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中國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第一批殉難者。
作者：應克複
中國有多少地主？1948年，中共根據毛澤東指示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麵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計算，土改中要打擊三千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中共把打擊麵縮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農)。以當年三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九百萬個地主分子來。如果加上老解放區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區的富農分子(除去已被處決、批鬥與逼迫致死的200餘萬地主分子)，全國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萬。(見土行孫《土地改革與社會大監獄的形成》，《爭鳴》2011年第12期)
消滅地主階級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打出的旗幟——所謂“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所謂“反帝反封建”。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的社會基礎，作為農村的剝削階級，消滅這個階級，其正義性誰會提出質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整個中國沉默無語。曆史的這一頁似乎就這樣翻過去了。
毛澤東獨裁統治的二十七年中，許多中國人認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確的，1957年之後才開始犯錯誤了：“反右”啊，“大躍進”啊，等等。對以消滅私有製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許多人不認為是錯誤的。至於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其正當性更不容置疑了。
現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更不待說文革，回憶與評說這些運動的文字，已堆積如山，浩如煙海。可是，整個地主階級，涉及到三千多萬人的命運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卻罕見有文字記載，至於學術上的研討，可以說更是一個空白了。
直至半個世紀之後的新世紀頭十年，才有一些學者涉及這一領域的研究。
如楊奎鬆在2009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中就對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進行細致的曆史敘述。高王淩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對地主和農民的租佃關係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民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的剝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發表的《地主——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對地主和土改進行回顧和評價，等等。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時刻，強忍病痛，為地主正名留下了鑿鑿篇章。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寫出了“‘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運”一文。
該年11月，即去世前兩個半月又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夢’怎麽說——關於地主經濟的思考”一文。這是他生命發出的最後光華。
丁弘說，地主，作為一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敵人，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地主經濟問題》，4頁)。為什麽是一個“偽命題”呢？丁弘的分析是：
第一，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租賃關係。“農民和地主的關係，是在私有製基礎上自由結合的租賃關係、合同關係、契約關係，而不是什麽強製性的封建關係。”“這種租賃關係有相對的合理性。” (《地主經濟》，15頁) “觸及問題的實質，要看租賃關係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農民提供勞動力，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土地)，這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形成生產力。分配一般是對半分成。”“租賃關係雙方的相處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戶甚至有時親如兄弟，感情相依。” (《地主經濟》，5頁)
為了說明地主和佃農不是一種對立關係，丁弘引述了孫大午(河北省農牧集團董事長)對貧農和地主的關係的調查。其中，86歲高齡的沈莊汪氏回憶說：“我們一家都給汪家地主幹過活，人家對我們都很好。長工們吃餅子和白菜，東家吃的不一定有我們好。後來鬥地主，讓我男人上台訴苦。我男人說了實話，被轟下台。種人家的地，為什麽不準人家收租？現在你不交公糧行嗎？”鬥地主“先是把人家綁在板凳上灌水，往死裏打，不給飯吃，後來又用鐮刀割了耳朵，最後把人折磨死了。不當這樣幹，分了人家的家產，人家又沒有害過人……” (《地主經濟》，8頁)
地主與佃農之間租賃關係的合理性以及兩者之間合作的平和狀態，否定了地主是一個與農民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當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壓佃農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 (《地主經濟》，5頁)
第二，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當作革命對象，這是“張冠李戴了”。“地主和農民之間並不是農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麽？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說的‘百代都行秦政製’，即‘封官、建製、牧民’的專製體製。”“建國後的任務應該是解決‘主權在民’的問題，解決專製體製所形成的封建意識、官本意識和等級觀念等上層建築問題。”“現在，把地主階級當做替罪羊，認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製。這是張冠李戴了。”結果是，“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而專製體製加強了。”(《地主經濟》，15-16頁) 這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陷入嚴重錯誤的深度總結。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頭便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還說：“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認友為敵，領錯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第三，那麽，怎麽看待農村的貧富差別呢？地主和富農如果不是剝削，那麽是什麽原因成為農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農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說：“一個村子裏，貧富的狀況是不斷洗牌的。富餘農民的原始積累，無不是依靠勤儉過日子。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地主經濟》，15頁) 他還引述了一個材料：“始於秦漢，私有土地都是可以買賣的，有人家殷實一方，可能五世而斬。有的人家本無寸地，經三代披星戴月而廣有阡陌。可能三個兄弟，各自接過祖上一份相等的田產。老大好抽，產業化為鴉片的青煙；老二好嫖，財產換作飄飄然的神仙；老三還勤奮耕作，足以讓靈牌上的列祖綻放出燦爛的笑顏……”丁弘因此說：“這種演變是很正常的，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天道呀。”所謂“天道”，就是獎勤罰懶，優勝劣汰。“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演變，在各地方誌和民間傳說裏比比皆是。它鮮明地體現出一種激勵文化”(《地主經濟》，11頁)。
消滅地主，實行共產，產生什麽結果呢？
消滅地主，“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地主經濟》，12頁)。消滅地主之後，接著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付之一炬，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一度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丁弘說：“人民公社給億萬農民帶來的災難不堪回首，罄竹難書！” (《地主經濟》，32頁)
他引述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說明問題。
李洪林說：“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當時我們工作組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曆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曆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製度。”(《地主經濟》，31頁)
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等四位跑遍了陝甘寧農村進行調查，不斷寫內參呈報中央，後結集出版《告別饑餓》一書。“基本情況說明，建國三十年，農業生產還沒有達到建國前的水平，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局麵。” (《地主經濟》，32頁)
以上兩項調查，證明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農村實驗的失敗。
李洪林還說：“下放種地對我是一種懲罰，但卻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有苦到這個程度，農民還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自己支配。“這一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裏是農民啊，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由。”“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農民連討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地主經濟》，31頁)
丁弘補充說，我曾下放農村八年。我想補充一點：“中國農民被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此前，租賃關係對半分成是基數，還是有‘譜’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所有製屬於生產隊、大隊和公社)，對生產隊的資源和勞動力都可以調撥，用行政手段控製農業經營，這就沒有‘譜’了。……所以六十年代人為造成的饑饉，隻有靜靜地等著餓死的份兒了。”“農民的苦難深重啊！” (《地主經濟》，31-32頁)
丁弘對地主階級有如此評說：“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在曆史上消失了。”“已經消失的地主階級，它是漫長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一個亮點”。“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是一個村子裏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主要的投資力量；在文化的傳承上，它更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地主經濟》，12頁)。
展望未來，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國曆史進程還不知道會怎樣發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國人肯定會更客觀、更聰明起來。他們會樹立起科學的曆史觀，對逆曆史潮流而動的現象也肯定會有明晰的評說。”（《地主經濟》，33頁）
丁弘明白，他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曆史演進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是一個道德滄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 (《地主經濟》，20頁)。後人肯定會繼續研討這一問題。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話說地主階級》最後發出的感慨：“什麽時候，撕開那片如霧的沉默，這片廢墟上也會飛來一頭思想的大鳥，銜來一個對地主製經濟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說呢？” (《地主經濟》，12-13頁)
對地主經濟的評說，最後以謝韜的詩句作為結語：
千秋功罪千秋說，
啞口無聲卻有聲。
江河常照經霜月，
滄海難洗血淚痕。
轉自:《丁弘的意義——評說共產主義先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