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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歡迎我們
大約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吧，知青返城的大潮開始衝擊北京（當然上海、天津等城市無一例外），到1978年，所有“上山下鄉”知青，幾乎都逃亡般回到了故土。不知道我的感覺對不對，我們朝思暮想的北京，為之魂牽夢縈的北京，不再歡迎我們，視我們這些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知青為外鄉人，嫌棄我們這些土得掉渣兒的土包子，擔心我們搶了他們的飯碗。在他們眼裏，我們成了多餘的累贅，這讓本就不自信的我們，更加自慚形穢。
我回京的那一年，大街上、汽車上、商店裏到處是戴著大貂皮帽或羊剪絨帽，穿著褪色臃腫的軍棉襖、軍棉褲，黑紅臉膛的男女青年。這些人顯然和當時的北京人格格不入。無論是買東西、擠汽車還是吃飯，我們總是遭到歧視和白眼兒。一樣乘汽車，售票員專檢查知青買沒買票。一樣買東西，北京人可以翻來覆去地挑，知青們（不穿馬甲也認得出來）挑就不行。明明手續健全，辦遷入戶口時，那些官氣十足的麵孔和盛氣淩人的範兒讓人心寒。連居委會的大媽都衝我翻白眼兒：“喲，二姑娘也回來啦！不是結婚了嗎？沒在邊疆紮住根兒呀？”我心裏那個氣就別提了，老子下鄉是毛主席政策讓走的，回城是鄧小平政策讓回的，既沒吃你的又沒住你的，關你們什麽事？你管得著嗎？人啊人，為什麽這麽勢利，這麽“趨炎附勢”？生氣歸生氣，可也不敢造次，“小腳偵緝隊”當時可掌大權呢！別看成事不足，分配時給你說句壞話，就夠你喝一壺的。可憐我們這些知青，當時地位低下得任何人都可以捏著我們。心裏生氣，不平衡，沒地方發泄，隻好寫首小詩自嘲一下，調侃一下灰心喪氣的自己：
毛主席揮手我衝鋒，麵朝黃土背向東（北京方向），
十年辛苦無人問，兩手空空又回城。
北京幾無立足地，勢力白眼處處逢。
為求生計沒奈何，暫且忍氣又吞聲。
花落尚有花開日，卅年河西有河東。
待得春風眷顧時，牡丹花開四季紅。
真正歡迎我們的，還是自己的父母親人。在飯店裏，什麽“新僑”啊（新僑飯店）、“老莫”啊（莫斯科餐廳）、鴻賓樓啊、東來順啊、萃華樓啊，總看到家長們在犒勞知青兒女。幾碟小菜一擺，父母基本不動筷子，隻是不斷地給兒女夾菜，心疼地看著自己狼吞虎咽的兒女，那情景至今像一幅幅圖畫，定格在我的腦海中，溫馨而又淒楚，令人動容。
母親當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隻是還帶著兩個孩子，一個是姐姐的兒子蠻蠻，一個是我的兒子貝貝。每到一處，菜還沒上來，我的兒子就紮著小手：“吃！吃！”急不可耐。蠻蠻則不同了，北京長大，吃過見過，常常鄙夷不屑地笑話弟弟。母親告訴他：“你是哥哥，得懂得照顧弟弟，哄他玩！”不料蠻少爺大言不慚：“我不會哄孩子，隻會逗孩子！”可憐我的兒子，一次姐姐烙蔥油餅，因為愛吃，居然吃多了，又吐又瀉，害得我半夜三更帶他去看醫生。
因為我從小愛美，回北京後，母親體諒我沒錢，主動帶我到百貨大樓去買布料，請人給我做衣服。兒子在土地上、草地上跑慣了，一踏上百貨大樓光滑的地麵不適應，就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地摔開了，簡直像個小不倒翁。先時母親還樂，旋即又掉下了眼淚，好可憐的孩子啊。那一天我很興奮，先在一個櫃台選中了一塊鮮豔的布料，挑啊挑啊，又在另一個櫃台選中了一塊淡雅的布料。母親認識一個給雜技團做服裝的陳師傅，衣服做的式樣特別新穎，說好了帶上新布料去給我做衣服。可是等回家一看，隻拿回了一塊。原來是我的老毛病未改，狗熊掰棒子，隨買隨丟。幸虧買兩塊，就是買上十塊八塊的，到頭來還是拿回家最後一塊。看到萬分頹喪的我，母親直歎氣：“算了，別懊惱了，原以為你長進了，沒想到本性難移……”
艱難的求職之路
回城的那一年，我已經30歲了，在龐大的求職兵團中，我是年齡大的，且又已婚有小孩，無疑增加了就業難度。怎麽辦？咬咬牙，一狠心把兒子送進了托兒所。先是到街道辦事處填了申請就業表，隨即又找到街道片兒警盧增宇（當時他是北京市公安係統二等功榮立者），他對管片兒的居民家庭狀況了若指掌。我對他說：“老盧，我沒工作，也沒負擔（真虧心，兒子都花錢托出去了，還說沒負擔），我幫你搞胡同宣傳吧，出黑板報我拿手。”老盧當時正搞人口普查還是清理核對戶籍我記不清了，反正正缺人手呢！老盧喜出望外，他坦率地說：“我可沒錢，咱純義務。”我說：“沒問題。”
就這樣我開始了每天幫派出所抄寫大戶籍冊的工作。有時候也幫著出出黑板報，寫寫宣傳材料。兒子的托兒所是街道辦的（史家胡同托兒所的前身），就在後院，大窗子就在我家小跨院兒裏。我抄寫戶籍冊時，有時聽到兒子的哭聲：“我要倒（找）媽媽，倒媽媽！”我就難過得淚如雨下。聽到方老師－－一個清秀大氣的上海人－－哄兒子：“我們去給媽媽打電話啊！”我恨不得掀翻桌子衝進去，領出我的兒子。心想，這樣的日子何時是頭兒啊？我開始懷疑自己回京是否正確，再想想D回城也杳無希望，更是增加了自己焦急無奈的心情。這樣的工作幹了兩個多月，街道為我們成立了知青小組。每天組織我們上課，提高認識。盧增宇對我說：“真想留你在派出所，我們這兒缺能寫的人，可惜沒有編製，你要是能托人找到編製就沒問題。”天哪！我到哪裏找編製去啊，還是老老實實參加知青小組，不斷提高認識吧！
這中間還有個小插曲，讓我哭笑不得。我們小組有個男知青，有一天帶個二十幾歲的男青年來，在我們上課的地方轉來轉去。過了幾天，這個小一點的男知青對我說：“我哥想和你交個朋友，他是某某單位的……”忘記具體說什麽了，總之是誇他哥條件如何好、他家條件如何好之類，甚至說：“我哥說了，你不用找工作，他有能力養活你！”我當時真是氣不打一處來，用時下小品演員宋丹丹的話說：“太傷自尊了！”我不客氣地說：“你找別人讓你哥養活吧，我沒興趣。”
我們下鄉時的觀念是：一是當兵，二是進工廠，三是去兵團或插隊，最看不起進服務行業當八大員（諸如售貨員、售票員、炊事員之類）。可我們回城後，如果你沒有門路，隻好進服務行業，別無他路。再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誌願”的，長期的愛國主義教育，使我們的思維定式是：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誌願，黨的要求就是命令。裏院的春福夫婦也是從兵團返城回來的，隻是比我早幾個月回城，他進了朝陽菜市場。每天下班他都提著大筐小捆的菜啊、豬下水啊什麽的。這讓實用主義的母親很是羨慕：“跟辦事處說說，你也進菜市場賣菜得了，咱家先落個實惠。”可我心氣高堅決不幹，我堅持再等等。那時D每月四十二元工資，自己留下十二元生活費，剩下三十元寄回北京養活兒子。再加上母親也常常接濟我，生活還過得去，所以我一直撐著，一心想找一個“體麵”一點的工作。大約是我的履曆不錯吧，有一天，街道辦事處的找我，讓我去辦事處幫忙，猶豫再三，我還是拒絕了。當時我不知道辦事處是一級政府，認為辦事處就是居委會，居委會就是“小腳偵緝隊”。因為文化大革命中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我恨透了“小腳偵緝隊”，我寧肯餓著，也不與她們為伍。
當時有一個政策：“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因為就業壓力太大，各個係統、各個單位分別成立了第三產業勞動服務公司，以安置自己的職工子女。和我返城先後時間差不多的同學、朋友們很多，林伊和小潘因為父母是文化部係統的從幹校回來後，林因為會彈鋼琴，分到了歌舞團，潘留到了部裏。同是三十二團的左英，父母是衛生係統的，他分到了醫院。我的父親一直發配在外地，母親是北京市家具公司的，如果按係統，我可以進木材行業，但母親堅決不同意，她說：“我在這個行業幹夠了，絕不讓自己的孩子再進去。”沒辦法，我隻有和千千萬萬個既沒門路又無一技之長的待業大軍一起，苦苦地奔波在求職之路上……
圖書館的故事
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機會來了，東城圖書館招臨時工，一天八角錢工資，幹一天給一天的錢。我立刻報了名。1978年的東城圖書館規模不大，位址在東四北大街六條胡同口上（近年已遷至交道口，成為藏書四十餘萬冊的具有現代化設備的大圖書館）。當時的東圖規模雖不大，但工作性質不錯，我非常喜歡。報到以後，一開始就讓我在前台借書處工作，我很興奮。活兒不累很簡單，借書的人把要借的書名給你，你按圖書名查詢按字頭索引的資料庫（一個個長長的抽屜），然後到一排排的書架上找到書，登記後把書借出去。看似如此簡單輕鬆的活兒，沒想到一天幹下來，卻頭暈眼花。因為不停地蹲下站起來在書架上找書，不僅腰酸背痛，且因為書庫光線很暗，每天費力地找書，還勾起了我的老毛病頭痛病。我從上中學就有這毛病，一疼起來不僅怕光還嘔吐。但我咬牙堅持著，心想別人能幹我就能幹，總比下鄉幹農活兒輕鬆多了，慢慢適應就好了。當時我幹臨時工之所以挑地方，是想憑自己努力轉成正式工。抱著這種願望，我打工非常賣力。一天八角錢的工資，說老實話，一頓中午飯就花沒了，要是指著這八角錢過生活根本不可能，好在當時的知青們都靠父母養活，不指著這個。不知別人怎樣，我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為掙錢，為的是找一份可心點兒的能幹長久的工作。
經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上山下鄉，我有多少年沒看到書了，那麽多、那麽多的新書、老書，這讓我真是心潮激動，難以抑製。早晨大家沒上班我就先到了，不是為了幹活兒，是為了翻書。因為看書是不可能的，看不了幾頁其他人就來了，隻能在書架之間轉來轉去，看到有喜歡的拿下來看看目錄，翻幾頁過過癮，或者拿紙片記下來，想著以後得空兒再看。那時好多書還沒有解禁，這些書都封存在鍾鼓樓下麵的平房裏，而重新整理登記這批禁書的“美差”就落到我們兩三個臨時工身上了。
鼓樓和鍾樓都在北中軸路的最南端，兩樓相距不遠，大約也就百十來米的樣子。鍾樓在鼓樓的正北麵。鍾鼓樓始建於元代，為元、明、清京城報時中心。古代將每夜晚八時至淩晨四時分為五節。定更和初更都是先擊鼓後撞鍾，夜裏隻撞鍾不擊鼓，因此有“暮鼓晨鍾”之說，從而使全北京城有序可循。鼓樓為單體木結構，而鍾樓則全部為磚石結構。兩樓相同的都是重簷歇山頂，四麵設拱券門。不同的是，在二層樓上，鼓樓置直徑1.5米的大鼓一麵，而鍾樓則懸永樂年間鑄造的重達63噸的報時銅鍾一頂，據說撞擊聲可達方圓十數裏。
我對鍾鼓樓有特殊的感情，不僅因為母親小時候曾經住在鍾樓灣的一個大院裏，我小時候上學的東公街小學也在鼓樓東大街上，還因為小時候聽母親講的關於鍾鼓樓的一些傳說，充滿了神秘色彩。母親說，永樂年間重新鑄鍾時，鍾發不出聲音，為此皇帝下令殺掉許多鑄鍾匠，後來一個鍾匠的女兒夢見有神仙指點，隻有年輕女孩兒跳進沸騰的銅水中，鍾才能響。在鑄鍾接近尾聲時，鍾匠的女兒決心拚上性命救父親和眾多鑄鍾匠，她裝扮一新後來到鑄鍾廠，趁父親不備跳入了滾沸的銅水中，父親發現後伸手去救，已經來不及了，隻抓到了女兒的一隻鞋子。從此以後鍾真的響了，隻是不甘心的女兒總通過鍾聲要自己的鞋，所以鍾的尾聲總是發出幽幽的“鞋……”音。
鼓樓的故事也很神奇，據說清光緒年間，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他們想放火燒毀木質結構的鼓樓，但就是點不著火，惱羞成怒的聯軍士兵，隻好掄起大刀不斷地砍向大鼓。而我看到的大鼓麵上，果然是傷痕累累，有許多破洞。
鍾鼓樓下麵的房子裏堆滿了落著厚厚灰塵的書和雜誌。每打開一摞書都會灰塵漫天，所以每天下班，我們都黑煤烏嘴，滿麵灰塵。因為熱愛這份工作，吃土我也不在乎。我們的任務是按書籍的分類一本本登記、編號。春天，北京的柳樹綻青，桃花、杏花都開了，空氣中透著暖暖的春意，迎合著我心中的期待與希望。特別是親手參與解禁“封資修”的書，本身就預示著文化春天的到來，那種愉快的心情並沒有因為物質生活的貧乏而受到絲毫影響……我每天鑽在亂書堆中，邊挑揀著書邊認真地登記、編號。許多外國名著和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文人如胡適、巴金、林語堂、沈從文、錢鍾書等的著作都在我們的翻揀中即將重新麵世，許多延安的作家如丁玲、趙樹理、周立波等的書，也經我們手即將重見天日。
更讓我感興趣的是，這裏堆積著大批的舊電影畫報，甚至有解放前的畫報、影訊。我本來就喜歡電影，也喜歡電影明星，遇到我想看的畫報，我就放在一邊，中午休息時我就如饑似渴地看。從這些畫報中，我又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電影明星、電影消息，盡管是十多年前的資訊，我並不感到陌生。令我驚奇的是，我還看到了江青在上海當電影演員的許多報道，她在《狼山喋血記》中的劇照，她與同是當紅電影明星的王瑩爭演《賽金花》的報道，她與唐納的感情糾葛……想到文革中江青為了毀掉20世紀30年代她當演員的事實，不惜和葉群聯手迫害一大批老電影人：趙丹、鄭君裏、舒繡文、上官雲珠……甚至連保姆都不放過，使這些無辜的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感到萬分的憤慨，為江青的專橫跋扈，也為她的愚蠢。曆史豈容篡改？你就是把知道你底細的人全都殺光，曆史的印記也是抹不掉的啊！可悲的年代、可悲的人啊！
和我一同打工的有個男青年，叫翰。他有一副好歌喉，當時正在煤礦文工團學唱歌。休息時我們一起沿著窄窄的木梯，“咯吱咯吱”地爬到樓上。鼓樓裏到處是灰塵和蜘蛛網，占據在二層空間的一麵大鼓立在中間，估計旗偃息鼓至少已有五六十年了。一不小心碰到哪兒，就會驚起不知是老鼠還是蝙蝠，“刷啦啦”一陣響，驚出我一身冷汗。
爬到鼓樓外就不一樣了，頓覺神清氣爽。我記憶中外麵沒有護欄，害怕掉下去的我們緊貼著牆壁站立著，因為興奮和害怕心裏“咚咚”直跳。站在鼓樓頂層，可以看到遠處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味亭（甜酸苦辣鹹五個亭子）鼓樓四麵的大街筆直筆直的，臨街雖有不少店鋪，但並沒有都開業，雖是中午，街上的人也不多。翰興奮地說：“我給你唱支歌吧！”沒等我說話，他就放開喉嚨唱起來。不記得他唱什麽歌了，大約是《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吧！他嗓音嘹亮渾厚，立刻吸引了街上行人，許多人停下來尋找歌聲的來源，連騎自行車的人也停下來傾聽。我問翰：“你為什麽不考專業歌舞團？”他說：“我正在做準備，等著我的好消息吧！”那時候的知青，雖曆經磨難仍癡心不改，仍舊懷揣夢想。正因為有夢想，我們這代人才永遠活得那麽愉快而充實。
圖書館帶我們幹活兒的有兩位四五十歲的女職員，我們稱她們“老師”，對我特別好。有一位老師脾氣特別倔，說話不留情麵，唯獨對我網開一麵，可惜我忘了她姓名。每天早晨看到我都和翰一起來上班，她悄悄問我：“你們倆不是在搞對象吧？”“您瞎說什麽呀？我兒子都三歲多了。”“那他知道嗎？”“您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每天都在五路車站碰到他，所以才一起來上班。”“哪兒那麽巧天天碰見呀！傻姑娘。”那天休息時，這個老師當著大夥兒的麵問我：“喂，小劉，聽說你有個漂亮兒子，把照片拿給我們看看。”我趕緊拿出隨身帶的兒子的照片，大夥兒傳閱了一番。從那天開始，我還真的再沒在路上碰到過翰，我不由從心裏感激這位善解人意的老師幫我解了圍，避免了一次尷尬。當然我和翰仍一如既往地說說笑笑，隻是在我內心深處不知為什麽多了一絲不快。
和我們一起幹活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圖書管理員，我們叫他小謝。小謝思想活躍，愛好攝影，自己的哥們兒還在外麵“練攤兒”，1978年剛剛開始改革開放，許多腦筋靈活不怕吃苦的青年，開始從深圳沙頭角、廣州等地向內地倒騰服裝、電子表、化妝品、口紅什麽的，我們管他們叫“倒兒爺”。那些服裝樣式新穎，價格便宜，銷路特好。小謝不僅教我們業務，給我推薦好書，還不時帶點便宜貨來，我們關係也很好。我記得小謝給我推薦了戴厚英的《人啊人》，我印象深刻，後來還陸續借給我一些被當時稱為“傷痕文學”的在市麵上找不到的書。我就這樣白天、晚上不間斷地看啊看啊。
突然有一天，我眼前一片黑，不僅頭痛欲裂，且什麽都看不清了……我趕緊去了同仁醫院，原來是眼睛疲勞過度，神經性頭痛導致。我又開始大把大把地吃穀維素、去痛片，看書的速度也放慢了下來，這才使眼睛慢慢恢複。當小謝知道我想留在圖書館後勸我：“幹嗎在這兒幹？清水衙門，每月掙不了多少錢，福利待遇還特低，趁早別在這兒耽誤自己！”可我就是喜歡這裏的工作，一門心思地想留下來，幻想著自己能成為這裏的正式職工。和我們一起工作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圖書管理員，他很憂鬱內向，一天也不說一句話，似乎生活得很沉重，大家聊天兒，他從不介入，我有問題問到他，他不僅不回答，頭也不抬一下，我很害怕他。不久他就自殺了，我印象中他也就二十七八歲的樣子，好可惜啊！
大約過了兩三個月吧，終於有一天，圖書館的一個負責人找到我，跟我說：“老師們對你評價都很高，也都希望你留下來，可是圖書館是事業編製，名額在區裏控製，如果你有門路帶編製來，我們歡迎你。”我明確表示沒門路，那位負責人遺憾地說：“你如果總幹臨時工，我們就太對不起你了，還是抓緊找一份正式工作吧！”就這樣，在滿懷希望幹了一段時間一天八角錢的臨時工後，我黯然離開了東城圖書館，告別了那些可親可敬的老師們和同事們，重又踏上新的求職之路。
等待分配的日子
從圖書館回到家，我開始反思：為什麽鋤頭都扛得，卻不能進服務行業？為什麽別人能當八大員而我就當不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豈不是和自己較勁？不管自己內心有多少不甘，我還是決定聽天由命，不能再企盼什麽，還是腳踏實地，服從分配吧！這樣想了以後，心總算平靜下來。我又回到知青小組，繼續“提高思想認識”，等待分配。
那時我的生活確實很艱難，因為母親還沒退休，幫不上我什麽忙。我每天騎一個二十四型小自行車接送兒子，還要自己做飯、幹家務。搞衛生、洗衣服我還可以，飯我是橫豎不做的。每天下午五點鍾我到托兒所接上兒子後就在外麵糖豆、大酸棗的亂買，兒子跟著我冷一口、熱一口地胡吃，原本白胖胖的兒子，幾個月就讓我“飼養”成小猴兒崽子了。而且在經濟上我從來是有今天沒明天，有時候到月底一看，明天母親該發工資了，D也該寄錢來了，我手裏還有幾元錢，我就把兒子一抱：“走，媽媽給你買好吃的去。”直到花得一分錢不剩才肯回家。因為我家住平房，是獨自的一個小跨院，院裏有一棵棗樹、一棵柳樹，遇到風雨天，外麵樹影搖曳“刷啦啦”亂響很是怕人。
這一年的清明節，我的親娘大概沒時間去天津給姥姥掃墓，她老人家居然在我家院子裏給姥姥燒開了紙。燒紙時是晚上，我本就有些害怕，燒完紙她老人家又不管不顧地走了（忘記她上弟弟還是姐姐家了）。這天夜裏姥姥來了，姥姥還是那麽和藹可親，說話還是那麽慢條斯理兒，她推開門，笑嘻嘻地說：“誰在這兒哪？”我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一下子坐了起來。隨即我聽見外屋桌椅板凳“嘩啦啦”一陣響，姥姥也像一縷清風一下子沒影了。姥姥是我最愛的人，我本不該害怕，可當時我卻汗毛倒豎，腦袋都大了我緊緊地抱著兒子，大氣兒也不敢出，就這樣一直坐到大天亮。事後我告訴母親，沒想到母親全然不考慮我的感受，甚至說：“姥姥那麽疼你，怕誰你也不該怕姥姥啊！”我愕然，無話可說。
還有一次，兒子發燒了，一大早我抱著兒子乘公交車去東單三條兒童醫院。因為恰好是上班高峰，等車的人太多，我抱著兒子好容易擠上車門，還沒跨上台階，後麵一個小夥子大概急著上班，一把把我拉下來，他上去了。我氣極了，把兒子往地上一放，掄圓了拳頭朝他後背（車太擠，門關不上一拳拳狠狠打了過去，一邊打一邊“壞蛋！流氓”地亂罵。因為我的舉動太出人意料，連我自己都沒料到，也大概因為我的瘋狂嚇壞了車上的小夥子，總之，小夥子並沒下來和我理論動粗，倒是車上車下的人都樂彎了腰。
那時平房燒煤氣罐，換煤氣罐對我來說是一大難事。每到沒有煤氣了，我就用一個小車推著空罐到煤氣站去換。工作人員在煤氣本上蓋上章收了錢，把舊罐收了，就讓我上一米多高的台子上把灌滿氣的罐子自己搬下來。我不知道滿罐煤氣有多少公斤，但每次我都恨不得頭朝下跟煤氣罐一起栽下來，而賣煤氣的人誰也不肯上來幫一把。這興許就是計劃經濟時期服務行業的通病，賣貨的是買貨的祖宗，別說服務意識，就連最起碼的職業道德都談不上。
藥店學徒
這一年的秋天，我們終於分配了，我記得有上海餐館，有副食品商店，有土特產商店，有玻璃店、藥店等許多服務行業的單位，我跟母親說：“您不是認識區委的蔡展阿姨嗎，讓她跟勞動局說說，反正都是八大員，讓我去藥店賣藥得了，還有點技術含量。”母親去找了蔡展阿姨，於是我被分配到了東四北大街的紅日藥店（後恢複老名宏仁堂，現在成了永安堂連鎖藥店），從此我成了一名藥店職工，我戲稱自己是賣大山楂丸的。
和我一起分到藥店的有七八個人，其中隻有我和一個姚姓女生是下鄉知青，其餘都是北京應屆高中生。藥店員工大約三四十人，來源有三部分：其中五十多歲的老藥工都是解放前就在藥店學徒，雖沒什麽文化，但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對每味中草藥治什麽、每種中成藥的成分倒背如流，幾個老師傅看起病來真的一點不比中醫大夫遜色。第二部分三四十歲，都是文革前後分配來的北京的社會青年及各屆畢業生。第三部分就是我們這一撥兒人。藥店的經理、書記名叫劉世賢，三河縣人，不知為什麽，當時的老藥工都是三河人，就像解放前三河縣出老媽子（保姆）一樣，三河縣還出藥工。從這一天起，我穿上了白大褂，開始了我的賣藥生涯。
紅日藥店還有個分店，在東四八條口上。藥店前台門臉兒有丸散組、飲片組，後店有庫房、加工製藥和中藥代煎。沒有培訓也沒有學，我們就全部分到飲片組了，飲片就是草藥，在草藥組有師傅帶著邊抓藥邊認藥，從幹中學，從學中幹，一年年下來，慢慢從學徒熬成師傅，這就是這一行業的慣例。新學員的工資是每月28元錢，我雖然有十年工齡，但進了藥店和應屆學徒工一樣“享受”這個待遇。我當時並沒覺得不平衡，因為千萬個和我一同返城的青年都同樣命運，我能有正式工作就很知足了。
我在飲片組學徒僅一個星期，還沒抓過藥，剛剛學會包一服服中草藥包，我就被告知，丸散組的兩位老師傅點名要我調過去，理由是我踏實穩重有文化，讓顧客看著放心。丸散組是直接和顧客打交道的，要具備“問病吃藥”的本事，大部分顧客不直接買藥，而是告訴你他有什麽症狀，讓你介紹對症的藥給他，因此是有很大責任的。丸散組點名要我的師傅一名姓張，叫張士儀，五十多歲；一名叫劉茂林，已七十多歲快八十了，也算鎮店之寶了，因此店裏始終不肯讓他退休，一直留用，是店裏的大腕兒。張師傅出身不好，不準公開帶徒弟，而我和兩名十七八歲的應屆生焦吉琴、朱燕雲就成了店裏唯一和劉茂林簽約的入室弟子了，這在店裏也算一件大事。
周圍群眾買藥都找劉師傅、張師傅，兩位師傅選中我，我當然備感榮幸，但有得必有失，一是我馬上遭到一部分老員工的白眼：“我們都抓了幾年藥了，還沒怎麽樣，你才來一星期就進丸散部，太不公平了！”由此一直和我關係不睦。二是因為我沒在飲片學過徒，所以雖在藥店待過，但不認識中草藥，不會識別，這是令我非常遺憾的一件事。
張師傅雖不是名正言順的師傅，但教我很用心，除了讓我記中成藥的分類、擺放位置、價格外，讓我沒事時把中成藥的藥方主治、禁忌等逐一背下來，並在他們賣藥時，看他怎麽解決顧客的問病吃藥。他也經常在櫃台前隨機考我，看我解答得對不對。劉師傅年齡大，不太主動教，我就認真聽。每次他答複完顧客，我就問他為什麽，他就會耐心地講給我聽。關於中醫的四診合參、望聞問切怎麽回事，對病人察言觀色應略知一二的基本常識，兩位師傅都不時地講給我聽。劉師傅雖七十多歲，但滿麵紅光，身板筆直，思維敏捷。
我問他養生的秘訣，他說：一是家有父母包辦的恩愛小腳賢妻，從沒氣生。二是每天八小時工作，生活規律。三是每天清晨一大藍邊碗白糖水，晚一杯十全大補酒，多少年沒間斷過。劉師傅是有名的嚴師，要求我們非常嚴格，批評人不留情麵，大家都怕他，外號“老警察”。我們站櫃台，前不準趴，後不準靠，更不準坐下。一天八小時下來，累得腿腳都腫了。除此以外，收款不準手心朝上向顧客要錢，不準聊天交頭接耳。對待顧客，劉師傅說，那是衣食父母，不能慢怠。總之，清規戒律非常多。但我們仨徒弟特別爭氣，不僅學得用心，事事都幹在頭裏。我就不用說了，三十多歲的人了，又在兵團鍛煉過，不用師傅發話，處處模範帶頭。焦吉琴性格潑辣，手腳麻利，腦子聰明，搞衛生、盤庫、換價簽不用師傅動嘴，全做得妥妥帖帖。朱燕雲是那種非常安靜、乖巧，說話慢聲細語，特別容易與顧客溝通的人。
這一年的年底，我們四人被評為模範師徒，店裏開了表彰會，我寫了發言稿，朱燕雲代表師徒四人發言（實際張師傅功不可沒，可惜出身不好，沒有名分），我們還每人得到一對枕巾做獎勵！
夏天，為了方便群眾，增加營業額，我們還得“出攤兒”－－就是每天派出幾組人蹬著平板三輪車走街串巷去賣暑藥、賣蚊香，而且出攤兒的都是我們丸散組的人。這下我可犯了難，要是碰到同學、熟人怎麽辦？知道我混了十多年混一賣大山楂丸的多丟人！沒辦法，輪到我出攤兒捏著鼻子也得去呀。一天我和小焦，忘了還有誰，一起出發了。怕人認出我，我戴一海個兒大草帽，小焦蹬上平板三輪車，我們騎上自行車。小焦問我：“姐，咱上哪兒？”我說：“東大橋！”心裏說：“越遠越好，頂好去通縣。”到了東大橋，我們選在公交車總站一個人多的地方（為的是多賣錢），小焦大呼小叫地吆喝開了，我則低頭忙乎著賣蚊香、賣暑藥。真是怕什麽來什麽，忽然我的帽子被人一把掀掉：“嘿，我說老同學，我跟旁邊端詳你半天兒了，你怎麽混得擺地攤賣大力丸了？”原來碰到了中學同學，聽她一驚一乍地嚷嚷，旁邊的人都齊刷刷看我，讓我好不尷尬……
為提高知名度，我們藥店還請來一坐堂大夫，姓尉。年紀約有六七十歲，瘦瘦的、弱弱的，弓著背戴一副黑邊眼鏡，整個兒一四川大邑縣“萬惡地主劉文彩”（這是當年對我們進行階級教育中一反麵典型）。初來幾天，沒有人掛號，店裏人也沒人和他說話，我主動搭訕著和他聊天，才知他有些來曆。解放前他就行醫，有兩個老婆，解放後公私合營，他沒能進醫院，因為醫術高，一直被各藥店請來請去當坐堂大夫，應該算自由職業者吧。他說：“我這個成分進不了醫院，當坐堂大夫憑本事吃飯，掙的是掛號費，隻要病人多，溫飽是不成問題的。”我說：“我給你寫個介紹怎麽樣，放藥店門口宣傳宣傳。”不料他一口拒絕，說醫生不能自吹自擂，要靠醫術，口碑好，口口相傳，慢慢病人會不請自來，酒香不怕巷子深嘛！由此我對他生出幾分尊敬。果不其然，不知不覺間，他的病人越來越多，藥店裏的職工也都請他看病。有一次，我兒子發高燒始終不退，我哭著打電話給他，他馬上從店裏趕到我家，沒想到一服藥下肚，半夜兒子的燒就退了，真乃神醫也！我和尉大夫私交很好，總愛和他開玩笑，有一次我問他：“尉大夫，你有兩個老婆，你怎麽和她們相處啊，你得特狡猾才能應付得了吧！”他笑而不答。
我愛整潔，愛收拾屋子，因此一看到店堂地麵不幹淨，我就拿掃帚去掃，一天要在眾目睽睽之下打掃好幾遍店堂。看到對麵飲片組方劑多，忙不過來，隻要師傅同意，我就過去幫忙包藥捆包。開始一些人接受不了，以為我假積極有什麽個人目的，經常挖苦我，日子長了，大夥了解了我的為人，也就見怪不怪了，還給我起了一個善意的外號“掃帚大叔”－－這是當時放映的一個朝鮮電影裏的人物，而這個外號一直跟到我離開藥店。
我的筆名叫梔子
藥店的經理、書記劉世賢，有點家長作風，在店裏一人說了算，大家都叫他“劉頭兒”。劉頭兒當時四十多歲，個子不高，白白胖胖，三河縣人，他是介於老藥工和新職工中間承上啟下的人物。我之所以寫他，是因為我很佩服他，他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思想活躍，有經濟頭腦，銳意改革，很能代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渴望衝破思想禁錮的人。
我剛進店時，對劉頭兒沒什麽好印象，覺得他很“左”，說話辦事形式主義多。特別是對年輕的店員們，動不動上綱上線，很難讓人接受。但他腦筋閑不住，不斷有新點子問世。我們進店時，他已在店裏搞了技術革新小組，鼓搗成功了機器抓藥，好像還拍了紀錄片，其轟動效應餘熱未散，偶爾還有人來訪，但很快黃瓜菜就涼了，大約是勞動力充足，機器抓藥沒什麽實際意義吧，慢慢就無聲無息了。但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劉頭兒腦子多聰明。他特別善於抓經驗、樹典型，總想讓自己經營的藥店與眾不同。我的到來使得他多了個幫手，他有了新思路就讓我給寫材料。
我記得寫第一篇經驗介紹是店裏如何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抓階級鬥爭，教育青年反修、防修之類的，內容無非是誰愛打扮、資產階級思想、領導教育改過自新等。我對他說：“你讓我寫沒問題，但您的觀念已經太落伍了，有些觀點都該批判了，就怕您發完言沒成了先進倒成了靶子。”他很吃驚我這麽敢說話，但礙於麵子他堅持要寫，我隻好給他對付了一篇。以後他又讓寫些個人典型材料啊、計劃生育先進材料啊，反正他老有想法。
自從多了我這個搞宣傳的出身，估計劉頭兒在總公司沒少出彩。因為老寫材料，老討論，他慢慢在我麵前不再擺官架子，而且很尊重我的意見，雖然我在店裏什麽也不是，連個小組長都沒混上。
有一次，我們又一起討論怎樣才能把藥店經營出特色來，他很無奈，說上邊管得太緊，統得過死，想幹什麽也幹不起來。我提議：“咱們給《人民日報》投個稿怎麽樣，你把問題羅列出來，我負責寫。”他說：“捅婁子咋辦？”我說：“咱是想辦好藥店，又沒想幹別的，我以個人名義寫，總公司真怪罪下來，你出麵抹下稀泥不就得了！”他很興奮，於是我以《請給基層商店一點經營自主權》為標題，寫了一篇稿子，內容是醫藥總公司統購統銷，一家有的藥家家都有，一家沒有的藥家家都沒有，明明有些藥品並不緊俏，但因為進貨渠道單一，統得過死，所以難以應對市場需求。我還為自己取了筆名“梔子”，中藥裏“梔子涼心腎鼻衄最宜”。我對劉頭說：“咱給當頭兒的敗敗火，讓他們明白明白。”劉頭樂得前仰後合。
沒過幾天，《人民日報》就來人了，說準備登，核實一下情況。黨報來人了，這在我們藥店引起了轟動，劉頭兒親自接待，聊得熱火朝天。編輯一再說：“問題抓得準、抓得好，很有針對性，有現實意義。”不但登了，又讓我寫了一篇反響之類的文章。雖給刪成了豆腐塊兒，但一連在黨報登了兩次稿，在當時也很不容易。這下劉頭兒對我更加刮目相看。更有意思的是，站櫃台時，大夥兒跟我逗：“你幹嗎不叫全蠍或者僵蠶，大涼！”我說：“太涼了也不行，頭兒們該呆傻了！”
1980年下半年吧，我有幸脫產半年進入區藥材公司主辦的、以學中醫中藥為內容的“七二一”大學進修，老師是由本係統有實踐經驗又有理論水平的老師傅擔任，學的內容也很豐富，包括人體的穴位、陰陽平衡、藥物藥理、辨證施治等，很實用。我記得我們整天搖頭晃腦地背：“藿香正氣大腹蘇，甘桔陳苓厚樸竹……”“合歡味甘，利人心誌，安肝明目，快樂無慮。”“檳榔辛溫，破氣殺蟲，祛痰逐水，專除後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