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符號的“餘英時”暨3.0版導言
這是本文的3.0版。因為前天餘英時先生米壽，我就把舊文重新發了出來。文章這東西，大概就跟看配偶一樣，初看都覺得不錯，時間長了，就覺得這裏不行，那裏不行，都是缺點。本文給我的感覺也是如此，我自己也很驚訝，怎麽會寫出這樣“油膩”的文章。所以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本文的緣起以及局限。
其實寫餘英時這篇小傳，源於一個朋友的提議，所以我很快就動筆寫了這篇文章。材料收集上，雖然談不上竭澤而漁，但應該超越了過往單篇文章對於餘英時的描述。這篇文章是在我接連發表了幾篇批評新儒家的的背景下完成的，由於經常被人謬托知己，於是就選擇了借助褒揚餘英時先生，來洗脫“反儒”這一身份。因為餘先生除了儒家的身份光譜之外，還有很濃重的自由主義立場，所以我寫起來也不存在太大的情感負擔。
但是我基本正麵肯定餘先生之外，也必須說明一點，我筆下的餘英時也是存在形象問題的。對於我們年輕一代學人來說，餘英時是一個“神話”，這個神話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巨大的學術真空所造成的，正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八十年代能躋身“名著”行列，很大程度是因為當年史學界“五朵金花”的討論過於單調乏味。所以，《萬曆十五年》那種在西方看來是並不新鮮的曆史敘述方式，一進入中國就能洛陽紙貴。餘先生師承名師，有著美國“常青藤上三旗”的學術背景，在學術傳播上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成就了類似於胡適一樣的“學術圖騰”。
此外，究其著作而言，餘先生在學術寫作過程中，寄托了極強的現實關懷，特別是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在八十年代的背景下，學術思想很快和大陸的政治訴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也使得餘先生在知識界或是輿論界都奠定了巨大的聲望。無獨有偶，當年的台灣，對於餘先生的追捧也多少是和這三十年來大陸對於餘先生的接受史有著相似的軌跡。其中很典型的案例就是餘先生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文，原本餘先生所有的問題關於是對於那個時代的台灣政治生態而出發的，但這篇文章在大陸流傳時，也同樣引起了很大的現實感受的反響（這篇文章最終被收入在《曆史與思想》這部文集中這書被接連再版，時至今日，這書可能還是台灣學術類書籍中再版次數最多的，上次聽到是14印，現在不知道多少了）。
在我們肯定餘先生的同時，也需要有一個警惕性的自覺。當餘先生超出學術論域進入公共論域中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餘先生的觀點更多的是一種價值關懷的表達，而很難說是一種理性專業的分析評價。我們應該充分的認識到餘先生身上的局限，當年整個華人世界的社會科學都不發達，以及傳統上史學具有很強的經世之用，所以餘先生作為曆史學家，是經常發表公共議論的，但是時至今日，各個學科已經完善，如果僅僅隻具有曆史學的專業訓練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是力不從心的。所以，我很認同任鋒兄《餘英時：一個需要致敬和反思的“文化托命者”》一文中的觀點：（餘的知識結構）不足以應對中國的轉型複雜性。應該說，任鋒兄的評價是公允的，餘先生知識結構中缺乏社會科學的知識體係，以及對於西方政治哲學的稀鬆，使得不少觀點流於教條化，對於我們理解今日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太多助益。
除了學術影響力之外，餘先生還具有了一重“審美符號”的形象。正如我們知道真實的諸葛亮，其實是沒有那麽神通廣大的，後世人眼中的諸葛亮是寄托了儒家忠奸倫理和經世濟民的理想而創作出來的形象。餘先生的形象也有類似的問題，當我們齒冷於了某位皓首墨宗，蒼髯巨匠，潛身縮首，雄辭伏歸，苟圖虛榮的反轉，自然而然的會反向投射出一個“不兩立”的審美符號，以餘先生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成就，無疑是那些苟且學人最佳的反向映射。與此類似，文字晦澀的陳寅恪先生受到大眾的追捧，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陳寅恪先生具體的學術貢獻，而是通過陳寅恪先生在政治上的“冥頑不靈”迎合了部分人的政治訴求。因此，餘先生現在的公共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中國知識界長年累月“集體無意識共為的創造”。無疑，本文的前兩版，就是一個典型，雖然在2.0版中，我已經添加了某些負麵的材料，總體而言，我還是對餘先生正麵肯定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餘英時先生，作為真實的個人和公共論域中的形象存在顯在的差異，套用最近一本新出的書名，可以說是“大師的兩個身體”。一個是作為真實個人的餘先生，寄托了無數想象創造出來的“文化托命人”，乃至於作為知識分子“道統”的餘先生。
正文
曾經放言“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的錢鍾書先生卻在晚年推許後學餘英時在學術上“海內獨步”。而大史學家陳寅恪則在晚年留詩神交後學餘英時“後世相聚或有緣”。那麽餘英時究竟有何傳奇的學術生涯，能引得高傲如錢鍾書陳寅恪如此讚許寄望？如果做一個形象的比喻，將學術界比作江湖，那麽餘英時先生無疑相當於《倚天屠龍記》裏的泰山北鬥武當張三豐。本文以餘先生的生平為主，穿插一些餘先生的史學著介紹為輔，試圖勾勒出當代中文世界中最具有聲望的知識分子的形象。
家世
餘英時籍貫是安徽潛山縣官莊鄉人，出生在天津。其父餘協中在燕京大學畢業後，赴美國一所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是很著名，但是卻是相當有實力的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留學，在那裏獲得了曆史學碩士學位，進而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師從著名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但並沒有完成博士課程就回國了，阿瑟·施萊辛格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曆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兒子小阿瑟·施萊辛格，而女婿則在中國則是鼎鼎大名，那就是美國漢學的奠基人費正清。餘協中回國之後，就在南開大學任教，所以餘英時出生在天津。但是很遺憾，餘英時的母親張韻清因難產早逝，張韻清是清代名臣張廷玉的後人。後來餘協中續弦，所以餘英時先生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餘英華，餘英華是學哲學的，曾因出色的行政才幹被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任命為校長。
餘協中後遊走於學政兩界，抗戰勝利後，應杜聿明之邀，前往沈陽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這是餘協中政治生涯的頂點，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餘協中中將有一個參謀秘書，這就是後來名動史學界的黃仁宇，黃仁宇在國民黨退出大陸後，脫離軍職赴美留學，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中一個教授就是餘英時，所以黃仁宇一直對小自己十二歲的餘英時執弟子禮。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黃仁宇就請坐師餘英時作序，但是目前大陸所有的版本中都沒有出現餘英時的序言。餘協中在內戰結束後，轉居香港，後赴美定居，於1987年去世。
正傳
童年的餘英時因為父親在外四處奔波，所以被伯父帶回家鄉寄養。雖然餘家算不得什麽書香世家，但是鄉下的學風還是可以的，安徽桐城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學術重鎮，餘英時就是在桐城讀的中學。在鄉下的童年經曆，使得餘英時對傳統的中國的曆史載體有一個切身的感受，要知道在當時的鄉下，一切文化，秩序和傳統並沒有太大變化。直觀的感受而無需借助想象，這種成長經曆，後來對於餘英時理解中國曆史是相當寶貴的財富。這裏再提一句，因為餘英時當時生活在鄉村，所以受到中日戰爭的衝擊相當小，日後餘英時對於這場戰爭的記憶非常淡薄。與餘英時同年的許倬雲，因為出生在無錫大戶人家，在西逃的過程中，是親眼見證戰爭的殘酷，所以許倬雲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這場戰爭，因為一談就“要哭”。
中日戰爭結束後，餘英時北上與父親團聚，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係，之所以報考燕京大學，應該是追隨父親的腳步。在燕京大學，餘英時受業於翁獨健。翁獨健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博士，之後又在巴黎師從西方漢學牛耳的伯希和治內亞史，餘英時抽煙的習慣就是翁獨健傳給他的，上課時，翁獨健總是給學生發煙。其實翁獨健是共和國元史的奠基人之一，現在我們讀的很多蒙古史經典都是翁獨健主持翻譯的，比如格魯塞的《蒙古帝國史》和誌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己醜鼎革，餘協中遷居香港，餘英時前去探望，據餘英時在半個世紀後的回憶：過了邊境，胸口就舒暢寫意，因為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短暫的相聚之後，餘英時原本打算回燕京大學繼續完成學業，但在火車在廣州停留之際，餘英時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愛國主義”，毅然返港侍奉父親。已過杖朝之年的餘英時如此自嘲。
留是留下來了，但是餘英時還麵臨著一個讀書問題，當然這事自然是難不倒學界大佬餘協中的，順手就把餘英時介紹去了新亞書院。在那裏，餘英時拜入錢穆門下。餘英時在訪談中，曾經語帶遮掩的提起一件往事，當年新亞書院創辦時期，經費緊張，學生通常也是政治難民的後代，學費難以給足，老師多有怨言，上課時，索要束脩之言頻頻，但是私下去拜訪老師時，老師還是願意跟學生講一點學問的。餘英時作為學生為老師隱去了名諱，不過隱約的感覺出來，錢穆也不能免俗。
早年的餘英時深受梁啟超、胡適的思想啟蒙，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但在新亞這個後來的新儒家重鎮，受到了錢穆、唐君毅這些新儒家的熏陶，使得餘英時對於傳統文化有了深深的同情。香港這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播種之地，餘英時如饑似渴的閱讀西文書籍，雖然之後的餘英時一直是以儒家自居，但絕非是一個固步自封的腐儒，而是有著鮮明的自由主義底色，對西方文明持正麵肯定態度。這從《文明論衡》、《自由與平等之間》、《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以及《民主革命論》這幾部早年著作，對於現代價值的討論可見一斑。
此外，雖然胡適與錢穆一直不和，但是餘英時還是通過雷震贈送給了胡適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現在這本書被收藏在普林斯頓大學一所圖書館內。
1952年，餘英時作為新亞書院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繼續在新亞書院的研究院讀研究生，1955年拿到碩士學位後在新亞書院擔任助教，過了不久，申請做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去了哈佛大學。在做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師從楊聯陞攻讀博士學位，楊聯陞教授一直戲稱餘英時是“帶藝投師”。
在日記中，楊聯陞就多次記錄下對餘英時的欣賞，認為餘英時相當聰明。其實楊聯陞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物，早在清華就讀時，楊聯陞就以陳寅恪為導師，以中唐稅製完成畢業論文，後在哈佛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與周一良被認為是可以繼承陳寅恪衣缽的人，與當時在美國的胡適多有往來。當年陳寅恪在英國治眼回國停靠美國時，周一良受胡適的囑托為陳寅恪送去過一張2000美金的支票。胡適曾經希望楊聯陞畢業後能去北大任教，隻是後來政治變故，胡適希望將北大建設成為世界頂尖名校的夢想最終沒有實現，楊聯陞也並沒有回國，而周一良回國後，才華被政治運動耗費殆盡。個人的夢想和能力在大時代的洪流下被無情的衝走，不禁令人扼腕歎息。在海外的楊聯陞雖然沒有什麽特別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楊聯陞以紮實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學術態度靠書評，在海外漢學界扮演起學術警察的角色，所以也被費正清成為“漢學第一人”。
在哈佛，餘英時受到了嚴格的現代學術訓練，畢竟之前在新亞書院，雖然錢穆雖算是大師，但是治學方法多與現代學術規範格格不入。據說餘英時還從楊聯陞那裏學會了下圍棋，三個月之後楊聯陞就下不過餘英時了，餘英時的棋力相當高，是業餘六段的水準。
隨同餘英時，餘協中也赴美定居，有一次餘協中去拜訪老朋友胡適，在胡適麵前誇耀自己的兒子，胡適則語帶勸勉的認為有聰明的天資同時，還要付出刻苦的努力。這段記載見於胡適日記中。，這是除了餘英時贈書給胡適之後，兩人第二次交集，但是很遺憾，胡適與餘英時這兩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旗幟性人物，雖然當時同在美國，但並沒有謀麵。按照餘英時日後的說法，是因為他不喜歡追捧名人。當時，餘英時是預備學成之後重回新亞的，所以在哈佛時對西學上特別用力，因此積累了相當的功底。幾十年後，甘陽在汪暉的新書《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座談會上，讚賞餘英時是“台灣留美裏做西學裏做得最好的”。餘英時的博士論文是做《東漢的生死觀》，這是一本很薄的書，其實原來餘英時是打算寫上五，六章，結果因為當時密歇根大學空出一個教職，於是楊聯陞就讓餘英時趕快畢業，到密歇根大學任教去了，博士畢業這一年是1962年。餘英時在密歇根大學接任的教職是副教授，因而也有了他成了父親昔日部下黃仁宇坐師這一奇緣。
早期餘英時先生在美國，做的還是很傳統西方漢學路徑，受當時西方史學界的影響，主要側重在社會經濟史，《漢代貿易與擴張》即為典型的一例。在密歇根呆了四年後，餘英時重回哈佛，進而晉升為教授。如果按照這樣的道路走下去，餘英時或許隻是一個出色的漢學家，但影響力隻會停留在學術圈內。早年留美之前，餘英時與新亞有一個君子之約：重回新亞。
1973年餘英時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院長，正趕上中文大學改製，被任命為改製工作組主席。這其實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所謂中大改製，就是把原來聯邦製的三個書院改為單一製的大學，這就勢必侵蝕新亞書院的獨立性，餘英時夾在中間推行改革，得罪了新亞的元老，李祖法、錢穆、吳俊升、唐君毅、徐季良、沈亦珍、劉漢棟、郭正達、任國榮等九位校董聯名在各報章發表辭職聲明，認為香港中文大學在1963年成立時用聯合製，立法局通過中文大學法案，行政當局未按規定及承諾先征同意，即進行草擬法案提送立法局將大學改為單一製，使基礎學院名存實亡，有違當初成立中文大學之原意。這些人當中，要數一代儒宗唐君毅與餘英時衝突最大，唐君毅一直在背後指使人給餘英時貼大字報，以至於餘英時當麵想唐君毅提出抗議：“唐先生你在背後算計我，這個不對，我是你學生，你有什麽問題，應該找我當麵好好談，當麵一句話不說，背後卻來整我，貼我大字報，這個我不能原諒。”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儒學大師，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真做起事來，也是“酒肉穿腸過，孔子在心中”。隨著改製成功，1975年餘英時也心力憔悴回到了美國，在哈佛呆了兩年又轉赴耶魯任教。
1974年，餘英時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這其實是拉近了餘英時和中文世界的距離，這還得從當年餘英時去美國留學說起，當時餘英時的身份當然不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但也不是香港居民護照，台灣那邊，因為餘英時抨擊時政，也拒絕給餘英時護照，所以餘英時是以難民身份到美國的。當選為中研院院士這一身份，標誌著餘英時與台灣方麵的和解。這裏必須說一下，餘英時可能是中研研究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當選院士，這裏除了餘英時是哈佛教授的頭銜和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這一職務外，也多少涉及到一點中研院的人事傳統。中研院是由蔡元培及其助手傅斯年一手創辦，眾所周知，蔡傅二人均為新文化運動的幹將，所以中央研究院一直被“五四派”所把持，門戶之見甚深，深受蔣介石喜愛的詞臣錢穆，其治學水準早就夠得上院士，但是在五四派的抵製下，一直要到蔣介石親自出麵幹預，錢穆才最終當選。而在港台影響甚大的新儒家，居然沒有一個人當選為中研院的院士，至今亦然，即使名望如杜維明者，也難以問津。所以餘英時的當選，其實有因為楊聯陞這裏的師承關係影響，因為楊聯陞院士是清華出來的，與胡適陳寅恪等人關係密切，可以想象，楊聯陞在其中一定會為自己的弟子拉票，如果餘英時僅僅是錢穆弟子的身份，那這院士身份大概是不容易獲得的。當然，餘英時的嶽父是台灣學術界投身政治的領軍人物陳雪屏，此公正是當年國民黨在北平搶救學人計劃的計劃實際操作者，那次，陳雪屏去請陳寅恪上飛機，陳寅恪因為陳雪屏國民黨學官的身份，一口拒絕。到了台灣之後，陳雪屏擔任過行政院秘書長這樣重要的職務，因此也不能忽略陳雪屏的影響力對於餘英時當選院士的作用。
回過頭來看，無論是重回新亞還是當選院士，使得餘英時與中文學術界有人了密切的接觸，逐漸有意識的以中文寫作，說到底，漢學在西方教育體係裏隻是一個很小眾的領域，用英文寫作，讀者寥寥，遠不如用中文寫作的受眾來的多。
在與台灣建立起密切關係之後，餘英時開始在台灣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思想文化的文章。當時在台灣隻有三張報紙，1975年餘英時發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在《聯合報》的副刊上整整轉載了一個月。這篇文章在當時具有相當的轟動效應，後來餘英時自述，這篇文章背後的立意是針對台灣的政治現實，批評專製統治，隻是沒想到後來這篇文章在大陸也引起了相當共鳴。其實這到是不奇怪，國共本身就是蘇聯在中國栽下的一顆樹苗上的兩個分支。之後餘英時在台灣出版了包含這篇《反智論》的文集《曆史與思想》，在台灣再版了20多次，影響力可見一斑。當時在台灣學子中常以餘英時為奮鬥目標，據說一次美國漢學家墨子刻在台大上課，問底下的學生，將來是要做王永慶還是餘英時？下麵的學生答曰：餘英時。回到美國後，餘英時依然關心台灣的民主與人權進程，在美麗島事件後曾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不過引來一個留學哈佛的國民黨“藍二代”在報紙上的反駁，此人就是日後的台灣總統馬英九。而馬英九又在2014年親自為獲得首屆“唐獎”的餘英時頒獎，可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回到美國後的餘英時，在1978年10月以美國派出的“漢代研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回到闊別將近30年的中國做學術訪問，此行見到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等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出馮友蘭、費孝通、錢鍾書這些學術名流到美國做了回訪。在美國，餘英時和中共著名的黨史學家胡繩有了一次針鋒相對的交流。胡繩或許是出於禮節，在餘英時麵前肯定胡適的曆史地位：“胡適雖然思想上是反動的，但是在學術上還是進步的。”餘英時回應道：“我們海外恰恰和你們相反，我們認為胡適的學術上已經過時了，但是胡適在政治上的思想卻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胡繩隻得賠笑不言。關於這次訪問，餘英時還回憶了一件有關錢鍾書的事，錢鍾書有次和餘英時聊天，說馬克思有私生女的八卦，餘英時覺得很突兀，怎麽好端端的說起這事，之後餘英時又跟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談及此事，兩人一致認為錢鍾書是話裏有話，意圖向海外的朋友表露他並非馬克思信徒的心跡。也正是這兩次的交往，使得餘英時與晚年的錢鍾書時常鴻雁傳書，有一次，一個社科院的學者拜訪錢鍾書，談到餘英時時評價：“海外當推獨步矣。”錢鍾書接了一句：“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後來，這件事錢鍾書寫信告知了餘英時，這就是錢鍾書推許餘英時“海內獨步”的由來。
這裏再插一段錢鍾書與錢穆的恩怨八卦，二錢均為無錫錢氏，算是宗親。錢穆是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的後輩，錢穆客氣的稱錢基博是“宗老”，在完成了《國學概論》要出版時，錢穆請錢基博為其作序。原本這事，算是美談，後來也相安無事。不想“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楊絳有次寫文章把序言真正的作者抖出來了，就是當時年僅21歲的錢鍾書，而且一字不易。雖然序寫的不錯，但是讓一個大學生給一代大儒的書作序，這個無論如何太傷人了，之後錢穆的《全集》中就不再收錄這篇序言。
如果說餘英時和胡繩那次交流，大家還是點到為止的話，那餘英時另外一番論戰就是“刀劍無眼”了。1982年餘英時先生發表了一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的文章，此文的後半段是解讀陳寅恪的詩文，指出陳內心對當局的不滿，這引發了大陸方麵的反彈，胡喬木授意茅盾文學獎得主，《白門柳》的作者劉斯奮在香港《明報》應戰。結果是可以想見的，劉斯奮左支右絀，兩輪之後就高掛免戰牌，餘英時越戰越勇，痛打落水狗。並且拿劉斯奮的筆名“馮衣北”吃開涮，指出馮衣北其實是向高層暗通款曲，諧音“馮依北（京）”。
後來陳寅恪的女兒托人陳寅恪的再傳弟子李玉梅博士（金應熙的學生）帶話給餘英時先生：“陳老當年於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其實餘英時在1958年就寫過《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的文章，也是闡發陳寅恪晚年對傳統文化沉淪的苦悶心境。
餘英時自述這是很奇特的經曆，因為曆史研究，往往都是研究故去之人，陳寅恪雖然當時健在，但和外界斷絕了音訊，所以也基本和故去的人差不多，突然之間，仿佛故去之人活了過來，向曆史學家公布了正確答案。所以餘英時說：“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我覺得無論我化多少工夫為他代下注腳，發皇心曲，無論我因此遭到多少誣毀和攻訐，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
八十年代，隨著東亞經濟起飛，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雄心勃勃的組織一幫學術名流召開學術討論，試圖超越西方政治文化，為東亞文化與資本商業的結合做一個現代性的正名。已在耶魯任教的餘英時作為少數幾個在西方學術圈裏有著聲望的華人人文學者，自然當仁不讓的位列座上賓。1987年餘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出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接續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的問題意識，討論東亞文化在近世的入世轉向所興起的商業精神，為東亞經濟的崛起做了一個文化史上的解釋。這書出版後，影響力甚大，91年此書被翻譯成日文出版，這在日本學術界是非常罕見的，日本人很少翻譯中文的研究書目。日後，餘英時在美國培養的學生河田悌一，成為日本關西大學校長。
2007年，關西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餘英時，並請餘英時在日本中國學會的年會上演講。而上一位在日本中國學會演講的中國人就是胡適，1927年是胡適在那兒演講，相距正好八十年。
毋庸諱言，50年出走香港的餘英時對於大陸的政權是沒有好感的，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在報紙上發表的文字，時至今日還時不時能看到的政論中，餘英時對大陸政府的批評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原本78年已經回到大陸的餘英時，又因為眾所周知的事情讓餘英時始終不能在情感上接受大陸當局，餘英時發狠的說過一句話：“哪裏有五星紅旗哪裏就沒有我。”不過，大陸方麵到是一直想統戰餘英時，在潛山，將餘英時的祖居修繕一新，並派出一支19人的鄉親團親自拜訪餘英時，懇請他回去看一看，餘英時被逼急了，說了一句：“我沒有鄉愁。”其實沒有鄉愁是假的，但是儒家向來講究“漢賊不兩立”，所以餘英時又根據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名言傲然自況：“我走到哪裏，哪裏就是中國”，這就有點孟子的氣魄了。或許我們不能接受餘英時的觀點，但是作為外人，我們很難去評價個人政治認同的是非曲直。
其實，餘英時在大陸方麵也有高官親戚，餘英時母親有一個侄女後來嫁給了中宣部部長丁關根，餘英時還有一個表哥項子明曾擔任北大的代理黨委書記。八十年來，兩人曾在美國見過一麵，項子明請餘英時去北大講課，餘英時表示擔心為其惹來麻煩。事實上，除了北大的黨委書記，餘英時還見過複旦的校長楊玉良，而楊玉良之前還有人大的校長紀寶成在餘英時那裏吃過閉門羹，據說紀寶成到美國訪問時，曾經打了一個電話過給餘英時：“餘先生，我來時已經跟組織上匯報過了，組織已經同意我來拜訪您了。”“喂喂喂？”“嘟嘟嘟........”
複旦大學校長楊玉良訪美期間就學乖了，先托葛兆光大師帶話給餘英時打個招呼，表達一下問候：“餘先生，你看方便就見見我，如果你不想見我，也沒關係。”話都到這份上了，再不見就不給葛兆光麵子了。
餘英時一生在五所名校任教，分別是密歇根、中文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特別是在“常青藤上三旗”任教的經曆更是傳奇，據說斯坦福大學也曾想將餘英時挖去，但是餘英時明言普林斯頓是最後一站。除了之前說到的過黃仁宇算是餘英時的記名弟子之外，餘英時也培養出多位當下的學術名流，大陸這邊開放的較晚，出去跟隨餘英時讀書的學生不多，現在比較有名就是北大的羅誌田和陸揚。在台灣方麵那就不得了了，有中央研究院兩位副院長王汎森、黃進興，其他諸如陳弱水、林富士、康樂等人。雖然當年餘英時在與李遠哲競選中研院院長時失敗，但是鑒於餘英時在台灣人文學科的學術聲望及其桃李滿天下，也有批評者稱其中研院的“太上皇”。前幾年台灣有一個叫盧建榮的中國史研究者寫了一本書批評餘英時是個“學閥”。這裏當然有很多的偏見，但是有一件事，大約不假，當時近史所的所長呂芳上在任職未滿就轉而去了東海大學，據說是因為餘英時說了一句：“望之不似人君。”於是，倒黴的呂芳上就被掃出了中研院。但有的時候也不完全盡然，餘英時獎掖後進，開啟來學，舉賢不避親，把自己在普林斯頓的弟子陸揚推薦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當副研究員，結果居然被否了。平心而論，以陸揚的水平去史語所是綽綽有餘，但是陸揚有一個缺點就是比較懶，發表的文章不多，餘英時推薦陸揚屬於逾規，後來陸揚去了北大。不過有時候，餘英時後學也未必那麽客氣，當年台灣有一個叫錢新祖的學生去美國，對於西方的經典理論非常熟諳，很有才華，但是他的博士論文被餘英時嚴厲批評，認為過於理論化，反而失去了對原作者本意的把握。結果錢新祖在美國大好的前途毀於一旦，回到台灣之後也沒有什麽著書，最後鬱鬱而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餘英時非常喜歡和人辯論，除了之前說過的劉思奮，還有和曆史學家汪榮祖辯論過陳寅恪，結果辯了兩回，就把汪榮祖打趴了。汪榮祖敢怒不敢言，隻好跑去巴結華人在美國學術界另外一個巨頭何炳棣，何炳棣才氣和脾氣成正相關關係，如果感歎何炳棣的才學有多了不起，那就必須意識到何炳棣的脾氣有多大，說實話，這樣的學術巨頭，餘英時都不太敢招惹，還曾當麵誇獎何炳棣“才大如海”，何炳棣聽了餘英時的誇獎也很高興，在回憶錄裏特別記錄了這一段。不過餘英時對“新儒家”就不那麽客氣了，在錢穆死後，餘英時接續了錢穆和熊門的坐下三弟子之間的恩怨，寫文章揭示分歧，現在餘門和牟門還會就一些學術問題打來打去。
被嚴耕望推許為“民國四大史學家的呂思勉，錢穆，陳寅恪，陳垣”，說起來很巧，其實這四位大史學家和餘英時都有著師承關係，餘英時是錢穆的學生，而錢穆一直是以呂思勉的學生自居；而楊聯陞是陳寅恪的入室弟子，餘協中則是陳垣的學生，所以餘英時除了直接師承錢穆之外，和其他三位都有間接的師承。或許正是這這種多元的師承，使得餘英時在麵對各種治學方法時能做到博采眾長，而沒故步自封。在學術取向上，餘英時宗的是錢穆，試圖對中國傳統文化接續現代做了一個思考，但絕對不同於錢穆治學的主觀情緒化，獨立於當權者之外，則可以說是踐行了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政治上，餘英時則接過了胡適的火炬，成了中國二十世紀下半頁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倡導者。最得餘英時衣缽真傳的學生王汎森評價到乃師時所老師的研究範圍是“從堯到毛”，作為一個思想史家，餘英時的治學進路更側重於內在的麵向，其代表著《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及《朱熹的曆史世界》均可謂餘英時以心靈盜墓者的看家本領的神著。在完成《論天人之際》這部探究中國思想的“軸心突破”的最後論著後，餘英時宣告學術生涯終結。如果評價餘英時的學術成就，那麽在2004年，餘英時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獎”。這個獎頒發的對象是在曆史、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宗教學等人文研究範疇做出重大和深遠的貢獻的學者。這個獎之外任何對於餘英時學術的評價都隻是一個注釋，再此不贅言。
無論是對政治思想的啟蒙還是學術開創性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幸運的說一句：“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裏，至少我們還有餘英時。”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是胡適可讀，餘英時不可讀。餘的書兩年前被禁了......
餘論
關於餘英時的著作，因為單篇論文發表的過於散亂，國內出版的也比較雜，再此推薦一份比較適宜的餘英時著作的書單，基本包含了餘英時全部重要的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三聯書店的《朱熹的曆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中華書局的《論天人之際》。我個人隻推薦這幾本，廣西師大的那套就算了，編輯的過於散亂，主題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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