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提出“血統論”的就是劉鄧等高幹子女。被中央文革小組和毛周批判了。
在9月、10月、11月、12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反動”的“血統論”遭到了大規模的批判。實際上,“血統論”在這一時期的泛濫已確實屬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之一了,它已成為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支青年進衛軍。
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大、中學校舉行了全市性的大規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批判大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批判“鬼見愁”對聯及其所代表的“血統論”。
正是在這種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將矛頭越來越深入地觸及到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中層一大批領導幹部。
“血統論”的反文革政治傾向終於顯示出來了。紅衛兵已經不再把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首長請到辯論會上,期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了,有的隻是明顯對立的政治意識。
1966年11月27日,一批以“血統論”為主要思想基礎的革命幹部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秘密策劃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隨之在老紅衛兵的範圍內進行了廣泛的秘密串連,並於12月5日發布了成立宣言。
造反派隊伍中有很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相關。出於他們的家庭出身,出於他們的政治地位、個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們無疑有著批判“血統論”的強大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對“血統論”的批判要比對劉少奇的批判有著大得多的戰鬥衝動,甚至有一種直接反對“階級壓迫”的階級性含於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隊伍中還有一些出身工人、農民的紅五類學生,他們對“聯動”高幹子弟的特權優越感同樣有某種程度的對立情緒,這種情緒有時甚至比那些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更為強烈。這些都匯入了批判“血統論”、“聯動”的鬥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