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農場裏不是芝麻綠豆的事：（八）一段不了情
她的名字中有個蕾，就叫她蕾吧，67屆初中生，上隻角盧灣區不知道哪個學校的。她們那一批是68年冬天來連隊，算來那年她17歲。她的綽號叫皮蛋，是她那些同學這樣叫的，連隊裏的老職工給她另起綽號，叫她“小癟嘴”。女孩子有點“癟嘴”，有時其實也是長得很洋派的樣子。那為什麽叫她“皮蛋”呢？她皮膚白裏透紅，麵如桃花，怎麽會扯上黑不溜秋的皮蛋呢？有一次我這樣問。得到的回答是：“你傻啊！不是吃的皮蛋，是撲克牌裏的皮蛋。”
她歌唱得很好，音準聲甜，咬字也清楚，她不唱那些宏偉激情的歌，唱“北京的金山上”，“洪湖水，浪打浪”，等等，後來我聽鄧麗君唱“何日君再來”，常常會想起她當年的唱。她起先隻是在連隊裏文藝小演出時唱幾個，後來被場部的文藝小分隊吸收去了，常出去表演，到自己農場裏的各連隊演，也到其他農場，甚至到農場以外的公社去演。
說起場部文藝小分隊的成立也有個故事。我們農場不知道是哪個連隊裏，有個會彈鋼琴的男孩子，據說他的鋼琴彈得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專業水平上的好，但種田和彈琴是“兩股道上跑的車”，連隊裏也沒有琴可以彈。這個鋼琴孩子在連隊裏過得糟糕透頂，有些活他就是不肯幹，說是那樣會把彈琴的手弄壞了，他打小時候起大概就是被這樣教育。但農場裏的隊長不吃這一套，臭罵暴罵不算，差不多要把他打成拒絕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了，當然這也和他出身於反動資本家有關。然而時來運轉，鋼琴伴唱“紅燈記”隆重地誕生了，人們把崇明島上唯一的一架鋼琴弄來讓他彈，乖乖弄滴冬，彈得比殷承宗還好。於是把架鋼琴放在拖拉機的拖車上，再加上一幫唱歌的，唱樣板戲的，跳“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洗衣歌”的，這就成了全島最牛的一個文藝小分隊。蕾能在小分隊裏擔任獨唱，真不容易，也是有她的實力，能把無數參加競爭的人比下去。歌唱得好，台上風度好，出眾的漂亮，從此就有了“XX農場一枝花”的稱號。但好景不長，這個鋼琴孩子被一個回島度假的海軍文工團的領導見到了，一定要把他挖走，但他是反動資本家出身，入不了部隊，最後鬧到北京中央，下了專門文件特批讓他參軍走了。他這個台柱一走，小分隊沒了特色，也隻好解散（或者演出機會不多了）。蕾雖然回到連隊，重新種地，但也帶了“本農場一枝花”的稱號回來。至於那個鋼琴孩子在改革開放後去了台灣，成了當地挺有名的一個鋼琴家，這是題外話了。
蕾開始收到求愛的情書了，不是一封二封，好像挺多的，她剛剛走上社會，不知所措，就找一個她所在排的，已經結了婚的老大姐請教，那個老職工家裏有縫紉機，她常去改個衣服什麽的，關係特好。這些情書大概都是老三屆的高中生所寫，引用古詩，也常常會有外國詩，雪萊的，什麽什麽＂司機＂寫的作品。那個老職工大姐告訴她，如果不喜歡，就根本不用理睬這些求愛的人，把信扔掉就是。但蕾好奇，很想知道這些她不懂的詩句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可難為了這位大姐，她的文化程度更低。
老職工大姐的丈夫是我們宿舍裏的常客，常常來我們宿舍裏聽我們談天吹牛，他說他喜歡我們宿舍的那種氛圍：我是寫毛筆字的，連隊裏的大批判專欄是我負責，“大批判專欄”是一個連隊必須要有的門麵裝璜，老毛每有最新指示發表，也是由我在屋子的山牆上貼上紅紙，用大刷子寫上“歡呼”，“慶祝”之類的大幅標語，另外，連隊每年“抓革命，促生產”的年終總結也是我主筆，我糊裏糊塗就成了連隊的“筆杆子”。我們宿舍裏還有一個是圍棋發燒友，收了工就找人坐在床鋪上盤著腿下棋，另一個是學畫的，連隊屋山頭上的宣傳畫都是他的作品，他的蚊帳上也都是他不小心塗上的顏料，還有幾個是66屆初中生。雖然在農場的茅草屋子裏，我們這些人還是很小資，我們有一個小煤油爐，一個室友從家裏拿來一個帶過濾器的咖啡壺，我們還有幾斤真正用咖啡豆研磨細的咖啡，記不清是來自於雲南還是海南，煮咖啡時我們要把門窗關嚴，因為太香了，走過的人都要進屋來問個究竟，你們在搞什麽鬼馬？煮好的咖啡加上糖和奶粉，就倒在各人的漱口大搪瓷杯裏，大家分享喝！大姐的丈夫對蕾說，那些情書裏的詩句到底是什麽意思，隻好去問那個連隊的“筆杆子”，連隊裏，大概他能弄明白。蕾同意了，就讓那個老職工拿了信來問我。
我從那個老職工手裏拿到信時，一看就笑了，因為裏麵有一封居然是出自我一個很熟悉老同學的手筆！我無意之中竟然看到了老朋友寫的很肉麻的情書。當然，我絕對保護別人的隱私，守口如瓶，不能在這種事上開別人的玩笑，隻是就事論事對幾句詩作了力所能及的簡單解釋，就將信和我作的注釋一起交那個老職工，原物送回。這樣的事情大約有二，三次。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裏用毛筆抄寫大批判專欄的稿子，那個老職工興衝衝地來了，一進門，就叫我馬上跟他走。“什麽事啊？”我問他。他高興得話也說不清楚，半天，我才弄明白，原來蕾又讓他拿情書來叫我注釋，老職工夫妻就對蕾說，不如你們兩個談“敲定”算了，無論從哪方麵來說，也隻有他能配上你了。而蕾，居然點頭同意。於是，這個老職工興奮萬分，馬上跑來找我，說是蕾還在他家裏等著，要拉我立馬去他家，和蕾“相親”，敲定，拍板。
這對老職工夫妻是好心，他們也許覺得，蕾長得這麽好，很多人在追蕾，但她都不喜歡，現在她鍾情於你，在他們家等你去，這樣的好事，你怎麽可能不去呢？問題是，這對夫妻怎麽就這麽任性，一定認為我會去呢？
我不是柳下惠，這樣漂亮活潑的女孩，人見人愛，我也不例外，但當時我對她一點兒也不了解，我想她對我也是一點也不了解的。我到農場才剛剛一年，她連一年也不到，我們倆又不在一個排，從來沒有在一起幹過活，說過一句話。她連我是什麽樣的“狗崽子”，什麽糟糕出身也不先打聽一下，就這樣決定要跟我談戀愛了，真是單純，直率，可愛到了極點，想來她的家庭在文革中大概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她也沒有體會到階級出身論對無數年輕人那種剔骨剜肉的痛苦和傷害。
我現在能去“相親”嗎？如果去的話，第二天就一定會成為連隊的頭條，那對老職工夫妻不可能把“某人有對驢耳朵”這樣的秘密不講出去。蕾的風頭那麽招人注目，如果有：“人見人愛”，也必然會有“人見人妒”，我這種人趟進去合適嗎？那個時代的人們可不是象現在這樣開放，文革時期男女確定戀愛關係是一件正兒八経的事，不是說以後覺得不合適就可以輕易一拍兩散。我怎麽可能對一個完全不了解，僅僅因為她漂亮就輕易去確定這種關係呢？農場裏的生活無聊，最好的消遣就是誰和誰在打穀場的稻草堆裏被人捉到，誰和誰在防風林帶裏滾在一塊這樣的新聞，我臉皮薄，實在沒有這種定力能扛得住任何風言風語。就算今後真要談戀愛，我也期望是一種相對自然狀態下，很低調，瓜熟蒂落的產物。還有，我反省一下自己，我現在有資格談戀愛嗎？文革把家裏弄得一塌糊塗，父親戴著幾頂“莫須有”罪名的大帽子還關在牛棚裏，母親天天膽顫心驚地過日子，不知道文革後期會如何發落處置他們。我自己隻拿18元錢一個月，今後拿什麽去養老婆孩子，講什麽愛不愛的！至少，也不應該是現在。
於是，我，拒絕了，說得很委婉。
我不知道那個老職工回家後是如何去和蕾講的，一個“驕傲的公主”，也許是她人生很純潔，很真誠的第一次，竟然被人毫無理由地拒絕了！
就象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生活仍然在繼續。我在田裏幹的是用牛的活，犁地，平整水田，甩著長長的鞭子，大聲，粗野地吆喝著牛。在大田裏幹活的人們插秧，拔草，大太陽底下，在望不到地頭的棉花地裏鋤草，鬆土，活兒枯燥，機械，單一，悶氣，他們常常用非常羨慕的眼光來看我們用牛的人。收工時，大田裏幹活的人們扛著鋤頭，三三兩兩沿著拖拉機路懶散地走著。我騎著牛，勒著牛繩，“紮紮”地呼喝著，一陣小跑，越過他們，絕塵而去。
我也打籃球，高中時，我打了二年校隊，一直打中鋒的位置，連隊裏有一個籃球場，喜歡打球的人也不少，但他們都沒有象我一樣受到過正規的訓練，他們不懂什麽時候要打聯防，什麽時候打盯人，我告訴他們每個人在場上如何跑位，我帶球切入上籃受阻時，會怎麽給他們分球。我們每次和其他連隊正式比賽時，看球的人還不少。蕾從來沒有來球場看過球，但她的宿舍就在球場邊的一幢二層小樓裏，樓下是連隊的小賣部，會議室，托兒所，醫務室，等等，樓上有六七個房間是女生宿舍。毎次比賽，我都會看見她在樓上的走廊曬收衣服。我想她一定更加在好奇我，想了解我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其實我也在想了解她。
她穿著很時尚，下田幹活都穿著很新的衣服，連隊裏因此也有人不屑，尤其是很多女生。和她很要好的幾個女生為她辯解，說她是家裏的小女兒，上麵隻有一個哥哥，下鄉前一二年，人突然竄高瘋長，原來的衣服都穿不下了，家裏也沒有舊衣服適合她穿，隻能想辦法置了些新的給她下鄉。但是她確實也是個追風的人，上海馬路上流行什麽，她馬上就學了來。有一段，上海的女孩子流行穿藍底上印細小白花的罩衫，那種布料一下子被搶光，但她就能在第一時間穿著出現在連隊裏。一會兒，上海又流行冬天戴風雪帽了，那種既能包住女孩的頭又能圍住頸部的新穎東西，剛剛上市就被賣光，一帽難求，她又能第一個穿戴著出現在連隊裏。但她有時也追得太過，太任性，有些良莠不分，有一個階段，上海的“拉三”（俗稱作風不正派的女孩）時興赤腳穿皮鞋，成一種標誌，但也表示反叛，“阿姐就是拉三，怎麽樣！”她居然大膽到有樣學樣。
然而，不久之後，我幹活受傷了，傷勢長久不見好，越來越嚴重。我根本無法再下田幹活，連走路也困難，無法再打籃球了。農場是個非常實際的地方，不能幹活，人馬上就變得毫無價值，廢物一個。
我在高中時代，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努力向德智體全麵發展，我自信自己不會考不上大學，也從沒有考慮過不讀大學的話我還能幹什麽。1966年6月18日晚上，中央宣布高考暫停搞文革，想來上海象我這樣的人也不少，很快就傳說哪裏哪裏的高三應屆生自殺了。67年我被分去鐵路上幹活，先扛大包，後來做鉚工，每天鑽在火車車廂底用鉚槍打鉚釘，震落的塵土黑灰灑得滿身滿臉都是，一天工作下來，就成一個活脫脫的“黑人牙膏”，但就這樣的活兒我也沒有資格做，68年夏天又把我趕下鄉去崇明農場。在農場，我仍然努力工作，就象在讀書時要把每一門功課都讀好一樣，我盡力把每樣農活也做好。我太賣力了，結果受傷。
從大學關門，沒有書念，到不讓留城，上海工廠的活不讓我做，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最後卻發現，自己連農民也做不下去了，我精神上終於徹底絕望，崩潰。
我想過自殺，各種方法的自殺。有一天，我回上海去看病，還沒有走出連隊生活區，就被人叫住，說是有一個在連隊蔬菜班裏監督勞動的幹部自殺了，他原是上海什麽部門的幹部，隔離審查被放到崇明農場來，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麽問題，也不知道他已経來了多久，他不準和其他外人接觸，想來他的家人也不會知道他人究竟在哪裏。他是用一把斧子砍自己的腦門當中，流了很多血，但沒有死成。人們叫住我，是讓我等場部卡車來，送他去南門港縣醫院時，路上幫了照顧一下，我也可以搭便車。我見到他時，他的頭已經被紗布包了起來，胸前的衣服上全是半幹的血跡，臉色蒼白得就像刷了石灰水似的。文革開始後，我也曾見到過好幾次自殺的人和事件，但如此近距離接觸一個用這樣殘忍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人，還是第一次。這讓我知道，原來真要死，也不容易。
我終於放棄了自殺的念頭，漸漸地平靜下來，接受了我己經傷殘這樣的嚴酷現實。
有一天，那個想撮合我和蕾的老職工又來找我，說蕾剛從上海回來，帶了一本書來，是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州委書記”，她先想到了我，帶口信問我想不想看。我熟悉這個作者，讀過他的很多作品，我不可能拒絕書的誘惑。小說很快拿來了，嶄新的上下二冊，好像還沒什麽人翻過似的。小說很好，涉及一些很敏感的問題，比如共產黨製度中的檔案問題：什麽人都可以寫密報，黑材料，當事人卻毫不知情，也無從為自己辯解，但這樣的東西會在你的檔案袋裏隨著走你一輩子。那個年代能讀到這樣的小說，我很感歎，讀完後，用毛筆在一張紙條子上寫了“謝謝”二字，夾在書裏送還。
70年開春，我自告奮勇，當起排裏三頭牛的放牛郎。放牛很輕鬆，但責任也大，無論刮風下雨，每天天不亮都要出去，但放牛也有一個好處，很輕易就可以抓到魚。下雨天，水田邊上要開個小缺囗放水，水就泄到大的排水渠裏，水渠裏麵的魚（主要是鯽魚）喜歡逆著水往上竄，在小缺口處放一個竹製的魚簍，既不影響排水，魚也會自動往簍裏去，簍子口是細竹絲編成的漏鬥狀，外麵大裏麵小，魚進去容易，想出來基本不可能。每次下雨，我在放牛時找有魚的地方按放三，四個魚簍，半天後去收獲，每個魚簍子裏都會有四五條巴掌大的鯽魚，而且，雨下得越大，魚也越多。我每次抓了魚回來，魚大家要吃，洗魚卻成了個互相推諉的苦差事，於是規定，宿舍裏的弟兄們輪流當值。
有一天，我又抓了十幾，二十條鯽魚，這次輪到一個老初三的小弟去河邊洗，他和蕾是一個排的，這傢夥去河邊才一會兒就回來了，我們問他怎麽會事，他說他正好在河邊碰到了蕾，就和蕾做了個交易，魚全交給她，她洗好燒好後留下一半，其餘的一半還給我們。晚飯時，小弟果然拿囬了燒好了的鯽魚，還帶回蕾的口信，1，上麵二條最大的，煎的最好的，是給抓魚人吃的，2，如果感到這樣的交易不錯的話，希望以後照此辦理，3，如果抓魚人還能抓住蛇的話，不要打死了扔掉，她很想吃蛇，因為對皮膚好。
崇明的蘆葦蕩，排水渠裏有很多蛇，我放牛時見得多了，但屬於水蛇，並不大，一般就是一尺多二尺的光景。有一次，我還真抓到了二條大蛇，三尺多的，我殺好，剝了皮洗幹淨後讓宿舍裏的小弟帶給她，她大概真煮了吃掉，送囬我一紙條，上麵也是“謝謝”二字。
我能明顯感受到，她還是在乎我，但在農場裏生活，兩口子身體都健康，尚且活得挺累，田裏幹活時，隊長一聲收工，有孩子的女人在田埂上奔走得飛快，第一時間往家裏趕，讓人看了難免酸楚揪心，我不能想像，把生活的重擔都壓在女人一個人肩上的情景。我死了心，絕不想去連累她，我自己也不需要別人的憐憫。
71年9月，上海要抽調一批66屆老高三去當中學老師，這是第一次從崇明農場的知青裏抽調，事先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名單公布後，二天後就走人。就像是做夢一樣，真的沒有想到還能離開農場，走的那天，我們十來個被選中的幸運兒早早就起來，打點好了行李，然後在籃球場集合，等待場部的卡車送我們去南門港碼頭。蕾的身影好像一直在小樓的走廊裏晃動，車來了後，很多人過來和我們道別，我沒有見她出現。
我回城二年多後，我教的73屆學生畢業，73年的年底，學校讓我負責護送第一批分到崇明的學生去農場。到達他們的農場後（崇明有八個農場），一直到他們住處等等雜事都按排好，已經下午，早就趕不上當天回上海的船了，我決定回自己的農場連隊裏過夜。到達自己的連隊時已是傍晚，朋友就按排我睡在原來的宿舍裏，並關照食堂炒幾個菜，準備幾個人和我一起喝酒吃飯。我正和朋友在宿舍門口說話時，在大田裏幹活的人們收工了，人們走過我的身邊，相熟些的和我打招呼，問候一下。人群裏，我突然看到了蕾，她看見我時，顯然也非常吃驚，卻迅速低下了頭，然而，在快到我跟前時，她忽然又抬起了頭，高昂著，目不斜視地快步走過，我剛想和她打個招呼，但已經來不及了。我忽然感到，她大概和我當年一樣，是不是在表示，她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呢？晚飯時，我不經意地向朋友提起她，朋友說，這些年來她沒有男朋友，都知道她把門關死了。我想，四年多前，在那個老職工家裏等我的那一次，她大概是認真的。這次最後的見麵，我記得她的臉很紅，不知道是不是崇明島上冬天凜冽的海風吹的？
四十年後，2011年春天，我去上海辦事，正好遇上過去連隊裏的熱心人組織回崇明活動，我就參加了。那天參加活動的人非常多，有300多人，組委會按排了七八輛旅遊大巴。現在去崇明已經不用再坐船，大巴車隊浩浩蕩蕩，一個多小時就回到了連隊。我們在人民大道附近上車時，路窄人雜，也看不清誰是誰，到崇明下車後，幾十年不見的場友們互相認人，尋找，激動，尖叫。當年連隊裏的人離開崇明後，再考上大學的沒有幾個，讀了大學再出國讀書的可能就是我一個，很多人對我的經曆感興趣，來和我打招呼，聊天，問我美國的真實情況。有幾個當年的小女生，現在也都是60開外的老太太過來跟我開玩笑。一個說：“和你在一個連隊裏三年多，從沒說上過一句話，今天看你頭發斑白，慈眉善目的，才敢過來和你說說話”。我說：“難道我當年是個大色狼，你們小女孩和我說話，我就把你們撕了，吃了不成？”她們笑著說，“那倒也不是，你當年不是老高三的高大形象嗎？我們小初中誰敢來跟你套近乎啊！”那倒也是，崇明農場的生態有時也和中學裏差不多，高一級都是大不一樣的，更不要講相差三四級，高中和初中了。我說，“我當年腰傷了，可憐得一塌糊塗，你們要有誰來關心關心我，給我捶個背，揉下腿，我就肯定被你們中的一個領回家了呀！”其中一個快人快語的老太太說：“那人家皮蛋當年誠心誠意想要來領你，你怎麽就沒跟人家走呢？”我被噎住，說不上一句話來，原來她們都知道！這幾隻小蹄子，暗底下冷眼裏原來看得清清楚楚，幾十年了，還拿來說事！
蕾沒有參加那天的活動，沒有人知道她現在的近況，她去了哪裏。
且不論別人的說事，她們是如何看待的，幾年前，我自己看電視劇“血色浪漫”，當男孩要離開插隊幾年的山村，去和女孩告別，那女孩隔著山梁剛唱了一聲“哥哥喲你走西口”時，我竟失聲大哭，許久也停不下來，我知道，這一段往事，在記憶裏是再也抹不去了。
我終於相信縁份，就象是坐長途的火車，車廂裏的旅伴，有些人就坐在你旁邊，有些人坐得遠一些，而有些人僅僅是和你同一個車廂而已，有些人有機會和你聊天，而有人就根本沒有機會和你交談一句話，有些人坐了幾站就下車離開了，有些人要和你多坐幾站，也有人要同你，陪伴著你一起坐到終點。有什麽理由嗎？有的，那就是緣份，而緣份據說是前世修下的，今生無法改變，就是我們常說的，叫做＂不以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你信嗎？反正我是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