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艱難的轉折年頭，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沒有了往常運動的大折騰，但像是大病過後的喘息，醞釀風暴前的平靜，對於受害者、當事者而言，這種間歇期同樣有令人窒息的小波瀾和小動蕩。
相對於宏大的敘事熱點的關注，史家們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這五年，在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廣州會議等問題上著墨較多，對這五年全麵的政治演變、人情世態的微觀呈現及研究較少見到。
在描述“這五年”政治形態的方麵，《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敘說框架，以個體的珍貴體驗和筆觸深入到每一個年輪、每一個關鍵事例，突顯“這五年”普通國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線，完整地覆蓋了“這五年”風雨侵襲的範圍。
這就彌補了原來史料作品在“這五年”上的空缺，給年輕的讀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讀懂當代史的寶貴窗口。
▌曆史的“帽子”沒了，人心的“帽子”卻還在
一段流逝的曆史階段，不怕籠統地評說、空洞地議論，最怕沒有充足的實證，沒有真實的內心坦露。《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顯露了“這五年”的社會圖景，也呈現了作者一步一踉蹌的心靈折磨小史。
我讀完之後有一種沁入心脾的涼意，有一種跌入人性深淵的痛感，更有感於邵先生題記中所說的“人間憂患誠如海”的浩瀚愁緒。
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這樣耽於深度反思的作品並不多見，它測試曆史深度及人間溫度的稀缺品質，也未被更多讀者認知，八旬作者寫作的良苦用心也沒有適時為人們周知，特別是如何被更年輕的一代讀者所理解和吸納。
高齡作者在電腦前一筆一畫地敲打出來，其間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書的問世本身就頗費周折，作者和編者都有“把千言萬語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
現在不少書籍讀之如浮水、如飄葉，很難進入人的內心，邵先生的新著卻值得花費時間去領會，從高遠的人性角度、悲憫的曆史空間去體悟。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詞語，色彩之準，定位之巧，應該會為當代治史者所記取並認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後被視作“摘帽”，依舊頭上還有一頂有形無形的歧視性帽子。
邵先生曾經多次說過，他被摘帽屬於第一批，屬於“非典型”，因為更多的摘帽者極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單位的幸運。他能返回到中央電台工作，應算是少見的個案，但依舊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見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隻能習慣於獨來獨往，狠心地把自己關閉起來。
最關鍵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來禍害的“罪證”，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竟成了千百萬“待罪之魚”宿命的敘事模式，隻能無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隨大波、逐惡流。
邵先生仔細記錄了“冒頭”挨打、控製異端的一樁樁事例。
譬如，中央電台播音組丁一嵐身為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會上交心說，某個觀點她也曾有同感，但她隻是心裏想，沒說出來過。某副主任當時嚴正地指出：心裏有這種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書中點出副主任這種誅心之論的霸道樣子，實際上是單位日常鬥爭的常態：“出語淩厲，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灰帽子”們學會盡量少說話，不能讓自己的言行隨意上人家的“秋後小賬本”，以求得一種“異樣”的安全感，反而會因為自己“變異”而在“互相傷害”環境中謀得難得的安寧。
邵先生隻能在北大中文係教授吳小如這樣的老友麵前，恢複自由地傾訴和聆聽，他1972年寫的詩句“求友應從生死場”，說的正是交友之難之苦，反映幹涸車轍裏相濡以沫的垂死魚之交。
有一筆最為難忘：1958年廣播局局長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謝文秀問及情況，謝文秀向老領導忍不住多說一句：“我到現在也沒想通，他（指邵燕祥）怎麽會帶上那頂帽子呢？”
梅益說了一句“驚天”話語：“說不定哪天我也會帶上那頂帽子的。”
聯係到動蕩年代梅益的悲慘遭遇，他說的這句話確實有驚人的預見性，表明他親曆深知殘酷無情的鬥爭之後的洞察力和悲觀程度。
邵先生特地寫到侯寶林、馬季所在的說唱團，稱之為“保持人味的園地”，因為曲藝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較低，較能真誠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處中能欣然迎接，笑臉相向。
我讀到此章節時，淚花忍不住流淌出來，這在閱讀本書時是唯一的特殊感觸，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卻的一處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