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年1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這一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電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方針是：“和平之基礎”“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
3月16日，宋美齡蒞港指導。17日，柳雲龍、杜石山、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柳雲龍提出如下條件：（一）平等互讓；（二）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三）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四）（日本）撤兵；（五）簽訂防共協定；（六）中國讚成經濟合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八）對滿洲另行協定。
3月24日，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介石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共產黨，然後實行局部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
（這個“先決問題”是在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將“討共”作為日蔣妥協的基礎。這是此次香港交涉內容與以前和談的明顯不同之處。）
杜石山將小川所提首先討共的“先決問題”報告宋美齡，宋稱可以密約辦理。隨後，杜致電蔣介石請示，蔣複電“用密約辦理”。
小川密函轉到重慶，蔣介石提交嫡係幹部會議討論。但事為中國共產黨和桂係得悉。中共要求“通緝主和人員”，要蔣履行西安抗日約言，不得中途妥協；桂係聲稱：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
當日蔣圍繞派遣要員問題糾纏不休之際，汪精衛降日活動已有進展。東京確定實行“倒蔣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聲明：將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列為施政方針。於是，萱野長知10月13日離港，日蔣交涉停頓。
日本談判者小川將蔣介石在秘密議和中所發大量“密電”及其代理人杜石山與日本人“筆談”手跡編纂而成《小川平吉關係文書》遞交日本收藏，成為詳細記錄這次和談是的曆史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