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塵封的家事
束美新 五顏六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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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束美新
父親束星北和母親葛楚華先後生了七個孩子，依次是兒子束越新、女兒束滬新、兒子束孝新、束慶星、束義新、束潤新，最後是我。自從1931年父親回國結婚，母親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親的身旁，在父親最艱難困苦時，母親給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撐。我母親慈悲為懷，厚道、大度。無論別人說父親什麽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堅決地與父親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務，認真撫養孩子，與鄰裏的關係也一直很好，遇事處之泰然，從來沒抱怨過。
束星北夫婦
母親9歲時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鄉。母親從此在教會學校上學，學會了愛，學會了寬容大度。母親常常對我講，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嬤嬤們的奉獻精神。但學校卻說教會是特務機構，這和從母親口裏知道的完全不一樣。母親總是對我們講，後退一步，天地寬。做人不要光考慮自己爭麵子，更要學會給別人搬梯子。
1957年，“反右”前束星北全家福
肅反運動期間，父親受不了，曾想到自殺。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親悄悄地指著腳盆裏父親那套濕透了的衣服告訴束慶星，你父親昨天晚上去過海邊了，你不要隻顧著看書，上去看看，和他談談話。哥哥就告訴父親可不要想不開，既然從來沒做什麽虧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總歸會查清楚的。父親說：“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為我告狀？”哥哥堅決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為你已經死了，去也活不過來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現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親去了青島市檢察院。
聽完父親的陳述，檢察長問：“束教授，你認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親說：“當然不是。是，我還會來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懷疑，那就讓人家去懷疑好了，人家說你，那就讓人家說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後要根據事實來判斷，而不是根據有沒有人懷疑和說你的人的多少來定。”他接著說：“你是教授，過去用筆杆子、嘴皮子工作，現在是參加實際鬥爭。這是一場群眾運動，我們要接受黨的考驗，要挺直腰杆，決不能自暴自棄。”臨別時，檢察長將他們送到門口，並再三叮囑父親要記住三句話：“真金不怕火煉”、“大度包容“和“忍耐”。此後沒聽說他要離婚、自殺。當時，四個孩子一個在高中、一個在初中、兩個在小學，父親不能沒有顧忌。
我從來沒看見父母互相指責和爭吵，即使在生活最艱難的時候也沒有。有時候，他們可能鬧別扭，父親跟母親賠個笑臉，什麽問題都過去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肅反期間，我七八歲，半夜睡覺醒來，聽外麵的房子裏父母談話，聲音很小。母親說：“實在不行的話，我們就離婚，我沒有別的條件，我隻要帶著妹妹。”我聽後很害怕，擔心了好一陣子，但實際上並沒有出現離婚的情形。
束慶星1956年從青島二中畢業，高考成績很好。父親當時已經挨整，受到牽連。清華北大錄取時，他的檔案被甩到一邊。虧得還沒錄取完，父親獲得短暫的平反，他才得以上複旦大學。我大姐束滬新隻考上了石家莊俄語專科學校。二哥束孝新從唐山鐵道學院畢業後，分到成都機車車輛廠，後被送去勞動教養，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還有一個哥哥下鄉到萊西。母親原在山東大學校產科工作，“反右”受牽連，站在凳子上被批鬥。1959年，山東大學遷往濟南時，她被迫辭職。直到1983年底，經山東省政協主席趙芳洲過問，山東大學才為她補辦了退休手續。
大哥束越新1950年18歲當兵，做到飛行教官。父親劃為右派，又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後，就不讓他飛了，1959年複員回青島。回來後強迫父親寫檢查，家裏氣氛才有點沉重。當時我真的從心裏恨他，我的兩個哥哥也恨他。後來大哥對我說，父親強，不這樣，說不定早就被打死了。想一想確實是這樣的。父親不想寫檢討，檢討確實是他的親筆。但據我所知，很多檢討是大哥讓他寫的，甚至是我大哥寫完讓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認。大哥坦率地認為改造的辦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認為父親基本上沒變，還是老樣子。我隻能說他學會了保護自己，變得更低調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沒有感覺到大的變化。在這一點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文革初期，山東海洋學院、青島二中等好幾幫學生抄家，要帶走我父親。大哥就和他們爭吵，說：“你們找青島醫學院去，沒有青島醫學院的同意，你們不能把人帶走。”學生們隻好帶走母親和大哥。後來看我大哥穿軍大衣，有所顧忌，抓我母親也沒什麽用，才將我母親和大哥放出來了。後來我們逐漸理解大哥了。他等於從天堂到地獄，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開玩笑，我們弟妹都沒進過天堂，都沒有你那樣的感受。
1960年，父親看到大哥從一個飛行教官淪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車，就全力指導他研究顏色光學。顏色光學是一門邊緣物理學科。父親教大哥物理、英語和德語，大哥也很刻苦，兩個人全神貫注地研究學問，寫出了《顏色光學》一書，就不大在乎外麵世界的事了。父親的精神完
全轉移到幫助大兒子重新站起來的信念中。改革開放後，大哥創立了顏色光學研究所，並擔任顏色光學學會會長。
父親在月子口水庫勞動期間，每月20元生活費，大哥複員回家，沒有工作，母親也沒有收入，我們幾個未成年，生活異常艱難。1960年他到青島醫學院，拿到85塊錢，日子過得依然緊張。當時運動不斷，好在他人緣好，幫助別人修半導體什麽的。打飯的時候，夥房師傅特意給他多加飯菜。
1975年春節的全家福
我家從各方麵都是優先考慮父親的。災荒年代，母親在陽台上養兩隻雞，雞下蛋以後首先考慮給父親增加營養，然後考慮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傳染上了結核病。為了治病，家裏隻好變賣東西，包括樟木箱子等。父親非常坦誠，鄰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說：“妹妹得結核病了，小心不要傳染上，別和她玩。”
1971年底，父親跟隨青島醫學院到北鎮，就是今天的濱州。當時連臥底的手段都用上了，動員他的一個學生監視，定期向公安部門反映他的情況。我也看了檔案中的很多揭發材料。我不怪這個學生。他臥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離開山東大學。他感覺窩囊，想找我解釋，我說沒有必要了。那個年代向黨匯報，是一種要求進步的表現。隻有在民主意識健全的時候，才知道這是不正常的。
父親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沒摘成。剛有一點希望，就破滅了，該怎麽生活還怎麽生活。我覺得他的狀態還是比較自然的。他跟我說，當反革命和右派要當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島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說怎麽有本事，還說他貪財。我問父親：“怎麽人人都說你貪財？”父親說他不愛做的事情，就會要錢。他不會撿好聽的話說，很坦誠。但是往往坦誠大了，就真誠地跟人提意見了，就說人不愛聽的話。父親在意的是自己的感覺。有一次他身上掛了一塊“反革命極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回家，我看了很心酸，眼淚馬上掉下來了。誰知，他卻安慰我說：“哭什麽，認識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認識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誰。”
1974年春節，父母在北鎮青島醫學院分院時，因青島醫學院附屬醫院心電圖、腦電圖等進口儀器全壞了，無人會修，便將父親從分院調回青島。得知父母回青島，我寫信給上海、南京、成都、萊西的哥哥姐姐，相約春節回青島。就在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親向全家人鄭重提出，他死後要將遺體捐贈給青島醫學院。原來，他在打掃衛生時，看到醫學院的屍體標本奇缺，屍源基本上是靠無人認領的死刑犯人，造成醫學院的學生到畢業都沒有碰過屍體。他隨即與解剖學家沈福彭教授約定，去世後將遺體捐贈給醫學院作醫學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噴吸一種叫腎上腺素的藥物。醫學上講此藥會損壞心髒，而他用了多年，心髒卻沒有發現問題。因此希望死後解剖遺體，驗證腎上腺素對心髒是否有害，也算不枉在醫學院工作這麽多年。
五嫂王惠玲告訴我：“我和束義新開始確立戀愛關係時，他在青島瑪鋼廠工作，我在紡織廠。瑪鋼廠的軍代表跟我說，家庭問題不可以選擇，新型的社會關係是可以選擇的，你找這麽一個人，你想幹什麽？我說，他父親是右派，他不是。賊的兒子不是賊。他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麽就成了反動的？黨的政策是即使有錯誤，也要挽救啊！軍代表又問我，你不怕受到牽連？不怕被遣返到農村去？我的態度很堅決回答，全國七億人口，五億農民，那五億人就不是人啊？當農民又怎麽了？你們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軍代表就不說話了。1966年，束義新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上是隔離和軟禁，直到1968年才放出來。我那時沒法與他聯係，想起來真是不容易。記得有一段時間，政策有轉暖的跡象。我感覺這個很重要，就寫好字條，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纏好，包在用開水燙好的餃子裏，與其它煮熟的餃子混在一起送給他，幫助他樹立信心。他在裏麵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們就這樣傳遞信息，多不容易啊！他當時的處境很險惡，他的一個好朋友就是在學習班上被活活打死了。”在那個年代，王惠玲有勇氣走進我們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顧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
束慶星回青島結婚，女方家裏不同意，因為他是殘疾，父親又是右派，他倆等於是私奔到青島的。父親覺得這樣是對對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們送回上海，請嚴中簡當媒人到女方家求婚。在那樣的形勢下，父親這樣做沒掉價。此後，女方家對我們的態度才好一點。
父親對我的教育
我上學時，父親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業。說：“你懂了的題目，可以不做作業，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課時聽懂了，就不要做重複性的工作。”他從不過問我的學習成績，不要求我們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麵的東西。而是希望我多動腦子想，增強理解能力，做一道題，得從幾種方式得到同一個答案，非常嚴謹。他基本上不大管我們的學習，我問學習題，他三言兩語就說明白了，更多地讓我們自己獨立思考。所以我在學校學了更多的東西。這和現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樣的。
父親不給我們留任何財產，他說他的父親太有錢了，所以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們，很少有出息。我1960年考上青島二中，學校叫我劃清界限，讓我寫思想匯報。我劃不清啊！1964年，班主任建議我住校，說我在家裏會養成嬌驕二氣，容易受父母的影響，達不到劃清界限的目的。在學校裏，大部分老師對我非常好，個別老師比較差勁。有幾個同學認為我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歧視我，確實讓我覺得寒心。那時候一個人七尺布票，父親一米八五的個子，我哥哥也都是大個子，所以我和母親的布票就給他們了。母親將她的衣服改一改讓我穿。母親的衣服都是好料子，我在學校裏就顯得穿得很好。老師和同學就以資產階級小姐講究吃穿批判我，給我壓力不小。但我這個人不自卑，就和你們比學習。
我在中小學的成績一直很好，不用父親操心。1966年高中畢業，正好趕上文革，不能繼續上學，又擔心上山下鄉，因小哥哥下鄉到萊西，非常窮困，爸爸不表態。大哥堅決阻止我下鄉，要我在家好好學外語。我因為對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沒有聽他的。1967年，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軍區的領導，我在那裏待了近一年。後來姐夫說，有一封青島人民來信，說父親破壞上山下鄉，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這個情況，趕緊回到青島。到那兒看見大字報寫的是“反革命極右分子束星北滾出合江路一號”。家被搬到登州路33號了。我到33號一看，隻有17平方米，亂七八糟，關於電磁學的書泡在水裏。
父親被打成右派以後，家裏兩層樓變成一層。搬到合江路一號，家具又少了一些。這次到33號，就隻剩下一個寫字台和一個圓桌。寫字台是父親看書用的，圓桌是吃飯用的，白天吃飯，晚上拚成大哥的床。父親又買了個單人鋼絲床，母親用兩個小板凳在鋼絲床的床幫上睡覺。家裏沒有我住的地方，隻好借住在鄰居家。父親患有嚴重支氣管哮喘、肺氣腫，有時幾乎喘不上氣。我什麽話都沒說，把家裏整理幹淨。買煤等比較重的家務活都是我幹。有一年國慶節，我到北鎮，看見夏天的短袖衣服還掛在那兒沒人洗，心裏很難過。
學校說我逃避下鄉，其實他們知道我父親是右派，因為二中很多老師是山東大學家屬，對我家的情況很熟悉。我這個姓一提，都知道我父親是誰，當時的報紙報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這種情況是沒有辦法的事，隻能隨遇而安。後到聊城的三線廠當了工人。我每年回家一到兩次，照顧父母。
1977年恢複高考的時候，我已經結婚，父親不太願意我報考大學，擔心會影響我的婚姻。大哥和五哥讓我考，說你學習那麽好，不考要後悔。結果我報考了。考試前，父親在濟南開會，給我寫了一封短信，說記住會做的題先做，不會做的最後做，就這麽兩句話。他還建議我不要考山東大學，認為他們的基礎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我說，太不務實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嗎？能有個學上就不錯了。通過努力，我考上山東師範學院聊城分院數學係。畢業時，父親認為我做學問已經來不及了，希望我做具體工作，也可以搞點技術，但一定要學好英語。許多技術資料是英文的，儀器也都是從國外進口的，英語是工具，把英語學好後，看懂第一手資料，就能比別人領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應手，我就這樣做了。
束星北複出後的隨筆小詩
父親對我非常寬鬆、民主，這種教育方式是中國不多見的。他是慈父，對我的關心比母親都多，我非常感恩。他那剛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氣概和對科學事業的獻身精神，都讓我難以忘懷。他教育子女絕不說違心的話、謊話，我們從小就受這樣的熏陶。
但長期的改造在父親的心理上還是留下了厚重的陰影。198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下班回家，遠遠地看見父親在樓梯口徘徊。以為是沒帶鑰匙，進不了家門，便趕緊跑過去，這才發現父親的神色不對，滿臉疑雲和不安。我問他是怎麽回事，他不說話，隻是嘴向樓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為家裏出了什麽大事，趕緊上樓，發現有兩個民警在家裏，這才鬆了一口氣。原來，幾天前我在中山公園丟了一輛自行車，報了案。人家是來通知我去公園派出所取車的。我下樓向父親說明緣由，可父親仍然疑惑，無論我怎麽勸說，他都不上樓，直到警察走後才跟我回家。
真正了解我父親，是在1992年以後，對我來說的確晚了。開始研究父親，得感謝李壽枬與許良英關於我父親是不是愛因斯坦研究助手的爭論。1979年3月，《光明日報》曾發表父親口述、宮蘇藝整理的《我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裏》一文，我從此開始關注父親的曆史。我先後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訪父親的同學、同事、朋友和學生，可以說走進了父親的人生，增加了對父親的理性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勵，他們推著我做這項工作。2007年，我參與編輯《胡楊之魂》，我為擁有這樣的父親感到自豪。
父親的朋友和學生
在我們家最困難的時候，王淦昌、嚴中簡、張立文、王彬華等都幫助過我們。王淦昌曾多次來信詢問、安慰我父親，表示要給我家寄錢，要出我大哥結婚的所有費用。父親生怕連累摯友，婉言謝絕了。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嚴仲簡每月資助我家30塊錢，連續9年，直至1966年他自己也被批鬥為止。張立文作為青島醫學院院長，安排父親從事儀器修理和教學工作，發揮他的一技之長。文革中張立文遭到批鬥，說是我父親的保護傘。父親和張立文一起挨鬥，幽默地說，你今天和我平起平坐了。
1982年，王淦昌、束星北及國家海洋一所所長曾榮（中）
1980年夏天，王淦昌到青島參加全國高能物理會議。報到的當天上午，便到了我家。這是1956年後兩人的第一次見麵。20多年了，經曆了多少風雨，我原以為會有多麽激動人心的場麵，但沒有想到卻是非常平靜，隻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發上。為了不打擾他們的談話，我們家人退出了房間。我在門外的走廊上做飯，不時聽到房間內他們提高嗓門的爭論，一會兒又變成了開懷大笑。傍晚，我們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遊玩了青島。他倆一同住在父親的臥室裏。我和母親住在隔壁房間，不知道他們到底睡沒睡覺。總之，我睡著前，聽見他們的談話聲，早上醒來還是他們的談話聲。第二天上午，他們兩人一起攜手出現在全國高能物理會議上。這是父親複出後第一次在全國性會議上露麵。
父親去世後，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聯係。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閑談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親要有你一半會做人就好了，他也不會摔這麽一大跤！”誰知他的臉當場就板了下來，嚴肅地說：“不對，你父親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做出了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還說，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開會，就是舉舉手，鼓鼓掌，吃兩頓好飯而已。
從事海洋研究的束星北
1978年到1983年，父親有幸遇到了曾榮。曾榮頂著政治壓力，請父親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從工作和生活上盡力照顧父親。父親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已71歲，靠個人拚命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無濟於事。所以，他就給自己定位為“作人梯”，把追趕的希望寄托於後人。通過廣泛了解科研人員素質和科研狀況，深入閱讀有關海洋科學和海洋物理文獻，他提出首要的任務是培養一支有深厚理論基礎的學術隊伍。在領導支持下，他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員參加的“動力海洋學進修班”，親自授課、答疑、輔導、批改作業，先後講授《張量分析》、《數理方程》、《理論力學》、《流體力學》等課程以及動力海洋學的若幹基本問題。他常常對學生講的一句話是：“你們趁我身體好時，多學點東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後後悔。”
為了照顧父親的生活，組織上調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親對我說，他很滿足了。父親說，你搞學問不行，把我照顧好，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我不服氣，我不能讓別人覺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覺得，要學好外語，能夠看懂說明書，就能做出工作成績。
1979年8月，山東大學對父親的問題進行了複查。12月，經山東省委批準，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父親寫詩言誌，“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態龍鍾始遇春，但願中華民族振，敢辭羸病臥黃昏。” 我們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1965年寫成的《狹義相對論》，但他不幹，說沒有空：“先將《狹義相對論》放一放，我現在教教學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動了再來弄。”但最後還是沒有完成。
曾經授課的束星北
束星北與王淦昌
1982年，王淦昌、蘇步青等都入黨了。許多人也動員我父親申請入黨，曾榮還希望我父親當所長，他當黨委書記。父親對曾榮說：“我不能以身作則，我在黨外，你清閑我也清閑。我領導不了人，一個人都領導不了。”山東省物理協會聘請他當理事長，他不當。他很怕開會，和人家談條件，說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開會了，現在要做的就是教學和研究。最後達成協議，說可以用他的名義，但是不要叫他開會。
1979年春，國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長陳炳鑫在曾榮所長帶領下，向父親求教關於數據艙安全回收時限的問題。陳介紹：當導彈彈頭在預定海域濺落時，將會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數據資料艙在彈頭濺落時被彈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料艙會離開濺落點向外漂移，打撈船在警戒圈邊緣等待。我們必須在警戒圈內打撈，時間超過4小時資料艙將會自爆，在此時限內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別國之手。問題是彈頭濺落後隔多長時間才可以安全打撈？
當時父親感冒了，在床上躺著。有人給他拿來鋼筆、計算器和紙張，他十幾分鍾就完成了複雜的計算，說：“資料艙濺落半小時後出發打撈就沒什麽危險了，1小時後，肯定安全。因為其時衝擊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擴散完了，沒有必要再花冤枉錢做什麽模擬試驗了。”就這樣，本來打算花上百萬元經費研究的問題立馬就解決了。我後來找過陳炳鑫，問洲際導彈的事情為什麽沒有公開報道？他說，國家把這個項目交給海軍，海軍請海洋一所支持。海軍參謀長拿了我父親計算出來的結果交給錢學森。錢學森說，是束星北計算出來的，那就沒問題，不用做實驗了。
父親的學生裏最有名的是李政道。母親曾說，父親對學生的感情要勝過對子女的感情。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期間，父親看他提出的問題與眾不同，認定他是天才，對他格外關照。一年後，父親被借調到軍令部研製雷達，怕耽誤李的學業，建議他投師吳大猷。1957年聽說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時，父親非常興奮。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國，周恩來總理希望他能為解決國內人才斷層問題做一些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隻是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
他表示非常想見老師。此時，父親正在北鎮青島醫學院分院打掃衛生，住兩間很差的平房。青島市革委會研究了多種見麵的方案，都被否決後，有人提議讓父親到北京去見李政道。父親說，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學生拜見老師，哪有老師去見學生的？最終沒能見成。但這件事對改善父親的處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父親收到了吳健雄和李政道寄來的一本英文原版書，扉頁上題詞：“敬請束先生指正。吳健雄李政道”，父親看後，感慨地說：“啊呀，指正不了了！”
1978年，李政道準備到北京，父親正好在北京開會。在北京等一等肯定能見到李政道，但父親還是很快回青島了。他對學生們說：“你們也是我的學生，現在是你們更需要我。我們的時間很緊，我怎麽能放棄你們去見他呢？”李政道和父親最終沒能再次相見，十分遺憾。父親去世後，李政道和我多次聯係，請我到北京，請我吃飯。他過80歲生日，還給我發邀請函，邀請我去參加
作者（束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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