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輝煌的發展成就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筆者也不願將毛澤東視之為經濟學家並為此進行辯護。作為一位政治家、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關鍵在於在他任內國家的經濟等方麵是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求全責備，或因一時的經濟失誤而否定經濟的整體成就是不客觀的，至於“毛澤東時期經濟一團糟”、“毛澤東耽誤了中國的發展”等觀點，更是輕率和不負責任。
在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早期，既發現並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即農民問題，並由此啟動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為中國最大的群體過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礎土地。就影響和意義，超越後來的任何單項經濟改革，如聯產承包責任製、經濟市場化等。
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土改和暴力革命，徹底鏟除了到處盤踞的地方勢力，包括地方經濟霸權、地方武裝和地方政治山頭、黑社會組織，實現了國家的真正大一統局麵，促進中國各地方、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流通等，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
1949年之後，毛澤東領導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級政府機構，為經濟的發展建立起必要的領導力量。公有製計劃經濟體係的確立，對於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幹大事，發展必要的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科教、文化、衛生等事業，提供了製度的保證。毛澤東對人民的動員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則為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已為今天所放棄，但自1949年之後在經濟、科技文教、國防等領域的巨大發展成就，是無法否定的。
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係。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三年實現經濟恢複）；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某些經濟學家貶之為“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經濟崩潰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全部沒有蹤影，讓人不僅要問：“崩潰的邊緣從何談起？”以下是幾個重要產業的發展數據：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1978年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澤東時代經濟的自然延續。）
- 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3180萬噸，
- 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
- 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
- 木材產量從1100萬方增長到5100萬方，
- 電力從70億度（千瓦時）增長到2560億度，
- 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10400萬噸，
- 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869.3萬噸，
- 農藥從0.2萬噸增加到53萬噸。
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裏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麵道路建設），兩萬多公裏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於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雲南、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曆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隻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解放後延伸到蘭州，並建設蘭新線）。
在水利建設方麵，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49年後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為以後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
在文教方麵，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係。毛澤東時代的升學率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最高的。這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所做的貢獻和中國社會的高度平民化色彩，這和今天“貴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
改革開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對在中國投資普遍的擔憂是：在大陸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他們以為大陸象菲律賓和印尼）。中國各級官員和學者也在胡說八道什麽“勞動力素質是製約中國吸引外資的障礙”。但令最初試探性投資的外商驚奇的是，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到處都是，這在其它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想象的。雖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極大的摧殘，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礎教育的偉大成就，至於那些說什麽“文革”期間沒人好好學習，更是犯了一葉障目的錯誤，除了“文革”開始的兩年，後來的教育（包括絕大部分高校）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小。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規模龐大、分布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為我國科學研究和設計的全方位發展，打下了基礎。而這樣龐大的科研體係，在發展中國家是唯一的，在全球範圍來看，也隻有美、蘇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類配套。沒有這些科研機構，中國在解放後二、三十年建起的較高素質的民用和軍事工業，根本不可想象。這些院所的存在，為改革開放後對進口技術的消化吸收、設備及零部件國產化、跟蹤國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等，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醫療衛生建設方麵，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這真是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創意）。城市居民看病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隻相當於幾個雞蛋的價錢。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係，使得197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為六十六歲，女人六十九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於最高水平。這從一個方麵賦予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體製的人道主義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1977年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為華國峰和鄧小平時代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準備了條件。
二、人本經濟的意義
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
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
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隻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據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完成投資額而被計入。
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
兩萬多公裏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全長1100公裏，橋隧占總長度40%以上的成昆鐵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地形極為複雜的地區修建鐵路，不少解放軍戰士為此付出寶貴的生命。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確保了當時工程建設的效益和質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中國建設了不在少數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澤東時代建設的諸如南京長江大橋等工程的質量，就能明白毛澤東時代國家和民風建設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
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麽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
是否隻有懂得市場經濟才是“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筆者稱之為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分配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於購買或激勵勞動力。
而市場經濟體係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誌轉化為群體意誌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
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它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毛澤東創建了適於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現在的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辟了新的思路。
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境下，隻用十多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隻用9年就完成百噸級“運十”客機的試製。
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並不很差的基礎上並同時還伴隨著技術的引進，至今推不出一輛象樣的國產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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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閉關鎖國的無奈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後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
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美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接著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麵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
在軍事上，東麵有日本、南韓美軍基地，台灣的蔣介石隨時準備“反攻大陸”，東南方有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
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間接參與印度支那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寶島戰爭，緊接著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得中國不得不“深挖洞，廣積糧”，七四年西沙之戰。
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隻能麵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為戰後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
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當然，這與蘇聯技術較進步有關）。台、港、東南亞直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
解放初期，解放軍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氣解放香港，但毛澤東將香港的殖民地狀態保留下來，以便能充分利用，作為打破西方封鎖的窗口。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不僅不準備閉關鎖國，而且盡力突破封鎖，以取得國家發展所必須的資源。
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麵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於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
就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決不遜色於改革開放前十多年對外開放的成果。
70年代初，中美、中日關係緩和後，中國立即從美、日、法、英等引進包括石油化工、化肥製造、冶金、采礦和石油鑽探、熱電廠等設備。
1973年，僅中美貿易就從七千萬猛增到8億美元。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後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國際貿易和設備引進，怎麽看也不像閉關鎖國，反而顯示出毛澤東時代突破封鎖的急切感。當時的設備引進是在全麵統籌基礎上，以提高民族工業實力和技術層次為目標，具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引進設備均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
從開放為增強國家實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從蘇聯、東歐和後來美、日、英、法等的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所帶來的效果，絕對不亞於改革開放後以吸引投資為目標的引進。
四、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影響
1978年，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
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薄弱的工業基礎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
對於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為合適選擇；
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隻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
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毛後時代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不可能實現。
如果不優先發展重工業，那麽國家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
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下開始的以寶鋼一期工程（耗資178億美元）為代表的“洋躍進”，耗幹中國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太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
而所消耗的外匯一部分是在毛澤東時期通過國家的節儉而積累的外匯盈餘。
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麵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麵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僅僅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中國對蘇“一麵倒”的政策，後來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如果考察一下蘇聯對中國156項工業項目的援助和影響，應不難明白，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蘇聯、東德、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負責任的姿態，協助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而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進行類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這156項主要為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各工業領域的分布搭配經過了中蘇專家的認真研究，甚至在各項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認真推敲。在我國還缺乏對工業化發展全麵認識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在吸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給予了必需的知識協助。就拿機床工業來說，機床工業所有類型的製造廠，如車、銑、刨、磨、鑽、衝等，全部包括在內，還有象投資6億元建立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器廠等一係列重機廠（建這類工廠要比“聯想”之類的計算機廠和家電組裝廠困難的多）。這些工廠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的機床製造裝備水平在解放後不久立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在基礎工藝發展、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方麵，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今天，隨著數控係統的完全國產化，中國機床工業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進國家；沒有早期的基礎，今日國產數控機床、加工中心的製造將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寶鋼等大型引進項目建設時，日本將一些二手設備塗上新漆運來我國，而美國至今不願將先進設備賣給中國，更別提軍工企業和技術引進了。由此不難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崛起將麵臨更大的困難。沒有第一汽車製造廠、一係列重機和機床廠的建立，後來的十堰第二汽車製造廠、萬噸水壓機和萬噸輪等大型工業項目的迅速建成將麵臨更大的困難。
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除蘇聯及個別發達國家外，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業力量建立起如此規模的現代化汽車廠。二汽於1969年開工建設，1975年第一輛汽車下線，共安裝四千台新設備，300條生產線，117條自動化流水線，載重車產能位居世界第三。單看建設的速度和自動化程度，就可以駁斥所謂“文革”期間沒人搞生產和科研的謬論。
如果沒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和汽輪機廠，後來的四川東方動力集團等一係列大中型動力設備企業將難以迅速崛起，中國大型電站設備的建造能力將很難短期建立起來，畢竟這類設備囊括了機械工業幾乎所有的加工工藝（例如，大型電站鍋爐的焊接技術，汽輪機的轉子動力學、合金鋼和精密製造等，都是機械工業領域相關技術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後半期，哈爾濱鍋爐廠能利用美國圖紙建造60萬千瓦的超大型電站鍋爐，與以前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也驗證了中國焊接技術的世界級水平。東方動力集團現在能製造60萬瓩大型汽輪機組，標誌著中國動力設備領域正全麵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當然，中國後來的一些電力公司熱衷於多花幾倍的錢買日本電站設備，肯定不全是技術的原因。中國還沒有富裕到不在乎幾倍差價的地步。隨著中國60萬千瓦大型機組的建成，中日大型電站設備的技術差距並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環境，使得中國這樣一個赤貧的國家，一步跨越了市場經濟國家需更長時間，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而得以展開大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即使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沒有能力在重工業領域（尤其是基礎裝備及原材料領域）進行商業冒險。
在中蘇蜜月時期，還得到了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而中國除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分散了美國的戰略力量外，在經濟和技術上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回饋微乎其微。
當今日的一些中國人就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責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援助方麵，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中國對外援助無論在規模上、技術層次上還是產業的合理搭配方麵，與中國在這方麵所得到的國際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大國和富國對其它國家的經濟援助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拒絕對外援助的大國必然麵對外交上的尷尬，印度對外援助的資金曾長期維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國對外援助方麵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對改善中國的周遍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援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保家衛國”，中國不能允許周邊小國被世界強權作為對付中國的橋頭堡。
如果就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而言，毛澤東對蘇聯的“一麵倒”外交政策，無疑是一極為成功的外交案例。
就毛澤東的個性和民族主義色彩來說，沒有天大的好處，他會輕易地叫別人一聲“老大哥”嗎？當斯大林送給毛澤東一輛小轎車時，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愛的紅辣椒（他老人家真夠幽默的）；可當蘇聯希望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建一個籮卜罐頭廠時，他的民族主義情節立即發酵：您把機器給我，我們生產的籮卜罐頭賣給你們還機器錢。當然，最後不了了之。
韓國雖然在朝鮮戰爭後三十多年成為亞洲四小龍，創造了“漢江奇跡”。造船工業的生產噸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賴日本進口。而我國在1976年以前已具備了各種船舶（從魚雷快艇到萬噸輪和核潛艇）引擎的製造能力。韓國現代重工也學會了製造電力機車，但其關鍵技術全是進口。而中國則具有完全獨立的機車製造能力，在種類和技術層次上雖然比個別發達國家（日、法、德）落後，但在全球範圍來看，則居於一個較高的水平。
台灣，雖然在經濟上有長足的進展，但其早期的主要產品以輕工業品為主。如果拿1976年時的自有工業技術層次和綜合製造能力進行對比，除韓國三星剛起步的半導體工業外，韓國和台灣根本無法和中國大陸相提並論。他們生產的家用電器的元器件主要靠進口。
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1976年的大陸，工業規模、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後期，微電子工業和電腦技術的迅速騰飛和大、中規模集成電路在包括家電、鍾表、自動化控製等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國和周邊小龍在某些新興領域的距離，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個人計算機及其全方位應用為標誌的工業革命，加劇了這種差距。
當然，中國在以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領域的產業不足、相關領域技術準備不夠、對消費品經營理念的缺乏、體製上的欠缺靈活（在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產量便於計劃，而對消費品工業進行計劃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是中國沒能及時趕上的主因。即使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在半導體工業領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們中沒有一個具備獨立發展半導體工業裝備和基礎工藝原理的能力。這是美國這種經濟強國最難於被別人追趕或超越之處。
而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獨立發展了集成電路製造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製），並得以出口日本。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導體工業，從拉單晶、設備製造、到集成電路製造全過程，積累了人才和知識。而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隻有美、日和蘇聯了。當然，中國後來半導體工業的落後原因就不談了。筆者本人橫跨多個工程領域的知識，和基於對眾多工業領域及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入認識，才有信心為毛澤東時期重工業路線進行辯護，也才得以認識到毛澤東時期所發生的工業革命和對中華民族崛起的全麵的、基礎性的偉大貢獻。
當然，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更喜歡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數據進行評判，而忽略經濟微觀結構的極端重要性。沒有強大的基礎裝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工業，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電器產品都在中國生產組裝，中國最多隻能算是個經濟大國，而決非經濟強國。
當我們看到外國技術上的領先而埋怨毛澤東時，實際上我們已將自己放在了和發達國家競賽的擂台上。這樣的比賽規則對於1976年時的中國並不公平。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幹二淨。
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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