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遭受侵華日軍暴行考察
曾友和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慘遭劫難。根據保守估計，至少3000萬中國人在戰爭中喪生，經濟損失更達數千億元以上。中國佛教也未能幸免，無數寺廟、佛教古跡、珍稀佛卷毀於戰火，不少僧尼在戰爭中喪生，無數僧眾流離失所，他們遭受了比一般中國人更多的苦難[1] 。一直以來，學術界對侵華日軍暴行的研究成果甚多，尤其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而對於中國佛教遭受侵華日軍暴行的研究較少。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筆者根據抗戰時期中國佛教界出版的《海潮音》、《佛教日報》、《佛化新聞報》等佛教期刊、報紙，將當年侵華日軍對中國佛教犯下的種種暴行一一梳理出來，以此提醒今人並昭示後人永遠不忘侵略者的凶殘和暴戾，牢記中國人民曾經遭受的犧牲和蹂躪，激勵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奮鬥不息。
一、殘殺佛教僧尼
從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那一天起，侵華日軍每天都在殘殺著中國人民，直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期間，為免於日寇塗炭，許多僧尼逃往了國統區，難以逃亡的老弱僧尼，隻能任由日寇蹂躪和殺戮。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寇在南京城內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在這場大屠殺中，許多僧尼遇害，受盡淩辱或死於非命。有一次，一群日寇士兵正在南京中華街強暴中國婦女時，看見幾個受到驚嚇的僧人試圖逃出城去。這群日寇士兵試圖淩辱這幾個僧侶，強迫他們與中國女子當眾發生性關係，在遭到僧侶拒絕後，惱羞成怒的日寇士兵將這幾個僧侶當場殺死，並割下了他們的生殖器[2]。幾乎就在這一同時，一群日寇強行闖入揚州得勝庵，企圖強奸三位正在修行的尼眾，遭到了尼僧的強烈反抗，幾番殊死搏鬥之後，無力抵抗隻得投河自盡。同是揚州的仙女廟（尼庵），被日寇放火燒毀，並把庵中兩位尼僧投入河中，幸得路人相救，不料被日寇士兵發現，竟又開槍將她們打死，屍體被河水衝走[3]。1937年12月14日，揚州淪陷後，揚州福緣寺僧眾數十人，不堪日寇的暴行和擾害，住持和尚遂率全寺僧眾40餘人，乘汽船逃亡，不幸被日寇發現，認為他們是抗日隊伍，全數開槍殺死，血流入河中，整條河都被染成紅色，甚是慘怖[4]。1937年12月23日，中國軍隊撤出杭州，第二天日寇占領杭州城，日寇隻要看見壯年男子就視為抗日分子，當場槍殺，見到女人就強行奸淫，不論老幼，就連十二三歲的女童也未幸免，稍有違抗就遭槍殺。根據明靜法師1940年7月發表在《海潮音》雜誌的《倭寇奸殺焚掠中國僧尼的報告》記載：梵天寺7名僧人被日軍槍刺8刀身亡；風林寺本誌法師被倭寇捆綁並刺傷；玉泉寺真參、僧住等多人被倭寇拷打，然後將他們驅逐出寺廟；一不知名寺廟70餘歲老僧侶被倭寇砍數塊，後焚燒而死；一名素守苦節的年近八旬老尼被倭寇強奸，後自殺而亡，另有一名尼眾被強奸後活活燒死；另有少小的尼眾被倭寇強奸致死[5]。1938年4月，杭州四大叢林之一的淨慈寺在杭州淪陷後，寺中僧人未來得及逃走，日軍士兵強行闖入寺內，大肆搶掠物品，並將寺中留守的兩位僧人五花大綁帶到寺外，當著大眾開槍打死在大街上。這些還不足以讓他們泄憤，竟然縱火試圖焚燒金剛殿，幸好佛天有靈，敵人陰謀未得逞[6]。1941年，湖北當陽玉泉寺毀於日寇的炮火，建於隋朝的殿宇被燒毀，住僧20餘人慘遭戮殺。事因抗日遊擊隊在玉泉寺附近擊斃日本兵數人，於是日軍調來大部隊包圍玉泉寺，將寺僧集中在一起，用刺刀一一刺死，死狀至慘。他們是：印鋒、果一、一乘、常忠、常全、登岸、圓成、廣明、佛禪、癸定、寬元、識寬、智鈴、了成、廣妙、慈岸、滿慧、海山、佛慧、永淨等21名僧人[7]。1942年9月中旬，日軍因進攻贛東失敗，為泄侵略敗績之憤，日軍十餘人強行闖入離南昌60裏之外的玉靈觀，強行奸汙玉靈觀內尼眾14人，尼眾不堪忍受日寇暴行，當日受淩辱尼眾集體舉火自焚[8]。此外，一些還未來得及逃走或留下來看護寺廟的僧眾，或先掠去抬炮彈而後被殘殺，或先令其挖掘墳墓而後被活埋。鎮江淪陷後，金山寺所有的僧侶，除了被殺害和逃跑的之外，都被日軍強拉到南京為日軍運送炮彈。丹徒縣會隱寺老和尚和客僧6人慘遭殺害，揚州天寧寺僧道6人同時也被殺害[9]。在上述列舉的種種暴行中，不少尼眾慘遭日寇強奸、輪奸，或被槍殺，或被逼跳河和自焚，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最肮髒、最無恥的獸行。然而，這樣的獸行卻在中國的淪陷區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根據1938年3月17日的《佛化新聞報》報道，京杭僧俗橫遭蹂躪，最小的12、13歲，老的有60餘歲老婦，甚至八旬老尼也未能幸免[10]。日寇對中國人民，包括出家僧眾的殘暴和欺淩是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難怪葦舫法師聽了從揚州逃難來到漢口的祥瑞法師講述自己在淪陷區親眼和親身經曆的日軍暴行，十分憤怒，並在撰寫的《敵人對我佛教的暴行》一文中寫道：“我不信敵人還有人性！不信敵人還信仰佛教！這已證明了敵人的本質，還沒有進化到人的階段，依然是猙獰的野獸。”[11]
二、炸毀佛教寺廟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淪陷區，大量古老佛教寺廟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遭受了滅頂之災，大量富有文物曆史價值的古跡建築毀於一旦，有的至今未能恢複重建。如，始建於北宋年間的重慶最古老的寺廟之一的長安寺，被日寇飛機徹底炸毀，以至於一直未能恢複重建。1937年11月，《海潮音》刊登了兩幅被毀寺廟的照片。照片中，大殿坍塌，瓦礫遍地，隻剩下石磚和一些被燒焦的黑色木料，構成一幅斷壁殘垣的寺院景象[12]。照片右方用中文寫著：“敵人飛機所到之地，不論任何宗教建築，都被摧毀，尤其是我國很大的佛教寺院，最是敵人破壞的一個重要目標。”照片的下方有一行大寫的英文字：“JAPANESE BUDDHISTS——WHERE IS YOUR FAITH？（日本佛徒——你們的信仰在哪裏？）”維慈在其《中國佛教的複興》一書中，為我們提供了兩幅珍貴的曆史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是日機轟炸重慶後幸存下來的一尊彌勒佛像，但供奉佛像的佛殿已經被毀。另一張照片是一些日本兵在供台上休息，供台本是廟裏用來擺放供品用的[13]。這些珍貴照片都是當年侵華日軍對中國佛教界暴行的有力罪證。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日寇飛機炸毀了上海的龍華寺、留雲寺、寶蓮寺等寺廟，尤其是上海雪竇寺分院正處在戰事地帶，雪竇寺分院四麵起火，一時火光衝天，院舍全毀，太虛大師存放衣物，如法尊法師由西藏運回及慈航法師由仰光運回贈奉大師之佛像之珍品，以及磧砂藏四咒合壁及各種珍古書畫等，均化為灰燼，損失的價值無法估量[14]。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後，毗鄰京滬地區也很快落入日寇之手，日寇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中鎮江的寺廟損失最大，如，焦山定慧寺被日寇燒成一片焦土；超岸寺的玉山佛學院被日寇炮轟成一片廢墟；竹林寺、金山寺、碧山庵、水品庵、海西庵、觀音岩、碧峰庵等也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日寇的炮火損毀。此外，常州天寧寺也遭受到日寇的炮火損毀。其中，焦山約損失有20餘萬，竹林損失有10餘萬，鶴林甘露雨寺亦損失有10餘萬，其中最足痛心者，焦山和竹林之被毀，這兩所佛學院是鎮江佛教教育重鎮，兩者被毀是佛教教育之極大不幸[15]。1938年初，日軍飛機連續數月轟炸武漢，慘絕人寰，就連佛教寺僧均為轟炸目標，導致廟宇慘遭毀壞，僧尼橫遭飛禍。如武昌龍華寺，殿堂寮舍，均被轟倒，佛學女眾院，棟折樓崩，漢陽樓賢寺，炸倒後院，壓死僧人[16]。1938年3月，日軍集中飛機轟炸臨汾，鐵佛寺高二丈寬一丈餘的大佛頭和古佛塔均中數彈被炸毀[17]。1938年5月9日，日軍在軍艦炮擊和飛機轟炸掩護下，開始進攻廈門島，平民死傷不可勝數，南普陀寺也被日軍飛機炸毀[18]。1938年5月19日，徐州淪陷後，日軍攻打開封，開封鐵塔和阿彌陀佛亭這兩件當時最寶貴的佛教建築文物被嚴重損壞，倒塌在地[19]。1939年8月19日日寇飛機36架狂炸嘉定，死傷不計其數，大火第二天撲滅。烏尤寺下院南華宮和佛經流通處也在大火中燒毀，來不及搬走的珍貴書籍、法物佛像均付之一炬[20]。重慶佛學社所在地長安寺在1940年6月12日的日軍飛機轟炸中，中彈三枚，寺內的銅佛殿、大雄寶殿、明代的彌陀銅像等在轟炸中徹底被炸毀，另外有一名外來長安寺化緣僧侶在轟炸中身亡。1941年6月，重慶佛學社再次遭到日軍飛機轟炸，長安寺僅殘存佛殿被徹底炸毀，以至後來一直未能恢複重建[21]。1940年和1941年6月，重慶羅漢寺兩次被日寇飛機轟炸，寺中的十八羅漢、新修佛殿等被炸毀[22] 。1941年4月8日，上海佛學書局昆明分局被日寇飛機投放的燃燒彈擊中，全部寶物化為灰燼，損失慘重[23]。寧波淪陷後，寧波天童寺遭受日寇搶劫，損失慘重。1941年6月和7月，日寇糾集數百士兵進攻寧波奉化雪竇山，遭到中國守軍頑強抵抗，氣急敗壞的日寇調來大炮，先後兩次炮轟雪竇寺，寺廟遭受嚴重損毀。[24]1941年8月31日，日寇飛機兩次空襲成都，成都昭覺寺被寇機狂炸，寺中保存的珍貴古物均被炸毀，損失達10萬以上[25]。1944年南嶽祝聖寺被炸毀大半，空也法師寮舍也遭波及。此外，衡陽羅漢寺、雁峰寺、西禪寺、花藥寺四寺均被轟炸，其中羅漢寺、雁峰寺兩寺全被炸毀。桂林月牙山祝聖寺被日軍炸毀。從以上來看，江浙地區的佛教寺院損毀最為嚴重，甚至更有“蘇北佛教寺廟毀十之八九”之稱。[26]
三、搶奪佛教文物
大片國土淪陷後，日寇在淪陷區大肆燒殺搶掠，尤其搶奪三寶古物，並運回日本。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寇在華盜竊、搶奪三寶古物數以萬計，其價值無法估量。1939年，山西名刹國恩寺裏一尊六尺八寸高的白檀雕刻觀世音像，被日寇偷運到日本。這尊觀音像距當時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曆史，全身雕刻精美，被認為是中華文化史上的結晶和藝術上的傑作，堪稱國寶。據當時日本帝室博物館人士估計，按中國當時的貨幣，其價值50萬元以上[27]。1941年5月，日寇洗劫五台山圓通寺、羅睺寺、喇嘛菩薩頂、塔院寺等各大寺廟裏的金質、銀質、玉質的佛像、香燭、燈台等珍貴文物，全部被運回了日本國內[28]。另據1943年11月4日《佛化新聞報》報道，姑蘇寒山寺的古鍾被日寇掠奪，並運回日本懸於廣播大廈供日本民眾朝夕聆聽[29]。日寇發動的侵華戰爭迫使大量的僧尼淪為難民，或流離失所，或逃往國統區，留下寺廟和佛像以及其他佛教聖物任由日寇搶劫，並運回日本。
以上列舉的暴行僅是筆者從現存的佛教史料中梳理出來的一小部分，實際上可能還有很多類似的暴行未被發現，或記載的史料已遺失，或當時沒有把暴行記錄下來。但可以肯定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對中國人民滅絕人性的殺戮是司空見慣的事，日寇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中國佛教造成的破壞是無法估量的，這是永遠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我們中國人民最需要永遠銘記的曆史教訓。
（作者為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參考文獻：
[1]太虛： 《抗戰四年來之佛教》，《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9期，第4-6頁。
[2] 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34頁。
[3] 學愚：《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5-296頁。
[4] 《揚州福緣寺僧眾被難》，《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6期，“佛教新聞”，第65頁。
[5] 明靜： 《倭寇奸殺焚掠中國僧尼的報告》，《海潮音》，1940年，第21卷，第5、6期合刊，第20頁。
[6] 《杭州淨慈寺敵人槍決寺僧》，《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5期，“佛教新聞”，第61頁。
[7] 《玉泉寺僧慘被屠殺》，《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5期，第20頁。
[8] 《寇軍獸行：為泄侵略敗績 強汙岡山尼眾——全寺尼眾舉火自焚》，《佛化新聞報》，1942年10月15日，第255期，第1版。
[9][11]葦舫：《敵人對我佛教的暴行》，《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3期，“佛教春秋”，第2頁。
[10] 《倭寇殘暴一斑：京杭僧俗橫遭蹂躪》，《佛化新聞報》，1938年3月17日，第39期，第2版。
[12] 《敵人毀我佛教建築攝影四幅》，《海潮音》，1937年，第18卷，第11期，“圖畫”，內封麵一、二。
[13]〔美〕霍姆斯·維慈著，王雷泉、包勝勇、林倩等譯：《中國佛教的複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2頁。
[14]《雪竇寺分院被毀》，《海潮音》，1937年，第18卷，第10期，“新聞與通訊”，第48頁。
[15]雨雲：《鎮江佛教之浩劫》，《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6期，第22頁。又見《江蘇佛教鱗爪》，《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4期，第22頁。
[16] 《武漢佛教寺僧遭慘炸》，《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8期，“佛教新聞”，第53-54頁。
[17] 《臨汾鐵佛寺佛頭被炸》，《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4期，“佛教新聞”，第52頁。
[18] 《廈門島被寇艦炮轟實況》，《佛化新聞報》，1938年5月26日，第49期，第1版。
[19]《開封鐵塔寺阿彌陀佛佛亭被毀》，《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10期，“佛教新聞”，第53頁。
[20] 《嘉定烏尤寺下院佛經流通處被毀》，《海潮音》，1939年，第20卷，第10、11期，“佛教新聞”，第25頁。
[21] 《重慶佛學社被炸後又一詳情》，《佛化新聞報》，1940年7月4日，第144期，第1版。又見《渝佛學社又被炸毀》，《佛化新聞報》，1941年6月19日，第191期,第1版。
[22] 《重慶市佛教古刹佛學社羅漢寺被寇機炸毀》 ，《佛化新聞報》，1940年6月20日，第142期，第1版。又見《重慶羅漢寺新建壽佛殿被寇機炸毀》，《佛化新聞報》，1941年6月12日，第185期，第1版。
[23] 《佛學書局昆明分局被寇機投燒夷彈炸毀》，《佛化新聞報》，1941年5月1日，第185期，第1版。
[24] 《寧波古刹天童雪竇遭劫》，《海潮音》，1942年，第23卷，第1、2期合刊，“佛教新聞”，第20頁。
[25] 《寇機襲蓉：昭覺寺損失10萬元以上》，《佛化新聞報》，1941年9月4日，第201期，第1版。
[26] 《蘇北佛教寺廟被毀十之八九》，《海潮音》，1945年第26卷第12期，“佛教新聞”，第22頁。
[27] 《敵人在晉盜寶》， 《海潮音》，1939年第20卷第10、11期，“佛教新聞”，第24頁。
[28] 《敵人洗劫五台山》，《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6期，“佛教新聞”，第19頁。
[29] 《寒山寺鍾遭寇掠奪》，《佛化新聞報》，1943年11月4日，第305期，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