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汪汪汪｜蘇聯計劃生育失敗史
蘇聯作為世界左派革命史上的豐碑，在“家庭與婚姻”上的創新不亞於特務統治與先軍政治。第一代蘇維埃革命家都是《安娜·卡列麗娜》的忠實讀者，深深敵視“家庭與婚姻”這一“腐朽的小布爾喬亞遺毒”。
蘇維埃在俄國逋一開基定鼎，立馬改變婚姻製度。1917年“十月革命”，1918年就頒布新《家庭法》——“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成立都得等到1923年。蘇俄新《家庭法》大幅簡化離婚手續，隻消婚姻中任一方去政府辦事處登個記，婚姻關係即告解除。什麽贍養費、財產分配，統統不理會。
這一法律變化，大大改變了蘇俄的社會結構。自1918年起，蘇俄的離婚率逐年激增，一開始革命幹部們還能嘴硬，說這是帝俄時代資產階級僵硬腐朽的婚姻紛紛破裂。但到了1926年，蘇聯的離婚率舉世第一，每7起婚姻中就有1起離婚，兩倍於同年的德國、三倍於同年的法國、二十倍於同年的英國。
此時登記離婚的主力，全是根紅苗正的蘇維埃新人。杯水主義、露水姻緣，成了蘇維埃新人的標準道德。並且繼離婚潮後，打胎潮出現了。
蘇維埃高層順水推舟，在1920年就宣布蘇俄墮胎合法化，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個宣布墮胎合法化的政權，還敦促“不識字、無登記就業、未結婚”的女性如果懷孕盡快墮胎。
蘇維埃政府的動機是明擺著的。“不識字”與“無登記就業”的特征，幾乎是在指著農民與“階級敵人”的鼻子點名。
蘇俄一開始就有近億人口，1927年的蘇聯有1.48億人口，這一體量本身就對剛改行做政府的地下革命者們構成行政技術上的挑戰。再加上1917-1923年的內戰、以及征糧隊帶來1922-1924年的饑荒，人禍頻仍。
在此背景下，蘇維埃政府自然期盼不是自己人、甚至敢反抗專政的“體製外”農民和還來不及消滅的“階級敵人”少生後代，既不添亂，又少掉幾張吃糧的嘴。
這算盤打得是響，不過操作起來效果正好與政府意圖對立悖離。1926年，全蘇俄最富庶的“兩京”莫斯科與列寧格勒，人口占全蘇俄3.5%，但墮胎數占全蘇俄39%。
對比“兩京”女性的階級成分與墮胎比例，結果更有趣：“體製內文員或其配偶”、“體製內工人或其配偶”的女性占比分別是30%與23%，而墮胎占比分別是35%與32%。“自由小商品階級”與“黑五類另冊”的女性占比分別是7%與28%，而墮胎占比分別是4%與16%。
蘇聯也是第一個大規模征發女性從事重體力勞動的政權，直接後果就是貢獻了廠礦女工的高流產率與畸胎率
也就是說，蘇維埃政府本來想讓難管製的人早點絕代去死，不料墮胎最積極的卻是自己人。原因很簡單，最接受蘇維埃新婚姻觀念的體製中人習於露水姻緣，漠視穩定的家庭與後代。既然穩定婚姻是腐朽的布爾喬亞遺毒，那麽離婚贍養費、財產分割也是該掃進曆史垃圾堆的陳年貨色了。在物資短缺、饑饉幾乎比元旦晚會還準時的時代背景下，體製內女性隻要能墮胎，才不願做單身母親。
不過蘇維埃不準墮胎的時代接踵而至，一反1920年代的政策。
從1927年起，蘇聯是斯大林的王國。一開始的農業集體化與隨後的大清洗，減少的人口不亞於戰爭。農業集體化引發的饑荒，讓1933年的蘇聯死亡人數飆升到一千一百萬，人口淨減近6百萬。1937、1938年蘇聯每年的死亡人數是3百萬，其中十分之一是大清洗的槍斃人數。斯大林本人參與挑起的二戰與冷戰，在1939-1959年讓蘇聯境內人口損失總共5千萬以上。
一言以蔽之，大海航行靠舵手，國家翻船靠領袖，蘇聯的勞動人口在偉人不斷的偉大舉措下，越來越少了。即使按1920年代末蘇聯的生育率，1959年蘇聯人口也該突破2億6600萬，但1959年蘇聯人口普查的結果是剛破兩億。
斯大林對治下的人口趨勢一清二楚，思路一如既往的簡潔粗暴：不準墮胎，違者抓去勞改。1936年5月，蘇聯修改《家庭法》，施行墮胎的醫生服刑兩年，尋求墮胎的女性要被居委會、或廠/礦/農場黨委公開批鬥，生育7胎以上的“英雄母親”五年內每年按每孩可領兩千盧布獎金，生育11胎以上的“英雄母親”每孩可領五千盧布獎金。
*1938*年蘇聯鼓吹“英雄母親”的宣傳海報：“為社會主義祖國生孩子才是圓滿人生”
斯大林主義一大特色，就是威脅是肯定會兌現的，但許諾則不見得。1936年修法後，1937年的出生率從上年的每千人32.3胎，上升到當年的每千人38.7胎。因為官方墮胎服務消失，地下墮胎服務被打壓，敢做手術的醫生的確都被抓走了。
但此峰值隻發生在一年內，接下來三年內，生育率慢慢抹平到比修法前的水準還低，蘇德戰爭爆發前一年的蘇聯出生率是每千人31.2胎。
因為拿勞改營可以嚇住婦科醫生不做手術，但總不能嚇得婦女去懷孕。“英雄母親”獎勵實際是口惠而實不至：兩次婚姻累積的幼兒數目不算，撫養多子女的鰥夫不能領錢，丈夫有服刑記錄、正在勞改營服刑、被官方槍決的準寡婦與寡婦們即使多子女也不準領錢——蘇維埃可不會養“黑五類”的後代。
1953年，斯大林死亡。1955年，在“緩和解凍”的改革中，蘇聯再次允許合法墮胎。這標誌著蘇維埃不鼓勵女性生孩子了嗎？並不是。
斯大林動輒捕人斃人的作風實在影響惡劣。在他死後，蘇共領導層普遍不願用抓人的辦法解決他們心目中並不關鍵的事項。生育率恰好屬於這種事項。但蘇聯缺壯丁的窘境也需要緩解。黨和政府不用暴力，改用猥瑣來催女性生孩子了。
蘇聯官方的女權主義宣傳海報：“女性是最值得尊敬與熱愛的！”幹部在宣傳工作中一般會加下半句：“所以應該自我犧牲，為蘇維埃祖國多生孩子”
冷戰時的西方研究者非常好奇，為何蘇東地區直到冷戰失敗，始終將墮胎當作默認的人口操控關注點。畢竟避孕套在1930年代就已經是大眾流行商品，避孕藥物在1950年代已經是技術成熟的低副作用藥物。即使避孕環這種風險大的器具，也比動輒打胎要利於女性健康得多。
直到冷戰後西方研究者可以無障礙調閱蘇聯舊檔案，才發現答案：這就是官方故意的。在蘇東地區，墮胎手術刻意不提供麻藥，或隻提供麻醉成分低的本地產麻藥。手術方法70年如一日，一直都是創傷性與痛感極強的刮宮術。有路子的女性，可以去幹部診所接受有麻藥的墮胎手術。廣大女性群眾如果膽敢墮胎，疼痛比生孩子要慘得多。
*1966*年蘇聯反墮胎宣傳海報：“墮胎有嚴重後果，不要讓自己孤獨終身！”
蘇聯的平民並不是傻子。1982年特拉維夫大學訪談了三百名逃出蘇聯的各族人民，結果四分之三的受訪者，都稱自己更願意使用避孕套和避孕藥來控製自家的生育。但蘇聯官方的口徑是，橡膠是金貴的戰略物資，避孕藥本地不量產。西方避孕藥與毒品無異，“不提倡”進口。
結果仍然與蘇聯官方所欲相反，即使用肉體疼痛與人造物資短缺，都嚇不住蘇聯平民——尤其是國營廠礦農場的俄羅斯族女工多次墮胎，以致失去生育能力。1970年代中後期，蘇聯俄羅斯族的育齡婦女，還有生育能力的不足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