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死了，使他成了中國民主的一麵旗幟，一個殉道者，一座豐碑。
但他本來並不具有這樣的素質。很多偉人，仿佛是天降大任於斯人，天生就有神明般的魔性。比如耶穌，我不太信他是上帝的兒子的說法，但曆史資料證明確實存在過這個人，他就是有神一樣的異質，讓見到過他的人就願意跟隨他，至死不渝。很多曆史記錄證明希特勒身上也有一種魔力，很多人聽過他一次演講就著了魔。我本人在機場迎接過江澤民，竟著了場魔，都搞不清自己之所在，一路狂奔狂喊江主席，現在想起來自己都不相信。
但劉曉波肯定不是這類人。我沒見過他本人，隻看過他在一部有關64的記錄片上的采訪錄，覺得他是個連話都講不清的人。他說當時在廣場上，被下麵的人一歡呼，“就自己飄起來，膨脹起來，就像做皇帝一樣，不知天高地厚了....."(大意如此）。反正一看他說話，就覺得他和我們都是一樣的普通人，沒有什麽號召力。在關鍵時刻，也是膽小怕事，患得患失。他奪下有個學生找到的槍，把它砸斷。”千萬不能有槍，否則就可能給軍隊殺人的口實“。人家都已經開槍了，還需要口實？還是怕丟了自己的命！
在64中，有很多人，比他更有領袖氣質。象柴玲，雖然她後來名聲掃地了，但在學運領袖中，她是最具有神質的。她演講時意誌堅定，絕對，象一株硝煙中的玫瑰。她的演講讓人瘋狂，絕決，義無反顧。她象一個女版希特勒，或好聽點，中國版貞德。但可惜，在大難將至時，她不願意去死，也不願意去坐牢，她要活。在與美國記者一訴衷腸的采訪中，她徹底毀了自己成為聖人的前途，也為學運抹上了黑。但不要太苛責她了，作為一個21歲的女孩，她表現得夠好了，雖然不是太理想。
而方勵之，本是學運教父，資深望眾。但他也是個軟骨頭，大難當頭第一件事就是逃到美國大使館。美國把方當個大事與鄧小平交涉，但從方逃到美國使館的一刻起，鄧就知道它不是什麽威脅了，因此很快就同意讓他去美國。方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大為不滿，不久就死了。其實這個獎本來非他莫屬，如果他敢於迎著彈雨走到廣場上，或者待在共產黨的牢裏堅決不出國的話。
以後中國政府對於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更願意讓他們出國。出了國，他們為了生活，就必須迎合國外反共反華勢力的要求。但中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很多時候反共和反華成了一會事。比如說台獨，在國外拿了台灣的錢當然得說台獨好，這就疏遠了大多數的中國人。再比如法輪功到處抹黑中國，有時言過其實，讓國人不滿，也使他們失去了國內人的支持，成為海外孤舟。所以共產黨學會了一招，如果要讓持不同政見者不得人心，就把他們放出國，出國後他們都主動或被動地成了”吃狗糧的“，失去了感召力，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形同行屍走肉了。
而劉曉波這樣一個不具領袖氣質的文人，卻意外地成為64的旗幟，就因為他有殉難者的意誌和決心。他要出國的話，政府都巴不得。但他就是不出國，就是要把牢底坐穿。64很遺憾的是沒有一個殉難者，領袖們紛紛都出國了，以後或嫁外國人成了大老板，或自己成了巴菲特的高級助手，不成功的也在台灣混，總之可以說用死難的學生的鮮血為自己國外不錯的生活做了鋪墊。沒有了旗幟，沒有了英雄，這個運動本身也黯然失色了。但讓政府忌憚的是，還有個楞頭劉，他深得甘地曼德拉的真諦，搞”非暴力不合作“。你打我關我殺我都可以，我不恨你們，”我沒有敵人“，但我就是要反對你，我打死也要死在國內！
他太迎合了國際上對聖人的標準了。作為西方價值觀核心的英美自由主義，崇尚個人高尚的行為。大英帝國做了很多壞事，但它還是有價值觀的。就說那個曾在中國參加鎮壓太平天國的戈登吧，他在中國就因為李鴻章背信棄義殺了太平軍降將要與李決鬥，後來被派到蘇丹與當地的穆斯林作戰，他寧可戰死也不用機槍對待手持長矛的蘇丹人，他因為這種俠義的行為雖死猶榮，成為大英帝國的英雄，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後來戈登的複仇者，用機槍橫掃蘇丹，把已死的敵酋的頭顱當墨盒的勝利者，卻受到英國民眾的唾棄。大英帝國對它的敵人，隻要對方有高尚的行為，也是推崇的，如甘地。
劉曉波就這樣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一時不但中共，連原64中的他的同誌們也紛紛反目。跳得最凶的就是方勵之了，還有王丹等。他們的理由就是劉曉波是個調和主義者，甚至是投降派，這樣的人怎麽可以成為64的旗幟。
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還不足以讓他成為64的旗幟，如果他活著出來，養得白白胖胖，象當年的魏京生一樣的話，那樣他不久就會被人遺忘。但不幸又是很幸運的是，他死了，在全世界的關注下，悲慘地痛苦地死了。他的死，共產黨很難脫了幹係，特別是最後阻滯他出國治療，死後還銷骨揚灰。這成就了他，也成就了64運動。他成為用非暴力行為反抗暴政的典範，64運動終於有了一個高尚的殉難者，從而保證了這個曆史事件的永生。
劉曉波，您雖然不具備神質，但還是最後成了聖人！您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