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斯大林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毛澤東中共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1945到1948年的內戰期間，蘇俄幫中共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蘇聯對中共的扶持
蘇聯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軍事活動由來已久。從1924至1927年，莫斯科給了國民黨至少3,000萬元、12萬支槍、500至600名軍事顧問。由海路運送的蘇援槍械先後六次在廣州、汕頭卸貨，裝備了蔣介石的部隊；而由陸路運送的槍械則經烏蘭巴托至五原，裝備了馮玉祥部。自接受蘇援槍械後，國民黨的實力大增，遂得以控製全中國。
蘇聯對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已有不少回憶錄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後蘇聯源源不斷供給活動經費的史實。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載，中共早期的領袖張太雷每月從他處領取大洋220元，是當時香港海員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戰期間蘇聯駐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寫道：“我親眼目睹了這類金錢移交。毛對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負責坐鎮上海租界領取和分配蘇聯匯款的人可能就是陳雲，中共在各根據地、白區各地下黨能否形成氣候與經陳雲處得款多寡有相當關係。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也與就近奪取汕頭、廈門或廣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參崴運來的蘇援槍械有關。所以，在井岡山時代，中共曾先後八次發動以奪取上述港口為目標的戰役或戰鬥（包括三打潮梅），不過均告失敗。江西根據地失陷後，紅軍在長征中轉向綏遠、寧夏、甘肅地區，也與靠近外蒙、接受蘇援槍械有關。
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所簽密約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撥蘇援餉械給東北軍。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護，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前後共發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000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個步兵師。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控製了中國大陸，在對外關係方麵，關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談判已在進行中，中國已基本上不再麵臨來自外部的威脅。據斯大林派往毛澤東身邊的特使科瓦廖夫回憶，莫斯科曾一度擔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艦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對中國的聯合軍事幹涉，到了1949年底這一擔心已經消除了。這樣的局麵增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掌控內外局勢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前景有錯誤的預測，他以為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國步兵幫助韓國，所以毛對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持積極態度。於是，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了“請求”：北朝鮮攻入韓國後，若有外國出兵入朝、幫助韓國作戰，則中國也出兵入朝、幫助北朝鮮作戰。毛澤東和斯大林就此達成了協議，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幹涉，那麽，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為了避免蘇聯介入朝鮮戰爭之事在國際上暴露，毛澤東曾向斯大林建言：“可為中國部隊提供日造而非蘇造槍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據中、俄新近公布的資料，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會談中重點討論了避免使莫斯科與華盛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必要性、蘇聯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裝備和空中保護的必要性等。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把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置於比中共解決台灣更優先的地位上了。
斯大林持續暗中扶持中共
毛澤東之所以答應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固然與中共和蘇聯、北朝鮮的意識形態相關性有關，也是中共成立以來對蘇聯長期依附的必然結果。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公開以前，中共對蘇聯的政治依附關係常常被低估了。美國學者約翰．L．甘迪斯提到過，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曾指證說，斯大林認為，真正的革命不應當是自發的，而是受莫斯科組織和指導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製的共產黨都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前蘇聯的檔案資料披露，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接觸極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澤東並不像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學者所解釋的那樣獨立於蘇共，相反，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的行動大多數都是得到斯大林批準後才實施的。抗日戰爭末期，斯大林把在東北收繳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此後，在蘇聯紅軍撤離東北時，又悄悄地幫助中共鞏固其在東北的地位。
蘇聯的大量金錢和軍事援助對（毛澤東）中國革命起過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很清楚，這都是他對斯大林欠下的舊債，如果他不以某種方式償還、不繼續依附於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為他提供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各種外交支持、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的，而出兵朝鮮則是唯一的還舊債、邀新寵的機會。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實際上握有對毛澤東發號施令的權力，雖然這些號令表麵上被稱為禮貌的“請求”，但對毛澤東而言實際上是難以抗拒的，否則，毛澤東就無法為中共的新政權奠定穩固的基礎，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懲罰乃至拋棄。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這種關係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美國學者艾倫?惠廷曾正確地指出：“在中蘇聯盟中，權力地位的不對稱性，使毛澤東在中蘇兩國發生政策矛盾時，極端缺乏手段來推進中國的政策。”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認，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與希求得到大量蘇援以啟動國內經濟建設有關。
毛願援助北朝鮮攻韓國
在中國出版的相關文獻中，有一種極為流行的說法，即毛澤東此次訪蘇時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東興日記》的記載是，在毛澤東訪蘇的頭兩個星期內，斯大林每兩天半就會見毛澤東一次，如此高的會晤頻率怎麽能被解釋成毛澤東受冷遇呢？毛澤東在莫斯科時與斯大林之間曾有過一些不愉快，源於斯大林不同意供給中共海軍艦隻以解放台灣，這並不是大爭執。在中共的成長過程中，確實有過“奶大了的孩子不聽娘”的情況，而斯大林則用援助和懲罰並舉的辦法迫使中共服從，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曾指望毛澤東在南滿一帶組織八路軍作戰，防止日軍侵蘇，並許諾首先在中蒙邊境以大量蘇援武器為八路軍全麵換裝，但毛澤東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換馬”而一再拒絕。為此，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了中共，蘇共從此便猜疑中共，稱中共為“人造奶油共產黨”，並采取了報複手段。斯大林借此給了毛澤東明確的信息：“你不關心我的勝負，我也不關心你的死活。”後來，在國共內戰時期，斯大林曾試圖說服蔣介石親蘇疏美，失敗之後就轉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蘇聯的舊債太多，當斯大林“請求”中共必要時出兵援朝時，有求於蘇聯的毛澤東是很難拒絕的，而積極主動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則是十分符合邏輯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準。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誌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據前蘇聯政府檔案中一份“有關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的情況”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毛澤東強調，他不相信美國會為朝鮮這麽塊小地方而卷入戰爭，並說中國政府將派一支軍隊駐紮在沈陽一帶，以備在南朝鮮吸收日本士兵加入軍事行動時入朝作戰。”1950年底入朝參戰的解放軍38軍113師師長江潮亦回憶說：“我們的失算在於沒料到美國會直接幹涉。”
（此文選自曆史學者徐澤榮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
作者簡介：
徐澤榮，1954年生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香港曆史學者，1999年獲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2000年7月因被控“泄露國家機密”而遭中共當局正式逮捕，獲刑13年。徐澤榮父親是中共軍級幹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
中共指控徐澤榮泄露的“國家機密”就是他對朝鮮戰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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