經委政策研究室的黨支部書記，全體舉手通過。
一次，中國青年出版社向馬洪先生約稿《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幾個問題》，書還沒有完成的時候，馬先生要陪李富春和薄一波去四川考察。於是馬先生找到二舅：“老王，出版社催稿催得很急，你幫我把剩下的一章寫完吧。”
二舅那時年輕，連表麵上的謙虛推辭客套也不會，當即答應了。洋洋數千言，一通的引經據典，嚴謹論證，完成後就交中國青年出版社了。出版社的編輯竟然沒看出這本署名馬洪的書其實出自兩個人的手筆，觀點論據，行文風格天衣無縫。
書出版後，馬洪先生拿到500塊人民幣稿費，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馬先生高興地對二舅說，找個空，我請你吃烤鴨去！*
母親那時也在北京讀大學，周末經常去二哥處幫他整理房間。有一次母親到經委卻找不到二哥。經委的人告訴她：“你哥哥正在大禮堂講課呢！” 經別人指點，母親來到大禮堂，一看台下至少坐著幾百號人，她那個不到三十歲的二哥一個人在台上操著蘇北口音的普通話，正侃侃而談，白話得起勁。講的全是經濟學方麵的東西，母親根本聽不懂。但她突然間覺得很驕傲，對二哥很佩服。
二舅英文底子很厚，《資本論》直接看英文版。搞政策研究時，中央經常要求了解西方報紙如何評論中國政府當時的某些政策，二舅的英文則正可發揮所長。有一次，英國“世界名人大辭典《Who's Who》寄來一個關於薄一波的介紹條目要求中方核實。經委要求二舅翻譯。二舅譯後，發現《Who's Who》對薄一波的介紹實在離譜。交上去後，薄一波本人看到譯文後也覺得哭笑不得，一扔了之。這說明當年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了解極少。
多年後，二舅的一位當年人大同班同學對我分析說，這可能也是當時經委要你二舅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王篤在人大讀書時在學生中英文顯得很突出。
由於當時政治形勢使然，他也會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二舅對我回憶過一件事，當時毛澤東提出“人多好辦事，人多力量大”，這是針對馬寅初先生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任務下達到二舅，二舅明明心裏認同馬寅初先生的觀點，但人在組織，身不由己，於是他按照領導的要求，附和毛的思想，顯示毛的正確，把國內外各種“克思”們的人口理論斷章取義地收集了一堆，冠以《馬恩列斯毛論人多是好事》的標題，交給了經委辦公廳。薄一波專門為此匯編寫了前言，還要求“限處級以上幹部閱讀”。
在這之前，領導還曾布置二舅寫一篇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文章寫好後，薄一波在文章題頭處寫了一行字：“鄧拓同誌，我委同誌寫了一篇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請予發表。薄一波。”很快，《人民日報》發表了二舅的那篇文章，這也是官方第一批正式批判馬寅初先生人口論的文章之一*。這同時也是二舅被發配前最後一次的“官方作品”。
幾十年後，二舅對我說，當年是奉命寫作，沒有辦法。言不由衷，還以勢壓人。愧對馬寅初先生！其時的大環境使然，那是一種組織行為，乃至政府行為。大時代中的小人物隻能徒呼奈何。
那時二舅仍然單身，馬洪先生經常把二舅叫到他家裏吃晚飯，邊吃飯邊談一些要研究的問題。特別是每次馬洪先生從薄一波家裏回來，立刻就會打電話給二舅：“老王，到我家來吃飯”，一邊吃飯，一邊傳達“上頭”的最新精神。吃完飯，二舅就會連夜把最新的中央精神整理歸納總結，第二天早上文章就放在馬洪先生的辦公桌上了。
到馬洪先生家的次數多了，以致於馬洪先生的家人和孩子們跟二舅也熟悉了。五十多年後，馬洪先生的女兒馬雅寫了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父親馬洪》，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其中提到了二舅，這是後話。
當了右派
1957年開始大鳴大放，共產黨邀請各界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共產黨員更是要“向組織交心”。二舅是經委政策研究室的黨支部書記，他熱情高漲的組織大家鳴放，幫黨整風，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僅自覺鳴放，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晚上回家想起來什麽白天會上忘了說的，第二天開會立馬再交一回心。生怕黨聽不到自己的心聲。
五十年後，我在聽二舅跟我回憶這些向黨交心的往事時，我懷疑他當時對黨的忠心耿耿是不是達到有點“缺心眼”的程度了——先對黨掏了心，接著再扒肝扒肺。簡直好像讓人拍了花子，讓說什麽說什麽，讓去哪去哪。與馬洪先生不一樣，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順利的，並沒有經曆過複雜甚至是殘酷的黨內鬥爭。他是真愛他的黨，恨不得他的黨一天之內變得完美。其單純，其真誠，其天真，其執著，其一廂情願，在今天的人們看起來幾近達到腦殘級別，很難理解。
我曾問他，你到底說了什麽讓你夠了線？他說，他有一些同學來北京出差，需要查資料，到哪個部幾乎都被拒絕，說是那些資料屬於保密級別。即使是黨員，也被不客氣的拒絕了。同學於是來走他的後門，因他這裏不僅可以看到中央文件，甚至可以看到政治局的文件。這些同學羨慕之餘，就在二舅處大發牢騷。
當時正是黨鼓勵大家提意見的時候，二舅的黨性就上來了！立刻找另一個發過牢騷的同學合寫了一篇《不要讓保密製度窒息經濟科學的發展》的文章發給了《文匯報》。這位合寫的同學後來也因此成了右派。文章強調指出，如果按照我們現在這樣的保密製度，馬克思當年的《資本論》根本就寫不出來！意思是馬克思沒地方查資料去。
此外，二舅對黨的幹部任用製度及黨的有些幹部進城後的特殊化和官僚主義，很多地方不按法律辦事，法製不健全等問題都向黨提了意見。
當時向黨交心的人太多，重量級民主人士更多，報紙的版麵得留給最重量級的“交心”文章，留給那些“最猖狂的”言論。所以《文匯報》壓根兒沒看上二舅對黨的這點心意，力度根本不夠，給退稿了。二舅還很為黨沒聽見自己的心聲覺得有點失落。
與馬洪這些從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不同，二舅這些書生們不明白，共產黨是從極其艱苦卓絕，異常複雜的，你死我活的，血雨腥風的鬥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政黨。對保密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即使取得政權後，共產黨依然延續了戰爭年代的保密製度。而二舅這些隻在國統區鬧過學潮的，腦子裏隻有學術的書生們就覺得這種保密製度製約阻礙了正常的學術研究。
直到1957年5月，二舅讀到了一份中央發給薄一波的“絕密”級文件，此文件規定隻印發到中央委員一級。這是毛澤東在5月15日寫的，題目叫《事情已經在起變化》。毛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還在興高采烈.。我們還需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我們說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已經自己浮到水麵上來了，並不要釣。”
二舅看了大驚，但仍以為毛隻是針對黨外說的。“共產黨員哪個不是經過組織嚴格審查才入黨的，怎麽會反黨。”（王篤語）諷刺的是，反右初期，他還被經委黨組任命為經委反右刊物的副主編。他當然沒有想到也就是幾個月以後，他最信任的組織，曾那麽器重提拔他的組織轉身一悶棍打到他頭上來了！
我曾開玩笑地挖苦二舅, 就你積極，就你玩命“交心”，就你好表現，別人不說話，為什麽就你那麽喜歡提意見？你不當右派誰當？但現在想一想，捫心自問，這樣指責二舅公平嗎？這樣指責那些和二舅一樣衷心為黨的熱血青年公平嗎？為什麽全國最後會有55萬右派？這50多萬人都是傻子，都缺心眼兒嗎？為什麽明明毛說了這是“陽謀”，這幾十萬人，無論黨內還是黨外，還那麽前赴後繼的給黨提意見，往那個套裏鑽？甚至還有像馬寅初，梁漱溟這樣解放前共產黨的同路人公開與毛澤東論戰。難道他們也都很幼稚嗎？指責他們對共產黨的批評就是想翻天公平嗎？指責他們希望共產黨改正錯誤就是想取而代之公平嗎？應該被追究被指責的是誰？
全國範圍內該“交心”的，都交的差不多了，毛澤東認為”陽謀“的差不多了，黨開始一個一個地“回答”了。二舅三番五次向組織表達的心聲，組織其實不僅早就聽到了，而且開始有所反應了。經委開始組織大會小會，對那些曾交過心，提過意見的人開始組織批判。二舅這麽個折騰法兒，對黨赤膽忠心得過了火，自然，最後政策研究室兩個右派名額，二舅“榮幸”的當選其一。一夜之間，曾是組織重點培養對象的年輕人就被打入了另冊，變成了敵我矛盾。
這個還不滿三十歲，徒有才華卻沒有政治頭腦和經驗的年輕人，一直把黨當做自己的精神母親。老以為“母親”特寵著他，跟“母親”說啥都行，怎麽說“母親”都不生氣。的確，在此之前，他的運氣好得簡直讓人嫉妒。哪成想，突然間母親”翻臉了！開始往死裏收拾這些說話不中聽的“兒子們”了。二舅後來告訴我，批判鋪天蓋地，檢查沒完沒了。他曾幾十天無法入眠，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哪兒反了黨，不知道組織到底要怎樣發落他。他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個右派施忠仁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著，別人對他們的一個眼神都能讓他們神經過敏。
我讀過一篇文章，裏麵描述犯人最難熬的是在等待宣判以前的那段時間。當最後的判決一宣布，反而踏實了。我想當時二舅的度時如日，度日如年就應該像那個等待宣判的犯人一樣。看著周圍的形勢越來越嚴峻，一批批的人被打成右派，並開始被送往蠻荒之地勞動改造。
本來的一腔熱血，不想卻把熱臉不僅貼了“媽”的冷屁股，還被“媽”狠狠地壓在冷屁股下麵喘不過氣來。二舅連驚帶嚇帶氣，心裏無限委屈，終於病倒了，連續數天早上刷牙時嘔血。最後被診斷為浸潤性肺病。
他強撐著跑到當時母親上學的學校，警告母親形勢不對了，立刻閉嘴。母親看見二哥麵無人色，臉色死灰，嚇了一跳。二哥告訴她，他已被劃為右派，並被開除黨籍了。正在等待組織發落。
等待期間，過去能看的黨的文件自然不能再看，但組織並沒讓二舅閑著，讓他給英文版《北京周報》的文章修改稿件，算是“學以致用”。
終於，組織宣布所有在京右派一律不得留京。經委的右派被發配到北大荒大興安嶺去伐木。
就在這些右派要啟程的時候，馬洪先生找到經委黨委，與他們商量：王篤已吐血了，身體不好，能否暫緩去北大荒。被馬先生救下來的二舅後來去了石家莊鋼鐵廠勞動改造。
這裏摘抄一段二舅2011年寫給馬洪先生女兒馬雅信中的幾段：“經委的右派們要上車了，你爸對我說了這麽一句：‘你身體不好，不要去了。’當時對右派已是敵我矛盾，話雖這麽一句，但在當時幫我說話，使我暫時留下不去北大荒，他等於在黨委麵前替我喊了一句：'刀下留人！' 而政策研究室的另一個右派施忠仁去了大興安嶺。三個月後，在勞動中被一棵倒下的樹壓死了。家破人亡。隻留下在北京年輕的愛人和不到一歲的女兒。”
“若沒有你爸的相助，也許我活不到現在。” “我離開北京的前一晚到你家向你爸辭行。臨走，你爸送我到門口，低聲對我說：‘老王啊，我不認為你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先去一個時候，過些時候，我想法把你再調回來。’” “1959年底，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你爸還寄了50元錢來周濟我。"
從上麵這幾段二舅的回憶，我已能看出當時馬洪先生與二舅不僅是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二人已成莫逆。馬先生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二舅做到了最多。這樣一位愛才的正直的老共產黨人身上散發出的人性的光輝，五十年後，仍然讓我肅然起敬。
二舅來到石家莊鋼鐵廠勞動改造。該廠黨委副書記原來也是薄一波的秘書，與二舅在經委時就相熟，但畢竟二舅已在“另冊", 屬於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不能隨便再靠近組織了。“隻有好好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1959年9月的一天，薄一波來到石家莊鋼鐵廠視察，二舅雖然以前為這位大人物寫了不少稿子，也曾多次和薄一波坐在一起開會，甚至有時開會就坐在他旁邊。但現在，首長來視察，五類分子是需要回避的。薄走後，黨委書記立即把二舅找了去，說，王篤，你改造得不錯，繼續努力，爭取早日摘帽。言談中並沒有提及薄一波是否問到了王篤。
但一個星期後，突然全廠召開大會，宣布王篤改造認真，態度最好，即日摘掉右派帽子！至今，這中間從沒明說的，在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下也不能明說的一切，都讓人遐想。應該說，薄一波對部下是念舊的。
1961年，大煉鋼鐵時建立的石家莊鋼鐵廠解散。仍是五類分子的二舅自此流落民間。右派當時沒人敢要，連街道都不要，即使摘了帽。此時，像其他許多右派家庭一樣，漂亮的太太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選擇了離婚，帶著孩子離開了他。
他無處可去。他已被政治折騰得精疲力盡，再遭妻離子散。極度的精神壓抑加上孤獨和被歧視，他終於選擇了逃避。他幻想尋找一個陶淵明式的世外桃源，自己養雞養鴨，種種糧食，自己養活自己。於是他來到了蘇北的鄉下。
農村歲月
當時中國的農村絕不是二舅想象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般美妙。那時的農村正在“三年困難時期", 餓殍遍野，死人無數。別說一個肩不能抗，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的書生，就是農民自己都吃不上飯，有的省甚至已發生易子而食的慘況。
二舅在那裏的生活可想而知。我已不忍心再詳細追問他那幾年是怎麽熬過來的。總之，他挺過來了。到了1970年代初，當時農村還是靠掙工分過活。幹得少，幹得慢，工分就少。分的糧食根本填不飽肚子。
生產隊夜裏組織偷糞，那是個高強度，高體力，還得會打架的活兒。每個人不僅要挑著糞跑，還要帶著木棒，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是一場大規模的械鬥！農民打起架來打出人命是常事。這個老右挑起糞來搖來晃去，常常弄得滿身大糞，又不會打架。如果一棒子打過來，打掉了眼鏡，東南西北都找不著，就隻有挨揍的份兒了！小命不保也說不定。隊長隻好安排二舅負責偵查放風。他認真盡責，四麵八方仔細查看，隻要發現對方一有動靜，立刻大喊“快撤！”一行人挑著大糞挑子借著夜色一溜快跑，溜之乎也。
時間長了，村支書看他一個人活得實在太艱難，覺得這老右人不壞，很老實，又識文斷字，就是幹農活不行，書記生出些同情，就跟二舅商量：我看你也不像個壞人，老實巴交。我有個女兒還沒出嫁，你又是單身，你們倆配個對吧。書記的女兒因為頭上不長頭發，在村子裏不太好嫁。但這姑娘人好，雖不識字，人長得壯碩，結實，能幹，尤其是個幹農活的好手。
當二舅告訴外婆自己準備再婚了，外婆特地從南京趕到如皋，再從如皋城裏靠著一雙“解放腳”（半裹腳）走到鄉下去看兒子。看到兒子住的草房，外婆無限心酸。她對兒子說，孩子，你太苦了，娘幫不上你，你也不能老是一個人，你得有個家啊！結吧！這樣你也有口飯吃。
在人大時，年輕的研究生們正值風華正茂之年，也對異性有著濃厚的興趣，也憧憬著愛情。但這些自視甚高的才子們還端著架子。二舅告訴過我一個他在人大時和同學們編的對女朋友的要求：“政治可靠的，年輕美貌的，高等學校的，自帶糧票的。”現在二舅自己都沒了糧票，政治上“更不可靠”，稀裏糊塗成了執政者眼中的敵人，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已沒有資格對別人提任何要求。
就這樣，這對相差21歲，一個研究生學曆，一個文盲，一個曾經在北京中央國家機關裏春風得意，激揚文字的年輕才子，一個在蘇北鄉下務農的目不識丁的姑娘結婚了。
過了一年多，有一天我放學，一進門就看到媽媽趕著出門，媽媽說，二舅家的草房屋頂被台風刮跑了，她得趕快去鎮上匯款給二舅，二舅等著錢買新草蓋屋頂。
那時我大約十二三歲，二舅的每次來信我媽看完我必看。記得有一次，二舅寫來一封信，報告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寫到最後字跡就看不清楚了，每個字都是斷斷續續，二舅在信的最後一句話中解釋道：“屋子裏太冷了，墨水快被凍住了。就此住筆。”自從二舅有了兒子，媽媽就給二哥寫信：我以後每月寄你15元幫助你把兒子養大。
這中間還有個插曲，媽媽那時經常是一拿到那幾十塊工資，如果去鎮上郵局要下山太遠，又怕二舅等得急，就幹脆把錢和全國糧票直接放進信封夾在信中寄給二舅。但直到幾個月後，二舅來信說他從沒收到過信和錢和糧票。母親大驚。一番順藤摸瓜才知道是二舅所在生產隊的一個村幹部對給二舅的信每封必拆，本來是想檢查這個右派的往來信件，但發現母親每封給二舅的信中竟然還夾著錢和糧票！
這時政治監視退而其次了。這人得了一筆外快。錢被截留了，信當然就撕了。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人後來竟然直接給我母親寫信要錢！是不要臉，還是窮瘋了？亦或是覺得給一個右派的錢本來貧下中農就可以拿就應該要？在那個荒唐的年代，什麽“人間奇跡”都會發生。
過了不久，一天我放學回家，媽媽手裏拿著個擀麵杖正在做蔥花餅。有人叫門，我打開門，“信！” 我拿過信一眼認出是二舅的筆跡，就順手遞給媽媽，然後就去寫作業了。媽媽正在看信，沒一會忽然聽到“咣當”一聲，我回頭一看，媽媽手裏的擀麵杖掉在了地上。就見媽媽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淚如泉湧。
我猜到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我一把拿過信："……孩子已在半年前走了！沒敢告訴你。孩子走的時候還不到一個月。因為天氣太冷，孩子得了感冒，後發展成肺炎，沒及時治療……" 二舅和舅媽把這個在世界上活了不到一個月的小生命用草席裹好，埋在了地裏。
過了兩個星期，去給兒子上墳，卻發現隻剩下了一堆白骨！因為埋得太淺，被饑餓的野狗聞到了，扒出來把孩子的肉給吃了！二舅隻得再向母親“借三十塊錢”，想買些木板釘個小棺材，“這次把孩子埋得深些……"
一個小小的生命在那麽簡陋的條件下來到人世，隻在人間轉了一個小小的圈就走了。走後竟還充當了生物圈食物鏈上的一環。寫到這裏，我深深為這個與我也有著血緣的小生命痛惜！唯一為他感到一點安慰的是，他還不懂得痛苦的時候就走了。無論是生病時和被狗吃掉。
又過了一年，舅媽又生了第二個孩子，還是一個男孩。這時二舅已到另一個公社的中學當代課老師了。算是又一次“學以致用”。舅媽一個人帶著孩子，還要照看地裏的莊稼。一次，舅媽早上天不亮就下地了，不到一歲的兒子還在床上睡著。不知什麽時候他醒了，自己爬下床，又從柴門下麵爬出家門，爬出院子，爬過村子裏的土路，爬向一個敞開的糞池。
農村這樣的糞池很多，每年都有幾個孩子掉進糞池淹死。也該我這個表弟命大，就在離糞池還有一步之遙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村民經過，看見了孩子。一把把他抱了起來。找到了舅媽。運乎？命乎？
二舅聽到了消息，趕了回來。他不能再失去第二個兒子。於是他自己到處撿些破木頭，做了個“獨輪車”，把孩子放在“車”上，將孩子帶到他教書的學校，在教室旁自己搭了一個簡陋的“亭子間”。他決定自己來帶兒子。平時二舅上課時，表弟自己就一個人坐在床上玩。這邊一哭，教室裏就聽見了，二舅馬上跑過來給兒子喂點吃的，哄好孩子，再跑回教室上課。
這中間有多少艱辛不難想象。但一個男人就這樣把兒子帶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如皋與表弟有一次長聊直至深夜，聽表弟講述著這些讓人唏噓的往事。我對表弟說，你父親是他們兄弟姐妹中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一個，你卻是我們所有表親中最苦的一個。
應該感謝我這位舅媽，她雖然是個農民，她雖然目不識丁，可是她卻在二舅最孤苦的時候給了二舅一個家。給了二舅一個兒子。也給了二舅一個活下去的希望。
選擇了“體製外”
1979年1月，全國的右派在胡耀邦的努力下開始平反。國家經委也給二舅平了反。2月，二舅忽然接到馬洪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談到他了解到二舅這些年的遭遇，並說好在共產黨員是經得起風浪經得起考驗的。信的結尾馬洪先生意味深長的寫道：“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聚首相談的，希望早日見到你。"
不到一個星期，如皋教育局就通知二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調令到了，要調二舅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馬洪先生自己被平反後，擔任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的副所長。他仍然惦記著他曾經共事過的幾個青年才俊，他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分別給他昔日最賞識的幾個弟子寫信，想招他們回到工經所。這其中就有我的二舅王篤和朱鎔基。
朱鎔基在國家計委時曾與馬洪先生共事，也是被打成右派後被趕出了國家計委。朱鎔基收到了馬洪先生的信，來到了工經所，並擔任工經所的辦公室主任。也是在工經所期間，在馬洪先生的主持下，朱鎔基恢複了黨籍。而我的二舅卻作出了另一種選擇，當社科院的調令到達如皋時，他卻選擇了不回北京。
也許是20年社會最底層的生活使他對世事麻木了，遲鈍了，也許是當年被政治捉弄得寒徹了心肺，也許是顧慮老婆孩子的農村戶口進不了北京……也許……很多的也許，但這個中的種種原因今天再去追問已無任何意義。隻是去年在二舅寫給馬雅的信中提到當年不回北京的決定時，他寫道：“當然做這種選擇是痛苦的，我是很願意早日見到你爸爸的。使他失望，我很內疚，因我對他有著不一般的感情……”
馬洪先生後來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參與了包括當時最大的中美合資平朔露天礦和寶鋼的上馬，以及上海浦東開發等數個重大國家戰略性工程的論證，他領導的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成為中央的智庫，數次為政府決策提供經濟論證。馬洪先生後來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而二舅，這個當年曾揮斥方遒、激揚文字的才子，在經曆過極其悲慘的遭遇後，雖然活下來了，但歲月蹉跎，雲起煙滅，他已不再激情。與馬洪和朱鎔基不同，他選擇了在“體製外”繼續過他平淡的生活。他好像生活在如皋這個“洞中”，不知“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麵的世界變了啊！
不僅我，我的母親，還有家族裏的其他人，多年來都為二舅深深的惋惜。
如果他1979年聽從了馬洪先生的召喚，回到了工經所……
如果他當時哪怕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做決定，聽一聽別人的意見……
如果他當時不那麽快決定，讓自己再想一想……
但我也知道，生活是沒有如果的。
作為人生的觀照和回看，我隻能說，選擇勝於努力，選擇高於才華，性格決定命運。
至今，二舅仍保持著他的一以貫之的“政治愛好”，與他聊天，他感興趣的全是國家大事，時政大事，其它全無興趣。我想，在如皋那個小城，他其實是寂寞的，尤其在精神上。那個小城的人們每天忙碌著他們瑣碎的生活，沒人關心掙錢和柴米油鹽以外的事情。而他卻每天把自己對新聞的觀察，心得和觀點寫在他的筆記本上。我第一次看，以為是謄寫過的，因上麵竟無一字修改，工整極了。一問之下方知那不過是二舅自己寫給自己看的。並無什麽謄寫。
情緒來時，他還寫了上百首打油詩，仍是工工整整的一本。我粗看了一遍他的筆記和打油詩，裏麵雖有悲傷，淒涼和絕望，但也不乏尖銳，調侃和幽默。幾十年來他用這種方式抒發著他對社會，對現實，對政治的觀感和理解。用這種方式保持著他的精神格調。
平靜的晚年
馬洪先生於2007年在北京去世。馬先生的女兒馬雅於次年發表了回憶父親的文章。
很巧，我的另一個舅舅看到了這篇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的文章，於是打電話給我告知此事，我請舅舅給了我一份馬雅文章的copy。馬雅在文章中有一段專門提到了二舅。摘抄如下：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調到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卻沒有正式的職銜。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繼續使用’吧，像從前在東北局，後來在國家計委一樣，他從清華，北大，上海交大和複旦，挑選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書生摸樣的青年被請到家裏吃便飯，飯後那青年還帶我一同去機關禮堂看了電影。他告訴我他的名字叫王篤。我不知道‘篤’字怎麽寫，他一筆一劃地在我手心上寫給我看。後來我再問到王篤叔叔，爸爸說他已經調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訴我，王篤在‘反右'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興安嶺去勞改，一棵大樹倒下來，把他壓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賞識、提攜的新秀，不少人受牽連，影響了升遷。朱鎔基算是其中最幸運的一個。”
很明顯，可能因為年頭太久了，馬雅記錯了。在大興安嶺被大樹壓死的是政策研究室的另一個右派施忠仁。
2008年夏天，我去如皋看二舅。特意帶上馬雅的這篇文章給二舅看。隻有我和二舅在一起的時候，我把文章遞給二舅，告訴他事情的梗概。80歲的老人慢慢讀著文章，我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的反應。我以為文章中的往事可能會使他有些激動，可是他沒有。看完後，他平靜地說：“小雅記錯了，被樹壓死的是施忠仁。是施忠仁自己告訴我他的死訊。”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什麽？他自己告訴你他死了？怎麽可能？“ 是的。施忠仁離開北京的那天，經委樓下停著一輛大卡車，是接右派們去前門火車站的。我走到樓下，幫施忠仁將行李拿上卡車。心裏想，此行遙遠，再相見恐怕不知何年。兩人說了些互相勉勵的話，無非努力學習，加強改造一類的叮囑。施忠仁還告訴我他愛人給了他一張照片，他帶在身上作紀念。隨即他上了車去了北大荒。”
“我到石家莊後，一天夜裏做夢，夢中施忠仁站在我床前，對我說：‘王篤，我死了。’我一下醒了！我是個無神論者，不迷信。但那個夢竟是那麽清晰，讓我忐忑不安。過了不久，一個過去經委的同事到石家莊出差時來看我，告訴我施忠仁已在北大荒被一棵倒下的樹壓死了。”
二舅說完，我一時竟找不到任何語言來表達我的感受。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為二舅，為施忠仁，為那些已經死了的，還有活下來的右派們。
從如皋回到上海，我萌生了一個念頭，我要找到馬雅，不為別的，隻為告訴她記憶中的那個王篤叔叔還活著！雖然由於馬洪先生當年的一句刀下留人的請求, 二舅沒有去北大荒，但他後來的遭遇至悲至苦，九死一生。
曆經三年的尋找。我要感謝柳紅小姐，最後是她幫我找到了馬雅。當我的第一封e-mail發給馬雅並告訴她王篤叔叔還活著，我能想象馬雅有多驚訝！當我和馬雅越過太平洋通過電話互相聽到對方的聲音時，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淚。五十年前馬洪先生和二舅的那段深切的友誼越過時空又重新連接了起來。我們在電話中聊了差不多三個多小時，馬雅問了一大堆我無法回答的問題，我隻能再去問二舅。我也問了一大堆我想知道的事情。
接下來，通過e-mail，我們互傳了彼此的簡介和照片，以及二舅和馬洪先生的照片。馬雅也終於和王篤叔叔通上了電話。通話之後，已是耄耋之年的二舅給“小雅”（他依然沿用五十年前對馬雅的稱呼）花了七天的時間寫了九頁紙的信，詳盡地回憶了他在經委時與馬洪先生的相處，讀來感人至深。馬洪先生與二舅已是天上人間，但五十年前馬先生對那個年輕人的栽培愛護乃至救命之恩，仍在二舅心底深處暖暖地流淌著。
二舅一生坎坷，但晚年平靜安逸。兒子也很有出息。他1997年曾抄錄過一首鄭板橋的《道情》，現在就掛在我辦公室的牆上。筆鋒靈活，字跡飄逸。“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我每天抬頭看見這幅書法，逐漸明白了二舅是怎麽讓自己在那些艱難的歲月中魂飛天外，物我兩忘。唯如此才能熬過那些悲慘的日子活到現在吧！
2012-04-07
《舅舅的故事》補遺
我最近在博客上發表《舅舅的故事》後，二舅寫信給我：“丫頭，我本已躲進小樓成一統，你又把我拉出來‘折騰’了一番。精神磨損太大。看完你寫的我，我隻能用八個字“一掬心酸，不忍卒讀”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話雖如此，過去的幾個月中，二舅還是對我的問題每問必答，哪怕這些問題會讓一個84歲的老人晚上因回憶而睡不著覺。二舅幫我將《舅舅的故事》補充修改了數次。直到今天，我還收到了兩封二舅的信，將修改好的最後一稿寄回給我。這幾個月真把老爺子折騰得厲害。心中頗覺不忍。
在今天收到的二舅信中，二舅開玩笑說：我不是什麽gold, 隻是一粒sand. 經你這麽一寫，一“折騰”，未免“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了……順便告訴你，我在鄉下當農民時，非常孤獨的時候，我讀了馬恩選集。月下河邊一個人散步時，我朗誦智利詩人聶魯達的一句詩：“像一粒子彈似的，穿過那十年被俘的歲月，我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我在農村時常自己哼唱解放前反蔣學生運動中的歌：“跌倒算什麽，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丫頭，這不是瞎說，是真實的往事。
信的最後，二舅寫道：“好了！永遠結束了！我又要躲進小樓再也不出來啦。”
補充一點，二舅在被平反後，一直從事英語教師培訓工作，他是個兢兢業業的老師，做得很出色，直到退休。1989年還獲得全國優秀教師獎。《舅舅的故事》中，我光顧寫他受的那些罪了，竟忘了提一下他平反後的工作成績。
把這些已沉澱半個多世紀的悲慘的往事撈起來，曬出來，還“逼”著二舅幫我回憶。我自己也覺得有些殘忍。可是我固執地認為，不能等他們老了死了，就再沒人知道了。這種回憶，再沉重，再悲慘，也應該寫。這種真實的曆史，離我們並不遙遠，不寫對不起那一代人，也對不起我和我的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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