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隨1500名特工秘密赴台，65年後我才找到他 | 國產特工07
原創 蘿卜頭666 真實戰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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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紹 講述戰爭陰影下的人生
3月3日
大家好，我是羅伯特劉。2013年，北京西山有一座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以紀念五十年代在台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這是大陸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曆史，846個名字被鐫刻在石壁上，若隱若現。由於叛徒出賣，超過1100名赴台“紅色特工”犧牲。他們的名字和事跡，大多還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戴筱萍是這些無名英雄的後代之一。作者徐越牛在上海找到他，鼻梁上架一副深框近視鏡的戴筱萍，文質彬彬端坐著，不緊不慢回憶父親離家時的那一幕。那一切，就像昨天才發生。
1949年10月，五星紅旗映紅了黃浦江，上海已經解放。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舟
山、金門之戰卻非常艱難甚至失利，對台情報工作越發急需。很快，先後有1500名“紅色特工”
被派赴台。他們喬裝成難民、香煙小販、商人、敗軍，混入數以百萬計的遷台大軍，同時也揭開
了兩岸情報戰的序幕。特工隊伍中，有一個瘦長臉，濃眉毛，眼神深邃，身著黑色西服的年輕男
子，是我的父親。他，叫戴龍。
那年我才4歲。記得是個秋天的午後，家中大門突然被推開了，身著黑色西裝的父親走了進來。他來不及喝一口水，對著奶奶和母親急匆匆地說，部隊很忙，我有任務，不能在家久待。隨即，他抱起我親了又親，久久不舍得放手。良久，才紅著眼眶說，爸爸要走了。見父親要走，我緊緊摟住父親的脖子，扭動著身子叫喚著，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父親還是走了，是哭著走的。母親心中還是隱隱有些不安。特別是看著父親走到門口，又轉身不舍揮手時，母親心中更是驚疑：他要到哪裏去？他現在屬於哪個部隊？他為什麽不穿軍裝呢？
父親走後，就沒了消息，連一封家書也沒有。母親一邊照顧白發蒼蒼的婆婆，一邊撫養年幼的我，沒有生活來源，隻能走街穿弄替人家賣醬油維持生計，因勞累身體早早垮了。
時間一久，政府把我們一家定為“失蹤軍人家屬”。那時候，家裏如果有一個政治身份不明的人，日子是很難過的。我們一家被迫從江陰路一套三層樓的花園洋房搬遷到閘北區的一個老房子。
母親心想，既然政府認定是失蹤，那說明人還活在世上，她四處打聽。可就是沒有下落。奶奶經常逼著母親去找，年幼的我不懂事也常常哭著問，媽媽，爸爸到哪裏去了？我要爸爸！江蘇老家戴家圩也一次次來人，查問父親的下落。因為父親的失蹤，老家親人的政治前途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當時我們戴家很多至親都去了海峽那一端，漸漸有人懷疑父親很有可能也跟去了。失蹤軍人還涉及台灣，那就是無休止的質疑和審查。如果父親真去了台灣，那他到底是死了，還是叛變了？
看身患重病的母親每日以淚洗麵，我下定決心，長大後一定要找到父親，好問個明白。
1964年，我馬上高中畢業，要準備考大學了。上大學必須得填寫政治條件，我不知道該如何填寫父親的身份，他已經失蹤了整整15年。沒有辦法，我寫了封信給在北海艦隊的叔叔。信發出後沒過多久，叔叔特別趕來上海。他特別詫異：你們怎麽到現在還不知道哥哥的消息？原來，因為父親的原因，叔叔也受到了政治審查，他要求組織到哥哥的派遣單位東海艦隊查清政治麵目。
好在叔叔的單位出麵，父親不明不白的曆史終於明明白白了：“哥哥是組織派到台灣做地下工作的，因為叛徒出賣而慘遭殺害，他不是叛徒，是革命烈士。”叔叔這句話，對於我和母親猶如晴天霹靂！母親悲痛欲絕，她不敢相信日思夜想的丈夫竟然已經不在人世。等父親回家，是母親這些年活下去的動力。
我沒有享受過父愛，對父親記憶模糊，我隻是心疼母親過得實在太苦了。但一想到4歲那年和父親的分別，竟然是永別，我也哭了。叔叔想不明白，這麽重大的消息，為什麽沒有及時通知家屬。我們也想不明白，十餘年過去，竟沒有接到政府的一紙通知，一張證明。父親的犧牲有什麽不能告人的隱情嗎？
我的父親因為家境較好，6歲上私塾，13歲考入滿墩高級學堂，期間還學習了法文。1937年抗戰爆發，父親投筆從戎，經過短暫的軍事訓練，隨部隊到浙江福建一帶作戰。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榮歸故裏。後來當過靖江縣縣長、丹陽警察局長、華東警校處長，江陰、無錫、常州三市聯防主任，可想而知，他的關係網十分龐大。像父親這樣的青年才俊，一直是兩黨爭取的對象。就在他任江陰要塞司令辦公室主任時，和共產黨地下組織重新取得聯係。至於父親何時參加地下黨，早期從事了哪些秘密地下活動，至今無人知曉。但有確切的證據證明，1949年解放軍突破長江天險，江陰要塞在地下黨的策動下舉行了起義。父親公開換裝，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成為解放軍華東軍區重要幹部。
無論他做什麽選擇，母親總是默默地支持他。因為她相信，丈夫是深明大義的。父親最後回家告別是1949年10月，當時五星紅旗映紅了黃浦江，上海已經解放。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舟山、金門之戰卻非常艱難甚至失利，對台情報工作越發急需。很快，先後有1500名“紅色特工”被派赴台，他們喬裝成難民、香煙小販、商人、敗軍，混入數以百萬計遷台大軍，同時也揭開了兩岸情報戰的序幕。領導這支紅色特工隊伍的，是經過兩萬五千裏長征老資格的中共幹部蔡孝乾，他是台灣人。此時，父親也被海軍聯絡處任命為高級情報員，指示他立即潛入台灣進行地下活動。
母親找到相關單位求證，單位說當時一共派出8名幹部到台灣進行地下工作，有人叛變後，全部遇害了。因為之前叛徒沒有抓到，一直不能確定犧牲詳情，無法通知。而後來，就是因為不知道我們通訊地址，沒法通知。不管這個說辭是否站得住腳，單位立即給我們開了烈士證明書。紅色的烈士證書上，還印有毛澤東主席的簽名，那在當時是至高榮譽。
印有滬烈字第004151號的烈士證書上，寫著戴龍的犧牲時間、地點和原因：1951年在台灣搞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殺害。隨同那張紙，母親還領取了450元的撫恤金。15年的苦等，一個人換來一張紙。母親一路哭著回到了家。而我卻隻想知道，父親到底執行了什麽任務？他是怎麽被捕的？
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我花了大半輩子。
父親堅決服從組織的命令，深入虎穴，蹈海遠行。他懷揣五封密信，用於到台後聯絡上王瀛成等潛伏者而成立情報小組開展工作，由他全權負責。
王灜成長期在上海從軍，是國民黨空軍飛機修理廠檢驗科二級檢驗員，中尉軍銜。上海解放前，他在解放區工作的兒子特別來到上海，在城郊的一座道觀偷偷見了麵。兒子勸他回老家蘇北，他不肯，但沒說原因。臨分別時，兒子隻好送給他一本《革命人生觀》的小冊子。等上海解放後，兒子趕往上海，卻發現他已經不知所終。王灜成可能是最早離開的情報人員，在上海城破之前，就跟隨國民黨部隊乘船南下。
和王瀛成赴台路線不同的是，父親是從陸上經廣州轉香港，再從香港到達台灣的。父親在廣州、香港見到了黨負責人，他們向父親布置了入台的具體任務及見麵方法，還有電信密碼、暗號化名等聯係方式，並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培訓。隨後，父親領取了四千元港幣作為活動經費前往台北。他的入台通行證是伯父代辦的，伯父時任台灣國民黨聯勤總司令部測量學校政治部主任，通行證上父親的職務是測量學校的教官。利用在台親朋好友的關係開展工作，是當時組織上對父親的要求。派遣赴台的幹部中，不少人都在台灣有親屬朋友。除了伯父，父親還有好多親戚在台灣。
父親到台北後寄住在信義路三段一個本家叔叔家裏。這個叔公是台灣省立師範附中的教員，比父親隻大五歲。憑著這個關係，父親以化名領取了台灣身份證。全新的名字，全新的身份，在這個全新的環境開始諜海搏殺。
當地濕熱的氣候繁衍了台灣高大的檳榔和油棕，也孕育了四季盛開的豔麗花卉。但此時，台灣因為戰事而顯得混亂和緊張，到處是敗退下來的官兵和家眷。物資缺乏，匪特橫行，社會動亂，人心惶惶。國民黨政權立足未穩，他們想守住這最後一道堡壘，頒布了《台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等多項條款。麵對嚴峻的形勢，父親冷靜麵對。他和王瀛成取得聯絡後，確定了工作計劃。兩人分頭行動，隨時碰麵。對1500名赴台特工來說，此時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那是更為險惡的意誌考驗，也是更為嚴酷的信仰較量。他們壓根沒有想到，最先叛變的人竟然會是他。
常年憂愁和操勞使母親倒下了，她患上糖尿病，全身浮腫，唯一心願就是找到父親的遺骨。但兩岸的劍拔弩張，讓母親的心願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更何況，隻知道父親犧牲了，有沒有留下遺骨，都還無從知曉。
記得有一年我大學放寒假，從成都回到上海，一進門，隻見母親一人坐在破舊的木椅上，神情呆滯正獨自流淚。見到我，母親很高興，立即站起來用一個木凳墊腳，取下一隻掛在屋頂的竹籃，籃子裏是她平時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餅幹和糕點。可是竹籃拿下來一看，我們都驚呆了，全部被老鼠吃完了，留下發黴的碎末。我和母親抱頭痛哭。我知道，這是母親花了很長時間為我準備的，是她長久的期待。可現在，一切為重逢做的準備都成了泡影。就像當年我們等待父親一樣。
好不容易我大學畢業，又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學生沒有一個分到華東的名額。母親鼓起勇氣給父親生前的單位寫了一封求助信。東海艦隊沒有忘記父親，出麵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協調，破例將我分配到上海一無線電廠任設計工程師。
母親還是沒有放棄尋找父親遺骨，臨終前她緊緊拉著我的手，叮嚀了又叮嚀：“一定要去台灣，把你父親的骨灰找到，把他送回來，我等著他。”我不敢忘記母親的遺囑。但關於父親，我手上隻有一張發黃的小照片，上麵是兩兄弟在部隊時的合影，右邊一位就是他。
父親瘦長臉，濃眉毛，眉毛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臉色剛毅，神情堅定。我一次次看那張照片，把父親的形象刻在心裏。後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直到退休。不管世事如何變遷，到台灣尋找父親的心願一直沒有變。老家的親戚一次次來上海探望我，他們關切詢問父親的事跡，村裏正在修家譜，說要把父親的英名刻在家譜中，要記錄他的事跡。我拿著父親的烈士證書，一次次去民政部門求助，每一次回答都是“不清楚”或者“不知道”。因為年代久遠，現在的工作人員不了解情況。因為海峽分離，彼此難以交流。因為政治的原因，雙方有許多隔閡。我每次都這樣安慰自己，但我不甘心，拖著病體到父親的原單位去查詢。接待的年輕軍官說：“這件事很難，現在無法答複你。”求告無門，我真想大哭一場。
那時候沒有微信群，和我一樣求告無門的紅色特工烈屬們，隻好在上海靜安公園悄悄約會。就像當年父輩們從四麵八方悄悄匯聚到台灣一樣，我們也悄悄聚合在一起。因為父輩共同的命運，我們情同手足。一邊打探有關情況，交流得到的零星信息，一邊提出種種有用和無用的建議。大家的心裏都憋著一句話：這是為什麽？
父親在台期間所從事的任務有詳細記錄和公開報道，隻是在大陸看不到。
先是策反。這可能是情報人員最古老的工作方式之一。選擇策反對象極為重要，父親先從老同事老同學入手，以找工作為由，其實是尋找可靠人選。那是兩個不同陣營的信仰較量，隻憑關係好是不行的，得小心試探對方心底最隱秘的想法。在台北街頭，父親遇到了原“重慶艦” 的海軍下士劉鳴鍾，久別重逢，兩人越談越投機。他的兩個哥哥還是父親的老同事，更是分外親切。
劉鳴鍾雖年輕，但很有頭腦，曾被送去英國受訓，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當了逃兵離開了軍艦。後來帶著家眷到台灣謀生，成了台北天利實業公司的會計，小日子過得不溫不火。劉鳴鍾對台灣當下的現狀很不滿，他感歎早知道“重慶艦“一到上海就起義，也就不跑了，幹脆跟著投靠共產黨了，好歹光榮一把。父親一聽，啟發他認清大勢，緊隨潮流，聰明的他不停地點頭。建立信任後，他向父親提供了台灣海軍的艦船數量和裝備的有關情況。父親很欣慰，爭取一個同誌，就意味著解放台灣時少犧牲一支部隊。
除了策反，更重要是收集情報。
父親通過訪老友、敘舊情，打聽到了許多熟人地址，他一個一個走訪，說是拜托找工作，其實是了解敵情。情報工作不僅需要英勇無畏的膽量，更要有慎密周詳的策略和綜合研判的能力。有時侯，把互不相幹的兩件事聯係起來，或許是一個重大消息。有時候，一句話可以分解成好幾種意思。父親把從四麵八方收集來的信息，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經過仔細的判別、研究和歸類，整理成有價值的情報。很快確定了台灣有6個偵察電台，同時也搞清楚台北警察駐訓情況、高雄海軍力量、舟山陸軍布防、基隆軍港艦船等情報。這些信息已足夠向上級報告，但如何送出去卻成了父親頭疼的事情。
此時，王瀛成也收集了許多信息。他告訴父親，有一個同學現在高雄空軍五十五電台當台長，他已接觸多次，了解了電台的工作和人員情況，弄清了台北的飛機種類和數量。王瀛成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發展的重點人物，隻要策反成功就可以向我軍直接發送情報。他把兒子送他的《革命人生觀》一書，送給了這個老同學。父親也和這個台長見過麵，可是經多次工作沒有成功，一條很有價值的線索斷了。父親很急。手中的情報關係到解放台灣的大局，必須得想法把情報送出去。
敵台策反不成功，自已的電台暫時沒有條件建立起來，隻有利用公家電台拍發電文了。這其實是極其危險的，容易留下證據。
經過再三觀察和試拍，六月的一天，父親從台北來到屏東。他若無其事地跨進了電信局的大門，向發報員遞過去一份抄寫工整的電文。電文不長，內容是親友近況和現住地址，收報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號福成莊潘修，電報掛號是1472，這是規定的通信暗號。反複推敲的電文是極其複雜的，既要把情報內容報告上級，又不能泄露機密，還必須簡短明了。這就要靠密碼來翻譯。上級交代給父親的密碼有成密和周密兩種，並規定了標指和換碼的方法。涉及到陸海空軍的內容，是用隱語代替的。陸軍叫綠茶，海軍叫花茶，空軍稱紅茶。美國人叫王先生，澳門叫金門，東京是定海等等。由於電報字數不能太多，父親在屏東和高雄拍發了三次。為了解除外人的疑慮，後兩次的電報收件人分別是潘淵和謝明。這些名字，都是密碼和暗語。
父親很忙，他總想多幹一些工作，和1500個赴台的勇士一樣，父親心裏隻有一個想法：台灣解放了，就可以回家團聚了。父親不斷地擴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對象從軍隊擴大到商界。由於情報較多，除了緊急的情報，他還將大部分內容密寫成書信，投寄到香港黨的秘密聯絡站。然而，就在父親全力以赴開展情報工作的時候，有一隻黑手悄悄地伸了過來。這個人叫焦靜秋。
父親和他不僅是江蘇警校的同學，後來還是父親的部屬。父親去台後，兩人常有交往，焦靜秋雖在軍中就職，但他表現得對現狀極度不滿，經常發表對抗政府的言論。父親先是靜聽他說，後來隨聲附和幾句。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父親認為這是個可以發展的對象。在以後的接觸中，他更加堅定了這一認識。因為不管從哪個方麵，他看起來都比之前策反的劉鳴鍾更為擁護共產主義。不久後，焦靜秋偷偷透露，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遊擊，同時批準他去上海接家眷來台。父親覺得這是一次傳遞情報的極好機會。
他和王瀛成商量後，覺得可行。於是準備把收集到的重要情報，通過焦靜秋送到上海東海艦隊的直接領導手裏。想到這裏，父親欣慰地笑了。焦靜秋也笑了，他的身後是蔣介石最為得意的情報機構。他才是父親真正的對手，倆人開始了特工之間的較量。
就像父親沒有忘記組織的任務一樣，這麽多年，我也從未敢忘記母親的囑托。縈繞在我心頭的始終是：父親！父親！父親！但時過境遷，不僅是大陸，台灣也選擇性遺忘了那段白色恐怖時期。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張犁，一個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發現一片亂墳崗，這裏竟然掩埋了兩百多個被處死的政治受難者的遺骸。同年，台灣《中國時報》發布288位“台灣地區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名單”，戴龍、王灜成皆在其列。
6年後，有台灣學者在一家報社的檔案櫃底，發現了一袋寫著“敵偽”字樣的照片，打開以後，卻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槍決照片。其中，就有紅色女特工朱楓受刑前最後的留影。照片裏，朱楓身穿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神色平靜而淡然。2000年，這張照片被登在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雜誌上，感動眾人。
十年後，一架運送朱楓骨灰罐的飛機從台北直飛北京，中央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專程在機場接機，隨後朱楓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朱楓老家浙江寧波鎮海建設了朱楓紀念園，朱楓骨灰遷葬老家，倍享哀榮，葉落歸根。朱楓的死和赴台特工最先叛變者有直接關係，也直接導致了父親任務最後的失敗。
“紅色特工”秘密赴台後，剛開始並不算活躍，也未引起國民黨台灣情報站的重視。隨著大陸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台灣地下黨領導人也陷入過度樂觀之中。1949年12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甚至發出了“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為期不遠的”。台灣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議書》中表示，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陸，第一任台灣省委書記這時已經任命，隻等著赴台上任。
很快，台灣的街頭巷尾竟然冒出了一份紅色刊物《光明報》。在輿論宣傳上吃了大虧的蔣介石，看到刊物後氣得青筋暴露，馬上召集三大情報機構：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調查局三大情報機構負責人開會，要求即刻偵破。原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組組長穀正文接受任務後，一個禮拜不到就破案了，四個台大的青年學生被抓個現行。蔣介石得知後太興奮了，當即獎勵保密局三十萬。此前，保密局三千多人，已經八個月沒有領到薪水。
被抓的四個大學生沒有判刑，審訊了一下都放回去了，但在審訊時，其中一句話卻引起了穀正文的注意，那就是“老鄭怎麽樣？”行動組抓獲老鄭時，穀正文正在川端橋下釣到一條大魚，穀正文突然一驚暗想，老鄭難道是大魚？
看到老鄭第一眼，穀正文就確定了自己的猜想，他第一句話忍不住感歎說：“沒想到你參加過長征。”“你怎麽知道我參加過長征？”老鄭詫異道。穀正文直言：“你身上的那股傲氣，就是長征老幹部特有的標誌。”老鄭看了看自己的裝扮——筆挺的高級西服，搭配一條花色鮮明的領帶。顯然老鄭對自己的著裝很滿意。這種滿意讓穀正文心中一喜，他知道老鄭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隻要滿足他的物質需求，就可以主宰他。這個老鄭就是蔡孝乾，中共台灣地下黨最高負責人。他很快供出了中共台灣省地下黨的全部網絡，一千八百多人被捕，一千一百多名壯烈犧牲，已經完成任務準備回大陸的朱楓被逮捕，中途吞金自殺未遂。
父親赴台的直接領導人雖然不是蔡孝乾，但隨著蔡孝乾的叛變。蔣介石發布和強化執行《勘亂時期檢肅匪特條例》、《懲治叛亂條例》和各種戒嚴法、戒嚴令。敵我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的攻防日趨白熱化，父親的行動更加艱難了。
我每天都在關注著朱楓的報道，關注著時間的進展。我堅信，朱楓回來了，組織上不會不管父親的，決定去找組織。舟車勞頓，我來到了一個山青水秀的地方，向門衛通報自己的名字，說明來訪的原因。很快，一位同誌出來接待我，談了半天說，我們理解你的心情，這件事目前無法答複，我們盡量幫忙。我隻能表示理解，似水流年，人事代謝，六十多年過去，經辦人不在，新來的年輕人不了解情況。更何況，兩個曾經敵對的陣營，能不能握手言和，誰也不知道。就在這時候，我從《寧波幫》雜誌看到一份名單，裏麵有父親戴龍的名字。隨後聯係上了雜誌徐主編。
這才得知他因受邀參加朱楓骨灰回葬故鄉的隆重儀式，萌生出一個念頭，要幫另外一千多個埋異鄉的紅色特工葉落歸根！
徐主編親自執筆，在2011年6月的期刊上醒目地刊登了《尋親告示》，和《尋親告示》同時刊登的，還有376位受難者名單。隻可惜尋親結果並不理想，自覺在網上填寫尋親表格家屬的，隻有不到5個人。原因我想由於保密措施，許多後代並不知道他們父輩犧牲在台灣。我已年近古稀，唯一希望就是找到父親的遺骨，將他接回來，千萬不要讓我傷心去地下見父母。不久後，有讀者聯係雜誌後找到我，說她因為尋找父親的下落，剛從台灣回來，她在台灣查到了戴龍的墳墓，在台北六張犁二墓區。我立即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在上海的受難者烈屬，大家都為我高興。確實我是幸運的，靜安公園聚會的這些苦命孩子，我是第一個找到父親墓地的。我答應大家，到台灣後會幫助了解更多的情況。
我習慣了傳統的思維定勢，認為這樣的大事應該向政府報告，有困難應該依靠組織解決。我先去了民政局，民政局的官員說：“這個問題上麵沒有政策，我們不好答複。”另一位官員搖了搖頭：“這個事情根本不可能！”無親無故的台灣朋友為我們大開了方便之門，可管理我們烈士親屬的政府部門為什麽不肯伸手幫助我們呢？我想不通。鼓足了勇氣，鋪開紙，向國家民政部部長提出了疑問和請求。這一招果然有效，區民政局來電話說：“你寫到北京的信有批複了，請到辦公室來一下。”
寫給部長的信躺在靜安區民政局的辦公桌上。小姑娘笑眯眯地對我說：“批準你去台灣了。”
我問及經費能否解決，小姑娘同樣微笑著：“因為沒有先例，上麵沒有政策，能不能通過民間組織來解決？”這一次，我頭也不回地走了。就像當年父親義無反顧離開一樣，此時我們父子有了同樣的目標——到台灣去。
急切的心情也讓本就虛弱的身體更加不堪一擊，我病倒了。但耐不住相思之苦，我安排女兒和女婿利用元旦長假先行台灣，讓他們先去祭拜父親，打探遷墳的路徑。台灣的朋友帶著女兒來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張犁。天下著雨，暮靄中，他們在墓園中尋找。年輕人，你們要找誰？不遠處，打著雨傘的一個中年人問。女兒哭著說，找我的爺爺，他叫戴龍。中年人走過來了，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吧？請跟我走。濕漉漉的花崗岩墓碑，“戴龍之墓” 四個石刻大字剛用紅漆描過。鮮紅的
字下是長滿青苔石碑。女兒跪在泥水中叩頭祭拜，放聲大哭，爺爺，爺爺！我們看你來了！雨下得更大了。
2014年5月，我身體剛剛好轉，也迫不及待踏上台灣的旅程。從上海到台北，飛越960公裏的路途，是父親當年的目的地。雖然是第一次到台灣，但不知為何我並不感到陌生和孤單。這裏的小路，印有父親的腳印。我的第一站是位於台北最南邊的馬場町紀念公園，這裏曾經是1950年代台灣處決政治犯的刑場。父親在此流盡最後一滴鮮血。祭拜完，我們一家又趕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感謝這些從未謀麵的朋友。在這裏，我才看到父親六十多年前的判決書和有關案卷的複印件。那些泛黃的證書，詳細記錄了父親在台灣從事的地下工作。
蔡孝乾叛變後，台灣中共情報網絡傾覆，父親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情報處的懷疑。焦靜秋就是按照幕後人的指使，故意接近父親，發表反時局言論，以贏得父親的信任。敵我雙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計劃設置陷阱。終於，焦靜秋發出了信號，他告訴父親，他已拿到了去大陸的通行證，近日即將離台。他問父親有何事要辦，盡可吩咐。父親故作鎮靜說，沒有太大的事，麻煩你帶一封便信給做生意的朋友。父親信任他。父親將早已用化學藥水書寫的台灣陸海空軍情報，折疊成一小卷交給了焦靜秋，讓他帶往上海。
父親的計劃沒有錯，隻是他看錯了人。拿到了密信的焦靜秋，轉身交給了他的上司。父親、王瀛成、劉鳴鍾等很快被逮捕審訊。國民黨國防部軍法處將其列為“匪華東軍區海軍部潛台匪諜戴龍叛亂案”， 涉嫌23人一網打盡。劉鳴鍾被捕後，估計自己難免一死，他說共產黨人被槍斃的時候都會喊“共產黨萬歲”，自己不是共產黨，隻能自己給自己喊一聲“劉鳴鍾27歲”。
1951年1月18日早晨，父親等人在台北街頭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後被押赴馬場町行刑。父親雙手雙腿被打斷後，用繩子吊在卡車上示眾，他的英勇形象感動了台灣民眾。笫二天的台灣報紙上，都刊登了這則消息。我當時想不明白，這樣公開報道的消息，大陸為何會封鎖十餘年？
我看著案宗出神，吳石也好，父親也罷，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完美理想主義者。我隻希望這樣的悲劇永遠也不要再發生了。互助會的人看著出神的我問：“戴龍是匪首，很有名氣的。你們怎麽到現在才來呢？”他們不會相信，台灣政治受難者名單和墓地公開十多年了，大陸大多受難者家屬都無處知曉。有人又問，你們領到了多少補償費？什麽？補償費？沒有的，一分也沒有。哦，我們發的叫撫恤金，450元，我母親在世時每月有五元。大家愕然。
我才得知，台灣當局1998年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凡符合條件的，可以得到六百萬至四百萬台幣的補償。隻是，這項工作已經結束了。我隻能呆呆聽著，百感交集。
帶著城隍廟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點，我去看望伯父。見到大陸來的親人，伯父老淚縱橫：“你阿爹遊街的時侯我看到的，……真慘啊！你阿爹這個案子，我們台北的戴家……有九個人受牽連啊！”來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慨是六十五年生離死別的人間慘劇感動了蒼天，遷墓的前一天，雨竟然停歇了。
我笫二次來到六張犁，這是台北東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個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這裏舉行。點香，燃燭，燒紙，供上水果鮮花，帶著孩子們一齊跪拜，告慰父親：爸爸，我們接你回家！地很濕，挖開表土，下麵是爛泥和樹根。鬢發斑白的林先生用鐵鎬挖斷樹根，一鍬一鍬地鏟土。他管理墓地多年，當年不少受難者是外省人，沒有親人收屍，政府就發七十元錢叫他們埋葬。
那時用的薄板棺材，外麵用粉筆寫上號碼，有時一場大雨，號碼衝掉了，所以造成了姓名不詳。也有的因為水衝土掩，墳墓坍塌，遺骨散亂。這麽多年沒有人管理，一片野樹荒草，所以尋找和遷移都有難度。我這才知道，當時大多烈士都是草草掩埋，像父親這樣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隻是年代久了，父親墓裏的遺骨不太完整，泥土中出現了大小不一的骨殖，林先生輕輕地撿起來，和著墓地的泥土，小心地一起裝進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一邊收拾遺骨，一邊輕聲說，戴老前輩，回家了！我一路緊抱著杏黃色綢緞包裹的大理石骨罐。回家了，爸爸，我們回上海了。
戴筱萍是極少數找到了自己父親的幸運兒。大多的人連父親真實名字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誰是父親的上線，又是誰派他們去的台灣。要想證明失蹤的父輩是個堅定的革命者，難如登天。
這些無名英雄的名字也許終將無人知曉，為了使命和信仰而犧牲的人，不應該，也不會被忘記。
70年過去，兩岸關係依然複雜嚴峻，戴龍他們的理想還未實現。但兩岸合力讓他們遺骨返回故鄉，既是人情義理，也是曆史和解的重要一環。北京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名牆上，還預設大幅空位，留給後麵尋找到的曆史失蹤者。今天，我們記錄下這些無名英雄的故事，也是來反觀和激勵自己，一代人幹好一代人的事，別忘初心。總有一天，曆史回家，人性也會回家。
編輯：羅伯特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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