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女性的野蠻，重讀在卞仲耘罹難55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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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北師大附屬女中，曾作為知青下放雲南。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8年獲得中國社科院文學博士學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學教授中文，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教授、知名的文革研究學者。

原題

女性的野蠻

作者：王友琴

揣著大學錄取通知書重回北京，又開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學，年齡參差不齊，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幾歲。如果不是因為”文革”十年和”文革”結束後恢複高考製度，這些人是絕不可能編到一個班裏學習的。在宿舍的雙層床上，很可能上邊一位的經曆隻是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平坦得象”兒童樂園”中的滑滑梯，下麵一位可能正相反，幹過五行六業，經過大苦大難。

有一次，一個小同學疑疑惑惑地問我：”你，還下過鄉？你真的幹過很多活兒？”

原來，人家以為我隻會不聲不響地坐在教室裏埋頭記筆記，或者，隻會規規矩矩地按照老師的要求背書、做題、考試。

這是人們很容易犯的錯誤：想象力受到經驗的限製，用一己的思想框子來推測別人。我聽他們談過他們的經曆：考試製度一恢複，高考參加者就成了”重點保護”對象，成績好的學生，尤其如此。在中學校裏，老師為他們盡心盡力，放學回家，吃完晚飯碗都不洗，九點鍾，母親輕輕走到書桌旁，放下一碗糖雞蛋，或者銀耳湯……

可是我沒有念完中學，後來當了六年農民，在離北京八千裏遠的地方，常年過著鹽水下飯的日子，到原始森林裏開過荒，開荒受過傷，傷疤至今還留在手背上……對我的同齡人來說，這算不上是特別的經曆。沒想到，才過去了幾年，對另一代人來說已經難以想象。

然而，經曆的區別還不僅僅隻是這些，還有別的。比如，我還看過，站得很近地看過，看同學們毒打老師，後來，我們的校長被打死了。

在今天，聽聽這樣的事情，也會覺得可怕。可是當時，人們感到無所謂，也許，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說出這種事來，當然不是為了向小同學吹噓我們這些年長者的閱曆豐富或與眾不同，以彌補因虛度年華而產生的內心空虛。回想起來，我們也有過那種簡單幼稚，甚至嬌生慣養的年代，但從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並不相隔遙遠的距離。正是這種不過幾步之隔的感覺，使我在此後十多年的悠長歲月中，一旦憶及，總覺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識地建立防禦機製，各種野蠻的事情，都並非不可能發生。

當年我上的那所中學，是女校，是當時北京最有名氣的中學之一。打死老師，就是這些並非小偷流氓也非頑劣學生，在十四歲和十九歲之間的女學生做的。

現在有一種原諒性的說法，說那是因為”年幼無知”。這給一代人提供了一條精神的解脫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麽簡單，當然太好不過，即發生這一切隻是因為我們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為我們太年輕。

然而，即使隔著二十年的歲月，即使記憶已經淡漠，我也仍不敢這樣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電台廣播後，我們中學裏馬上也有人貼出了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不隻是對北大的大字報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報給北大領導無限上綱上線一樣，也給我們中學的領導無限上綱上線。

幾天以後，學校裏已經貼滿了類似的大字報，很快用完了學校存有的舊報紙，又從文具店買來大張的白報紙。

這些大字報的思維方式，是先把中學校的老師、領導定成壞人，然後，再來”揭發”他們的”罪行”，這樣，種種小事都可以誇張附會，成為”罪證”。一些普通的中學教師或學校領導，被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這樣聳人聽聞而且在當時被視作彌天大罪的惡名。

也許可以由此說明中學生的愚昧，然而，愚昧隻能說明一種被動的、糊塗的狀態，這種狀態為什麽向某一方向急轉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轉化，卻還必須有別方麵的解釋。

比如，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最早寫大字報的同學，”高幹”出身，她們這樣說了，大家就認為是這樣了，這是大勢所趨，區區幾個中學教職員是無力阻擋的，中學生也許還不是那麽自覺的”勢利眼”，但也有那種把自己個人的渺小生命依附於某種勝利性潮流的意向，對權力的服從遠甚於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慣性。

平素間被人尊重、被人服從的教師們，一下子變得狗屎不如。毫無理由，他們一下子被社會拋棄了，無法聲辯，無法反抗，一個個處於孤立無援的無助狀態，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來的大赦，別無他法。

很多年後，當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謝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竟還叫過他一聲”老師”的時候，我的心裏充滿了酸楚的感覺。然而，隻是在身經辛酸並經過長久的思考之後，我才漸漸懂得這種隨意把有些人從公眾生活中遺棄和那種”緊跟”潮流的做法，是我們生活中的兩個大的毒瘤。

在平常的生活中，它們也侵蝕著肌體的健康。當它們惡性發作的時候，就造成巨大的災難。

７月。開過校領導的批鬥大會，在操場上，被批鬥者站著、低頭。揭來揭去，如果說他們有罪，那麽很多很多別的幹部也有罪，因為他們除了執行上級指示、處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沒有什麽獨特的個人思想或行為，但最先挨鬥的偏是這些中學校長們。

命運好像擲骰子，輪到了他們，他們便先作了犧牲。就在即使無限上綱上線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時候，外邊傳來一個消息，說有過一個搞”兵變”或”政變”的陰謀。於是，又有大字報貼出，說校長也是”兵變”、”政變”參與者，”文革”前借”戰備疏散”為名，到北京郊區察看地形……

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報前，我，一個普通的14歲的中學生，心裏也曾閃過一絲疑惑。因為我起碼讀過小說什麽的，知道”兵變”、”政變”之類，都是極機密極迅速的行動，如果連一個中學校長都知道了，還可能嗎？……

然而，這種推理隻進行了幾分鍾，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會把這種一閃即逝的疑問說出來，因為別人誰也不說，他們也不會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氣的維護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麽，維護事實，堅持邏輯性，都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反過來，看到有人因作出這類”揭發”而變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奮，儼然成為一種充滿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認，我的心裏其實是懷著某種羨慕感情的。盲從其實往往並不出於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導者的吸引之外，盲從者還受到利益、虛榮等等的暗中支配。

同時，對教師們蠻不講理的指控和辱罵，也已經直接向學生們作出了持不同意見者可能遭遇什麽的示範，盡管被鬥爭的是教師，但鬥爭者們也會感受到那種強烈的恐怖氣氛。狂熱、虛榮心、自保心理、恐懼感，等等，最後都通過一個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熱情”噴湧出來了，我們既不能從事實、從邏輯出發來理性地思考問題並矯正自己的行為，也喪失了可能從直覺出發而產生的同情心。

當我們興高采烈或隨隨便便地把各種罪名像扔垃圾一樣向校長、教師們頭上扔去的時候，我們根本不去考慮他們的感受如何。

８月。曾領導了中學運動一個多月的工作組撤走了。控製學校局勢的是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組成”紅衛兵”的”階級路線”是一副稱為”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由某個學生的”老子”身份決定是否接納其參加組織。

由於對工作組的看法不同，紅衛兵又分兩派。保工作組的一派人多勢眾，似乎正在全盛時期，但在工作組問題上，卻已顯得不夠緊跟潮流，有些冷落。

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裏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當一群紅衛兵慷慨激昂而又氣勢洶洶地奔出教室時，心裏可能是充滿了對”黑幫”的仇恨和對”文革”的熱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認地帶著個人的情緒，這種帶著個人私欲甚至惡意的情緒，並不曾被克製，卻反而在大嗡大轟的”革命”口號下被鼓勵，而且被那些口號掩飾起來了。

而這種私欲的實現方式，隻是摧殘侮辱那些手無寸鐵、根本無法自衛的人們，不必付出艱苦的勞動代價，在當時的形勢下也並不冒什麽風險，而是得到了某種默許、縱容。憑借人多勢眾，順應潮流，向幾個中學領導發泄怨毒、施加虐待，實在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再沒有比這更容易、更廉價的”革命”了。

這是天下最合算的買賣，因為不管代價多高，甚至貴如生命，付出的永遠是別人。所以，這種行為總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誘惑著所有堅強的和不堅強的人。

我不是紅衛兵，不是因為我拒絕當，而隻是因為沒有資格。見班裏同學去打黑幫，我卻無事幹，就下樓去看。

五個”黑幫”，五個學校的領導，從廁所被揪到了操場。他們正在打掃廁所。當時，這是各單位普遍使用的對揪出來的”牛鬼蛇神”的一種懲罰，一種侮辱。一方麵大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一方麵又把勞動當作懲罰和侮辱手段，這種”革命”，實在是自相矛盾的。

“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都是非體力勞動者，然而它不但不設法改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甚至還摧殘了體力勞動本身的尊嚴。在我們中學對門的中央高等教育部裏，部長們也曾被剃了頭發罰作清潔工，常有人來圍觀這些大人物掃地、拔草，而臂纏紅袖章、看管”專政隊”的人，其時無比威風，無比得意。這一景象所蘊含的文化含義，令人深思。

操場上聚攏了很多聞聲而來的學生，把五個”黑幫”圍了起來，其中一個副校長，還說了幾句話，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運動還是要有領導地進行——間接的意思是不能這樣隨便鬥人。但這聲音實在是太微弱了。

這時哪裏還談得上誰有揪鬥權的問題，”合法性”早已無人考慮，何況這種揪鬥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學生拿著掃帚，拿著紙簍糊的”高帽子”來了，有個高個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從那位副校長的頭上，澆了下去。

正值盛夏，人們都穿著素白的單衣。濃黑的墨汁順著頭發流下來，一條一條，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開去，粘膩的，濕漉漉的，墨跡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強烈反差中蔓延擴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

“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聽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間小屋。因為這是一所有很長曆史的中學，所以那裏堆放著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斷腿缺腳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場上，看著這一切。我什麽也沒做。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發生的罪惡未加製止，那麽就是罪惡的同謀——但是我在十年之後才學會了這句話。

當時我想了些什麽？我想不清楚。是躍躍欲試？是幸災樂禍？是冷眼旁觀？是興奮激昂？多年以來，在我腦海中最為強烈、最為清晰的意象，隻是那墨汁澆在人身上的情景。

我對”現代派”繪畫中一種似乎是把顏料隨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總是覺得反感，覺得看了難受，也許，這跟我腦子裏那個墨汁橫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關係。

搜腸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於自己的、當時所懷有的”正麵”想法，然而，充其量不過是對打人所感到的驚恐。

我在一種溫情的環境中長大，畢竟對此極不習慣。然而，除非我厚著臉皮向自己說謊，我找不到正義感、仁慈心一類的東西，甚至於這種對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踐踏必將報應到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之上，也全無思考，全無意識。

在深的意義上說，學生們後來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報應，因為他們自己先奉行了那種殘忍不公的原則。

當五個”黑幫”被押上操場角上的高台，已經個個麵目全非。他們被命令自報”罪行”。又有人作聲嘶力竭的”揭發”、”控訴”、”橫掃”、”打倒”、”踏上千萬隻腳”和”萬歲！萬萬歲”的口號，震蕩在窄小的中學校園裏。過了一陣，沒什麽可說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來，押往校園深處，說要讓他們”勞改”去。

我站累了，或許是因為對一種自己不能參與的恐怖行為也難保持長久的興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後的情況我沒看到。晚飯時分，我下樓來，走過一樓樓道，看到白牆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紅色斑點，以及一個五指分明的暗紅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識到這是血點、血手印。

妻子被害第二天，王晶垚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2008年有人采訪王晶垚問他為何想到去買相機給死者拍照時。老人沉默良久，忽然抬頭說道：“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曆史上多麽黑暗的一頁！”

校園已經安靜下來。吃晚飯的時候，聽人在說，初一的同學到開水房去打來開水，燙”黑幫”。又有人說，還把”黑幫”趕到宿舍樓的廁所裏，淋了屎尿。飯廳裏彌漫著殘存的亢奮。

殘酷的行為竟能使人興奮快樂，這對人類來說實在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經驗。這種經驗誘惑人們殘殺同類，引起一連串順之而來的災難。

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幾年以後，我下鄉去了，父母後來也下鄉了。中學時代的日記、筆記之類，全都失落了。尚能記得這個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時也會將此作為自己尚未完全泯滅了善性的一個證據。為什麽要反對忘卻呢？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記憶有某種聯係，不僅心靈常常通過反省往事得到淨化，而且善惡感能在曆史的評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們坐在教室裏，收聽有線喇叭裏的中央台”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節目。停課兩個多月來，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課，而且指導著人們的行動。電台的節目結束後，當時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席，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廣播喇叭裏說，昨天晚上，校長死了。當然，她不說”校長”，而是說的女校長的姓名，她說”死了”，而不說”打死了”。

教室裏似乎靜了一陣，然後有人議論了幾句什麽，話題很快轉向了別處。死亡，以及製造死亡，都還是第一次發生，可是已經成了無所謂的、並不令人震動的事情。

校園裏沒有人討論”死”或死的恐怖，更沒有人會從法律的、事實的、人道的角度來分析這一死亡。我們頂多隻把它看作為”革命”付出的一點”代價”。

很多年裏，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謂”付代價”來解釋那些無法解釋的事情，卻不去想這”代價”已經是人的生命，已經是對我們的共同生活所依賴的根本原則，人身安全原則的威脅和破壞。

對死亡的淡漠，顯然隻能表明我們的心靈對於罪惡有太大的容量。這究竟是怎麽形成的呢？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四個孩子

過了幾天，鄰近一所男校的紅衛兵，又到我們中學來打了一次，打斷了另一位副校長的肘骨。各個中學都在打，而且從學校打向社會。直到14年後，公開審判”四人幫”時，我才從一份材料中看到了1966年8月後的40多天裏，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數。我記下了這個數字，1772人，特別因為其中有一個人，即我們校長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當人們說起從前發生過的一件件悲慘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會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鬧的。”我們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釋了”文化革命”中發生的一切。但是，又怎麽解釋在我們這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發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為，我們的校長，成為北京市中學教職員中的第一個遇難者？

又過了一年，依然不上課，繼續搞運動。有一段時間”集中力量鬥、批、改”了，幾個學校領導的”罪行”抄成大字報貼了出來，一個人有四五十張，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長。他們的姓名上都打著大紅叉叉。從大字報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齡、經曆。那些動過手的同學，原先大概也不知道這些吧。

在這裏，尤其說明了無知不能作為原諒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況後才動手的，那麽盡管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但態度還算是認真的，不弄清情況就動手，除了說明這種行為更為輕率、更為冷酷之外，還能說明什麽呢？

從死者的有關材料中，我還知道了她有四個孩子，或者可以說，這時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這樣的問題。此外，除了驚訝於她的經曆幾乎和小說《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一模一樣之外，似乎沒有想過別的。我真怕自己的這種冷漠，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有兩年多的時間，天天在濺有血跡的樓道裏走來走去，竟然熟視無睹了。新的死亡繼續發生過幾起。偶爾往牆上瞟一眼，會想到，”喲，這是人血”，但是貧乏而麻木的腦子裏再生不出別的想法。後來，也許是為了慶祝”九大”召開之類的活動，打掃衛生，粉刷牆壁，血跡看不見了。

往事也是會淡化在時間的流水中的，除非我們加以認真地反省和分析。那種由群體公開施行的私刑，問題不僅在於使一些無辜的、甚至是優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還在於激發了、助長了、施虐者們的野蠻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

原始的人類，相信巫術，以為詛咒可以給人帶來災禍，以為往一個寫著敵人名字的假人身上紮針畫符，就可以使其遭難。與此相仿，我們竟也相信，私下的談話，畫像的損壞，就是危害性的；反過來，又用各種惡毒的字眼，”賊”、”鬼”、”黑幫”、”牛鬼蛇神”等等，咒罵老師和校長，似乎覺得這些惡名就具有某種威懾力一樣，卻不顧是否擁有證據。掛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陰陽頭，在姓名上打紅叉叉，往身上澆墨汁……

對這類一段時期中普遍發生的行為，從心理方麵進行分析，結果也會使人吃驚的。拋開善惡不論，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思想方式，隻能屬於所謂”原始思維”。人們常常說，女性是溫柔的。然而，這溫柔主要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熏陶培育出來的。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原始的野蠻壓過了女性的溫柔。

離開中學後，我到邊疆去了。當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對待時，也曾有過感歎世態炎涼、怨天尤人的念頭。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長之死。讀過曆史，知道我們已脫離了宗族社會，個人已經不可能依附於某種強有力的血緣集團；列身於一個大社會中，能保護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會正義原則；如果這些遭到破壞，那麽個人的安全，也許比古代還不可靠。

一個人，不論是中學校長還是國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敵人，立即陷入孤立，舉目無親，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這正說明了在缺乏法律約束和社會正義的情況下個人的無比脆弱。

當看著一個人死去的時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時，我卻又抱怨別人了。如果我不能為保衛正義原則努力，那麽種種怨尤不是很膚淺、甚至虛偽嗎？

當年的同學們早已風流雲散。偶爾見麵，匆匆忙忙，談工作，談學習，談房子，談兒女，卻很少談到往事。幾年以前，在廣州，我遇到一位中學同班同學。她陪我遊覽黃花崗72烈士陵園，在那裏，她向我補敘了那天我沒有親眼見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來打，上麵有釘子，一打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就從小洞中湧流出來……

也許沒有必要去細究或描述這些細節。但是過多地拋棄細節卻可能使我們失去總體性的把握。落實政策的時候，死去的校長被追認為烈士。作為一種待遇，這是完全應該的。然而，老老實實地說，這種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劇英雄色彩的。死難者的犧牲並不因為他們的反抗、叛逆等主動性的行為所致，而往往隻因為他們一開始就被指定為”運動對象”。

以後的人們，也許會把這種死亡想象成和黃花崗72烈士一樣，但身曆其境者應該知道，”文革”並不是大量產生悲劇英雄的背景。死者會原諒這種分析吧。在無情的、不可逆轉的死亡麵前，粉飾掩蓋，又有什麽意義呢？

如果我們把”文革”想象成一種英雄悲劇，那就是我們虛幻的、缺乏正視生活勇氣的舊習又在作怪。同樣，我們這些慘案的目擊者和參與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潔冰清、天真無邪的受騙者，或者在一開始就發覺了”四人幫”的罪惡的先知者。如果已經決定改正錯誤，那麽首先就應麵對事實。

這位同學和我一樣，是教員的女兒，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隻是目睹了這樁暴行。事隔多年我們還能討論這件已經十分遙遠了的往事，也許，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我們更富於曆史感或文學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們檢討自己，覺得自己應該承擔未盡力製止罪惡的責任，然而，我們畢竟沒有直接參與這一暴行，沒有動過手，我們回憶這些也就不太費力。

人，應該對自己誠實。然而，如果連不太費力的回顧都懶於作出，那麽實在是過於玩世不恭了。雖然往事早已過去，我們卻還活著，隻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斷對曆史的評價。回憶曆史，分析個人的行為，幾分出自受騙，幾分出自卑怯，幾分出自殘忍，並不隻是一種舊事重提，這關聯著我們現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觀。

離開中學以後，我回去過一次。那是學校舉行校慶紀念會的時候。校園裏洋溢著錄音機播出的樂曲聲，以及久別重逢的校友們驚喜的呼喚聲。什麽都可能回來，除了死去的人們。

我參加了初中學生的一個班會。學生們要我簽名，要我講點什麽，因為有人告訴他們我在高考中考過第一。然而，我說出來的全是些文不對題的東西。我說了要學會思考，要有道德勇氣。離開了對中學生活的具體回憶，這兩句話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雲。

在我自己，也是經曆了種種變故之後，才理解了看似簡單的這兩句話的重要程度。很多年來，我有時思考著生活中所發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並不能證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無法避免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們作出了某種選擇。也正因為這種選擇的存在，我願意把這段不願提及的往事，告訴年輕的同學們。

作者說明：此文寫於1986年，收錄於作者著《女博士生校園隨筆》（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寫的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