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作家、導演。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1987年赴日本留學，1990年移居美國。作品有《洛杉磯蜂鳥》等，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編劇，電視劇《花開也有聲》導演。
我認識的日本鬼子們
作者 ：顧曉陽
01
篠塚和山田在1981年暑期來人民大學留學。山田是大學生，稚氣未脫，一副淘氣男孩的樣子。篠塚比他大幾歲，父親是開和服店的，他好像就在父親的店裏工作，業餘學習中文。
篠塚胖胖的，圓圓的臉，頭發後披。與他同屋的是東京大學的一位講師，30歲左右，為人嚴肅認真，很有學問的樣子，叫大塚。篠塚跟我們說：“大塚一回來，就，研究所。”意思是大塚熱衷枯燥的學術問題，沒意思。因此他成天往我們幾個壞小子的房間裏來回躥。
有一天他捧著一本厚厚的《漢和詞典》，邊讀邊走進我的房間：“男性生殖器、男根、雞巴、屌、得兒、嘹子、毬……”我大叫：“你念什麽哪？太難聽了！”“這些詞，意思一樣？”“一樣！一樣！”他翻了翻詞典，又念：“女性生殖器、逼……”“停！停！”我早都笑翻了。這個詞條下麵也有十幾個同義詞，用拚音標注發音，是中國各地的方言土話，大部分我聞所未聞。就這麽一本詞典、一個詞條，編者不知要花多大功夫。日本人真是太精細了！細到“良心大大地壞了”。
教學相長。篠塚順便也教給我日語的某人體器官的單詞。日語裏有關東口音（東京）和關西口音（大阪）的區別，這個詞的念法也不一樣。我認真練習兩者的發音，他聽了也受不了，大叫“難聽！難聽！”不讓我說。不用母語，你說什麽髒話都不覺得髒，但聽的人感受就不同了。你說，這樣的文化交流、這種壞小子紮堆兒傳授知識的結果，能好得了嗎？怪不得從此以後，人民大學再也不讓中國同學和留學生一塊住了。
山田會用日語背唐詩，說是中學裏教的。比如杜甫《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用日語說就成了“苦鹿馬（車）轔轔，烏媽（馬）蕭蕭……”他特別瘦，留著一頭四下紛披的亂草頭，一看就聰明。他的同屋叫奧田，30多歲，愣了吧唧的，隻會說一句中文“你會說、日語嗎？”每天到食堂打飯，炊事員問：“要什麽菜？”奧田說：“你會說、日語嗎？”炊事員又問：“請問：您、要、什麽、菜？”奧田回答：“你會說、日語嗎？”山田經常給我們講奧田的趣事，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山田（左一）、鋼元（右一）、篠塚（右二），1981，人民大學留學生樓
友誼賓館原來一直不讓中國人進，不久前也“改革開放”了，在東北角開了一個對外餐廳，因為離學校近，我們經常去。餐廳有一位女服務員小齊，和我們很熟，她性格開朗，管我們叫“祖國的花朵”，見麵就開玩笑。我們帶篠塚、山田等去時，小齊自然熱情相待。
當時，不讓中國人進的地方很多，北京飯店、國際俱樂部等、包括友誼賓館的裏邊，我們都是跟著這幫鬼子混進去的。
02
桂川老師1950年代來中國定居，在四川生活，娶了四川太太，經曆了整個文革，中日建交後才回到老家北海道。他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和中國人沒什麽兩樣，什麽事都一清二楚。記得那時他曾跟我說：“北京應該開一些咖啡館，現在遊客多了，走在街上沒有休息的地方。”
後來我才知道，日本在1950年代曾取締共產黨，抓了一些人，因此有一批日共黨員跑來中國定居，直到中日建交後才陸續回去。這曾經是兩國之間的一段秘辛。我推測，桂川老師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位領隊是個阿姨，叫東海，更厲害，滿口東北話，“四野”的，打過仗，唱起中國革命歌曲激情四射。現在有人專門研究四野中的日本籍戰士，很有意思。那些回到日本的四野老兵，組織了很多“四野”戰友會一類的團體，幾十年來一直堅持活動，有的還自費出版期刊和書籍，回憶參加中國解放戰爭的歲月。
留學生樓靠在人大最東邊、緊鄰中關村大街，樓下正好有一個公交車站，每天早晨6點左右，公交車就繁忙起來。車一進站，售票員就用電喇叭喊話：“332路快車啊，一站動物園兒先下後上……”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後來，日本同學都學會了這幾句話，沒事兒就喊“一站動物園兒先下後上”，北京味兒十足。桂川老師說的噪音就是這個，但我們毫無辦法。
大穀和鈴木是隨桂川老師來的，北海道大學的學生，本本份份。他倆對北京的聲音特感興趣。那時北京人的住宅都很小很擠，公共場所又少，夜店更是聽都沒聽過。所以，搞對象的隻好去公園，往灌木叢裏鑽。不知道大穀鈴木是怎麽發現的這件事，總之，他倆經常揣著錄音機，趁夜遛進紫竹院，偷錄灌木叢裏的聲音。後來，大穀成了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鈴木是日本研究中國法律史和法律製度的權威。如今，那珍貴的錄音資料如果還保存著，可是舉世罕有的北京“老聲音”了。
年輕人天天在一起，男女之情免不了。兩個日本女生愛上了中國男生，在她們眼裏，中國男生溫柔、聰明、異國情調、還有故事。約會秘密進行，但日本女生單純，也不知道在中國幹什麽都得保密，她們喜歡向朋友訴說。所以很快，我們也都知道了。這不要緊，關鍵是學校的領導比我們知道的還多，這筆賬就算記下了，一直影響到當事人的畢業分配。中國女生倒沒有一個下水的，其實日本男生對好幾個女生都讚不絕口，但膽子太小，不敢表白。
03
我十分尊敬桂川老師，他對我也很好，回國後，我們保持著通信。他在劄幌開一家中文書店和一所中文學校，有學生來北京留學，他就介紹他們找我。北島寫的《我的日本朋友》一文中的主角AD先生，就是桂川老師的學生。AD結婚後，桂川老師來北京，還特意對我說：“謝謝你啊！給AD找到了愛人。”
大穀和鈴木在幾年後又來北京讀碩士，我們來往密切。大穀一米八幾的大高個子，儀表堂堂、正正派派、溫和文雅、與世無爭。當時蔡導演在籌拍電視劇《中國女排》，正物色飾演日本教練的演員，副導演王子音找我幫忙，我推薦了大穀。據說大穀一去，蔡導演就相中了，覺得非常合適。可大穀一心向學，無意觸電，婉拒了邀請。導演組的人都感到惋惜。
記得還是在人民大學時，有一次聊起戰爭，大穀說：“什麽戰爭我都反對，我不喜歡戰爭，很討厭。如果有別的國家打日本？我就投降……”說“投降”時，還舉起長長的雙臂。這使我了解到當時日本青年對戰爭的態度，很感新奇。他還說過：“日本的政治家都是什麽都不會幹的人，隻會搞政治，他們比一般人（水平）都低的，都是腦子不太好的……”日本人侵占中國時，曾規劃在複興門以西建“新北京”，也是第一次聽他說的，日本人把圖紙都畫好了。
篠塚幾年後也來到北京，他在日本一家進出口公司工作，派駐北京，住在新僑飯店。他對北京的觀感是：“（人們）笑、多了。”這大概是1984年左右，離他第一次來隻相隔兩三年。我們自己身處其中不覺得，他作為外來者，一下就觀察到了變化，可見那時人們生活改變的速度之快。
他仍然單身。我帶他參加我們的聚會，有男有女，希望他能遇到喜歡的女孩兒。但他太老實了，跟女生一說話就臉紅，在北京幾年毫無收獲。當時麗都飯店剛開業，那裏有了北京第一家保齡球館，篠塚請我去玩兒，我才第一次見識了傳說中的保齡球。
04
1987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我到了東京。篠塚去機場接我。他開一輛舊的小跑車，他說：平時上下班都是坐地鐵，買車純粹為了找女朋友，東京停車位太貴，有車是個麻煩，但沒有車，女孩兒約不出來。他把我拉到澀穀，請我吃了一頓中華料理。
飯後，我一個人在澀穀漫步，被震驚了。那時的北京城，還是一座“黑”城，一到晚上八九點，商店、餐館全部黑燈關門，街上隻有路燈是亮的，熒熒如豆。所謂“平安夜”，絕大多數人不知為何物。在澀穀，我頭一回目睹了現實版的“火樹銀花不夜天”，比想象的更燦爛。在令人目眩的萬千商品的轟炸和刺激下，我的消費欲被強烈燃起，但囊中羞澀，轉悠了半天，在藥妝店裏買了一管牙膏。
山田在東京的一家飛機租賃公司工作。他穿著一身皮衣、戴著頭盔、騎著一輛摩托來田端找我。他好像變了一個人，沉穩、成熟、持重，當年那個在人大留學生樓裏像猴兒一樣淘的大男孩不見了。更有意思的是，他已經把中國話給忘了。我們倆盤腿坐在榻榻米上，空口喝著清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法兒交流。
兩年後的冬天，我去劄幌玩兒，又見到了桂川老師，他還是那樣精神矍鑠，帶我去他的書店參觀，那裏不僅有中文書籍，還賣中國製的文房四寶和其它產品。大穀當時是大學講師，送我一本他寫的小冊子，是研究宋代的牌戲“馬牌”的，看了他的書，我才知道什麽是馬牌，以及馬牌如何演變成現在的麻將牌。真是個鑽研學問的人！他請我到他家去，我們一邊喝酒，一邊暢談。
中間坐者為桂川老師，2019，劄幌
桂川老師的學生穀內等人給我安排了酒店，並陪我玩兒了兩天。他是和AD及女生山本等一起去的北京，曾在中央戲劇學院研究中國戲劇。山本愛讀詩寫詩，曾在中國出版過中日文雙語詩集。當時她也在劄幌，多年不見，開懷暢飲。後來她又在北京和沈陽工作多年。
05
我的同事小孟學“言派”，大學同學小梁唱“馬派”，我提議在我家搞個“堂會”，讓他們二位“叉叉戲”。琴師忘了是誰了，也是專業水平的。小孟的父親是名教授、北京有名的京劇票友，他從小受熏陶。小梁的父親是煤炭部的，也是票友，當時的煤炭部長高揚文是戲迷，小梁常跟父親到高揚文家唱戲。
正熱鬧著，忽然有人推門而入，是個白人姑娘，又年輕又漂亮，“這是顧曉陽家嗎？”“是……”“我是中戲的，法國人，跟張君秋學的。”她誰都不認識，可能是穀內告訴她的，不請自來。但人家不管這套，更不怯場，低聲跟琴師交談幾句，琴聲一起，張嘴就唱，行腔吐字，一點兒毛病沒有，十足的張派大青衣。
我媽媽的一位朋友也是戲迷，由兒子攙扶著來了，剛進院子，屋內就有人看見了，大喊：“又來一老旦！”客廳人多，阿姨獨自坐在隔壁房間，聽得搖頭晃腦、如醉如癡。阿姨大家庭出身，是真正的行家。
唱完，眾人一起出去吃飯，一出大門，隻見我們胡同的大爺大媽在牆根兒坐了一溜，都是聽蹭兒的，見我們散了，不勝遺憾。
小孟比我早一年到日本，等我在東京見到他，他的日語已跟日本人說得一模一樣，連日本人也聽不出來是外國人。外語說到這種程度的，一百個裏挑不出一個。真是個人才！
歲月如梭。二十年後，大概是〇八、〇九年，我在北京忽然接到了一個電話，外國口音，說：“你是顧曉陽嗎？我是山田……”簡直太意外了！我1990年離開日本後，就跟他斷了聯係，沒想到過了這麽多年，他居然能找到我。
他說：他看到我的一本書，於是跟出版社聯係，輾輾轉轉，終於要來了我的電話。他在青島已經七年，是日本公司派駐過來的，如今任期已滿，馬上要回國了。他問同學東憲、鋼元都還好嗎？聽說他倆在北京，他立刻從青島飛了過來。
鋼元請客，山田與東憲和我等重新聚首。他變化不大，還是比較瘦，對在人大留學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他不僅又會說中文了，而且說得很流利。
他在青島那麽久，很寂寞，所以開始畫畫，而且養成習慣，要到戶外去畫才行，不出去就不想畫。他還通過網絡，參加了中國人的乒乓球俱樂部。看來是個很會安排自己生活的人。對電腦著迷，也很精通，自己家裏有好幾台電腦，同事管他叫“電腦蜀黍”。
我問他篠塚的消息，他知道的還沒我多。我到美國後，曾與篠塚通過信，他結婚了，給我寄來他和太太的照片。但後來漸漸失去聯係。
山田回國後，找出篠塚當年的電話號碼，那還是篠塚老家的電話，他打了過去。接電話的是篠塚的哥哥，盤問了半天山田與篠塚的關係，才告訴他：篠塚已經病逝了，留下了兩個孩子。實在難以置信！他才四十幾歲，正當壯年，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人生的迫促，如黑暗中射來的冷箭，再一次狠狠地擊中了我們。
又過了兩年，山田與在青島時認識的中國姑娘結了婚。太太去日本前，兩口子來了趟北京，與鋼元、東憲和我一起吃了飯。
因為太太的關係，現在，山田也有了微信，我們再也不會失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