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的哈爾濱，天像塌了似的，大雨連日下個不停。一個七月，下了27天雨，整個哈爾濱城區浸在一片汪洋之中。
哈爾濱道外東興順賓館一間陋室的窗子後麵，出現一張蒼白的臉，一雙無神的眼睛望著積水的路麵。窗子後麵她的身體圓滾滾的，肚子上像扣了一個盆，她是一個快要臨盆的孕婦。
這個被困在賓館裏的年輕孕婦就是蕭紅。
1932年的蕭紅，剛剛21歲，已經經曆了兩次啼笑皆非的私奔。
1930年，19歲的蕭紅不想走進父母指定的婚姻，早早結婚生子，過上一眼望到頭的平庸日子，她想讀書，做一名畫家，她跟著表哥陸振舜逃到北平，到女師大附中讀書，過了一小段歲月靜好的日子。
很快她遇到了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後怎樣》中談到的問題：“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魯迅一針見血地說，娜拉的提包裏要有錢。沒有錢，她要麽“墮落”，要麽隻能回家。
蕭紅不到半年把錢花光，寒假的時候，她隻好回了家
回家以後，父親原本冰冷的目光變得更加凜冽，看一眼都像一把刀刺過來。蕭紅隻好又逃了出去，跑到北平，表哥陸振舜已經在家庭的壓力之下屈服了，未婚夫汪恩甲追了來，他們一起回到了哈爾濱。
汪恩甲與蕭紅同意結婚，汪恩甲的哥哥覺得還未過門的弟媳與人私奔，有辱門楣，代替弟弟與蕭紅解除了婚約。
蕭紅不甘心被解約，蕭紅的父親更不甘心，他倒不是認為蕭紅與汪恩甲在一起有多幸福，而是他在呼蘭城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女兒讓人家“休”了，太有損臉麵。
汪家要解除婚約，蕭家不同意解約，兩家對簿公堂。
汪恩甲登堂做證人，如果他說他沒有同意解除婚約，他哥哥就輸了官司，如果他說是他同意解除婚約，蕭紅父親就輸了官司。
愛情的力量沒有戰勝親情。汪恩甲在公堂上承認是他同意解除婚約，保住了哥哥的名聲。蕭紅父親輸了官司，丟人現眼，仕途也受到影響。
蕭紅父親恨死這個不聽話的女兒，把蕭紅關到老家。蕭紅家族是大財主，老家的院牆高得像城牆，蕭紅像關在了監牢裏。
1931年10月，蕭紅又一次逃出來，在哈爾濱的大街上流浪，衣衫單薄，飯也吃不上，隻好投靠未婚夫汪恩甲。
汪恩甲看到未婚妻不計前嫌來找他，心中有愧，收留了蕭紅，兩個人在道外十六道街東興順旅館過上了同居生活。蕭紅很快有了身孕，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把衣服撐得鼓鼓的。
他們欠的住宿費越來越多，高達六百元。旅館的老板天天催他們交費，汪恩甲跟蕭紅說他出去籌錢。
這一走，他就再也沒回來。
汪恩甲消失不見，旅館老板把蕭紅扣為人質，蕭紅被趕到二樓的一個儲物間，每餐隻有小半碗高粱米飯，勉強不至於餓死。老板勒令蕭紅盡快補上房租，不然就把她賣到妓院裏去抵債。
以蕭紅家的財勢，還這點房錢當然不成問題，可是蕭紅已經與家裏斷絕關係了，父親對她也死了心，她就是真的賣到妓院裏，父親也不會去救她。
蕭紅隻好寫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裴馨園接到信，帶著記者舒群去見蕭紅，果然見蕭紅狼狽不堪。可他們是清貧文人，誰也拿不出六百元巨款，隻能安慰蕭紅幾句離開。
幾天後，蕭紅又給《國際協報》寫信，請報社送幾本文學書刊給她解悶，報社派年輕記者蕭軍去給蕭紅送書。
蕭軍在民國文壇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民國作家大都出生於名門，蕭軍卻是出生於遼寧省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一家人剽悍無比，靠著一股子不怕死的勁兒在亂世裏潑辣辣地生存。蕭軍十幾歲就當了兵，但是，在兵營裏的他卻有一個文學夢，後來就到報社當了記者。
蕭軍第一眼看到蕭紅的時候，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雖然聽說過蕭紅生活狼狽，沒想到她會狼狽到這樣的地步。
蕭紅身上穿了一件原來是藍色現在快要認不出是什麽顏色的長衫，小腿和腳光著，腳上拖著一雙變了形的棉鞋，蓬亂的頭發中已經出現了幾絲白發。再看她的肚子，已經快要生產了。
蕭軍喜歡打抱不平，一身江湖義氣，蕭紅的柔弱無助激起他心中的保護欲，兩個人對文學的熱愛又使他跟蕭紅產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覺。
無所依憑的蕭紅看著這位體格健壯好像能打死狼踢死虎的漢子，也產生了很大的依賴感。蕭紅挽留蕭軍坐下來聊聊，一聊就聊出了感情。
第二天蕭軍又來探望蕭紅時，他們就把“愛之旅程上的一切全作過了。”
蕭軍一心想把蕭紅救出去，可是六百元對他來說是一筆巨款，他“除了頭上幾月未剪的頭發是富餘的”，別的一無所有。想到自己連一個弱女子都救不了，他心中懊惱無比，隻能每天步行二十裏去看望蕭紅，蕭紅一首接一首，給他寫了許多火熱的情詩。
與蕭紅齊名的女作家張愛玲寫過一部小說《傾城之戀》，白流蘇與範柳原在香港戀愛期間，香港遭到日軍狂轟亂炸，兩人在戰亂中相互依偎，成全了婚姻。
蕭軍與蕭紅的愛情也是一場災難成全的。
進入8月，蕭紅的肚子漲得像一口小鍋，鬆花江的江水也漲得齊著堤壩，隨時都會溢出來。
8月2日，鬆花江北濕地泄洪區的水溢出來，淹沒附近村莊。
8月4日，江北馬家船口決堤，江北數十裏變成汪洋大海，大批民房被淹沒倒塌。
哈爾濱市區的水越來越多，人們慌作一團，有人已經外逃，蕭軍鳧著水來找蕭紅，想趁著混亂把蕭紅救出去，他給蕭紅留下了《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家的住址。
8月7日淩晨，一聲巨響，鬆花江道外九道街決堤約100米，幾分鍾後，九道街決堤約50米，滾滾洪水湧入市區。
8月8日，道裏區正陽河決堤，地上洪水滾滾，天上暴雨傾盆，無處躲避的小孩兒在雨中被淋死。
哈爾濱市區的街道變成河流，淺處水深三四尺，深處水深一兩丈，人們的交通工具由車變成了船。東興順旅館的老板、夥計、住客紛紛外逃，誰也顧不上肚子圓滾滾像蜘蛛的蕭紅是死是活。
蕭紅從窗子裏伸出手，她的手能摸到窗外的水位。她必須盡快決定是去是留，這事關她的生死，也事關她的自由。
8月9日，一隻船駛過蕭紅的窗子，蕭紅向船上的人呼救，船上的人向她伸出一隻手，把她從窗口拉到船上，蕭紅獲求了，也自由了。
她逃到裴馨園家中，與蕭軍匯合。
文學上的蕭軍、蕭紅時代開啟。
與蕭軍同居的蕭紅過了一段貧窮而快活的時光，但是，他們性格中的衝突越來越嚴重，出生於一個有著家暴史的家庭且有舊軍隊經曆的蕭軍，身上有著強烈的大男子主義。這種大男子主義迸發出來的豪情讓他拚死去救蕭紅，也讓他內心裏缺少對蕭紅的尊重。他視蕭紅為他的附屬物，不能容忍蕭紅的文學成就超過他。
他希望的妻子是吃苦耐勞、溫柔、恭順的，笨手笨腳卻有著超常文學天賦的蕭紅，在他看來缺少“妻性”，他經常動手打蕭紅，他認為他不過是把蕭紅按住拍了幾下，絲毫不考慮蕭紅內心的屈辱。
他們同居六年，最終，蕭紅肚子裏懷著他的孩子、含著淚離開了他。
1942年，蕭紅在香港病重，身邊仍是沒有一個親人，隻有沒見過幾麵的朋友駱賓基陪著她。在生命的最後，她說不出話來，在一張紙上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她還能說出話之前，她跟守在她身邊的駱賓基說：“三郎若是知我病重,一定會不遠千裏來救我。”“三郎”是蕭軍早期的筆名。
她大約想起十年前，蕭軍在混亂之中涉水來到她困居的旅館，策劃把她救出去的豪情。十年過去，她所在的香港淪陷，一片混亂，卻沒有一個英雄踩著風火輪來救她。
1932年困在東興順旅館的蕭紅，是洪水中無數身影中的一個，隻不過她因為後來的文學成就，留下了名字，那些不知名的災民，卻不知他們是誰。
1932年哈爾濱共有38萬人，受災人數高達23.8萬人，2萬多人喪生，大部分人是死於水災之後的瘟疫。
1932年哈爾濱洪水時，距九一八事變不到一年，哈爾濱處在日軍和偽滿洲控製之下，形勢的混亂是造成大量災民死亡的原因之一。
難民逃到地勢較高的土崗之上，住在窩棚草席之中，人畜混雜，缺衣少糧，沒有藥品，沒有清潔的飲用水，水痘、白喉、麻疹、猩紅熱、痢疾、霍亂流行，每天都有無數人病倒。
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人向蕭紅伸出援手，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還拖著一個大肚子的蕭紅，能不能活下來？她很可能困在旅館出不來，或者病倒在一片破席子上，再也站不起來。
人們憐憫地看著她，卻不知她是誰。
就像她生下來送走的那個女嬰，長大後，不知自己的母親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