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回憶改革開放前的６次訪華

來源: 世事滄桑 於 2021-06-29 18:08:05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4789 bytes)

　　多年以後，楊振寧才意識到，自己４０年前的那次訪華，成為了華國鋒和葉劍英聯手粉碎“四人幫”的第一個伏筆。

　　那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７日晚，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他。這是華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後第一次會見外賓。時值“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峰，但在兩小時的會見中，華隻字未提“批鄧”。

　　這其中的意味，逃不過在場的時任中調部副部長熊向暉的眼睛。６月７日晚，他應約去北京西山見葉劍英時，帶去了兩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這次會見的談話記錄稿。“葉帥聽了以後，頷首說，這個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暉之女熊蕾在回憶文章中披露了這段秘史，“老爹說：我覺得華不錯，不過他立足未穩，所以葉帥是否幫他一下。葉帥表示，他會去見見華國鋒。”

　　時隔４０年，楊振寧已經記不清談話的具體內容了，但他清晰記得自己對華國鋒的印象——這是個厚道老實的人。“很多人說，楊振寧笨，這麽好的材料沒有記錄下來。可我第一不是新聞記者，第二當時也沒了解到這些經曆的曆史價值。”他笑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９４歲的他需要借助助聽器，但目光清澈明亮，記憶力依然驚人。回憶起改革開放前的６次訪華經曆，有些細節他還能不假思索地說出準確日期。

◇　“上天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

　　１９７１年，楊振寧回到了闊別２６年的祖國。

　　關於這次回國的緣起，已有很多描述。大致經過是：１９７１年４月的一天，楊振寧偶然從報紙上看到美國政府宣布將中國從美國公民不可訪問的國家名單中取消的公告，就給其父楊武之寫信，提出回國探親，楊武之向統戰部門作了匯報，得到了歡迎回國的答複。其時中美關係尚未解凍，國內指示他向中國駐加拿大或法國大使館申請簽證。

　　７月下旬，楊振寧在巴黎拿到了簽證。簽證不是蓋在他所持的美國護照上的，而是一張白紙，由駐法領事館簽發。紙上有他的姓名和照片，上寫：準持證人自發證之日起在３個月內自上海、廣州或深圳入出境，入境後前往北京。本簽證須與K１２６３１８５號美國護照同時使用。

　　楊振寧乘坐法航班機飛抵上海，與父母和兄弟姐妹團聚了。這並不是他去國後第一次見到家人。文革前，他們三次獲準去日內瓦和香港與他相見。

　　中方直接負責接待他的是時任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總局副局長、中國國際旅行總社副總經理嶽岱衡。嶽岱衡身材高大，一看就讓人覺得可靠。楊振寧在中國期間，幾乎天天都能見到他，去外地也是他陪同前往。

　　後來常有記者問楊振寧，在中國旅行，是不是隨時都有人陪伴？他回答說，外麵來的人在中國單獨旅行不方便，每次確實都有向導幫他安排吃住和訂購車票，但他個人認為這是為客人提供便利而不是監視他們，如果是市內，他可以自由來往。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都是真實的情況。

　　楊振寧向嶽岱衡提交了一張想要會見的人員名單。列在第一位的，就是鄧稼先。

　　鄧稼先與楊振寧是世交，又是西南聯大的同學，兩人先後留學美國，１９５０年鄧稼先獲博士學位後回國。１９６４年中國成功試爆原子彈後，美國報紙登出了中國研究人員的名單，盡管是英文譯音，楊振寧一眼就認出了鄧稼先。

　　當時鄧稼先正在青海基地受批鬥，周恩來批示他回京見楊振寧。後來鄧稼先夫人許鹿希感歎道：“我盡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

　　見麵時，楊振寧問鄧稼先在哪裏工作，對方簡單回答在外地，他知趣地沒有多問。８月１７日他離京前，鄧稼先去機場送行。他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個一直縈懷的問題：美國報刊都說，瓊·希頓（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參加了中國的原子彈工作，是這樣嗎？

　　二戰時，瓊·希頓是大物理學家費米的助手，參加過“曼哈頓計劃”。戰後，費米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瓊·希頓和楊振寧都是他的研究生。１９４８年的一天，瓊·希頓突然追隨男友去了中國。美國報刊把這演繹成一個離奇的間諜故事，認為是她幫助中國政府製造出了原子彈。

　　突然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鄧稼先明顯沒有心理準備。他說，據他所知沒有，但他需要去證實一下才能答複。

　　離京後，根據中方的建議，楊振寧去了山西昔陽大寨參觀。無巧不成書的是，在大寨的招待所，他居然遇到了瓊·希頓本人！

　　當年瓊·希頓到中國後，就和男友歐文·恩斯特（中文名為陽早）結婚了，一起在陝西農村養奶牛。當時，她哥哥韓丁（原名威廉·希頓）應邀重返中國訪問，她陪同來到大寨。

　　這意外的重逢讓兩人又驚又喜，他們熱烈地回憶著在芝加哥讀書的日子。楊振寧問她是否參加了中國的原子彈工作，她說沒有。當年，她被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影像資料所震驚，從此放棄了核物理事業，一直持反戰立場。

　　楊振寧回美國前一天，當時的上海市領導在上海大廈設宴為他送行。席間，他接到了專人送來的鄧稼先的信。信中說，自己已證實，除了１９５９年底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外，中國的原子彈工程中沒有任何外國人參與。後來楊振寧聽說，鄧稼先寫信前請示了周恩來，周恩來讓他如實告知。

　　看完信，楊振寧流淚了，離席去了洗手間。事後他多次自問，為什麽會那樣震動？他覺得，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感情。有為自己的民族終於強大起來了而感到的自豪，有為朋友做出這麽大貢獻而感到的驕傲，是不是也有為自己沒能參與這樣永載史冊的盛事而感到的懊悔呢？他自己也分析不出來。

◇　“中國完全改變了”

　　回美國後，楊振寧被媒體和學術界包圍了。隔絕多年後，美國人對神秘的新中國充滿了好奇。

　　９月２１日，楊振寧在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了一次演講。演講盛況空前，可容納五六百人的大禮堂座無虛席，不少人是遠道而來的。演講用英文進行，題目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

　　他首先介紹了在中國的行程：在上海與北京逗留了各約兩周，參觀了複旦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訪問了中科院的三所機構，重訪了母校、當時的北京３１中學。還去了出生地合肥，參觀了叫“大寨”的人民公社。

　　接下來，他從“文革開始後的教育”“新中國的醫學”“自給自足的新中國”和“毛主席語錄在中國”四個方麵，分享了自己的中國見聞。他重點介紹了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的教育觀念，以及中學畢業後先參加工作再推薦上大學的新的招生製度，認為這種製度是革命性的，通過這種方式選拔出來的學生求學動機特別強。他熱情地稱讚了在中國時時處處被強調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說，與世人（包括他自己）對共產黨國家的成見不同，他在工廠參觀時，工人都圍上來爭搶著回答他的問題，氣氛輕鬆而愉快。

　　他認為，今日中國“完全地改變了”，而這種變化的核心是“精神”。最後，他引用了毛澤東的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來結束自己的演講。

　　“我在北京時住在北京飯店，房間很大，空蕩蕩的，什麽裝飾都沒有，隻有牆上貼著的這兩句話。兩個星期來，我天天對著這兩句話，這就是我對中國最深的印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楊振寧對當時中國的評介和盛讚，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他自己反思的結果是，一方麵，他對中國的強烈感情影響了他的觀察，畢竟，自己不是新聞記者，不是隨時保持著質疑的意識；另一方麵，他至今認為，他當時所見到的中國，與他離開時的舊中國相比，變化是翻天覆地的，確實有明顯的新氣象。

◇　向周恩來提意見

　　１９７２年６月，楊振寧第二次訪問中國。這年２月的尼克鬆訪華打破了中美之間的堅冰，兩國之間的交流多了起來，國內的氣氛也與他第一次來時有所不同。

　　“１９７１年我來時對新中國完全不了解，所以沒講什麽話。第二次來我感覺比較熟了，周總理也鼓勵我提意見，我就講了。”

　　７月２日，在與周恩來的會見中，他說：中國在教育科研中重視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這是很好的，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條件下，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國不重視基礎教學和理論研究，這是目光短淺的表現，應引起重視。

　　這一看法，來自於他之前對西安交通大學的訪問。他看到老教授們坐成一圈，每人前麵放一個筐，筐裏是做電學實驗用的電阻，有幾百個，有５歐姆的、１０歐姆的、１００歐姆的，用不同顏色區分。老教授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電阻分開，按大小分別放置。他覺得這很荒唐，大材小用，與物理知識一點關係都沒有。

　　聽了楊振寧的話，周恩來立刻表示讚同：“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

　　整個１９７２年，周恩來利用“九一三事件”的機會，對一些問題進行糾偏。“其實總理心裏可能早就有這個想法，但我猜想他不能隨便講，但他可以說是楊教授講的。”楊振寧笑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７月１４日，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美籍華人學者任之恭、林家翹等時，再次稱讚楊振寧的意見，並要陪同會見的時任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基礎理論。

　　周培源希望趁這個機會將自己的一篇遲遲未能問世的文章推出。１９７１年，他在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上發言，慷慨陳詞：“現在理科教育革命中有一種傾向是‘理向工靠’，這是葬送理科。現在不研究基礎理論，這是目光短淺。有些理論目前看來用不上，但從長遠來看都有用。”１９７２年春，他將這一發言整理成《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但《人民日報》一直拖著不發表，理由是需要“征求意見”。

　　１０月，文章終於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人民日報》不給發表，說是姚文元的意思，衝擊教育革命。總理又批給了《光明日報》，我沒請示姚文元就直接發表了。張春橋、姚文元馬上組織上海《文匯報》批判，說是教育複辟。”時任《光明日報》編輯部門負責人張常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　與毛澤東論基本粒子

　　１９７３年，楊振寧兩次訪華。

　　５月，父親楊武之去世，他臨時回國，參加了葬禮。７月１２日，他再次按原定計劃訪華。這次，夫人杜致禮同行。這是她１９４７年赴美留學後第一次回國，也是第一次見到父親杜聿明。前幾次，因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她沒能隨楊振寧一同歸國。

　　接待人員照例問楊振寧：楊教授，這次回來，想見哪些人，想訪問哪些單位？他突發奇想，說想見毛主席。對方沒有答話。他有些為自己的唐突不好意思，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沒想到，幾天後，７月１７日下午，他卻突然被周培源帶進了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的書房。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見。

　　毛澤東問楊振寧在進行什麽物理學研究，他說，正在進行基本粒子結構的研究。毛澤東很有興趣地問起質子是否可分割，他說科學界正在熱烈討論此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毛澤東認為，莊子的話“一尺之棰（短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說的就是物質無限可分的意思。他開玩笑說，如果物質分到一個階段，變成不可再分了，那麽一萬年之後，科學家幹什麽呢？他談到自己的《矛盾論》，說矛盾的普遍性並不單獨存在，而存在於特殊性之中。“人類”是看不見的，看到姓楊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見“人”。“我經常吹這些，大概你們不愛聽。”

　　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工作人員進來提醒，時間到了，大家都站了起來，毛澤東卻站不起來，他對楊振寧說，你拉我一把。楊振寧忙上前攙他起來。楊振寧注意到，他能正常走路，隻是比較慢。走到門口，他和楊振寧握手告別，說：感謝你這位自然科學家，你對世界是有貢獻的。我也很希望能夠給世界有一些貢獻，不過沒能做到這一點。楊振寧感動地說，我也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他開玩笑地說：你不要講，這句話不對，不科學。

　　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會見的消息，並配發了照片。消息立刻被敏感的外媒記者捕捉到了。

　　《泰晤士報》說，此間觀察家們認為這是中國對華僑和台灣實行的“招撫”政策的一個重要發展。路透社說，毛主席上次接見非政府客人是已故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就是在那時向美國釋放了歡迎尼克鬆來訪的信號，因此，“這種會見在這裏被認為是意義重大的”。

　　７月１８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了楊振寧和夫人杜致禮、嶽父母杜聿明和曹秀清。楊振寧每次來，周恩來都請他吃飯，以前都是一桌，這次滿滿地坐了兩桌。在這次宴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了張春橋和鄧小平。

　　鄧小平才複出幾個月，恢複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他坐的不是主桌，話很少。楊振寧後來猜想，鄧小平參加宴請是周恩來特別安排的，目的是想讓他把與海外華人科學家接觸的事接過去。

　　楊振寧明顯感到，坐在旁邊的張春橋對自己很不友善。他知道，因為周培源那篇文章，張春橋對他心懷不滿。席間，上了一道帶辣的菜，楊振寧說，隻知道四川菜和湖南菜是辣的，不知道這個地方的菜也這麽辣。張春橋明顯借題發揮地說，楊博士，沒想到你也有不知道的，你得多學習學習。這種不加掩飾的敵意，惹惱了杜致禮。“我這個人口頭反應比較慢，但是杜致禮是反應很快的，她是講話不饒人的。”楊振寧笑著說。杜致禮找機會問了張春橋一個問題，張春橋說不知道，杜致禮回敬道：張先生，你也得學習學習。

　　《中國新聞周刊》向楊振寧求證，這個小故事的主人公是張春橋，還是廣為流傳的謝靜宜，他仔細回憶後，肯定地說是張春橋。謝靜宜確實也參加了這次宴請，和遲群一起，坐在另一桌，都不大說話。１９７１年他第一次訪華時，謝、遲二人陪他參觀清華大學，他想重遊小時候去過的科學館，未獲允準。因為科學館的房頂在武鬥中被打穿了，他們不願意讓他看到。這個科學館，多年後，成了他擔任名譽院長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所在地。他正是坐在其間的辦公室裏，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著這段往事。

◇　江青在仿膳飯莊請客

　　１９７４年６月，楊振寧第５次訪問中國。

　　也正是在這個月，周恩來病重住院。其實，早在１９７２年年中，他已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但直到此時才住進解放軍３０５醫院。這一去，他再也沒能回到西花廳。

　　這一次，會見楊振寧的，不尋常地分成了兩撥。會見均在６月２８日下午進行，一撥是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郭沫若等，另一撥是江青、陳錫聯、紀登奎等，後者並請他吃了飯。《人民日報》在同一版、以相等的版麵做了報道，都是“進行了十分親切的談話”，但不知道為什麽，以前都叫“會見並宴請”或“會見並設宴招待”，這次叫“並且一起進餐”。

　　進餐是在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仿膳飯莊楊振寧小時候去過，但從１９７１年起，北海公園就被封閉了，不再對公眾開放。江青常去這裏騎馬、遊玩。

　　楊振寧尤其對飯前的會談記憶猶新。座位安排極不尋常。江青坐在一張特別大的椅子上，楊振寧坐在她正對麵，陳錫聯、紀登奎、羅青長、錢學森、喬冠華、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分坐在他兩邊，座位成弧形，如眾星捧月般環繞著江青。江青說，楊教授你不知道我小時候多窮苦，所以今天在北海我要養魚。她還說，你不要以為我常來這裏吃飯，我也是第一次。楊振寧覺得，她是信口開河。

　　楊振寧知道，回美國後，他一定會麵對新聞記者的追問。外國記者對江青極感興趣，國外常有關於她的各種大道小道消息流傳。楊振寧對江青印象非常不好，覺得她“做作得厲害”，而且明顯想利用他樹立自己的形象，他不想為她站台，但也不能講她的壞話，就預先想好了自己的回答。

　　果然，記者紛紛問他：“楊教授，看見江青，你的印象怎麽樣？”他隻回答了一句：“她是個很好的hostess（女主人）。”

◇　華國鋒隻字不談“批鄧”

　　１９７５年，因去歐洲講學，楊振寧沒有訪問中國。

　　１９７６年，他第６次來華。４月７日，王洪文在上海宴請了他。

　　席間，快到８點時，王洪文看了看表，說：大家不要再講話了，現在我們都聽廣播！房間裏靜了下來，所有人都凝神等待著。？

　　８時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天通過的兩個決議，即１９７６年第９號和第１０號文件。決議稱：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此前，楊振寧從美國報刊上得知，周恩來去世後中國政局動蕩，他很關注形勢的發展，但不願輕易開口。“聽完廣播後他們很得意，給我講解局勢，還給了我一些文件，我都留在上海，沒有帶到北京，更沒有帶回美國。”

　　隨後，楊振寧赴北京，先拜會了周恩來遺孀鄧穎超，並將與華國鋒會談。

　　會見前一晚，時任中調部副部長熊向暉將楊振寧來華後的情況向華國鋒作了匯報。熊向暉之女熊蕾２００８年發表文章《１９７６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披露了內情。熊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文章是她根據熊向暉當年的工作日記所寫的。

　　送文件這個細節成了熊向暉匯報的重點。他說，徐景賢跟楊振寧大談“批鄧”，並送了他複旦大學“批鄧”的大字報選，楊振寧不收，說自己的箱子裝滿了，對“批鄧”也不表態。華國鋒說：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於人嘛！

　　《中國新聞周刊》向楊振寧求證，送文件的到底是王洪文，還是徐景賢？他是沒收，還是沒帶到北京？他回憶，應是王洪文和徐景賢都在座。“我應該是收下了，不好意思不收，但肯定沒帶走，留在我媽媽那兒了。”

　　華國鋒和熊向暉還商定了會見的幾個問題。首先是誰出麵接見楊振寧。最初安排楊振寧訪華事宜時，華國鋒還是副總理，科教屬於他分管的範圍，就確定由他會見。而現在，他的身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楊振寧不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似乎不宜成為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後首先會見的人。但是，如果他不見，就會輪到排位在他之後的副總理張春橋。顯然，他不傾向於讓張春橋見，因此還是決定自己見。

　　接下來，兩人討論了陪見人員名單。華國鋒問，楊振寧跟哪些人熟？熊向暉提出了科學院方麵的吳有訓、張文裕，北京大學的周培源，外交部的喬冠華。於是定了下來。熊向暉自己也參加陪見。對於楊振寧提出的見毛澤東的請求，華國鋒決定，考慮到毛的身體等情況，這次就不安排見了。商量完，他當即提筆，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

　　４月１７日晚９時３０分，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楊振寧。

　　這是楊振寧第一次見到華國鋒。但之前，他在訂閱的英國期刊《中國季刊》（研究當代中國的最權威雜誌之一）上讀過一篇關於華國鋒的長篇報道。跟華國鋒談話時，他覺得這篇文章的描述很準，對方的確是個忠厚的人。他記得，他主要向華國鋒介紹了美國學術界、尤其是美籍華人科學家對新中國的態度和看法。

　　將近兩個鍾頭的談話中，華國鋒完全沒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沒說四五運動的後台是鄧小平。“老爹從這次短短的接觸中已經做出判斷：華國鋒不是極左派一夥的！”熊蕾寫道。

　　“華國鋒沒談批鄧，我當時沒了解有什麽意義，現在看了熊蕾的文章，知道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楊振寧微笑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專注的目光裏洋溢著一種參與推動曆史的喜悅。

　　會見的第二天，楊振寧離京返美，把“批鄧”材料留在了國內。在他身後，蝴蝶翅膀扇動的暗流，正在逐漸醞釀成攪動世界的巨大風暴。

　·黃　衛·宋春丹·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總第７５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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