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南 通往新疆之路
Original 董大南 南加知青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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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第215期
2021年7月27日
《無聲的群落》係列（9）
一群文革前下鄉的重慶老知青，經十年醞釀，曆八年艱辛，聯絡動員了眾多的老知青共襄義舉。他們回顧自己的親身經曆，發出內心的思考呼聲，突破萬馬齊喑的沉寂，先後編輯出版了《魂係大巴山——重慶1964-1965老知青回憶錄》、《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和《無聲的群落（續編）——文革前上山下鄉老知青回憶錄》三部文集，為世人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記錄。這個係列將與你重溫他們的述說。
在紛紜喧囂的曆史記載中，被邊緣化的文革前老知青有如一個“無聲的群落”。我們為你講述的就是他們看似平淡卻十分獨特的經曆。透過特殊年代裏那些比前天還遙遠的“昨天的故事”，你將愕然看到許多超乎想象的社會生活、令人揪心的悲歡離合。——曆史，在這裏沉思！
通往新疆之路
董大南
編者語：一個品學兼優的上海中學生考入北京大學，孰料僅兩月餘又被莫名其妙遣回了原籍。他失掉學籍的同時也失掉了立足城市的戶口，無奈之下隻得上山下鄉，踏上了去往新疆之路。直到18年後才弄明白，他當年的檔案裏被人偷偷塞進了構陷的私貨，是“血統”那玩意兒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
1961年，我14歲。這一年，我考上了有近一百年校史的上海中學。
“上中”是上海有名的“常春藤”學校之一，有不少很有水準的老教師，據說去大學教書也綽綽有餘。“上中”的學生來自市區和郊區各校的尖子，我報考時隻收高中。每年，“上中”從上海市各區招收300名學生，從郊區各縣招收100名學生，每50名組成一班，每屆八個班。學生一律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學校內有商店、電影院、食堂、澡堂，設施完備，功能齊全。
我考入“上中”那一年，學校從400名學生中挑出50名外語好的，成立一個高級班，單獨培養。我進入了高級班。從高二起，班裏的團支部被個別高幹子弟控製，他們在班裏大搞階級鬥爭，實行紅色恐怖，班裏的團結風氣逐漸變壞，也逐漸讓我看到了這些高幹子弟在革命辭藻罩蓋下的弊病。他們有濃厚的“自來紅”意識，在班裏製造等級差別，使原先不錯的同學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他們覺得，我們這些平民子弟理所當然是他們的統治屬下，因此對我們的態度始終是居高臨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糟糕的是，“上中”的教育體製，還是那些高幹子弟耿耿於懷的“資產階級”教育體製。出題、打分十分嚴格，一視同仁，不留情麵。要是教育體製早一點改革成他們喜歡的“無產階級”體製，規定高幹子弟的成績至少80分，平民子弟的成績最多80分，或者取消考試，由黨委推薦，那麽，我後來遭受的苦難，也許要少得多。可惜，這樣的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實現，而我早已成了老“運動員”。
當時，戴著紅領巾上高中的我太單純了。我隻知道尊師守紀、努力學習是學生的天職，卻不知道人間還有妒忌和陰謀。高中期間，我年年都是班幹部，也是班裏唯一達到三好學生標準的學生。三好學生在“上中”是個很高的榮譽，要求很嚴。這樣崇高的榮譽居然沒輪到那些可靠的八旗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
進入高三，他們就輪番找我談心，壓我表態放棄考大學，直接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真革命還是假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分水嶺就在於你考不考大學。考不上大學再去新疆，那就不是真革命。”
這我就弄不懂了。為什麽你們可以拚命複習，根本就不想去農村邊疆？我不得不向這些革命接班人挑戰：“隻要你們不考大學，我也不考。不管你們去哪兒農村邊疆，我也去哪兒！”
這樣的挑戰很靈，這些團員再也不來找我“談心”了。
高中畢業前最後一個寒假中的一天，忽然“上中”的團委書記鄔某通知我到一個高幹子弟同學的家中，說有事要找我談一談。會有什麽事呢？莫不是要發展我入團？也許團組織要交給我一件什麽任務？帶著一點朦朧的欣喜，我來到了這位同學家。
鄔某陰冷的神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找你來，是要跟你算一筆賬，這筆賬早就應該跟你算了。今天，要把這筆賬跟你算算清！”
我一頭霧水，我招了誰惹了誰了？這鄔某憑什麽平白無故地訓斥我？
鄔某活像在演戲，這出戲與其說是演給我看的，倒不如說是演給坐在一旁的那位高幹子女看的。鄔某用誇張的語調，要我老老實實交代父親在家裏有什麽反動言行，交代自己在家裏幹過什麽壞事。簡直莫名其妙！
鄔某演的這場戲的背景，在我離開“上中”多年以後，才露出冰山一角，讓我震驚。
原來就在這個寒假，不知為什麽，鄔某跑到我父親工作單位（上海戲劇學院）去調查父親的材料。父親是脫帽右派，人所皆知，說白了，死豬不怕開水燙，再調查也沒有多大油水。然而神奇的是鄔某帶回了父親所在係黨支部書記孔某以鄰居身份寫的關於我在家中表現的揭發材料。
奇怪，我和孔某從無往來。我平常很少回家。他既不是和我一個單位，又對我根本不了解，憑什麽揭發我？
有時周末回家偶爾碰見孔某，孔某當著我父母麵，總是對我讚不絕口，什麽有出息啊、了不起啦，滿嘴甜話，可誰能想到他會寫誣告我的材料？
真是人心叵測！
這孔某是20世紀50年代對高校“摻砂子”從工廠調到上海戲劇學院做黨政工作的。我上高中時，他提出他老婆要生孩子，住房太擠，要我家借他一間房，父母把最大一間房騰出來給他。高二暑假時，他又向我父親提出，要我幫他考高中的小舅子補十天課，父親哪敢不答應。
我費了最大的勁幫他小舅子補了十天課。他小舅子的功課不是一般的差，初一的題都不會，天知道他怎麽能升到初三？結果，他因成績上不去落榜了。
一旦考不上，裏弄的大娘大嫂就天天敲鑼打鼓上門動員你報名去新疆。他小舅子哪會上這個當，死也不會去的，趕緊躲到孔某這裏避風。孔某正天天托門路，拉關係，為小舅子找工作。
我周末回家，正好碰見他小舅子。
“你好，考上高中了嗎？”我問。
“沒有。”
“不要緊，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去，一樣有光明的前途。”
這真是我內心發出的鼓勵他的話，沒有一點惡意。我哪知道，這脫口而出的“到新疆去”四個字，比皮鞭抽在孔某身上還疼！那一天，孔某臉色鐵青。我父母嚇壞了，問我說了些什麽，我想來想去隻有這句“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去”。
這句話有錯麽？報上不是這樣講的嗎？你孔某做別人思想工作時不也是講這些話麽？
畢竟孔某和我毫無接觸，他隻能憑空杜撰一些罪名。什麽“從小接受資產階級印象派（一種美術流派）的影響”，“學習目的不端正，一心想上大學”，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我“參加上海市中學生數學競賽決賽，家裏大擺宴席”。這些“罪名”足夠讓我入不了團。
而鄔某不知從何處拿到我的檔案，在班主任對我的“畢業鑒定”後麵悄悄加上了兩行字：
“在學校表現較好，在家裏表現極壞……資產階級苗子。”
他再把孔某寫的誣告材料，附在畢業鑒定後麵。這種落井下石的作法，誰都可以預見對我日後政治生命造成的重大惡性影響。
18年後，“上中”新領導宣布撤銷和銷毀我檔案中鄔某和孔某寫的一切誣告材料。我回母校拜訪當年的班主任，當我告訴班主任這樁冤案的真實背景時，他驚訝得無法合上嘴。
“當時班裏同學的畢業鑒定都是我寫的。你的畢業鑒定我每句都寫得非常好，連一句一般的評語都沒有啊！”
一句“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去”的真誠的話，就把一個三好學生一夜之間變成了資產階級苗子。這隻是無產階級專政年代千千萬萬的真實冤案之一。
那時我才16歲。
高考發通知那天，我拿到了北大地球物理係的《錄取通知書》。
怎麽回事？有沒有搞錯？
沒有錯。
原來是北大地球物理係招生工作組聽說北大物理係因為一位高分考生檔案裏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猶豫，不敢錄取，於是他們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調了過來，研究後決定錄取。
新生入學後，係裏要進行專業思想教育。在專業思想教育會上，係裏告訴同學們，地球物理係是從物理係分出來的，側重於應用科學研究，不要小看這個係，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們係裏。會議過後，同學們紛紛跑到我這裏請教學習經驗，我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
開學後第一個月，除了政治學習和義務勞動以外，大量的時間用在排隊列、練正步上，幾乎沒上多少課。國慶十五周年快到了，我們在準備國慶節遊行的隊列操練。
不知為什麽，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一回，說不準又要搞什麽運動。運動一來，有人倒黴，有人挨整，也有人發跡。倒黴的，不要又輪到了我。
這預感也真準，邪門了！
國慶節一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在校園裏展開。
北大作為全國高教係統“社教”工作試點，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率領社教工作組進駐北大。北大的社教從一開始就攪進了上層的內部派係爭鬥，表麵上是清查北大黨委的教育方針，其項莊舞劍之用意卻是瞄準了北京市委及其屬下的文教口。工作組一進入北大，就把北大校係領導架空，儼然以太上皇自居。每個學生要寫思想小結，人人過關，交代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更要揭發交代父母的反動罪行。社教運動中，把白區工作時的單線聯係、背靠背方式照搬過來，什麽“紮根串聯”、“請上樓”、“下樓洗澡”、“脫褲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層出不窮。
家庭背景不硬的學生，必須作沒完沒了的思想檢查，揭發家庭，揭發他人，還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才有可能過關。我們係有一個上海的考生，大會小會把自己父母罵得那個厲害，聽的人都毛骨悚然。他父母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資本家，簡直成了十惡不赦的壞蛋，真難想象他怎麽能和魔鬼父母親生活多年沒把他們一刀宰了。他成了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典型，安然在社教運動中混過了關（但“文革”中他沒混過關，在頤和園投湖自殺了）。
社教運動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學在食堂裏吃飯，沒把紅薯皮吃掉，留在飯桌上，被階級覺悟高的同學發現了。這還了得，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啊！一場聲討地主資本家複辟變天的鬥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大字報鋪天蓋地，紅薯皮裏有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紅薯皮是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的鐵證，紅薯皮象征著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的分水嶺，紅薯皮儼然成了是不是要亡黨亡國的頭等大事！
鬥爭麵越鋪越開，手段也越來越狠。
社教工作組的第一刀，對準了剛入學的新生，用它作突破口來揭批北大黨委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
工作組審查新生的檔案，發現政治上不可靠的，通通開除。據說北大共開除了兩百多名學生，我不清楚是否屬實。但地球物理係招收的將近八十名新生中，開除了三名，這是確實無疑的。
第一個被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來的石××。她是位學習很不錯的女生，因為是資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離開了。
又過了一個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說不能告訴我原因。
右一為本文作者。
我離開北大後，又有個福建同學林××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關係。15年後，我和林××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見了麵。他告訴我，這個海外關係，是他有一個在印尼橡膠園當橡膠工人的舅舅，標準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不是領導階級嗎？怎麽變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京市委及其屬下的文教口也不是吃素的，幾個月後就展開了反擊。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北大社教工作組改組，運動開始轉向。據說，工作組掀起的針對學生的亂批亂鬥風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試點虎頭蛇尾，草草收場，那是後話。
我們這批已被工作組清除的學生，卻是不了了之。
當通知我被除名的那位係幹事問我有什麽要求時，我隻有一個要求：
“我希望知道開除我的原因。我實在想不出自己有什麽做錯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自己錯在什麽地方，以後不是還可能犯同樣的錯誤嗎？”
係幹事有些為難：“我要請示一下工作組，明天再答複你。”
第二天，係幹事告訴我：
“我們研究決定，還是不能告訴你原因。這樣吧，你可以說，原因就是組織上認為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更有利於發揮你的作用。”
我被除名了，連一張說明我被除名的證明和告示都沒有。
怎麽能把原因告訴我呢？工作組根據孔某的誣告材料，不經核實把我內定“白專”。但他們也知道，孔某的誣告材料是背著我寫的，見不得陽光。那個年代的政治運動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業的，隻要有權，就可以在幕後操控一個人的前程。
我離開了北大，一張為什麽離開的證明都沒有。檔案裏已是內定“白專”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時我17歲。
在一個北風呼嘯的下午，我從北京回到了上海。
離開上海時，我還是個三好學生，才兩個多月，就莫名其妙成了被大學除名有問題的人。我到底有什麽錯？為什麽不能告訴我原因？
我問書本，找不到答案。我看報紙，找不到答案。我聽廣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兒？
突然，我意識到自己要成為失學的社會青年，“社會青年”是被人嗤之以鼻的。
不由地打了個寒噤，我能麵對眼前和將來的一切嗎？
我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戶籍辦公室。
戶籍警聽完我的陳述，驚奇得嗆了一口，差點把茶水噴出來。
“什麽？被學校開除了連張證明都沒有？我們怎麽知道你是不是殺人放火？我們怎麽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
“什麽？認為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更有利於發揮你的作用？從來沒聽說過這樣開除的理由。儂當阿拉是憨大啊？（上海話：你當我們是傻瓜嗎？）”
戶口報不上，我成了沒有戶口的人。
一個多星期以後，有人敲門。
敲門的竟是比我先一步被開除的石××和她的母親。她們聽說我也被開除了，趕來問問什麽原因。我告訴她們，什麽原因我也不知道，係裏說不能告訴我。
她們憤憤不平地說，北大這樣做實在沒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麽罪？報紙上不是一直說，關鍵看本人表現麽？憑什麽不看本人表現就把學生開除？
她們準備去市高教局告狀，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卻說了一句當時發自內心、至今無法原諒自己的話：
“雖然我不知道自己被開除的原因，但我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是不會錯的。我要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去。我勸你們也要相信黨，相信組織，不要去告了。”
她們驚呆了。然後，默默地走了。
以後我去了新疆。石××下一年再次考大學，考上了同濟大學，“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貴州。
曆史真會開玩笑。我和她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後殊途同歸，又回到同一起跑線。15年後，我平反回北大學習時，她考取了同濟研究生。後來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係學習時，她正好研究生畢業，到南大答辯。她知道我的情況，我也知道她的情況。可我不敢見她，我因為當初那個表態始終沒有勇氣麵對她。
曆史證明我當時的愚忠是錯的。每當我想起自己那時愚昧醜陋的表現，想起她們驚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責，我無地自容。
你說怪不怪，一場場政治運動中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並不是那些不相信什麽組織、什麽主義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誠地相信什麽什麽主義、黨叫幹啥就幹啥的人。因為前者隨時警戒，處處設防，對宣傳口號保持距離。後者則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設防，把自己的真心話都告訴組織。
1965年1月，公安局通知我可報戶口，我總算升格成了社會青年。
社會青年是一個兩極分化複雜的群體，即使處在這樣一個群體，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廠招工機會，送去的總是出身好的。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還是沒有工作機會。
宣傳和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不是宣傳到新疆去是有誌氣的革命青年麽？
為什麽把根紅苗壯的送到大學工廠，把血統差的塞到新疆？報紙上寫的，廣播中講的，為什麽現實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從小到大，父母、老師的教導，報刊、書本、廣播的宣傳，在我頭腦中編織了一道道美麗的光環，現在被赤裸裸的現實無情地粉碎了。
我問蒼天，“真理在哪兒？”
蒼天不回應。
我問大地，“真理在哪兒？”
大地不吭聲。
我問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兒？”
人群中有的搖搖頭，有的指指點點，有的冷言冷語。
“哼，這種人哪配上大學？隻配到新疆去！”
“哼，假積極，還想找真理呢！”
“哼，你哪能和我們比？還不撒泡尿照照鏡子！”
真—理—在—哪—兒？
烏雲翻滾，一陣悶雷從頭頂炸開。一個蒼老的聲音，穿過雲層：
“走吧，年輕人，離開這繁華的城市，走到那遙遠的地方。在那裏，你會找到真理的……”
響雷滾向天邊，蒼老的聲音依稀在回蕩。
“走吧，年輕人。”
於是，冥冥中，仿佛看到真理在遠處向我招手，為了尋找真理，我踏上了通往新疆之路……
作者簡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學高中畢業。當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地球物理係，不久因他人誣陷被學校取消學籍。1965年支邊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學習。1982年考取中國科學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國，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噴氣推進實驗室做科研工作，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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