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訪過幾十個、幾百個上訪者，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其實這些悲劇大部分都是體製造成的。一個國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這些底層的人們，能不能受到保護，有沒有人替你說話。中國的弱者非常可憐。中國這個國家並不幸福。
講述人：矢板明夫｜記者
矢板明夫，1972年生於天津，日本知名記者、時政評論員，2007年至2017年間擔任日本《產經新聞》北京特派員，現駐台北，為該報台北支局長。
矢板明夫有一段傳奇的家族史。1926年，祖父從家庭日本栃木縣渡海來到北京，經營燈泡廠。中日戰爭末期，被日軍應召，後成為蘇軍戰俘，在拘留中去世。父親生於1942年，日本戰敗那年隻有三歲。祖母將其托付給一戶中國家庭，隨即再婚。文化大革命期間，日本遺孤的身份父親讓被打為“日本間諜”，遭受嚴重政治迫害。直到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後，厄運才結束。
孩童時代，矢板明夫也和其他中國孩子一樣接受共產黨的紅色教育。他自幼對國際政治感興趣，盡管那時他隻能從官方新聞中獲取信息。在2020年出版的《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一書中，他回憶說，那些報道大部分是偏頗扭曲的，基本框架是——世界上充滿了邪惡的國家；美國更是最大的惡棍；外國形勢一天比一天糟糕……
1988年，15歲的矢板明夫舉家遷回日本。日本空氣清新，市容美麗，人們溫和有禮；警察不會毆打派出所裏的嫌犯；政府辦事人員對人笑臉相迎……種種這些都讓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中國的少年感到巨大的文化震撼。
大學畢業後，渴望從政的矢板明夫考入競爭激烈的鬆下政經塾。此間，一些政治人物的行為令他失望，也讓他意識到，改變時局的人其實不是政治家，而是新聞記者。他的人生從此轉換跑道。他用三年時間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完哲學博士學位，並在29歲那年選擇了新聞記者的道路。
我的祖父母都是日本人。祖父1926年從日本來到北京，經營一家生產燈泡的電器行。到了1945年的春天，因為日本兵源不足，我的祖父就被應征入伍，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收到紅信”。他從大連上船，沒怎麽參加戰爭就被蘇軍俘虜，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裏去世了。剩下我的祖母帶著我的父親和姑姑。
父親是1942年12月出生的。很快日本就敗戰了，祖母因為沒有工作，就把我3歲的父親和5歲的姑姑寄養在他們工廠的兩個中國員工家裏，改嫁給一個中國人。我父親相當於是被中國人撫養大的。
到了文革的時候，因為他是日本人，就被打成日本間諜。本來他在天津的照相館工作，是攝影師。因為這個關係，丟了工作，後來就到洗澡堂幫人搓澡，也經常被關進學習班，受了很多迫害。
【矢板明夫的母親是中國人，在高中教書。哥哥出生以後，家裏的生活變得很拮據。為了糊口，父親隻好每三個月去賣一次血。】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我是田中角榮訪華後一周出生的，後來我聽家裏人說，中國當時需要和日本建交，我父親的處境也有了很明顯的改善，一夜之間就從日本間諜變成外國友人了。他再次獲得攝影師的工作，還被選為了天津市政協委員。
雖然我們全家都用中國名字生活，講的也都是中國話，但還是不免被當成異類。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國安機構控製的社會，對於有外麵背景的人還是要監視，要收集信息。在學校，同學們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學校的黨組織、老師也對我們比較特殊關照。雖然比文革那個時候要好得多了，但還是一個這種痕跡很明顯的時代。
小時候學校會組織我們去看遊街、槍斃人，參加公審大會。現在回想起來，按照民主國家的概念，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麵都有很多人權問題的國家，但在那時候，這是一個日常性的事情。
不過，基本上從我記事，上小學以後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那段時間，中國是充滿希望的一個國度。很多事情也在慢慢變好。大家從一個非常非常拘謹、嚴厲管控的國家慢慢在走向改革開放。當然跟西方國家，跟民主國家比起來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那段時間應該是在中國曆史上近百年來最好的一段時期。
這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相當穩定，也有了一定社會地位，但是我父親堅持要帶著全家回日本，一個是落葉歸根的感覺比較強烈，再有一點是，他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非常不安定的國土裏邊，自己什麽也沒做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同樣什麽也沒做就受到禮遇，像坐過山車一樣的感覺。這種不安定的生活還是他不願意再經曆吧。那一代人也是為了小孩子，為了能讓我們這一代到日本能夠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參與比較公平的競爭。
【編注：1988年，八九學運爆發一年前，15歲的矢板明夫回到了日本。他在2020年出版的《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一書中說，對於一直在中國生活的他而言，身處日本簡直就像置身天國一般。在中國時聽說日本是地獄，所以抱著”再糟也就是這樣了”的心態回來，但是踏上日本國土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多麽好的國家啊！】
我覺得那時候的日本有點像烏托邦的感覺。大家都很友善，所有的政策都是替弱者著想。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非常少。弱者受到很好的照顧，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社會。但是即便是那樣，日本的媒體對日本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沒有什麽吹捧，幾乎天天在非常嚴厲地批評他們。不像中國，天天都說我們的領袖多麽偉大，多麽偉大。
【編注：回到日本的矢板明夫努力學習日語，希望早日融入日本社會，立誌成為一名政治家。機緣巧合之下，他在29歲那年開啟了記者的職業生涯。2007年，34歲的矢板明夫以日本《產經新聞》駐京記者的身份重返中國。】
在日本做記者的話，你要把弱者的聲音反映出來、替弱者說話、揭露不公平的現象、把隱瞞的真相挖出來是很難很難的，因為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中國覺得太有成就感了，到處都是那種現象。
我有一個叫徐崇陽的朋友，在湖北做生意做得非常大，有各種各樣的旅遊公司、運輸隊。後來因為不得不跟共產黨的某高官合作，所有財產全部被騙走了，然後他就開始走上上訪之路。我剛開始采訪他的時候，他受到的打壓還不是很大。但說實話，後來每次見到他，他一會兒又被關進去了，一會兒又挨打了，慢慢慢慢地看著他被折磨得越來越衰弱。而且每次上訪，他的罪都增加幾條。那種感覺確實是很可憐。他就說“在這個國家裏，不管你多有錢，你都不能安心睡覺。不知道什麽時候噩夢降在你頭上。”
我采訪過幾十個、幾百個上訪者，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其實這些悲劇大部分都是體製造成的，因為中國是沒有替弱者說話的勢力，弱者的聲音是反映不出來的。他們就變成了中國一個非常無助的群體。一個國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這些底層的人們。我們每個人隨時都可能變成弱者。你變成弱者的時候，能不能受到保護，有沒有人替你說話，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衡量的指標。所以我說中國的弱者非常可憐，中國這個國家並不幸福。
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上訪村，碰到一個從貴州來的，40多歲的男的和一位大概60、70歲的湖南老太太。那個老太太是永遠住在那裏上訪的。兩個人的對話，我在旁邊聽到了。那個貴州的剛來嘛，也不知道在哪裏買飯。他們有很多很便宜的飯是給上訪的人服務的，什麽寫狀子的人啊，完全一條產業鏈在裏麵。那個貴州人剛來，他不懂。那個老太太就教他怎麽做；什麽時候警察來，怎麽跑。
說完後，她問他：“你的冤情大不大? ”那個貴州人想了半天，然後說：“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然後那個老太太說：“我勸你一句，如果你的冤情小的話，你就忍著。如果大的話，你就跟他們同歸於盡。上訪是一條不歸路，你一輩子就折在這裏了。”我當時聽著也是很感慨。這樣的故事非常非常多。習近平上台以後對上訪的人打擊得是更嚴厲了。所以說中國人更不幸了。
在中國政府眼中，那我就是境外敵對勢力嘛，基本上一直是受他們的監控，經常被他們請去喝茶，有時候還被請吃飯。特別是外交部，經常找我談心。但是我不會替他們說話。他們有的是喉舌。我告訴那些中國官員，有人把這些問題指出來話，其實中國能變得更好，沒人指正這些問題的話，中國會越來越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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