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回國報效 卻被報銷的大人物 ——學識重要 還是見識重要
2018-01-12
作者:二大爺
關於知識分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拚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故事,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錢學森同誌吃馬糞裝瘋賣傻,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跡,成為佐證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配。說實話,我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於哪個小說家之手。因為在真實的曆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為祖國報效,卻被祖國報銷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的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徐璋本,因為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海歸,命都丟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製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公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曆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為“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準與家人見麵。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自殺。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鬥、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公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人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在因為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為極右分子處理,送去勞改。由於常年饑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饑,就這樣居然被誣為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董鐵寶自殺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係教授,南開大學物理係的創始人饒毓泰也上吊自殺。在幾天前自殺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勳”的趙九章,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為單單在1 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在此不想再說這些悲劇的客觀原因。我們來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曆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為什麽沒有轉換為見識?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隻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曆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一張圖表,標明的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 中研院院裏14個單位,成建製遷台的隻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餘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大陸。至於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的10人,去它國的的12人,留在大陸的近60人。下麵是81名院士名錄,各個赫赫有名: 數理組院士28人:薑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
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淩鴻勳,薩本棟。 生物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秉誌,陳楨,童第周,胡先驌,殷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鬆,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院士28人: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去台灣的有李濟、董作賓、袁貽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驊、李先聞、王寵惠、淩鴻勳、吳敬恒10人;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胡適、薩本棟(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遠走海外。 從表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產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自殺或者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蓀、陳寅恪這種泰鬥級的人物。也不乏謝家榮這樣全家集體自殺的。而即便僥幸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至於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蛆蟲,爾曹身與名俱滅,可恨又可憐,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學識不咋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徐誌摩,見識卻是一流的。 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即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誌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曆,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分子沒有達到徐誌摩的見識。 很顯然,諸如董鐵寶這類的悲劇不僅僅在於錯誤的理解了愛國主義。更要命的在於沒有真正理解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那就是: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一生所學到底為何?愛國主義是不是必須考慮的最高目標? 我們自私一點說,董鐵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為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為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奮力淹沒於黑暗,留下的隻是一地雞毛。不僅不為黑暗所同情,反而為其所嘲笑。這不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的不負責任。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