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從福建考入北大曆史係，到校後新生體檢複查時，發現得了肺結核病必須休學，第二年經複查可以複學，這樣就轉入65級。
1964年我在北大曆史係待了一個多月，因此對64級的同學已多認識，對當時的係領導和教師也有所了解，知道當時曆史係有一正兩副係主任，翦先生擔任副校長兼係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張芝聯先生。他們都是我所景仰的學者。
在1965年的迎新晚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翦先生，不記得他是否給我們這些新生什麽教誨，以後就再沒見過他。1966年春節過後，曆史係到昌平縣的北太平莊搞半工半讀，在太平莊的一個後來既當食堂又當資料室還當會議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裏，舉行了一個動員會，到會的有鄧拓，三個多月後他就自殺身亡，有陸平和彭珮雲，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沒記住他講了什麽，會後他就走了，長駐太平莊的是張芝聯先生，他還給我們一年級的八個人上法語，而此前教曆史和國政兩係16個學生法語的是劉自強先生，很久以後才知道，她是梅貽琦先生的兒媳，她的丈夫梅祖彥當時在清華任教。
在65級學生入學前後，中國的文史哲經、文學藝術各界已是山雨欲來。對翦先生的史學觀點的批判其實已經開始。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曆史》的長文，矛頭直指翦伯讚，鋒芒畢露地批判先生所講過的曆史主義、讓步政策，剛上大學的我們隻當是學術討論，並沒有嗅出其間濃烈的火藥味。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在太平莊半工半讀和高年級還在搞四清的曆史係師生，都返回校內，在運動爆發後高潮期的各種鬥爭會上，我從未參加過對翦先生的各種批鬥會，也從未參加過他的專案組或監視過他。這樣一直到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後的1968年秋。
1968年11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因本人不寫日記，具體日期回憶不起來了，後文中除了有確切日期的，其餘都是大約），駐曆史係的工宣隊李傑（他當時負責對曆史係員工的專案工作，後來聽說以泄露審查對象的案情為條件向審查對象索取財物，案發後在審查他時自殺身亡，不由感慨進駐北大管大學害了他）突然把我和64級的胡敬梁召到他設在38齋一樓的辦公室，說中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要提審翦伯讚，要我們兩人配合他們工作。叫我們馬上到小東門去等他們，以後有什麽情況，直接向他（李傑）匯報。至於我們是否以翦伯讚專案組名義活動，根本沒有涉及。此時離工軍宣隊進駐北大已四個月，他們已完全掌控了北大“文革”的所有活動，根本就不是有些資料所說的是私自組成的什麽專案組，人員也始終就是兩個。
我倆馬上趕往小東門（現已不存，當年去清華都從這門進出），不久來了一部小轎車，在門衛室下來一個軍人，自我介紹是劉王專案組的，名巫中，我們告訴他，是係工宣隊讓我們配合他們工作，就上車開往燕南園。車上並無交談，當時正逢中央要對劉少奇做政治結論，劉王專案組的名頭讓我倆感到十分拘束。車上除了司機，他們隻有兩人。巫中顯然是負責人，45歲左右，身體不高但壯實，很有軍人的殺伐氣概。
這是我第一次到翦家，後來知道是燕南園64號，走廊進門，外間是護工住房（有很多材料說護工姓杜），護工不管來人談什麽，隻負責登記來訪者的單位、名字和到訪的時間起訖。裏間是翦先生夫婦寢室。談話基本上都是在裏間進行，也基本上是在巫中和翦先生之間進行。巫中倒也沒有聲嘶力竭，更沒有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把手槍掏出來拍桌子。內容主要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翦參與的為國共雙方談判所進行的一些活動，以及相關聯的一些人物。盡管我是曆史係的學生，但對這一段曆史茫然無知，隻記得問到諶小岑、呂振羽幾個名字，我們根本插不上話，整個過程隻有聽的份兒。根據後來有些資料所說，這一天應該是11月22日下午。這之後，巫中又來北大幾次，但翦先生守口如瓶，審問呈膠著狀態，每次巫中來時，會通知我和胡二人前往翦宅，巫中不來，我們根本不會去單獨審問，因為對發生在西安事變之前的這段國共兩黨談判的曆史，當時我們根本無法了解到。
大約到12月初，巫中要我們去查看翦的檔案，想從中尋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敬梁到當時曆史係所在的三院二樓一個房間，翦的檔案已攤開在一張大桌子上，份數挺多，也很零亂，我不知先前是否有人來翻閱過。突然，有一張普通信紙寫的隻有一張紙的信件引起了我注意。信是1950年代肅反時寫給北大的，沒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體收信單位。寫信人是女性，她當時在陝西省某單位工作，信的內容要點是：她是江浙一帶人，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她是個青年，出於對曆史學家翦伯讚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導她學曆史，並告訴她，自己正在為國共兩黨代表的談判牽線搭橋，國民黨方麵出麵的是曾養甫，中共方麵的代表是周小舟，還有呂振羽。她還在翦家見過參加談判的周小舟，皮膚很黑很粗糙……
發現了這封信，我仔細看了兩遍，當時心中不免暗暗吃驚。一是這女子寫信的動機何為。二是以翦的身份，檔案中居然有這麽個定時炸彈裝在裏麵十多年。三是憑直覺，我對信中所寫內容的真實性無法懷疑。盡管這段曆史當時我並不了解，曾養甫的名字也根本沒有聽說過。幾十年後我才看到有關資料，知道這次國共兩黨代表的談判是從1935年11月開始的，一直到1936年9月，曾養甫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政務處長兼新路建設委員長，受陳立夫密令委派部屬諶小岑尋找與共產黨接觸的渠道。1935年12月，曾養甫當選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委，中央國家建設委員會委員。翌年夏他以國民黨方麵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繼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張子華進行初步會談。
我遲疑了一會，把信拿給胡敬梁看，我們一致認為，這也許正是巫中他們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來北大時，我們告訴他有這麽一封信，他看後如獲至寶，把信帶回專案組翻拍了數份後再來北大，並給我們看了翻拍件，然後就去找翦先生了。這次巫中態度強硬，雖然沒有直接出示信件給翦看，但點了寫信者姓名，要翦寫出材料交給我們。然後和我們一齊到曆史係工宣隊，要求對翦進行隔離監護。但是係工宣隊也許是不買賬，也許是怕麻煩，並沒有采取監護措施。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們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紅格稿紙寫了兩張多，約千把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翦先生的親筆字，字寫得很認真，但不漂亮，心裏還想：大學者字不怎麽樣。可一看內容，不禁暗暗吃驚，對於政治方麵，他仍然推諉，可是對那個寫信的女子，卻寫得很詳細，並承認：自己當時年輕荒唐，和她有不正當關係，後來她結婚成家，就斷了來往。我和胡敬梁看完材料，就準備帶著材料離開，翦先生隨我們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飛馬牌香煙盒，抽出一支點起來，和我們說：和工宣隊講一下，給我增加點生活費，我煙抽完了也沒錢買。不過我也想戒煙算了。我們寬慰他：會的，毛主席在中央全會都講了要給你出路，工宣隊應該很快會落實的。根據後來有人查對了翦家的來訪登記，這應該是12月16日下午的事。
12月18日下午，巫中他們又來北大。我們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給了巫中，他看後極不滿意，於是我倆陪同他們又去翦家，因為巫手中有旁證的材料可以證明翦參與了國共兩黨代表談判的聯絡工作，因此巫中說：你不要認為一手可以掩蓋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說：我的手就這麽大，怎麽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話我記不起來了。這天下午的審問時間拖延很久，氣氛緊張。19日，係裏就傳出翦伯讚夫婦自殺的消息了。對他們後事的處理等等，我們都是後來聽說的。
大約過了一周左右時間，係工宣隊有一天上午通知我和胡敬梁去哲學樓某號房，我們遵命前往，大房間裏坐了很多人，校工宣隊的副總指揮魏秀如開始傳達中央關於翦先生自殺事件的會議精神，會議由汪東興和謝富治主持，十分嚴厲地批評巫中說：你們劉王專案組犯過不少錯誤，劉少奇的罪行已經十分清楚了，你們還要去搞什麽東西。訓斥他要他站起來，又說：毛主席剛剛說要給翦伯讚、馮友蘭這些反動學術權威以出路，你們就把翦伯讚給逼死了，你們這是對毛主席不忠。巫中可能是為了減輕自己的過錯，在會上居然想把責任推給我倆，無中生有地說北大的兩個學生也搞了逼供。汪和謝說，學生也要做檢査。開完會，我們回到38齋的宿舍，由胡敬梁執筆寫了一份檢查，違心地承認沒有執行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對毛主席不忠雲雲，我看過後簽了名字，一起去哲學樓交給校工宣隊，算過關了。1970年3月，我離開北大回南方工作，以後沒人要我談這段事，我也把它深藏在心裏，從不對人談起，主要是因為涉及師長隱私。
這事距今已近半個世紀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後一程，總會想起以前的種種經曆，特別是“文革”中的事，回憶“文革”，繞不過翦先生之死，我總想，作為一個有十分豐富人生閱曆又融通古今變故的學者，他已經挺過了三年多的磨難歲月，又得到最高權威的保護承諾，為何躲不過那一劫？他在結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樣權衡利害而感到劫數難逃？今天我們的主流媒體和影視文學作品，對1935年11月開始的那場長達11個月的國共兩黨代表的會談，已經給予了十分正麵的積極評價，認為它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翦先生作為參與者，難道那時真的認為自己罪不可赦？還是他自己年輕時的個人隱私被泄露，讓他感到無臉見人？種種疑惑，經常在我腦中糾纏，引起思索。我想，這些問題，隻有把它們置於“文革”那種慘烈的政治場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2015年4月，一些北大同學聚會，我得知大學同班好友王複興正在撰寫他個人在北大的回憶錄，其中要談到翦伯讚夫婦在“文革”中雙雙含冤自殺的事，我把這段史實說給他們聽了，王複興和在座的中文係學長馬雲龍都要我以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把這一段從未披露過的史實記載下來，才讓我下決心把這段史實寫下來，也順便糾正一些不準確的說法。
轉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