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976）
1974年春節我和媽媽去廣州。媽媽從幹校回來後，每年都要去廣州和老同學及十二集團軍的老戰友聚會。我們住在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楊重華的家裏，他的女兒小欣整天陪著我，有一天她告我有個朋友聚會，讓我也去參加。
到了朋友家，已經有幾個人，有些神神秘秘，關好門拉好窗簾，打開錄音機，播放一個講話錄音。一個人給我介紹講話的是“李一哲”中的一個人，李一哲是三個人——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的一個字，合成一個名字。這三個人是廣東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在1973年11月7日寫了一份兩萬六千言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批判某黨建國以來破壞民主法治的種種行徑，反對現行集權政治。一大批像小欣和他的朋友們一樣的熱血青年追隨李一哲，最起碼也是讚同他們的觀點，這讓廣東省革委會非常驚慌，組織了寫作班子“宣集文（宣傳部集體作文）”，並發動全省各單位對李一哲展開針鋒相對的大批判。
他們送給了我許多閱讀材料，論戰雙方的都有。李一哲的文章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有理有據，鞭辟入裏，痛快淋漓並且文彩非凡。而“宣集文”則秉承“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風格，連篇累牘的空話，帽子，叫罵，水平低下。
我十分佩服李一哲們的水平，並且承認他們說的非常在理，但是我也很彷徨：我這些年拚命往腦子裏灌輸的東西和他們的理論正相反。我應該站在哪一邊呢？我把這些材料帶回家細讀。無論怎麽讀，都覺得李一哲說得對。就在那幾年，我對文化大革命，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黨和領袖都產生了疑問，人們在下麵偷偷議論，我很愛聽，但行動上還還是相當謹慎。
李一哲們1975年被抓，1978年釋放，其中一個多次抓放，幾十年後到了美國，已經是一個頭發全白的人了。
1976年是中國共產黨史上的又一個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全國上下都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因為上層的爭鬥，對於周恩來的祭奠非常低調，引發了人民群眾的不滿。人們對於王張江姚（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澤東已經失望以至激憤，四月五日清明節之前，人們自發地組織了大規模的到天安門廣場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悼念活動。
悼念活動的規模之大，一九四九年以來前所未見。整個天安門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紀念碑下花圈堆成山，花圈上和紀念碑上貼滿了人們寫的挽聯詩歌、散文和小字報。無數人聚集在紀念碑周圍念詩，演講，喊口號。不僅表達了對總理的歌頌和懷念之情，而且痛斥王張江姚把持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斷地發起一輪又一輪的運動，把中國推向危險的邊緣。還有無數的人抄寫詩歌挽聯，將其帶到全國各地。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已經達到了飽和。
我們一家都十分激動，經常去看，媽媽去了幾次照相，還抄了好多首詩歌，裝訂成冊。海燕不僅抄了大量的詩歌，自己還寫了幾首貼上去，她的詩立刻被人們廣泛傳抄。四人幫倒台後，有人編輯了《四五天安門革命詩抄》第一頁第一首詩就是海燕的。當時海燕和多數人一樣不署名，書上的作者是“佚名”。我那時已經懷孕七個月，也大著肚子去看了天安門的盛況，還照了相留念。
群眾的紀念活動惹惱了當權派，幾天以後中央文件下達到各單位：任何人不得再去天安門。文件沒能阻擋悼念的人群，天安門廣場仍然象一口沸騰的大鍋。一天晚上，早已在中山公園和人民文化宮埋伏好的上萬“工人糾察隊”手持大棒，衝進天安門廣場，見人就打就抓，花圈沒收，詩抄撕毀。有上千人被捕，天安門廣場被清洗一空。群眾的悼念活動就這樣遭到了暴力鎮壓。這就是有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清場完畢，中央又下發文件，要求各單位清查曾去過天安門的人名單，收繳所有天安門詩抄，向上匯報，情節嚴重者送交公安機關。那時“中央文革”的權勢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四五鎮壓事件”可以看成是它們的垂死掙紮。對他們的作為，人們的心裏像明鏡似的，都感覺社會將會發生大的變化。各級領導已經不像以前那麽賣力地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 隻是一般地問問有沒有人去過天安門，如果你否認，便不再追究。我學校的領導也是這樣“陽奉陰違”，在開會時隻是提了一句，讓去過天安門者及有詩抄者向領導匯報，然後就沒有下文了。我和很多人講過天安門的見聞，包括校領導，他不僅沒有追究我，還在下麵和我偷偷討論有關上麵的小道消息。
婚後兩年我一直沒要孩子，我不想那麽快就生小孩，結婚已經束縛了手腳，有了孩子更沒了自由，但是老宋非常想要，他是他家老大，似乎總得有後才對得住父母。他雖然不說，但心裏很急切。這讓我經常有負罪感，我覺得自己有些自私，終於決定生孩子，主要是為了他。
1976年的6月18日，兒子出生，叫大田。
生大田的過程真是艱難，預產期到了回家等待，誰知過了近兩周，他老人家還是沒有動靜（就是因為他延誤的這兩周，我後來被同事批評“提前兩周回家待產”）。我去了全市最好的婦產醫院。醫院說孩子必須盡快生下來，因為過期不生胎兒在腹中會因“老化”而夭折。
住院後，醫生給我用了各種引產方法：吃藥，喝蓖麻油，電針刺激，均無效，子宮就是沒有收縮，隻好采取危險的一招——使用催產素。從早上開始，催產素通過點滴進入身體，我立刻有了強烈的宮縮，這種收縮和正常產婦的由慢到快由輕到重的收縮不同，一開始就半分鍾一次，非常強烈，把我痛得死去活來，真切體會了老話說的“生孩子就和陰間隔一層窗戶紙”。這種強迫性的宮縮會導致子宮破裂，所以主任醫生黃九妹親自坐在我身邊，手按在我的腹部，檢查宮縮的程度。終於，大田在晚上八點鍾降臨人間，七斤八兩重。
黃九妹大夫給我的印象很好，四十歲左右，上海人，醫術高，敬業，嚴厲中帶著親切。兩年以後，中國23年來第一次上調工資，群眾評議，領導拍板，黃大夫沒被評上。宣布的那天她照樣上班，為一個個產婦接生嬰兒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後，她安安靜靜地脫下白大褂，穿好衣服，然後推開窗子，從六樓跳了下去，一個有前途的醫生就此斷送。
我在媽媽家坐月子。很多煩心事都聚集在一起：七月底的天氣特別反常，悶熱潮濕，陰沉沉的，壓在頭上讓人喘不過氣來。人不斷地出汗，汗又不幹，粘溻溻地包著身子。大田不肯睡覺，吭吭哧哧，哭哭兮兮，小身子被汗弄得水淋淋的。第一次帶小月孩，沒有經驗，不知道他那裏不合適，整天抱起來不是，放下也不是，忙亂成一團。更緊張的是他一吃完喝完，吃下去的東西就立刻以拋物線狀噴射出來，弄得到處是嘔吐物，一天不知要換幾身衣服。空氣裏濕度大，衣服尿布幾天也晾不幹。媽媽不得不升起一個火爐整天坐在旁邊烤衣服烤尿布。我的奶水不多，流得又不暢，大田吃幾口，吃不到什麽，就大哭大鬧。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會過完，那時肯定要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大田勉勉強強吃到一點母乳的第三十天，我吃了回奶藥。我那時的想法十分革命，等到產假期滿，到窮苦的遠郊縣比如延慶，找一個看孩子的農婦，孩子就長期放在那裏了，不能讓他影響我的工作。
就這樣狼狽不堪的，那天到了。這都是些征兆嗎？我有的時候懷疑。
自從地震局成功地預報了東北海城地震後，從頭年十二月起就在各個單位傳達京津唐地區將有大地震，讓大家做好準備。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搶購大米麵粉和各種生活用品，以備地震之需。媽媽也買了很多餅幹，灌了幾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認為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無法準確預測的，這樣沒邊沒沿地做準備，要等到哪年哪月？時間長了，北京的老百姓聽狼來了的故事聽多了，也都鬆弛下來。就在這時，“狼”真的來了。
7月28日的淩晨，十二點多鍾，大田又醒了，沒了母乳，他無依無靠的，哼哼哧哧地哭。我喂了他幾口水騙騙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擺好（一條寬布帶，兩頭縫上米口袋，布帶蓋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兩旁。這是防止新生兒睡覺時手腳驚抓抓亂動），把小床欄杆拉起，掖好蚊帳。此時，房頂上的老鼠像炸了窩，排著隊，蹬蹬蹬從東跑到西，又蹬蹬蹬從西跑到東。耗子的鬧聲，加上兒子偶爾的抽泣，還有屋子裏昏黃的燈光，讓我心裏感到一種悲涼，那一晚上我記得非常得清楚。
三點多鍾，我被老宋急促的叫聲吵醒了：“海鷗，地震！海鷗，地震！”他那天恰巧來看我和孩子，被媽媽喊醒。幾十年神經衰弱的媽媽第一個覺察到地震，瘋狂大叫，喚醒了全家。我睡得那麽死，如果老宋沒來看我，我還不知在那個爪窪國裏。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動，黑暗中有一種可怕的轟鳴聲。這與我們1966年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的餘波不同，那次是左右搖擺的感覺。這次地震來勢凶猛！我一躍而起，衝到兒子的小床前，抱起了兒子，連同米袋，連同蚊帳。和老宋一起衝出屋門。
媽媽和劉元已經站在外麵。我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裏，耳房正對著西屋的山牆，我們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牆底下哆嗦著，還沒有回過味來。地下繼續發出沉悶的轟鳴，地麵先是彈跳著，然後又像風浪中的甲板歪斜著，我們隨著大地搖晃。
突然，頭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夾雜著小碎磚塊。轉眼碎石爛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誰喊了一聲“山牆要塌！快跑！”媽媽和劉元衝出小跨院與正院相隔的柵門。我和老宋頭頂頭頸交頸胳臂環繞著，把懷裏的嬰兒嚴嚴遮住，像個連體人一樣挪向柵門，山牆上開始掉大塊磚頭，砸在我們的頭上腳上。柵門被掉下來的石頭絆住，拉不開了！情急中，宋抬腳猛力一踹，門開了一條斜縫，就在我們倆奮力擠出山門的半秒間，轟隆一聲，山牆轟然倒塌，砸壞了柵門，碎磚蓋了一院子，飛進了我們的屋裏。
生死竟在瞬間。
半秒鍾的時間贏得了三條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大田，他有沒有受傷？他在老宋的懷裏紋絲不動，我感到不好，喊了幾聲，沒有一點反映。天黑，看不清。我們跑進西屋鄰居家在燈下仔細觀看，兒子的頭臉象個土葫蘆，繈褓也全部蓋滿灰塵，額角一絲細細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動，老宋簡直要哭出來。他小心地吹去兒子臉上的灰土，在我們的狂喊中，兒子動了動，巴巴嘴，又睡了，樣子很恬靜。除了額上小小的擦傷，他沒有事！
西屋的小四見到我們，驚恐地喊起來：“二姐，血！血！”我這才感到，頭頂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過我灰塵蒙麵的臉，流到胸前，染紅了整個胸襟，又往下染紅了褲子。宋也一樣血流滿臉。
那陣小四不學好，流裏流氣，偷東西，見了我早已經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這會兒，他急忙給我找了一塊手絹，男人的有點髒的手絹，幫我捂在正在流血的頭頂，關切地讓我坐下。北屋的三福媽也不示弱，非要拉我們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們家更安全。鄰居們平時為了一兩分錢水電費常常鬧得你死我活，這會兒表現出了空前的愛心，我真是很感動，但是我們哪家也不能留，我們必須馬上去醫院治療。
我們去離家不遠的隆福醫院，走路時我發現我的腳也受了傷，一瘸一拐，行動困難。天還早，街上沒有什麽車。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們集中在馬路的中心，遠離路邊的建築物。有人發現了我們，張口結舌地指著，啊啊地說不出話來。我們的樣子肯定很可怕——在朦朧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麵架著兩顆血葫蘆。
到了隆福醫院才發現，我們的傷勢不算什麽。急診室裏已經擠滿了傷員，砸胳臂斷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親背著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飛奔而進，大聲哭喊著：“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兒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腦袋耷拉著，可是醫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裏。看到這般情景，我說：“回去吧，輪不到咱們。”
回到家一會兒，不知誰把“紅醫站”（那時每個胡同都有一個紅醫站為本胡同的居民治頭疼腦熱，還管打針發藥）的老太太找來了，她給我們頭上抹了一點紫藥水，蓋上一塊紗布，拿繃帶裹巴裹巴。
餘震頻繁，一直是站在甲板上的感覺。人們不敢在屋裏呆，都站在院子裏。院子太小，躲過這邊的房子，就靠上了那邊的牆壁。站在那都不合適。我們決定天一亮就回自己體院的家，那裏到處是大操場，避震容易一些。
當我們頭纏繃帶，穿著血衣，抱著孩子坐著嘣嘣車（當時流行的三輪摩托出租車）回到體院家屬宿舍時，在外麵避震的人們都震驚了，趕緊把我們擁到醫務室重新消毒包紮打針。我們的頭上被紗布結結實實地纏起來，就像電影裏的傷兵。
天開始下雨，體院理論係的人都轉移到教學實驗樓躲避。這個教學樓是五十年代末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築的，和蘇聯的一切東西一樣，雖然粗笨，但是結實。我們受到特別照顧，三個人分到一間教研室。
雨越來越大，多天來堆積的厚厚雲層全部化為雨水，終於像決了口一樣從天上狂瀉下來。我有生以來也沒見過這麽大的雨，從窗子望出去，雨水密得看不見任何東西，隻有驚天動地的雨聲和雨幕包圍著你，好像麵臨洪荒時代，整個宇宙即將天塌地陷，淹沒在大水之中。我們感到恐懼，不知道下麵老天爺還要幹什麽。
有消息傳來，地震中心在北京東南的唐山，整個城市全變成了一片廢墟，更是讓人心惶惶。大田一直都在睡覺，他平躺在一張辦公桌上，兩臂攤成一字，兩腿還像在腹中一樣踡著，偶然雙臂受到驚嚇一樣揮動兩下。天涼快了，他終於能舒舒服服睡個踏實覺了。看著危境之下的這個四十天尚無知無覺的幼小生命，我無助地流下眼淚。
形勢不允許我們更多地發泄感情，餘震又來了，每次餘震，震級都不小，整個樓都在劇烈搖晃。每一震動，人們都像驚弓之鳥一樣東奔西跑。更可怕的是眼前的消息：醫務室楊大夫的丈夫帶著楊大夫的妹妹大哭著從唐山回到體院。他說楊大夫在地震中遇難了。地震的前一天，體院有一輛便車開往唐山拉貨，楊大夫夫妻和另一個老師楊再春的家在唐山，就搭這輛順風車回家看看。結果楊大夫被落下來的房梁奪去了生命，永遠地留在了唐山。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沒了！不久以前她還給我做過產前檢查。他們說，唐山幾乎沒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後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楊大夫一家人隻剩了他們倆，他們所知道的人幾乎都死了。楊再春老師死裏逃生，但是沒有回來，就像當時所有幸存者一樣，義不容辭地留在那裏搶救受難者。十幾天後楊再春回來時，眼睛血紅，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盡了人間慘狀，似乎神經都出了毛病。
預報還有更大餘震，全體教師和家屬都轉移到打靶場的帶有頂棚的看台上。大田渴了，我給他灌了一瓶白開水，出來得匆忙，什麽吃喝都沒有帶，那刁孩兒嚐了一小口，扭頭拒絕再喝。教研室的一個老師帶了一瓶軟包裝的果汁，兌了一些在瓶子裏再給他，他先用舌尖舔舔，嚐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嘰咣嘰一口氣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歡樂的笑聲，給惡劣的環境帶來一線生命的陽光。
晚上我們被安置在學校裏的一個自行車棚裏睡覺。男人們冒著危險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氣灶。車棚裏並排擺上床板，支上蚊帳，便是一個個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媽媽，要老宋進城把他們接來，並順便將兒子的生活用品帶回來。宋找到爸媽時，他們在大馬路邊坐在小板凳上，正無計可施。臨走時，媽媽把給我坐月子養的幾隻雞送給了院裏各家，為的是感謝他們在地震時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難之極，白天又悶又熱，沒法休息，吃飯幸虧有食堂。我們的煤氣罐主要給孩子熱奶。兒子出生四十多天了，從一出生就是一天一瓶奶。地震後他天天拉稀，屎綠綠的，夜裏還老哭。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們商量的結果是，把他送回貴陽老家去。作出這個決定，我不禁為兒子鬆一口氣，也為自己大大鬆了一口氣。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們買票十分順利，排隊時人家主動把我們讓到前麵。本來無論何時火車票都是十分難買的，可是售票員一看我們頭上包紮著繃帶，立刻賣給了我們臥鋪票。在去火車站的汽車上及在火車上，人們都對我們這兩個抱著月孩的傷員表現出同情、關心和照顧。
到了貴陽，我們到了安全島。
我不必每天夜裏驚醒，感受地震餘震的恐懼，這裏也沒有不停的政治運動讓你精神上無法喘息，沒有各種渠道來的政治小道消息讓你無所適從。盡管這裏的生活比北京艱苦得多，比如用水，沒有自來水供水係統，各家要到街上挑水，一條街隻有一個水龍頭，一大隊等待接水的人。挑滿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時“抓革命，促生產”可有可無，老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隨意，可去可不去。這些工作他們全包了。我們隻需在這裏安心地養傷、帶孩子。
貴陽的牛奶很難搞到，兒子來貴陽後隻好吃糕幹粉。糕幹粉熬得稠稠的，灌滿一大瓶子，那小家夥抱著瓶子咕咚咕咚一會兒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鬧，睡得安安穩穩。我這才意識到，在北京他天天拉稀哭鬧是因為餓的。
我頭上的傷基本好了，但是腳上的傷被忽略了。等我發現時被砸傷的腳趾縫間已經腐爛發臭，清理幹淨後傷口愈合，但右腳一個腳趾下麵腫起一個大疙瘩，一著地就痛。去貴陽人民醫院看看能否以此為由多留些時候。誰知照了透視後，莫醫生——據說是貴陽有名的骨科醫生——說第四趾的骨頭被砸碎，又自己生長起來。碎骨被後來長起來的纖維組織包圍，長成疙瘩，會永遠影響行走。治療的辦法是將該趾割除。我想也不想就同意了。
當我在手術台上頭腦清醒地接受著半身麻醉手術，聽見那個姓莫的醫生在教他的學生如何動這樣的手術，邊說大家還哈哈地笑，我萬分地後悔了，我懷疑這個手術是多餘的，醫生純粹是為了讓他的實習生做一些臨床練習。反過來再想想如果沒有這個手術，又哪能得到在貴陽休養生息的機會呢？
貴陽的醫院髒亂得可怕。每個病人的家屬恨不得把全家都搬來。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裏轉來轉去，談笑哭鬧話家常，比菜市場還熱鬧。家屬們甚至把煤爐子也搬進病房，炒菜煮飯如同在自己家裏（醫院沒有飯吃）。護士除了發藥打針露一麵，根本看不見。老宋和他的妹妹輪流來看著我，主要是送飯和伺候上廁所。十幾天後我的繃帶拆掉了，少了一個趾頭的右腳醜陋不堪。後麵的半輩子，一直在下意識地遮掩我的腳不要暴露在別人麵前。
唐山大地震對外報道７點９級，但內部盛傳是9點1級。按官方公布的數字死亡人數24萬人，民間的數字大大地超過此數（從官方，永遠也別想得到真實情況）。中國拒絕了所有國際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災，不知道耽誤了多少寶貴的生命。
更加荒謬的是，震前國家地震局已經接到大震的預報，卻懾於政治風險沒人敢向中央匯報，這件事多年後才被揭發。而我知道最真切的一個例子就在我身邊：我們中學有一個剛從海澱第三師範分配來的年輕物理老師，他是地震預測愛好者，並且是海澱區地震預報小組的成員。他天天觀測自己製作的地震預報儀器，在地震前兩天，準確地測出在兩天之內北京東南二百公裏將發生特大地震，學校不敢耽誤，立即把預測上報區政府，但沒人重視這個業餘地震預報愛好者的警報。地震發生後，海澱區這才夢醒如初，把他捧為英雄，開大會表彰請功頒發獎狀。
頂個屁用啊。
我呢，從那以後健康就開始走下坡路，持續性地頭疼，1990年查出腦子裏有個三厘米大的腦瘤，西醫們在看病時總是要問我腦袋是否受過創傷，中醫們更是則言之鑿鑿地斷定，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擊造成的。事情還沒有完，按照中醫人體的辯證法來說，開顱的大手術影響了我機體的平衡，從那以後，大小十多次手術。不過我還是幸運的，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難者，我的算什麽呀。不值一提。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然後萬壽無疆的毛澤東也難違天意。
1976年的9月9日，我正在貴陽的街上走路，忽然聽見到滿街響起哀樂——毛澤東去世了。看看街上，人們沒有什麽動靜，該幹什麽還在幹什麽。有幾個女售貨員坐在櫃台前，把頭埋在胳臂裏。看上去很悲痛，但是她們沒有哭，似乎覺得在同事麵前不做出沉痛的表情很說不過去。
幾天以後天安門開公祭大會。全國上下在那一個時間都同時祭奠。我身穿素色臂帶黑箍，還給大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帶了一個小黑箍。當收音機裏播送全國軍民默哀三分鍾時，我認真地低頭站著。後來宋家弟兄談起來當作一個笑話說。現在想起來我自己也不理解當時為什麽那麽虔誠，我心中的毛澤東還是在神壇上，隻不過在晚年時被身邊的佞臣架空，一切壞事都是他們做的，並非毛的本意。
我沒有哀傷的感覺，隻是心情沉重，覺得毛一死，國家一定會亂，當時關於“四人幫”的非議已經四下流傳，人心不滿。這些人究竟會把中國帶到什麽地方呢。
人們對文化革命已經厭煩透頂。為了挽救文革的末勢，收音機和電視裏天天大放“文化大革命好”的歌。那歌詞已經完全和小孩打架強詞奪理一樣了：“（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嘔是好！……（喊）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嘔——是好！”唱起來隻需聲嘶力竭地喊，就行了。就是這樣地招魂，文革還是不可避免地在毛澤東壽終正寢後隨毛而去。
不久接到克陽的信，講到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及北京狂歡的盛況。文化革命在全國人民的狂歡中結束了。
等到截趾手術完全恢複，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回到學校，有些老師聽說我做了手術，要看我的腳。我脫下鞋襪給他們看了，但是幾年後第一次調整工資時，大家對我的意見中有一條就是地震時抱著孩子回老家躲避抗震救災。沒有人提起我頭上受的傷，沒有人提起我失去一個趾頭。人們想到和記住的隻是我去了外地幾個月“逃避抗震救災”，而他們則天天在上班，他們吃虧了。
多少年，我曾以為偉人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我還是太幼稚，偉人走了，時代沒有被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