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羅敷媚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在《犧牲》一文的敘述。
李大釗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李大釗身穿棉袍,在敵人的鏡頭前留下了人生最後一張照片,從容地登上了絞刑架——這是張作霖專門從外國訂購的殺人機器,從容就義。
整個行刑過程中,李大釗鎮定自若,沒有一絲畏懼。
1952年10月,一個名叫“了明禪師”的人被上海警方抓獲。
經審訊,“了明禪師”供述:自己是個假和尚,真實身份是投靠日本的大漢奸,更是當年奉係軍閥張作霖麾下的頭號劊子手,他親自抓捕並殺害了李大釗!
1953年4月26日,“了明禪師”被押赴刑場槍決,有了應得的下場。
張作霖當初為何要殺害李大釗?李大釗烈士犧牲過程如何?殺害李大釗的凶手後來有著什麽樣的經曆?他是如何隱匿行蹤25年,躲過正義審判的?又是如何被發現行蹤並被我警方抓獲的?本篇文章帶你一起回顧抓捕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的過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中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立共產黨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與陳獨秀並稱“南陳北李”。
隨著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聲名和威望達到頂點,危險也隨之而來。
作為北京黨組織的總負責人,一向公開反對北洋政府、積極宣傳革命的李大釗成為北洋軍閥的眼中釘、肉中刺,軍閥當局多次對他進行通緝、抓捕,都沒有得逞。
1926年3月底,為安全考慮,李大釗率國共兩黨領導機關遷入位於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內。對此,軍閥當局並不知情,但後來由於叛徒出賣,李大釗的行蹤暴露。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批軍警直撲蘇聯大使館,時任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鬱文、副處長兼偵緝隊長雷恒成率人闖進李大釗的辦公室。
當時,李大釗正在辦公室批改文件,見到軍警闖入,他麵不改色,從容麵對。
吳鬱文冷笑一聲:“李大釗是吧,我可認得你,跟我們走一趟吧!”
李大釗好像沒有聽見一樣,淡定地站起來,收拾桌上的文件。
這時,雷恒成一步向前,凶狠地說道:“別收拾了,趕快走!”
雷恒成一揮手,兩名軍警衝上來,強行逮捕了李大釗,一起被捕的還有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兩個女兒,以及其他藏匿在蘇聯大使館的革命黨人60多人。
李大釗被捕後,麵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始終鎮定自若,即便敵人進行了嚴刑拷打,但李大釗除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信奉馬克思主義外,沒有透露任何黨的秘密。
當時報紙報道稱,李大釗在受審時“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承為馬克思學說之崇信者,故加入共產黨,對於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之,關防甚嚴”。
一開始,張作霖還沒有殺害李大釗的想法,因為找不到任何處死李大釗等人的理由——李大釗的一切行動既不違法,更不犯罪。
但是,誰都沒想到就在李大釗入獄後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淩晨,一場浩劫突然爆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展開血腥屠殺,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敗。
蔣介石不僅對自己控製區域的共產黨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還密電張作霖“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
張作霖是奉係軍閥頭子,蔣介石是北伐軍領袖,而北伐的目標正是張作霖,兩人原本是敵人,勢不兩立,但在反對共產黨這件事上,卻因為共同利益,一拍即合。
此時,奉係軍閥頭子之一的張宗昌也急電張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終究危險”。
共產黨一旦崛起,將是心腹大患,而李大釗是共產黨領袖,若不剪除,一旦放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在蔣介石的誘惑下,張作霖下定了殺害李大釗的決心。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在張作霖的指示下,所謂“特別法庭”不顧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公然宣判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死刑。
下午1點,李大釗在京師看守所,登上絞刑架,從容就義,年僅38歲。
殺害李大釗烈士一事,張作霖自是幕後最大元凶,而吳鬱文、雷恒成則是直接奉命行事的劊子手,尤其雷恒成不僅帶人逮捕了李大釗,還對李大釗嚴刑拷打,刑訊逼供。
李大釗壯烈犧牲後,共產黨人和社會各界義憤填膺,要求嚴懲凶手,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敵強我弱,血雨腥風,共產黨人力量十分弱小,無力懲治凶手。
人在做天在看,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大多沒有好下場。
一年後,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但是由於國內形勢紛繁複雜,吳鬱文、雷恒成等劊子手,沒能及時被緝捕歸案。
1950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開始,黨中央將李大釗被害案作為第一號重點案件,專人負責,重點偵破,並指定彭真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負責查辦。
然而,新中國成立時距離李大釗被害已經22年,時間久遠,人事變遷,這些凶手早已不知所蹤,加上他們自知罪孽深重,刻意隱匿行跡,追捕難度極大,不啻大海撈針。
茫茫人海,何處搜尋?
但是公安人員的決心是堅定的,辦法也是有的,他們決定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全國發布通緝令,鼓勵群眾積極提供線索,共同抓捕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
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先後落網。
吳鬱文落網,病死獄中
195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收到群眾舉報,有一個叫“吳博齋”的人藏身北京,疑似是曾任張作霖“安國軍總司令部”偵緝處處長的吳鬱文。
我公安人員立即進行偵察,經過近一個月的縝密偵察,終於在北京一處民居中發現了“吳博齋”的秘密住所,並確認“吳博齋”就是1927年帶隊抓捕李大釗的吳鬱文。
奉係軍閥覆滅後,吳鬱文投靠了蔣介石,曾任教導總隊總隊副,上校軍銜。
教導總隊直接隸屬國民黨中央軍校,裝備精良,是蔣介石的心腹部隊,由此可見蔣介石對這個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是十分“寵愛”的。
但是吳鬱文不改邪惡本性,曾率隊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全麵抗戰爆發後更是公開叛國投敵,淪為可恥的漢奸,曆任汪偽政權“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偵緝總隊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長”等職,繼續自己反共反人民的可恥生涯。
新中國成立後,吳鬱文自知罪不容誅,化名“吳博齋”,壯著膽子在北京隱匿下來,他自認為“燈下黑”,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殊不知“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他的真實身份最終還是被群眾的雪亮眼睛識破了。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將吳鬱文緝拿歸案。
此時,吳鬱文已身患重病,人之將死,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被依法判處死刑,但是考慮到他已經沒有幾年活頭,死刑暫不予執行,留在監獄內進行治療。
1953年6月17日,吳鬱文病死獄中。
雷恒成潛伏,行蹤成謎
吳鬱文落網後,偵查人員向他問起另一同名案犯雷恒成的下落,但吳鬱文隻知道雷恒成後來也和他一樣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便不知所蹤。
不過,偵查人員並非一無所獲。就在吳鬱文落網十天前,也就是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位署名“居民趙某”的檢舉信,信的內容是:
謹向政府舉報,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麵的“了明禪師”,實係認賊作父的漢奸、特務分子,民國十六年,就是他率領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致李大釗和先烈數十人慘受絞刑而殉難……望政府迅即覓取線索,務求捕獲,以彰國法。
收到舉報後,北京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將線索上報彭真、羅瑞卿、馮基平(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彭真、羅瑞卿等作出批示,成立以馮基平為組長的專案組,全力偵查這個“了明禪師”的真實身份和具體下落。
然而,這封信舉報的“了明禪師”是“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麵”,那麽最近幾年他去了哪裏?真實身份如何?這一切都是謎,還需努力查證。
偵查人員並不灰心,他們夜以繼日地走訪調查,終於獲知了“了明禪師”的真實身份——“了明禪師”名叫趙誌安,目前隱藏在上海,真實身份就是雷恒成。
雷恒成原本是清朝的遠房皇親,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警察技術,清末在京師警察廳任職。
此人是個十足的陰謀家,清廷退位後他投靠袁世凱麾下,參與策劃“北京兵變”,甚至屠殺無辜群眾,幫助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底線的人。
1927年4月,雷恒成和吳鬱文一起率隊闖入蘇聯大使館,親自逮捕了李大釗等革命誌士60多名,並在獄中親自對李大釗進行了殘酷刑訊。
雷恒成長期從事警察工作,精通各類酷刑,加之性情殘暴,心狠手辣,刑罰嚴苛,故有“雷錘子”之稱,但窮盡一切手段,始終未能迫使李大釗屈服。
張作霖倒台後,雷恒成投靠了蔣介石,擔任東北軍憲兵司令部偵緝處長,繼續自己反共反革命的生涯,曾參與破壞中共滿洲省委,並對趙尚誌等同誌使用酷刑。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雷恒成竟然主動叛變投敵,淪為可恥的漢奸。
1937年7月,雷恒成被國民軍逮捕,以漢奸罪判處死刑,但狡猾的他竟在死刑執行前脫逃,再次投靠了日本人,先後擔任汪偽政權河北、山東等地專員、道尹等職,殘酷鎮壓抗日誌士和進步群眾,最多時一度管轄22個縣,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嚴懲快懲漢奸,很多大漢奸都被繩之以法,雷恒成深知自己這個“二進宮”的漢奸一旦被抓必將死無葬身之地,隻得隱姓埋名,藏匿起來。
雷恒成當了半輩子警察,反偵察意識極強,他偽裝成一個和尚,法號“了明禪師”,隱匿於北京西北郊一處寺廟,由於隱藏很深,雷恒成的真實身份很久未被發現。
劊子手伏法,判處死刑
1951年的“鎮反運動”開始後,大量隱藏潛伏的敵特分子被查處,雷恒成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不久後,他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潛伏。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公安部漆封、掛號的信件,稱殘害李大釗的主謀之一雷恒成,化名“了明禪師”,經查藏匿於上海跑馬廳附近馬立斯路(今重慶北路)一帶,以“賣卜”謀生,請上海市公安局務必將其抓獲歸案。
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視,將抓捕任務交給新成分局,分局指定了3名經驗豐富的偵查員:魯全發、夏鹹俊和潘澄,具體負責對雷恒成的調查和抓捕任務。
魯全發一邊搭話閑聊,一邊暗中觀察“了明禪師”。
魯全發等人先是找當地派出所查閱戶籍資料,發現查無此人,也就是說這個狡猾的雷恒成沒有登記戶口,偵查人員又來到馬立斯路附近走訪群眾,為避免打草驚蛇,魯全發等人沒有提及“了明禪師”的名字,而是以算命為名,打聽附近有無算命先生。
偵查人員很快有了收獲,群眾稱有一個老頭住在馬立斯公寓46號2樓,平時以算命為生,聽口音是北方人,自稱“了明禪師”,魯全發又回到派出所核實該地址的戶籍資料,發現此地址居民在戶籍資料中登記的名字叫“趙誌安”。
這個“趙誌安”到底是不是“了明禪師”,是不是雷恒成?
為了盡快確認此人身份,魯全發決定進行化裝偵查。
當天下午,魯全發一個人化裝後來到“趙誌安”家門口,使勁敲門。
“誰呀?”裏麵傳來一個北方口音。
“了明禪師嗎?我是來看相的!”魯全發冷靜地回答。
門開了,一個留著山羊胡的老頭把魯全發讓進了屋裏。
坐下之後,“了明禪師”盯著魯全發,一本正經地問:“先生想看何運?財運,還是官運?”
“我不問升官,不問發財,我是剛來上海,想問問找工作的事。”
魯全發一邊搭話閑聊,一邊暗中觀察“了明禪師”。
公安部轉來的信件中,詳細描述了雷恒成的相貌特征,特別點出他嘴裏鑲著幾顆金牙,還有一塊前清皇帝賞賜的金表,掛在胸前,幾乎從不離身。
經過暗中觀察,這位老頭的年齡、相貌、口音,連同說話時露出的金牙,都和信中的敘述對上了號,老頭脖子上還掛著一條金鏈子,但不確定栓著的是不是金掛表。
究竟該如何確認呢?魯全發一拍大腿,裝作突然想起什麽事,問道:
“哎呀!老先生,現在幾點了?我三點還要去招工,別誤了時候!”
老頭不知是計,下意識地從懷中掏出掛表看了看時間,果然是塊金掛表!
這下子,魯全發完全確認了眼前這個老頭就是雷恒成,便借口離去。
當晚,魯全發等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入雷恒成家中,對他實施了抓捕。
這一天是1952年10月19日,殘害李大釗的凶手雷恒成終於落網。
雷恒成落網後,一開始負隅頑抗,並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罪行,但當偵查人員把在其家中搜出的日本憲兵警察所畢業證書、宣統陸軍警察兵課畢業生執照、日偽任命狀等文件,統統扔在他麵前時,雷恒成終於放棄了抵抗,供述道:
“當時隻知道李(李大釗)是共產黨頭子,是著名的‘南陳北李’之一……李大釗的小號勃朗寧手槍被我留用了”。
1952年12月17日,雷恒成被依法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1953年4月26日,一聲正義的槍聲,一顆複仇的子彈,剝奪了雷恒成的性命,這個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這個血債累累的大漢奸,終於結束了自己充滿罪惡的一生。
其實,當初參與殺害李大釗烈士的還有其他劊子手。
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警察總監陳興亞是逮捕現場的總負責人;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長、特別法庭主席法官顏文海,特別法庭法官何豐林,兩人受張作霖指使,共同宣判李大釗死刑;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憲兵隊營長高繼武,負責監斬李大釗……
由於曆史原因,上述幾名李大釗的劊子手不是早死,便是隱匿蹤跡,下落不明,僥幸逃過法律的製裁和人民的審判,但他們縱然逃脫了人民正義的複仇之劍,也注定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經受千秋萬代的口誅筆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