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傳教士對中國的曆史貢獻

禧年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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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愛程（加拿大溫哥華《真理報》主任兼總編輯） 來源：磐石的博客

原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08ff3c0102dwvs.html

博主按： 看到這些文章，我的心中充滿了感動。這些本來與中國人素昧平生的國外傳教士（我說的是真正的基督徒），被神的愛所驅使，來到當時落後的中國傳揚福音。他們不僅傳揚福音，還把醫院、大學、科學等等好東西帶給了中國人，對現代中國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然而，他們也像主耶穌一樣被誤解，被逼迫，被誣蔑，這是他們背起的十字架，因著這十字架的能力，耶穌的死在他們身上發動，耶穌的生就在中國人身上發動，感謝神把這樣的人賜給中國！如今，我們享受著他們帶來的祝福，也讓我們中國的基督徒學習他們的樣式，把耶穌的愛，耶穌的生命帶給其它國家，把愛給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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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國學生學者傳福音時，一個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幹了那麽多壞事，我們為什麽還要信他們的宗教？”

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就是因為生在“新中國”的這一代知識份子，在國內所接觸到的有關在華西方傳教士的資料都是負麵的。比如，在華西方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馬前卒”，是“從事侵略活動的偽善者”，“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而基督教則是“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就如去年10月1日羅馬教廷將一百二十名在中國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冊封為“聖徒”之後，《人民日報》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擊那些所謂的“聖者”，說他們有的是“作為近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工具的外國傳教士”，有的是“作為那些劣跡斑斑的外國傳教士的幫凶和追隨者的中國教徒”，還有的是“在由於外國傳教士憑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特權，橫行鄉裏，欺淩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於非命，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殉難者和殖民地教會勢力的犧牲品的中國教徒”（見《揭開所謂“聖人”的麵目》，署名為“史岩”，《人民日報》2000年10月3日）。

這篇文章雖然是針對天主教傳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並無明顯的差別，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輿論主導了這樣一種一麵倒的認識之後，對在華西方傳教士做任何正麵的評價是十分艱難的。然而，我們必須要還曆史一個公道，否則我們無論是作為基督徒，或者隻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學人，都會感到有負於曆史，有負於前人和後人，也有負於自己的良心。

 

 

在這裏，我完全無意於美化在華西方傳教士的全部行為。西方傳教士和我們一樣是普通人，也會有普通人有的弱點和局限。他們當中會有一些信仰不純正、行為有缺失的人，也會有一些對中國人抱有深刻種族偏見的人，會有一些濫用西方人所擁有的條約特權，“橫行鄉裏，欺淩百姓”的人。在中國和西方列強發生直接利益衝突，甚至爆發戰爭的時候，也一定會有一些西方傳教士背離自己的職責及對神對人的信實，采取一些與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動。對此，西方教會史家，特別是一些原駐華傳教士都有相當多的反省，我們中國基督徒更沒有必要一味地為之遮掩。

然而，承認在華西方傳教士的行為有失誤和不足之處，和全盤否定其在華宣教事業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內，在華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教會的建立，以及對中國的文化、教育、科技、醫藥和社會服務等的現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任何一個心存公正，又對這方麵的曆史事實做過一番考察的人，都不會將其一筆抹煞。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在這裏隻能進行提綱式的簡述。我想，在華西方傳教士為中國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貢獻，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麵：

語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國當時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與民眾日常使用的口頭語言相去甚遠，不經過長期的專門訓練，幾乎無法正常地閱讀和寫作。那時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這雖然是農業社會生產力低下的必然結果，但艱澀難學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傳教士為了在較短的時間裏，把福音傳給一般未受過教育，或僅受過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從一開始就嚐試將書麵語言通俗化。他們用接近通俗語言的“淺文理”（即簡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頭語言翻譯聖經，撰寫福音單張。而這是在以提倡白話文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正式登場的半個世紀之前。

在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譯出版聖經，他和後來的米憐（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編印了很多講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冊子，免費分發給中國人。後來的許多傳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曆史上第一位中國籍牧師梁發所著的福音小冊《勸世良言》，就在當時廣泛流傳，影響了許多人。甚至後來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都是在這本小冊子的影響下，決定發起“拜上帝會”的。到1860年，大約有一百萬份福音單張分發出去，1890年增至近二百萬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萬份。這些文字不隻傳播了福音的種子，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推廣文字通俗化，掃除文盲，提高底層群眾文化知識水平的作用。

興辦教育，傳播科學知識

西方傳教士對教育的重視，直接成為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端。傳教士們每到一處，除了傳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會，而是興辦新式學校。他們把學校看成傳福音、培養信徒信仰基礎，以及栽培當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徑。馬禮遜初到中國時，中國尚不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設立教堂和學校。所以他和米憐、梁發等人，於1816年在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開了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先河。從那以後，特別是1842年的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式的近代化學校就隨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在中國大地上興旺起來。

在1876年，還隻有不到六千名學生在傳教士辦的學校就讀，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一萬七千名。那時候，進外國人的學校還被視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大多是生活無著的貧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遺棄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兒。但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進教會學校已經蔚然成風，日益成為中上階層家庭所追求的目標。遠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廢科舉，興學堂”之前，傳教士們就早已為中國教育製度的近代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高等教育方麵，傳教士們也同樣是中國近代專業教育的先行者。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嶺南大學、淡江大學等許多名校，都是西方傳教士所創辦的。

中國人出洋留學在今天已不是新鮮事，而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很多王公貴族寧願砍頭，也不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蠻邦”去。而開創中國人出國留學先例的，同樣是西方傳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叫容閎，他於1847年被一位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帶到美國東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魯大學完成學業。他回國後說服清廷的洋務派大員，獲準從各地教會學校選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學生，於1872年由他親自帶領去美國學習。自那以後，中國各地出國留學的人便逐漸增加。到上世紀初，出國留學已經成為各階層青年學子爭相追求的人生目標之一。

醫療衛生事業

在介紹西方先進的醫藥知識及衛生製度方麵，傳教士也是功不可沒的。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就已經有傳教士在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設立小型的醫院。此後他們幾乎每到一地，都會創辦醫院。不僅是為了傳福音，也是看到了當時中國人的切實需要。傳統的中醫藥，雖然在治療一些常見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獨到之處，但在治療急性病和傳染病方麵往往毫無辦法。比如當時流行的霍亂、鼠疫、猩紅熱、腦膜炎、肺結核、麻瘋病等，中醫藥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的，因為對微生物的傳播特點幾乎沒有什麽認識。傳教士醫生把西方當時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手段帶到中國來，幫助了很多人，特別是那些完全沒有能力看病求醫的貧窮人士。傳教士也盡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學和生物學知識基礎上的西方衛生觀念傳遞給中國人，使他們開始形成合乎衛生學的生活方式。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隻知道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戰爭中，為八路軍建立戰地醫院，怎樣不辭辛勞為中國軍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時為病人輸他自己的血。很少有人知道，遠在白求恩醫生來華之前，早已有數以百計的傳教士醫生在中國默默奉獻，像白求恩一樣不時用自己的鮮血搶救中國人的生命。有的傳教士醫生在十分偏僻的隔離區建立麻瘋病院，長期和麻瘋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設法為他們治病，給他們愛，向他們傳福音。那時，就是麻瘋病人的親人都不敢接近他們。正是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國人慢慢地打破了對麻瘋病的盲目恐懼，建立了麻瘋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確觀念。

中國的近現代醫學教育和醫藥科技，也同樣發端於傳教士所創辦的醫科大學和臨床觀察研究。中國著名的協和醫院、華西醫科大學等，都是傳教士所創辦的。我在《基督教傳教士在禁止鴉片貿易中的曆史貢獻》（《海外校園》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鴉片貿易的初期階段，人們對鴉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紀中期人們對香煙的看法一樣，大多認為吸食鴉片隻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嗜好。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軍民百姓都趨之若鶩。而正是傳教士醫生，在臨床觀察中積累了大量鴉片毒害人身體，破壞家庭生活的資料，並在他們本國信徒的協助下，發起了抵製鴉片貿易的運動。經過他們長期的抗爭，終於迫使英國政府立法，取締了鴉片貿易。

扶困濟危、幫助弱勢

 

 

傳教士秉承主耶穌關懷“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馬太福音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從幫助弱勢群體切入。他們建立孤兒院，收容孤兒和棄嬰。著名的“揚州教案”，就是因“傳教士收集嬰兒，用他們的肢體和器官製藥”這樣一個惡意的謠言引起的。其實是傳教士常常出於愛心收容孤兒和棄嬰，而那些孤兒和棄嬰有很多本已身體虛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死亡的幾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兒院裏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於對外國人的偏見，就認定他們在虐殺嬰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緒很重的士紳和官員的慫恿，便發生了暴民圍攻內地會駐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傷。

傳教士不但收容孤兒和棄嬰，而且為他們設立學校，教導他們正確的價值觀，也使他們掌握一技之長，成為有能力自立於社會的人。在抗戰期間，兩位內地會的女傳教士為了把她們所管理的孤兒學校的孩子們轉移到大後方，竟帶著他們從山東，經過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數千裏路，爬山涉水，風餐露宿，一直走到陝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傳教士的接濟。也是在抗戰期間，河南一家傳教士醫院的女性醫護人員，冒著自己被日寇強暴的風險，保護了在醫院裏避難的數百名中國難民，其中大多數是老弱婦孺。

救濟災民也是傳教士經常做的工作之一，無論哪裏發生洪澇災害，流行疫病或者戰爭，哪裏就有傳教士的身影。美國女傳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東傳教近三十年。她為了幫助災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獻出來，致使她自己長期營養不良，去世時體重隻有三十七磅。

移風易俗，提高婦女地位

傳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婦女，這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強大的衝擊力。傳教士是興辦女學、傳播男女平等觀念的發起者。他們把很多出身貧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遺棄的女孩子，培養成了女教師、女護士、女醫生，給當時的中國社會樹立了尊重婦女，提高婦女地位的實實在在的榜樣。很多人都聽說過傳教士反對裹足陋習的事，其實傳教士在反對童婚、納妾、奴婢製度、包辦婚姻、販賣婦女等中國社會的傳統弊病方麵，也都不遺餘力

後來，隨著基督教教育體係的發展壯大，全國各地的教會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為中國培養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識份子，她們和男子一樣活躍在中國的教育、科技、醫療、護理、新聞、法律、政治等各個領域。雖然不能說傳教士就是移風易俗、提高婦女地位的唯一推動力，但他們在這方麵所發揮的、首開風氣之先河的功勞，則是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讓國人直接認識真理

新教（更正教）傳教士，秉承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傳統，每到一地，必先將聖經譯成當地的通行語言，好使當地人直接從聖經中認識上帝和耶穌基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獻給中國人的。

第一位來華宣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於1807年來到中國後，由於滿清政府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他一時無法從事公開的宣教工作。但他一點都不氣餒，馬上開始學習中文。很快，他便決定親手翻譯聖經。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並於1823年出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

“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p. 24）

此外，英國浸信會派駐印度的傳教士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擔任澳葡政府翻譯官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費了十六年的功夫，於1822年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中譯本。後來，又有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又稱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譯，於1840年前後完成。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憐、麥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謂“代表譯本”。由於參加者對神的名稱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兩種不同的譯本。

1890年，上海在華傳教士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並於次年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文理(即文言文)、淺文理和官話三種譯本的翻譯工作。其中，“淺文理譯本”於1904年出版了新約部份，“文理譯本”於1906年出版，而於1919年出版的“官話（國語）和合譯本”則成為最受歡迎，也流傳最廣的中文聖經譯本。至此，“神的話語”正式成為中華文化體係中的一個無法忽略的組成部份，默默地發揮著淨化心靈，匡正世道的功效。

建立中國教會

 

 

西方傳教士也遵行主耶穌的囑咐，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國人施洗，並建立中國教會。初期中國人對其持有強烈的排斥態度。馬禮遜在開展在華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機會為第一位中國信徒施洗。從此以後，便有越來越多的人信主，教會就這樣像一棵纖弱的幼苗一般，在中國的土地上紮下了根，並且日漸茁壯地成長起來。

就在1817年前後，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發（又稱梁阿發），成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華裔牧師，也是馬禮遜在文字、教育和傳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從這樣一個卑微起點開始，中國教會在傳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長壯大，到十九世紀結束時，已經達到信徒二十多萬人，到1927年達到五十多萬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方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大陸時，已經接近一百萬。

在中國教會建立的初期，中國信徒和中國教牧人員在信仰上還不是很成熟，因而需要西方傳教士的栽培、護持和指導，所以給人的印象是比較缺乏獨立性。但是，隨著中國信徒的信仰根基日漸牢固，教牧人員的靈命、素養，和傳道、教導及牧養教會的能力的提高，中國教會便日益具有了獨立獨特的本土化特色。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已經有了像王明道先生所帶領的教會那樣，完全不依賴西方差會支持，也不需要傳教士參與指導，真正堅持“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中國教會。

中國教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不獨立，到半獨立，再到完全獨立的發展道路表明，教會是上帝親手建造的。他建立教會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這個黑暗的世界上“作鹽作光”，給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方傳教士，在把上帝的話語傳遞給我們中國人，並在中國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會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是“上帝的使者”，並且非常忠實地完成了主耶穌托付給他們的“大使命”。對此，我們中國人理應對他們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才對，而絕不應該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來對待他們。他們出於對上帝和對我們中國人的愛，放棄了本國的舒適生活，遠離故鄉和親朋好友，來到中國，甘願和當時的中國人過同樣的艱苦生活，甚至貢獻出鮮血和生命，這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

編輯於 2018-05-10

博主按： 前兩篇博客側重介紹傳教士在中國工作的實效，是肉眼可見的醫院、大學等等，這一篇側重於傳教士對中國現代思想形成的影響。一點感想是，神的國度的傳揚就像接力比賽，福音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過去，來自歐美的傳教士將福音從中東帶到了我們中國，如今該是中國人的責任了，將福音的接力棒遞給下一個國家，下一個地方，中國人，不要懈怠，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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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教士來華的過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16世紀40年代(即明末清初)，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天主教開始進入中國。文化傳教和知識傳教“激發和推動了‘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高潮，”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對中西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刻的曆史影響。以利瑪竇為主的耶穌會傳教士，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傳播了大量的西方科學知識，大大拓寬了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眼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因而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運動，是“中西文化大規模碰撞與融合的一場序幕和預演，外來的文化與宗教切人了中國文化係統”。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穌會士向中國傳入的西方文化知識多限於自然科學，如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等，而對西方的人文科學，尤其是西方社會經濟思想方麵的介紹與傳播甚是缺少，“於當時後世經濟思想影響尚小。”造成這種傳播知識麵差異的原因，依筆者看來，主要是傳教士為了傳教的方便。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不是向中國人傳播最新的知識，而在於用它來敲開中國士大夫的靈魂，以傳播天主教的福音”。考慮到兩種不同文化間差異性所帶來的不便，在當時中國較為封閉的世界認知環境中，傳教士傳播一些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不相衝突、讓中國士人感到好奇的自然科學，更易於得到中國人的認同和交流。傳教士們以“介紹數學、地理、天文曆法等方麵的知識以引起人們的好奇，然後取得機會結交朋友，轉而論證天主教教義，引人入教”。

到18世紀初，由於“禮儀之爭”，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清政府開始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和對外交往的“閉關”政策，禁止國人私通傳教士、學習西方文化，第一次“西學東漸”運動結束，東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一百多年。清政府實行的嚴厲“禁教”政策，使西方傳教士大多轉入地下，通過秘密傳教活動繼續擴大其在華的宗教影響，增強其實力，為以後傳教士大規模地進人中國奠定了必要的宗教基礎。至此，西方在華傳教活動開始進入以英美新教傳教士為主的傳教時期，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大規模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

一、新教傳教士與晚清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先聲

18世紀中期，資本主義製度已在英國得到確立並繼續發展，同時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促使英國經濟開始向近代經濟轉型，英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擴張。為適應海外擴張的需要，英國基督教新教也“掀起了一場全球性的宣教運動，各宗派紛紛組織傳教差會，派遣傳教士向海外進行傳教”。19世紀初，英國新教傳教會開始了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規劃，新教開始了與中國的接觸並逐漸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主體。1807年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達廣州，標誌著新教傳教士活動在中國的開始。第二次“西學東漸”活動由此拉開帷幕。

由於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政治、經濟後果，西方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科技、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方麵產生了一係列的新興思潮，各種各樣的學說和觀點此起彼伏。在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方麵，大量的經濟著作問世，出現了各種經濟學流派，西方近代經濟思想開始興起和發展。1776年，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巨著。該著作總結了曆史上的各種經濟觀點，創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使政治經濟學理論成為了一門獨立的科學，標誌著資產階級近代經濟思想體係開始形成。由於“新教與耶穌會士帶來的天主教有著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它不僅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而且本身也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在第二次“西學東漸”活動中，新教傳教士不僅為中國傳播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傳播了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人文社會思潮，從更深層次為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內涵。

從1807年到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鑒於當時的中國“禁教”政策，許多新教傳教士活躍在南洋和中國南方沿海一帶，通過創辦報刊、譯著立說傳播宗教，向中國介紹西方文化。在這一時期一些新教傳教士開始向中國零碎的傳播一些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經濟製度。1839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在新加坡出版了《製國之用大略》一書。該書論述了治國的一些根本法則，介紹了西方的民需、貨幣、稅收、教育、財源等經濟政策，是一本簡明的政治經濟學讀物，第一次向中國傳播了不同於以往的經濟知識，開始了西方經濟學說向中國的介入。1840年，郭實臘又出版了《貿易通誌》一書。書中介紹了許多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貨幣、紙幣、銀行兌換及保險製度等政策；特別是書中還特意對蒸汽機作了介紹，向中國介紹了當時西方國家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貿易通誌》是鴉片戰爭前介紹西方商業製度和貿易情況最為詳盡的一本書，也是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世界的主要的參考資料。後來魏源編撰《海國圖誌》一書對許多國家貿易商業的介紹，也主要來源於此書。

明末以來直到鴉片戰爭前的中西文化交流運動，來華傳教士向中國輸入的西方文化知識雖然多限於自然科學，但亦開始了西方經濟知識與政策的傳播；盡管這些傳播尚是膚淺的、零碎的，並沒有涉及到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一些“內核”，且對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和傳統的經濟思想沒有起到根本的觸動作用。但應當肯定的是，這一階段的來華傳教士為鴉片戰爭後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大規模引入做了重要的鋪墊，其作用堪稱晚清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先聲。

二、新教傳教士與晚清西方經濟思想在華的早期傳播

兩次鴉片戰爭，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大門逐漸被打開，“閉關鎖國”的對外體製越來越趨向於瓦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由沿海的五口通商口岸進一步深入到中國的內地，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深刻的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麵對這“數千年來未有之奇變”，以奕新、曾國藩和李鴻章為首的一些清政府的上層士大夫階層，驚醒地認識到要“製夷”，就必須“師夷”。“自強”成了朝野普遍的呼聲，向西方學習的主張被越來越多有清醒意識的士大夫所接受。近代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向西方學習以達到“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

當時的中國，已不僅僅滿足於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更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法律、政治、經濟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在經濟領域，以王韜、鄭觀應和薛福成等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了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在他們看來，“中國要富強，必先發展經濟以富國，建立起強國的經濟基礎”。這種對西方文化學習的迫切要求，就必然要求大量通曉西方經濟知識的人才和大量西方經濟著作的傳入。然而自18世紀初期開始的“禁教”與“閉關”政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已中斷一百多年，造成了國內通曉西文人才的短缺。《南京條約》，特別是《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被迫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實行“馳禁”政策，外國傳教士開始大量湧人中國沿海及內地。據有關資料統計，到1860年，基督教傳教士自1844年31人增加到100餘人；到19世紀末，增至1500人，其中英國新教傳教士占50％，美國傳教士占40％。英美新教傳教士已成來華傳教士的主體。新教傳教士的來華，其目的雖主要是傳播宗教，為西方獲取在華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但客觀上也充當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起到了重要的橋頭堡作用，促進了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高潮的到來。中國也迎來了學習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學習西方近代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的過程，就是西方經濟學傳人中國的過程。這個過程具有一個曆史分期性。由於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有初步傳播和廣泛傳播兩個時期，相應的，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化也有兩個時期，即早期的近代化和後期的近代化。從186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前，是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階段，經濟思想的中心是“振興商務”；從1894年至1911年，為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後期並最終形成的階段，經濟思想的中心是“振興實業”。

在西方經濟學的初步傳播過程中，新教傳教士發揮了主體作用，他們“用以西洋政策學術之工具，大抵可分為報紙雜誌及書籍學校三項：報紙雜誌所以記載時事，發揮議論，介紹常識；而書籍所以介紹專門知識，學校直接教育中國也”。⑾當時國人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獲取西方近代經濟知識，一是傳教士的譯著活動，二是學堂開設的經濟學課程。其中對西方經濟學著作的翻譯貫穿了西方經濟思想在華早期傳播的整個過程，起著重要的傳播作用。

(一) 西方經濟學著作的翻譯

早期西方經濟學說的傳人，丁韙良、艾約瑟、傅蘭雅及李提摩太等新教傳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他們對西方經濟學的譯著，西方的近代經濟理論開始在中國得到引入與傳播。特別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作為向“中國介紹西方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在其中起了開拓者的作用。

1、 丁韙良與《富國策》

丁韙良(1827—1916)，為美國基督教新教長老會派傳教士。1850年他來到中國，開始了其在中國長達60多年的不平凡的傳教經曆。他的傳教經曆幾乎貫穿了整個晚清時代，見證了整個晚清社會的變遷。作為一名傳教士，丁韙良的使命本是傳播基督教，但是劇烈變動的晚清社會使他不可避免的卷入到當時社會變革之中，參與了一係列與其身份不相符的社會活動，成為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方麵，他積極參與了帝國主義的侵華活動。如1858年作為美國駐華公使的翻譯，他參與起草《天津條約》；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他參與對北京城的搶劫，並主張列強劃分在華勢力範圍、“以華製華”和由美國割據海南島等，以加強奴役中國。在中國人看來，他是一個地道的侵華分子。另一方麵，他多年從事在華的翻譯、教育等實際工作，長期擔任中國著名教育機構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負責人，在晚清的“西學東漸”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6年12月，丁韙良在北京逝世。在一生的傳教活動中，丁韙良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著作，其中“英文著作有《花甲記憶》、《北京被圍日記》、《中國的覺醒》和《震旦叢書》等”。中文著作有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部法學著作《萬國公法》、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富國策》。而《富國策》一書作為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經濟理論著作，對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化影響深遠。

1869年，在海關稅務司赫德的大力推薦下，丁韙良辭去美國長老會的教職工作，出任北京同文館的總教習一直到1894年，開始了其在華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正如有些學者指出：“丁韙良在將西學介紹給中國最有作為的時期就是他在同文館工作的30年(1865—1894)，尤其是在他任同文館總教習的25年間(1869—1894)”。在同文館工作期間，丁韙良“翻譯和鑒定的書籍共11種，另著作其它中文著作16種”。同文館開設時，也相應的開設了“富國策”即經濟學的課程。由於該課程是在中國首次開設，沒有現成的教材可用；為了滿足課程的需要，丁韙良與同文館卒業生汪鳳藻共同合作，將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法思德所撰的《政治經濟學提要》澤成中文，以《富國策》作為書名，呈請總理衙門批準後，“於光緒六年(1880)首次出版”。

《政治經濟學提要》是法思德在1876年發表的經濟學著作，是反映當時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一本政治經濟學理論著作，在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譯著時，丁韙良對原著做了一些修改和個人的闡述，將原書四卷改為三卷，卷一論生財，卷二論用財，卷三論交易，“對當時英國經濟學理論所包含的生產、交換、分配等觀點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係統地介紹了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同時，《富國策》還向中國介紹了當時西方國家一些經濟思想家的理論，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衛·李嘉圖的分配理論等。尤其可貴的是，該書還首次向中國介紹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尤其重要。

《富國策》第一次向中國係統介紹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雖然由於翻譯上的問題，該書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它對於打破傳統“重農輕商”、“貴義賤利”的中國封建經濟思想觀念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對以後的維新派影響尤其大。後來梁啟超把它作為商政之書列入《西學書目》中。

2、 其它西方經濟學著作的譯刊

受《富國策》的影響，一批其它反映西方經濟理論的經濟學著作也開始在中國傳播。西方的經濟思想開始隨著經濟學著作的譯刊輸入中國，中國的經濟思想便開始了早期的近代化。除《富國策》外，這一時期譯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還有以下一些：

(1)《富國養民策》。這是繼《富國策》之後第二本比較重要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它是由英國傳教士艾約瑟將英國經濟學家、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數量經濟學派的創始者之一傑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入門》一書翻譯而來的，1886年經海關總稅務司署以《富國養民策》的中譯名出版。書中將經濟學譯為“富國養民”。1888年，《富國養民策》亦被編入《西學啟蒙》一書中。

(2)《佐治芻言》。1885年，江南書局編譯館出版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的《佐治芻言》一書。該書譯自英國錢伯斯教育叢書中的《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ance》，係統介紹了西方社會主張自由、平等、以民為本等立國之理和處世之道。其中，第十四至三十一章是經濟學的內容。《佐治芻言》對戊戌變法以前中國政治思想界產生了深刻影響。1896年梁啟超將其列人《西學目錄表》一文中。

(3)《生利分利之別》。李提摩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浸禮宗來華傳教士。在華期間，他堅持文化傳教的方式，主持廣學會20多年，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並且積極參與了中國的維新變法運動，鼓吹變革，著力影響中國士人與官紳，對晚清一代開啟民智、睜眼看世界有重要影響。1893年，李提摩太寫成《生利分利之別》一文，連載於《萬國公報》。生利是指創造財富，分利是指產品分配；該書是一部討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經濟學著作，1894年由蔡爾康翻譯並正式出版。

當時一些傳教士還利用自己創辦或參與的報刊雜誌傳播和翻譯了一些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有關的經濟理論，其成果如下表所示：

從1860到1894年期間，雖然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學說在中國的傳播隻是初步的，數量也隻有以上幾種；雖然在西書的傳播過程中，有些傳教士出於侵華的需要，對西方的一些經濟理論作了一定的歪曲述作，但作為當時西學傳人中國的主要渠道，譯書與傳教士的貢獻減如丁韙良所言：“這些書籍就像是一個杠杆，有了這麽一個支點，肯定能撬動某些東西。假如說科學的創造者是鑿了一口自流井的話，那麽翻譯家不就是在安裝輸入灌溉的管道嗎?”顯然，這類譯書對中國士人思想的震動是空前的。正如一些學者指出：“有關西國各書之翻譯，而是時西國傳教士對於西洋政事學術之介紹，於中國士大夫之思想影響尤大。”

(二) 教會學校與經濟學課程的設置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開展洋務活動的需要，開始創設了少數幾所與洋務有關、而與中國傳統教育有別的新式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目的是通過這種新式的學堂教學培養一批精通西方知識的人才。近代新式學堂參照西方的學製開設了一些與西方知識相關的近代課程，如法學、醫學等，當然也包括經濟學。同時，新式學堂還聘請了一些西方傳教士如丁韙良、艾約瑟、傅蘭雅等任教習，負責新式學堂的教學。1867年，同文館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富國策”(即經濟學)教習，該課程在學生入學的第八年開課。經濟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入學校的課程規劃中。受此影響，其餘的一些近代新式學堂也相繼開設了以“富國策”命名的經濟學課程，直接學習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培養專門的經濟人才。但由於傳統教育體製的根深蒂固、頑固勢力的竭力攻擊嚴重影響著學校教學的正常運行，近代新式學堂從一開始就麵臨極大的阻力。與傳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相比，清政府的這些新式學堂在西學的傳播方麵要遜色許多。

在華傳播基督教的過程中，一些傳教士認為教會學校的教育是傳播宗教的一大有益工具。通過教會學校培養一批中國本土的傳教人才對基督教在華的傳播是大有裨益的，能在思想上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丁韙良就認為“要發展美國基督教在華勢力，必須從教育入手。”伴隨傳教士的東來，一些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得以發展。到1860年後，由於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教會學校的數量開始大量增加並出現了一些知名的教會學校，如上海中西書院、登州文會館等。盡管在教會學校傳教士所授的課程內容大多是與宗教知識相關的，但也有一些內容是西方的先進文化。在一些教會學校，經濟學等西方經濟理論知識的課程也陸續開設。據《文會館誌》所載登州文會館西學正齋課程表可知，在學生入學第六年，學校將開設“富國策”課程，傳授西方的經濟學知識。從培養人才而言，教會學校在培養中國第一批經濟學人才、促進經濟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上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學者評價道：“(教會學校)雖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輸入西學之功，固已甚偉，其促成國人講求富強之績，實亦不可埋沒也。”

三、新教傳教士對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近代化的影響

綜觀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第一階段，傳教士與中國經濟思想的近代嬗變有著深刻的關聯。反映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傳教士發揮著一個獨特的群體作用性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近代早期的“西學東漸”運動，傳教士們在向中國傳播西方先進文化知識中的主體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盡管他們這種活動是在不自覺被動情況下發生的。

傳教士促成中國士人經濟思想觀念轉變，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影響最為直接的一個案例。使流傳兩千餘年的“崇本抑末”、“貴義賤利”的傳統經濟思想開始逐漸瓦解。雖然這時期傳教士向中國傳人的西方經濟學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與洋務有關，是為了洋務運動的需要而傳人的；甚至有些經濟理論，還經過了傳教士刻意的歪曲篡改；但這畢竟是兩千多年來沒有根本性質變化的中國封閉、固定的經濟思想體係第一次受到外來經濟思想有係統的衝擊。從這個層麵而言，傳教士的作用是開拓性的。在對中國經濟思想人才的培養過程中，傳教士在樹立中國青年的“富強”觀方麵也起到了預想不到的作用。在接受傳教士經濟學的課程教授中，青年學生們接觸並認識到了西方各國的富強與中國的衰落。“西方的社會從15世紀以來已經從封建社會逐步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有許多東西是比中國先進，使得一部分有愛國心的青年不能不引起深思考，燃起了富國強民的思想。”從此，以求“富強”為目的的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變革，貫穿了整個晚清時代的經濟發展過程。

以王韜、鄭觀應等為代表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淵源於西方。“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之所以能形成新經濟觀點的重要思想要素。”通過對國內一些傳教士經濟理論譯著的閱讀或自身對西方各國的遊曆，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西方的社會發展有了直觀的了解並形成了自己的個人見解，希望中國也能走上與西方一樣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鑒於中國的貧窮、落後，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使中國富強起來，籍以抵製外國經濟入侵。”因此，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經濟思想上圍繞對外通商，發展民族經濟來展開，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商傾向。”王韜闡述了商富是國富之源的思想，認為中國自強求富，必先要富商，治國也要依靠富商。馬建忠幾乎吸收了西方重商主義的一切主要論點，在《富民說》一書中，他重點闡述了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出口的重商主義思想，認為對外貿易是一國的“求富之本。”薛福成則把發展商品生產看作立國之本。在他看來，對外貿易是“富國要徑，”卻不是國家的“求富之本。”隻有大力發展工業生產，提高商品的質量，才能發展國家的對外貿易。這比起馬建忠的貿易富國論進了一步。鄭觀應則以“商戰”為其經濟思想的核心，提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的口號，以求用經濟的競爭來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並認為要振興國家的商務，就必須發展國家的工業，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對外貿易，用對外貿易的競爭方式作為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的主要手段。可以說，鄭觀應的經濟思想集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之大成。

從186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前，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了解還是表麵的、膚淺的，他們所具有的主要是有關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與工商業的實際知識，有些雖已開始接觸到一點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但也是相當粗淺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對重本抑末、閉關自守、反對言利等封建主義經濟和傳統經濟觀念的批判，主張以商立國，振興商務，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雖然其經濟思想體係還不太成熟，但這些經濟思想的提出已說明“中國士人中的先進分子群體已經從觀念上完成了從傳統的‘重農抑商’向近代‘重商主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基本形成。”

 

四、結語

 

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和1901年《辛醜條約》的簽訂，造成了中國士人更大的驚醒，全麵向西方學習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學東漸”運動進入了更深的內涵：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器物”，更要全麵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經濟和法製等內容。這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傳教士逐步喪失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而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的活動中逐步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主體作用。在經濟理論領域，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內涵，並以此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提出經濟改革的主張，促進了經濟思想由“振興商務”向“振興實業”的轉變。另一方麵，日本逐漸成為中國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的“橋梁”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中國經濟思想體係步人了近代化的最終形成階段。而傳教士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逐步退出，越來越扮演著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反動者。盡管如此，他們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所起的進步作用和意義卻是無法抹殺的。沒有傳教士對西方經濟理論的初步傳播，就沒有後來中國經濟思想近代化的最終形成。

 

注：本文所用照片均來自《傳教士與中國——令人感動的老照片》，不清楚具體出處，涉及到版權的請提出）

發布於 2018-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