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表示，周恩來當時由保衛人員送上島，但見麵時，不允許保衛人員跟在身邊。但據他所知，對方並不是蔣經國。一位與羅青長共事多年的老對台工作者也稱，對方並非蔣經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原主任廖心文也曾披露：“對方不是蔣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溝通台灣當局的人。”但為了保護對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1963年12月初，一艘護衛艦載著周恩來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中央對台辦主任羅青長，經過一夜的航行，到了廣東省邊境一個小島上。在這裏，周恩來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進行了秘密會晤。
多年後，羅青長親口證實了這次重大秘密行動的存在。但能讓周恩來親自出馬會晤，並需要做出如此非同尋常的安排的，究竟是什麽人呢？羅青長沒有披露。
不止一家媒體引用各種消息源稱，國民黨方麵參與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中的一位或者兩位。
對此，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原主任廖心文明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方不是蔣氏父子，而是能直接溝通台灣當局的人。”但為了保護對方，其名字不能披露。
信使曹聚仁
1956年7月16日下午4點，一輛藍色“華沙”轎車行駛在通往頤和園的路上。車上坐著不到9歲的曹景行和母親，以及專程從香港趕來的、他許久未見的父親曹聚仁。
多年以後曹景行才知道，這個7月的13、16和19日，周恩來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三次會見了曹聚仁。
這一係列會談，是中共尋求兩岸接觸的初期嚐試。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軍進駐台灣，台灣問題變得複雜化了。因抗美援朝戰爭，直到1953年朝鮮停戰，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後，台灣問題才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發動一場解放台灣的運動。當月，中央成立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克農和羅瑞卿負責，徐冰、羅青長、淩雲和童小鵬為小組成員。
據童小鵬回憶，1956年前，中共對台方針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灣。1956年，中國即將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並且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明確起來。周恩來等領導人多次在不同場合，向海峽對岸傳遞了主張和談的信息。
6月28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廖心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中國政府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呼籲。
在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介紹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當時的新加坡《南洋商報》駐港特派記者曹聚仁應邀訪問北京。7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了此事。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麵接見曹聚仁。
會麵中，曹聚仁問周恩來，和平解放台灣的“票麵”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回答他，和平解放台灣的實際價值和票麵價值完全相符。“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說什麽，要怎麽做，從來不用什麽陰謀、玩什麽手法的。中共決不做挖牆腳一類的事。”
這次會麵，被曹聚仁寫成《頤和園一席談》，發表在《南洋商報》上。
當年10月，曹聚仁再次來到北京。這一次，毛澤東決定見見他。會見安排在10月3日下午，中南海頤年堂。張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鵬等參加了會見。
曹聚仁帶來了台灣方麵的動態。他說，台灣方麵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沒有可能，反攻大陸也不可能。他們曾表示，國共和談，條件成熟時，“可能在一個晚上成功”。
毛澤東接過話茬說：“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們並不著急。台灣以前說，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現在四年已過了，又改說七年了。”他還說，台灣隻要同美國斷絕關係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台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隻要改接到大陸來，可派代表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台灣一切照舊。台灣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的同意後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
談話結束時，毛澤東請曹聚仁去台灣見到熟人時代他致意。出門時，張治中提醒曹聚仁說：“今天主席提到蔣時稱‘蔣先生’，請注意。”
4天後，周恩來宴請了曹聚仁。席間，曹聚仁問起周恩來，如果通過談判台灣歸還祖國後，中央政府對蔣介石等如何安排。周恩來表示，台灣還是他們管，蔣介石、辭修（陳誠的字）、經國都“可以到中央”來。
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對蔣、陳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家屬注意照顧。
童小鵬回憶，為了進一步摸底，1957年春，國民黨派“立法委員”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實地考察。李維漢和羅青長等會見了他，介紹了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的設想。統一後，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海峽。
金門危機中的暗戰
不久，在金門危機中，雙方剛剛建立起的溝通渠道經曆了重大考驗，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58年8月23日下午，近3萬發炮彈從廈門飛向金門國民黨軍陣地，前後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擊斃擊傷國民黨軍官兵600餘人，兩名美軍顧問也在炮擊中喪生。
8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表示，炮擊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查蔣軍的防禦，而是偵查美國人的決心”。不久，中共中央下發指示，要求炮擊“必須有節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9月4日，炮擊暫停。同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聲明，表示美國負有條約義務保衛台灣。9月8日，3萬發炮彈再次射向金門。
同日，周恩來接見了來京的曹聚仁。他指出美國目前是虛張聲勢，金門、馬祖的蔣軍有三條路可走：與島共存亡、全師而還、美國逼蔣軍撤退。9月10日，周恩來再次接見曹聚仁，並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後以最快方式轉告台方，將以7天為限，讓蔣軍補給，條件是決不能由美國飛機和軍艦護航。他還提出：美國可以公開同我們談，為什麽國共兩黨不能再來一次公開談判呢？
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於1955年8月，在日內瓦舉行，談談停停。1958年9月15日，金門炮戰後，中斷了9個月的中美會談重新恢複，地點改為華沙。談判未取得進展，陷入僵局，金門炮聲再響。
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放出風來，表示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隨後亦表示，在外島駐軍並不是一件好事情。毛澤東看出了美方態度的變化，10月5日下令，6日和7日停止炮擊，“觀察兩天，再作道理”。同時要求：“兩天中，不要發表公開聲明，因為情況如何，尚待看清。”
10月5日當天，曹聚仁將中共將暫停炮擊之事寫成新聞稿，在《南洋商報》上率先披露。
10月6日，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簽發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宣布停止炮擊7天。並提出：“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30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
正如毛澤東所說，金門和馬祖是兩根指揮棒，金門炮聲一響，大陸、台灣和美國三方頻繁互動。
10月13日上午，毛澤東在頤年堂會見了曹聚仁。他表示，隻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中共讚成蔣介石保住金、馬。因為如果蔣介石撤退，“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中共希望台、澎、金、馬以後“整個回來”。
毛澤東再次引用了1956年剛見曹聚仁時打的那個比喻：“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台灣的小枝在同美國的大枝連，總要被壓斷的，將來要變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
曹聚仁說，台灣有人問以後的生活方式怎麽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水裏的魚都有地區性的，毛兒蓋的魚到別的地方就不行。”他還表示，中共是“擁蔣派”，支持蔣介石再做總統。“讓他們在那裏搞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天天吹反共，我們也天天吹收複，商量好。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風，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就是偉大勝利。”
周恩來還表示：“希望台灣的小三角（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來又兩次會見了曹聚仁。
這一時期，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收到了針對金門局勢動用核武器方案的全麵評估報告。10月21日，杜勒斯飛到台北麵見蔣介石。他勸說蔣介石接受“劃峽而治”的方案，蔣介石斷然拒絕。
根據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的陶涵所著《蔣經國傳》，當天夜裏，蔣、杜二次會談。蔣介石稱，大陸炮擊已經讓守軍快頂不住了。杜勒斯答複說，傳統武器沒有辦法摧毀廈門港附近的共產黨軍隊炮陣地，“這就好比以卵擊石牆”。他宣稱，隻有核武器才有用。但這會造成2,000萬中國人喪生，包括金門軍民統統不能幸免，甚至招致蘇聯使用核武器攻擊台灣。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向中共傳遞了一個信息。
陶涵1995年11月28日在華盛頓采訪了時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負責人、著名美籍華人學者王冀。王冀稱，199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在會談中告訴他，金門炮戰期間，蔣介石派人傳話給周恩來，如果解放軍再不停止炮擊，他將不得不聽美國人的——撤出金門和馬祖，屆時時間一拖久了，中國就有分裂之虞。
陶涵分析，這表明，國共雙方都認為，金門是中國統一的關鍵樞紐。至於台灣是如何派人傳話給周恩來的，陶涵推測，蔣經國應是通過中共駐香港的情報單位傳遞消息的。
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起草了《再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逢單日炮擊、單打雙不打的決定。
單日炮擊的做法，直到中美建交後的1979年1月1日，才由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宣布停止。
互相試探
1959年後，曹聚仁不再充當雙方聯絡人的角色。10月24日，周恩來批評他，不應將解放軍停轟金門、馬祖的新聞賣給《南洋商報》（指他1958年10月5日的文章）。
這一時期，中共也透過其他渠道、采取各種辦法開展對台工作。
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童小鵬回憶，這一段時間，與國共兩黨高層都有深交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士分頭尋找線索和渠道，以把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傳達給蔣氏父子和陳誠。
1959年，章士釗從北京到香港，通過關係向台灣轉達了中共中央的建議。一種是暫時不談，雙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觸，如互訪、通郵通電，然後，通機通航；另一種是台灣可擁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軍隊、黨組織，經費可由大陸負擔，隻要求台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是，台灣方麵對此表示冷淡。”
12月14日，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等首批特赦戰犯受到周恩來接見。周恩來說：“你們當中與台灣有聯係的人，可做點工作，慢慢做，不要急，個人寫信靠得住些。”
1960年1月3日，周恩來與張治中、傅作義共進午餐，請他們致信陳誠。他說：“信中要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我們寄予希望。將來他們必然回來，回來必有安排，這是必然性。”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確定了對台灣問題的總方針：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
為使蔣介石了解中共的這一政策，5月24日，周恩來再次請張治中致信蔣介石，並要求信一定要送到蔣氏父子手中。
他要求信中要寫明中共四點對台政策：“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具體是：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陳誠、蔣經國亦悉由蔣意重用；二、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征得蔣之同意後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周恩來還通過海內外關係，把寫有“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蔣介石老家照片寄往台灣，又請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內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協委員，並照顧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和陳誠在浙江青田的姐姐的生活。
廖心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從有關人士處了解，台灣當局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曾表示，他們不再派人到大陸“進行擾亂公共安寧和破壞地方秩序的事”，並稱，“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
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台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即蔣、陳、蔣的團結，把軍隊抓在手裏，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他說：“隻要他們一天能守住台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麽，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係。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
據廖心文所知，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陳誠看，陳誠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做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陳誠還表示，他們也要對曆史做交代。
1962 年，周恩來托張治中、傅作義、屈武寫信給台灣當局，轉告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屈武給於右任，張治中、傅作義給蔣經國、陳誠分別寫了信。
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再次致信陳誠，闡明中共對台灣的處境與前途的意見。信中說：“今日台灣問題之首要關鍵，在於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台灣歸回祖國。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信中重述了之前的4條對台政策，這便是著名的“一綱四目”。廖心文曾多次訪談羅青長，羅告訴她，這是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歸納的。
之後不久，周恩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台灣歸還祖國以後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力，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他表示，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據童小鵬回憶，蔣介石利用中共的呼籲，派了一些人員來大陸摸底。有一次派了4個人來，3個到北京，1個駐香港。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其中一些人。毛、周稱：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我們要心中有數，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
周恩來密會信使
1963年7月，周恩來從一些渠道獲悉了陳誠提出辭職的消息。7月9日，他約見張治中、傅作義，商議此事。
12月6日，周恩來在出訪14國前繞道廣州。在視察了一些地方後，當晚，他和張治中、羅青長登上了海軍的一艘護衛艦，開始了秘密航行。
這個夜晚，海麵風平浪靜。為了不影響周恩來休息，在艦上指揮的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命令護衛艦低速行駛，使發動機噪音減小到最低限度。為了掩護會晤的順利進行，並確保周恩來一行的安全，吳瑞林受命親自帶領三艘軍艦在附近的海域進行了小分隊軍事演習。但直到多年後，羅青長才告訴了他這次任務的真正目的。
經過一夜的航行，護衛艦抵達了邊境。周恩來等人登上了一個小島。12月7日，雙方進行了會晤。
一位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表示，周恩來當時由保衛人員送上島，但見麵時，不允許保衛人員跟在身邊。但據他所知，對方並不是蔣經國。一位與羅青長共事多年的老對台工作者也稱，對方並非蔣經國。
會麵中，周恩來希望對方轉告陳誠及台灣當局：“美國正采取更多的實際行動，要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麵看，台灣歸還祖國固然好，既然暫缺那也無損於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唯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後來，對方告知，口信帶到了，且蔣經國看到周恩來送他的白酒，十分感慨，說沒想到周恩來一直記得他的這個愛好。
羅青長回憶：“這次會晤溝通了當時的台灣當局（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與大陸，在都主張隻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事實上達到了默契，使國共兩黨有了一定基礎的共識。”
1965年3月，陳誠病逝。他留下的遺言中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他還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這表明，對陳誠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不負周恩來的一片苦心。”廖心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他們又找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廖心文說。
1965年，在秘書程思遠和中共溝通數次之後，中華民國原代總統李宗仁回國，成為對台工作的一個標誌性勝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國，對台工作陷於停滯。1969年，李宗仁、張治中去世。1973年，章士釗去世。1974年，傅作義去世。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約羅青長談對台工作，詢問台灣近況及在台老朋友的情況，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其間，他兩次進入昏迷狀態，最終不得不終止談話。這是他最後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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