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3年第11期《炎黃春秋》，作者韓愛晶，原題為《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後，我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學院會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我大部分時間忙於北航的運動。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
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工人要強行拆除武鬥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陳良問：“怎麽好？”
我說：“這樣不就把武鬥問題解決了嗎？”
陳良說：“還搞不清怎麽回事！”
我下了床說：“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從北大往清華走去。隻見清華大學圍牆外麵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著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著“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待命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看著這種平常少見的場景，我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麽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十萬、二十萬人的大會。我開一萬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
我對陳良講：“這麽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麽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麽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
清華園裏高音喇叭像炸了鍋，廣播員聲嘶力竭：“工人同誌們，工人同誌們，你們受騙了，楊餘傅及其黑後台，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
聽到這個廣播，我的腦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麽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麽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餘傅黑後台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麵走過來的人潮裏，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另一個女頭頭，好像是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裏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冬民，到底怎麽回事？”李冬民說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聯係，讓他改變廣播台的政治態度，避免學生和工人之間發生衝突。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電話到市革委會總機，找吳德。很奇怪，找不到吳德。我又請總機找分管文教的丁國鈺，也找不到丁國鈺。平常，隻要一報我是北航韓愛晶，總機馬上會接通要找的市領導，這很正常，我是常委，吳德是副主任，丁國鈺也是常委。
在電話裏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清華大學的情況，回答是搞不清楚。總之，當時我處在被蒙蔽的狀態。我隻好在電話裏請他們趕緊把清華大學的情況向領導匯報，我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無辦法，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院子裏的台階上，望著天，恰見濃雲密布，我仰天擊掌，對天大喊：“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學生分開，隻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後，一場大雨把天地衝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訴我，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具體情況搞不清。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兩點鍾，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打來的。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裏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次見中央首長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而是在西側南門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早就習以為常。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誌經常站在門外，握握手就進到會議廳，比如安徽廳，等待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有時我們北京的一些學生負責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負責人，會被安排在小客廳裏等著。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頭頭小範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麵10分鍾、20分鍾左右，然後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台上，我們就坐在下麵。還有幾十或幾百個學生、工人或者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最快，流傳最多，影響很大。
可是7月28日淩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隻允許進到過道口等著。聶元梓、我、譚厚蘭及王大賓先後來了，我們很自然地議論起清華發生的事情。王大賓嚴肅地說：“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很不應該！”
聶元梓說：“這麽多工人包圍清華，是怎麽回事？我已打電報給中央反映了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20分鍾，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副總理後麵向裏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挨在謝富治身邊。走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著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都站住了，我說：“沒有”。他們也都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褲腿抹下來。因為天熱，我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裏麵等你們好一會了。”
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麵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飛騰到雲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麽。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裏邊一個門走。後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麵。快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後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站在門口。我們三步並作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裏說：“毛主席，您好！”大家和毛澤東主席及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毛主席同黃作珍握手說：“你叫黃作珍？我還不認識，沒有打死？”
陪同毛主席的中央領導人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
進屋之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個一個大號的藤涼椅，圍成大半個圓形。我看著毛主席麵色很健康，大概因為經常遊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聖。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在這裏，已經議論一會了。
江青說：“好久不見了，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
毛主席問：“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著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麽多工人去‘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麽？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著，一邊抽大雪茄，聲如鍾磬，清脆順暢。
毛主席轉向聶元梓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裏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
溫玉成說：“不是他們。”
黃作珍說：“北大和哪個單位衝突了？”
聶元梓說：“是與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不要在主席麵前說這個。”
毛主席說：“你們沒跟他們打？”
聶元梓回答：“互相打了。”
毛主席說：“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麽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麽一點人，跟他們商量商量，蒯大富說有十萬。”
謝富治說：“不到三萬人。”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麽辦？一個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讚成，深得農民的讚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的能力，至於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麽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著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第三個辦法，要麽軍管。請林彪同誌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鬥，二是批，三是改。鬥是鬥，你們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裏就沒有反對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當麵不說，背後還是會說怪話。”
毛主席把臉轉向王大賓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周恩來說：“他們學校還好。”
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副總理的、反我們的人都跑了。”
謝富治說：“他的二把手聶樹人要奪權，說他右了。”
毛主席說：“他就那麽左？馬克思！”
王大賓說：“那是他們挑撥關係。他是一個好同誌，出身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幹勁也大，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說：“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那麽遠，你坐過來些。”
林彪說：“來嘛。”
謝富治說：“去、去。”
王大賓原來坐在離毛澤東較遠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務員拿來一把椅子，放在後麵離毛澤東較近的地方。王大賓起身坐了過去。
毛主席說：“坐下，坐下。”
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餘地，都是學生，你們也沒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麽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就是因為關鍵兩派忙於武鬥。心都到武鬥上去了。這麽鬥、批、改不行，或者鬥、批、走，學生不講了嗎？鬥、批、走，鬥、批、散。現在的逍遙派那麽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裏有林彪，黃永勝的那麽多，這回我一出就出三萬多。”
林彪說：“哪有黃永勝那麽多。”
毛主席說：“天下大勢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什麽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老佛爺，叫你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誌，你還是個小辮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大家讚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來代替你呢。”
譚厚蘭說：“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岡山（注：北大井岡山兵團）、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幹什麽！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叫衛戍區放人。
毛主席接著說：“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點。你北大井岡山有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方法，按照辯證法，而且不要住在一個城市裏，就一分為二，一個南、一個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見麵，打不起來，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爺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著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們大概還是留一手的，所謂……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麽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後手，人家一衝怎麽得了啊。聽說不是有一個凶手要戳你嗎？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誰也不要說啦。不過你以後要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
江青說：“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說：“沒有。”
毛主席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為什麽一定要牽連妹妹呢？”
這時有人進來報告說：“還是找不到蒯大富。”
謝富治說：“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要找清華蒯大富來開會，他就是不肯來。”
江青問：“是他自己不願來，還是出不來？”
謝富治回答：“我估計有人控製他，有控製也不緊。”
姚文元說：“有可能。”
毛主席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麵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麵的，我看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
毛主席又問：“王大賓你那裏沒有打架？”
王大賓說：“沒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與保守派奪電台幹了一下，是伯達同誌派人救了我們，以後我們取得了勝利。”
毛主席說：“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
毛主席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後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
我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雖然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
姚文元說：“我才不信呢！你們那裏就沒有不同意見，純之又純。”
韓愛晶說：“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裏麵比較複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權少了，搞武鬥的一派權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製不了。當麵勸他，可是他回去就又變了。”
康生說：“韓愛晶，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毛主席說：“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那麽壞，人家很難受。”
毛主席說：“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一個兩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得了。弄得你睡不著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會四個，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還不能走，你要給他們糧吃，出入無阻，那些人也夠慘的，‘省無聯’式的大雜燴，還要搞反奪權。別的學校也參加了。”
韓愛晶說：“我參加了。”
江青說：“那是韓愛晶去顛覆人家。”
毛澤東說：“你也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周恩來在3月24號、27號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永勝同誌、溫玉成同誌講了話，可是下麵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麽一個道理，第一條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你們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兩方麵都有土炮，你們算什麽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
江青說：“敗家子！”
毛主席一邊抽雪茄，一邊說話，有時還用火柴重新點燃雪茄。毛主席說：“你這個老佛爺，那麽大的神通，調起兵來也隻有那麽兩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還得靠工人、複員軍人為主力，沒有那個你還不行。護兵，林彪同誌兵多哪。給你幾千、幾萬，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嘛！這個問題也不要在這裏答複。商量商量，也可以開會討論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彪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了四個方案：第一是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鬥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說：“一分為二，就是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著覺。搬家可是個問題，找地點，在北京就會爭起來。我看這個大會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還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侯漢清來，你們不是叫‘殺牛、宰猴、斷羊腰（注：有的版本是燉羊肉）’？牛是牛輝林、侯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隻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青年人嘛！還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字報楊克明還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字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誰會料到會這麽打起來呢？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一年。不行再延長一年，又不行，我說三年就三年嘛！我說如果還不行，要多少時候就給多少時候，反正人是在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兩年、四年、八年的，你還不是在哪裏過一天都要長大一天。鬥、批、走也是一個辦法，譚厚蘭不就是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餘地的，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高中重複初中，大學重複高中，基礎課都是重複。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還學什麽？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有什麽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裏學出來的嗎？又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麽哲學？”
林彪說：“越學越窄，是窄學。”
毛主席說：“如果學文學呢？就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寫小說，每周給我寫一篇稿，寫不出來就到工廠當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是寫了很多東西，以後就沒有看見什麽了！”
周恩來說：“還有高玉寶，都進了大學，後來頭腦就僵化了。”
毛主席說：“我跟你們講講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讀完了大學，其他人都沒有讀完，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隻上了一年半，中學還沒有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後來工廠搬到英國，在工廠裏接觸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學是怎麽學的呢？他是在倫敦圖書館裏學的，在那裏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過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隻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隻讀了兩年。”
葉群馬上接著說：“江青同誌自學很刻苦。”
毛主席衝著葉群說：“你不要又吹她。學問才不是靠學校裏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裏是很不規矩的，我隻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了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嘛！因為就一筆，交卷最快。”
林彪說：“我讀中學讀了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又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
毛主席說：“現在辦的軍事學校害死人，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長？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說：“一、二、三期隻有三個月，到了四期加長了。”
毛主席說：“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至於有什麽學問呢？不太多，實際學一些軍事教練。”
林彪說：“有一點，學了就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軍隊裏幾天就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百聞不如一見。”
毛主席說：“我就是沒有上過什麽軍事學校，我就沒有讀過什麽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我說《孫子兵法》我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林彪：“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毛主席：“遵義會議的時候，我跟誰辯論？”
毛主席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字，看看周總理。
周恩來說：“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著說：“他問我，《孫子兵法》你看過沒有？我問他：同誌，《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問他第一篇叫什麽？他還是不知道。後來我寫什麽戰略問題才把《孫子兵法》粗粗望過一遍。”
江青說：“那個何克全……主席要他……他不肯……”
毛主席說：“什麽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特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譚厚蘭你學什麽？”
譚厚蘭說：“我學俄文。”
毛主席又轉向我和王大賓。
我說：“學了八年俄文，學過一點點英文。”
王大賓：“學俄文。”
毛主席：“學地質沒有外文不行，還是學英文好！學外文要從小學學起。”
這時，談話離開文革的事，顯得輕鬆，我向主席提出個人前途問題：“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後讓我當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當半年兵就夠了。當那麽長時間兵幹什麽？當兵半年，一切就範，再當一年農民，兩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學校啊！真正的大學是工廠，農村，你說林彪同誌還算個知識分子，上過中學。黃永勝、溫玉成算什麽知識分子啊？還不是丘八！”
毛主席問黃永勝：“黃永勝同誌，你念過幾年書？”
黃永勝馬上站起來，把軍帽子放在茶幾上，畢恭畢敬答道：“一年半。”
毛主席又問：“你家什麽成份呢？”
黃永勝回答：“算下中農。”
毛主席又轉向溫玉成：“溫玉成，你念過幾年書呢？”
溫玉成又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說：“三年。”
毛主席問：“你家什麽成份呢？”
溫玉成說：“算貧農。”
毛主席說：“都是土包子，就這麽點學問，黃永勝那麽點學問，他當總參謀長，你信不信？黃永勝這個人，我原來也不認識，到北京來談了兩次就認識了。”
林彪說：“黃埔軍校 × × ×，蔣介石獎給他一隻金表，後來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葉群說：“他是反對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沒人反對還行？反對就讓他反對，我說他譯的孫子兵法有缺點，讓他改也不行。周約翰、王明、還有王德侯，還到蘇聯學過呢。”
葉群：“在延安他給朱德當秘書。”
林彪說：“ × × × 在南京軍事學院， × × 學科、 × × 學科、很多學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說：“所以，鬥、批、散，還是個辦法。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現在不是想走嗎？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要辦，但要改變辦法。學文學的要寫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的革命鬥爭過程。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學為好。我說砸爛公檢法，聽說天派反謝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爛公檢法，砸爛謝富治。實際上砸爛公檢法，是謝富治第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局三萬人，弄出九百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因此提出砸爛公檢法，三萬人隻留下百把十人，其餘進學習班。你們也提口號，謝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紅總部不講話，讓個小戰鬥隊出大字報打倒謝富治，一去追查責任呢，就說‘我們總部沒有打倒謝富治，隻是一個戰鬥隊’。他們提出打倒反革命趙桂林。趙桂林我不認識，但怎麽是反革命呢？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聶元梓，侯漢清你們還沒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聶元梓說：“侯漢清在社會上搞了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說：“我們這些人誣蔑些也不要緊。牛輝林的綱上得不好，又不是什麽大的政治問題。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學院，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團，他們聽了要不高興的。要把時間減少，挑工農子弟。鞍鋼一個審訊偵緝的案子，有群眾參加辦，他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有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公安局預審，沒有別的辦法，打人。現在由群眾來審，又不打人。用偵緝得來的材料不確切，軍管會還不是丘八。溫玉成這些人又不認識幾個人，就根據幾個偵緝能行嗎？我們說，學習群眾，他們……我說一不要殺，二不判重刑，判他兩年、三年算了。軍隊裏過去關禁閉，現在還有沒有了？‘逃兵’，你們還抓嗎？”
溫玉成說：“禁閉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說：“人家還想逃，你抓回來幹啥呢？鬥、批、走，要走就算了。為什麽人家要走呢？還不是鬥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裏有家事，或者軍隊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關禁閉，逃兵比過去反而少了。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現在學校捉了人要做俘虜，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說什麽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黃永勝、溫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關禁閉了。現在發明了一種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講戴高帽子遊鄉，我可沒講坐飛機。我是罪魁禍首，罪責難逃啊！今天怎麽樣？以為要抓你們來坐禁閉嗎？井岡山他們這個做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最小，最小。”
林彪說：“值得，損失最小。”
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毛主席說：“如果以後有工人到你們那裏去，應采取歡迎的態度，你們不要采取蒯大富這個辦法。”
周恩來說：“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廠串聯，人家歡迎你們，就沒有打你們。”
毛主席說：“讓他們去宣傳嘛！不要開槍，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說工人是領導階級嗎？工人階級專政嘛！專你們學校裏極少數壞人的政。不能專工人的政，你們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現在還在搞串聯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麽和平裏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來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遼寧‘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
我說：“我也不知道有這些組織參加！”
姚文元：“你們侯玉山不是做了報告嗎？”
林彪笑著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
周恩來說：“也沒有開十二中全會。”
毛主席說：“又說是中央開十二中全會，鬧得一塌糊塗，鬥爭很激烈，什麽‘社會鬥爭是中央鬥爭的反映’。不是社會鬥爭反映中央，應當是中央鬥爭是社會鬥爭的反映。”
周恩來說：“北航要開什麽國防科委係統的會議，開了沒有？”
我說：“我聽到有這樣的建議，一嚇，沒敢開。”
周恩來說：“不要開了，你是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毛主席說：“我為啥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準備啊！我是曆來不搞錄音的，今天錄了。不然你們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們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這麽一放，搞得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麽多天不算數，開了這麽多天會。開始，黃作珍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也不算數，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態。我對你們的事，除了開始，管了一下。後來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謝富治來管嘛。過去召集你們開會，我也不到的，林彪同誌也不到的。當了官僚了，這次怕你們把我開除黨籍。官僚主義就開除，我早就不大想當了，我又是黑手，鎮壓紅衛兵。”
林彪說：“昨天我開車子，我說去看看大字報吧。我問，‘怎麽沒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人家說：‘他們武鬥。’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要求製止武鬥的呼聲很高。”
毛主席說：“群眾就不愛打內戰。”
林彪說：“你們脫離了工農兵。”
毛主席說：“有人講，廣西布告隻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隻適用於陝西，在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著我們的造反的旗號，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
毛主席說：“在布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要實行圍剿。”
林彪說：“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紮，燒房子要犯大錯誤。”
林彪說：“我們長征過廣西時，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毛主席說：“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幫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說：“蒯大富是騎虎難下，下不來。”
康生說：“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
毛主席說：“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來說：“廣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國防科委係統，你怎麽召集會議？”
毛主席說：“你們把廣西四二二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製全國運動。”
我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中央可以調查，當時，我生病在北京體育學院休息，學校裏打來電話，說從廣東來兩個省革委會常委。一個是工人邱學科，一個是中山大學的武傳斌，他們是找黃永勝總參謀長，他們說黃永勝支持他們。他們說與黃永勝、溫玉成很熟，來見黃永勝、溫玉成。”
江青笑著對黃永勝、溫玉成說：“嗬，原來還是你們兩個的關係呢。”
我接著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可以調查，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體院。學校裏同學打來電話，要我接待廣東省這兩個革委會常委。我說自己沒有體力接待。北航的學生說，現在外麵說你‘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國防科委學代會，外省來了很多造反派頭頭，外地群眾組織負責人，可是你根本沒有熱情接待，見都不見。人家說你老大作風，驕傲自滿，是富農，不革命了。於是我在體育學院接待了邱學科、武傳斌。送行之時，他們提出要開一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隨便開會，北京開會就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很複雜。武傳斌說他和北京還有天派、地派關係都很好。最後我隻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參加的情況下，找幾個可靠的外省造反派頭頭，革委會負責人，聊聊天，隻擺情況，不談辦法，蒯大富，王大賓都參加才行。後來我住了醫院，開會的那天，學校的同學打電話說，大家感到不對頭，地質學院隻參加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來聽一會兒就嚇跑了，井岡山也嚇跑了。同學們紛紛打電話給我反映情況。我說，那你們趕緊寫報告，把這件事報告中央，誰知道報告還沒有寫好，中央批評已經下來了，說是黑會。”
毛主席說：“有些……”
康生說：“你韓愛晶……”
姚文元說：“韓愛晶……”
毛主席說：“你們把韓愛晶講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歲嘛！”
江青說：“在運動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訪，你們接待他們，作了很多工作。你們把他們藏起來，我們也有委托。現在變了，要認識到，現在再搞這個就不行了，他們反對的是各省革命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譚厚蘭，‘九·七’是誰給你穩定局麵的？”
譚厚蘭說：“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謝富治說：“是江青同誌。”
江青說：“對兵團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這麽大熱天，斷水、斷電、斷糧。三伏天，三個月不見陽光，虧你做得出來，我聽了都流淚。他幾百個人，幾十個人，也是群眾嘛。還有蒯大富，最聽韓愛晶的話，我們的話不聽，你們想推翻譚厚蘭。開頭是韓愛晶不對，去顛覆人家。”
韓愛晶：“我錯了。”
毛主席說：“相當有點無政府主義。世界上無政府主義是跟有政府相對的。世界上隻要有政府，無政府就不會消滅，這就是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的走向反麵，這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這是對我們中央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江青說：“我對你們那個對立麵並沒有好感。據說兵團是反對我們的，我們不是替他們說話，你們把他們放了吧！無產階級要講無產階級人道主義，就是幾十個反革命，也是年青人。”
聶元梓說：“北大井岡山兵團有人要油炸江青同誌。”
江青說：“老佛爺也是這樣，你也是絕對的，什麽油炸我啦，絞死我啦，我不怕別人油炸。”
姚文元說：“油炸隻是說一說。”
毛主席說：“那是希望，什麽絞死蒯大富啦。”
謝富治：“牛輝林不好。”
江青說：“牛輝林可能有點問題，也可以教育嘛。聶元梓，我還有沒有點發言權？我躲著為你們難過，你們現在都是群眾鬥群眾，壞人藏起來了，我說過四一四，你們不是必勝嗎？四一四是專門反對中央文革，也反對總理，康老，可他是個群眾組織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說：“你搞又搞不掉，幾千人。”
江青情緒激動起來，說：“我住的地方，你們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絞死就絞死。我們都是一塊共過患難的，就不能容人家，將來還要治國同天下呢！我看你們不學習主席著作，不學習主席的作風，主席向來是團結反對他的人。”
毛主席說：“可以不提了，‘宰牛、殺猴、斷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幹嗎？你們列舉的罪狀無非是攻擊江青，林彪，我。統統可以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裏講的嘛，又沒到外麵貼大字報。”
江青說：“貼大字報，我也不怕。”
毛主席問：“前年，那是什麽人啊，反對林彪同誌？”
周恩來、葉群說：“是伊林、滌西。”
毛主席說：“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領袖劉令凱反對總理，總理一直保護著他。有人講，總理寬大無邊，我就同意總理這樣做。聯動這些人開始就不應該抓。抓多了，是我點了頭。”
謝富治說：“這與主席無關，是我抓的。”
毛主席說：“你不要給我開脫錯誤，給我掩蓋。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謝富治說：“沒叫我抓那麽多。”
毛主席說：“放了，就上八寶山、天安門，騎著自行車，搞了一二個月，他們也沒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無非弄幾個錢，路上弄一個女人……彭小蒙不是那麽反動吧？我看彭小蒙這個人還是不錯的。”
姚文元說：“他的父母很壞，跟伍修權搞在一起。”
毛主席問：“彭小蒙父母是幹什麽的？”
姚文元答：“紅十字會秘書長。”
聶元梓說：“牛輝林很壞，他父母與彭小蒙父母有關係。”
江青說：“在政治上，我們對你們都是有政治責任的，幫助你們不夠，你們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聯合。”
聶元梓說：“井岡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辦學習班。”
毛主席說：“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裏井岡山大多數人身在曹營心在漢，身在你老佛爺，心在井岡山。不要去搞牛輝林，讓他們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是犯過錯誤的，你們初犯錯誤，也怪不得你們。”
江青說：“樊立勤怎麽樣？”
聶元梓說：“沒有搞他，他和彭 雲反革命集團搞成一塊。”
毛主席說：“牛輝林，把他看起來了嗎？”
聶元梓說：“他內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說：“侯漢清是學生，還是教員？”
聶元梓說：“是研究生，他父親在63年搞投機倒把。”
江青說：“最壞的，不是他們，是幾個組織聯起來的，裏邊有壞人，有外國特務，他們還搞什麽單線聯係。”
聶元梓說：“他們是井岡山、紅旗飄、零等聯合起來的。”
毛主席說：“這個作風不好，飄、零、井、紅，應該變成團、零、飄、紅，他小，可是他厲害。你們今天兩個地方。兩個天派，兩個地派。兩個支持清華四一四，兩個支持北大井岡山，兩個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爺，這個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學校那麽多。總而言之，你們五大將我們是有經驗的，就是一個叫聶元梓，一個叫譚厚蘭，女將，一個叫蒯大富，一個叫韓愛晶，一個叫王大賓。其他各個學校都有領袖，著名的就這五個，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們工作有多少錯誤，我們是護你們的。你們工作也確實有很多困難。文化革命我沒有經曆過，你們也沒有經曆過。多數學校沒有打，少數學校打，一打就不可開交，現在五十九個學校，打得厲害的也就幾個，清華、北大、人大、石油、輕工、電力。為什麽那麽多逍遙派？他們影響工人、軍隊，也影響內部統一。所以為什麽這麽多逍遙派，炮灰那麽少呢！你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我一邊聽，一邊記錄，鋼筆水寫空了。我低聲問進來換茶水的女服務員：“請問有沒有墨水？”
女服務員說：“沒有。”隨後遞來幾隻鉛筆，我開始用鉛筆記錄。後來，每過一會兒，女服務員就遞來一把削好的鉛筆，換走我寫禿的鉛筆，直到談話結束。
談話過程中，毛主席幾次看手表，時間已經很長了。文革中毛主席見外國元首一般也才四十分鍾左右。
謝富治說：“主席愛護你們，是紅衛兵小將，林副主席，總理，中央文革，特別是江青同誌很關心你們，這個事情說起來主要責任在我，幫助你們不夠，我可以向你們檢討。”
毛主席說：“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又不向中央報告，引起聶元梓他們不滿，你又開學習班，又不讓串聯，人家就開大串聯會，不準串聯，不對。不過，你打倒謝富治也不對。”
謝富治說：“對我幫助很大。”
毛主席說：“北京有個習慣，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林彪說：“一場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說：“現在外麵的大標語字越寫越大。小孩子揭大字報當廢紙賣，幾分錢一斤。”
謝富治說：“七分錢一斤，小孩子發大財。”
毛主席說：“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國人有個好處，就是有意見就講出來。講不讓串聯是對的，但一點不讓串聯也不好，人家還在串聯。砸三舊派在串聯，反砸三舊派也在串聯，串聯一下為什麽不行？天派、地派串聯一下為什麽不行？我講串聯一下可以，實際在串聯，你不讓好人串聯，壞人在串聯，你不讓多數人串聯，多數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
江青說：“通過串聯把觀點統一起來，把壞人揪出來。”
黃作珍報告說蒯大富來了。
蒯大富走進來，號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來。毛主席向門口走兩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圍。江青看著蒯大富狼狽樣子，又好氣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雙手，腦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邊哭，一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楊餘傅黑後台調幾萬工人突然把清華包圍。我們跟工人講理，他們也不講。我們學生一出去，他們就把學生抓到卡車上拉走。我們打不過工人，我們的人現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轉過身，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緊挨毛主席右邊站著。我一邊流淚，一邊對蒯大富講：“不要胡說！工人、解放軍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說：“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軍製止武鬥，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罵人，把人隔開。這次怎麽抓我們的人！”
毛主席對著謝富治、溫玉成問道：“是不是抓人了？誰讓你們抓人！統統放了！”
蒯大富說：“我們二把手鮑長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對謝富治說：“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鮑長康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
蒯大富如在夢中，無知的悲痛感染著氣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還完全認為自己是無辜遭劫。見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麵挨打的小孩回到家裏一樣，隻顧告狀。整個氣氛被蒯大富的情緒所影響。毛主席是極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著眼淚，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複著說：“蒯大富，安靜點，不要激動。蒯大富，你不要激動。你坐下來。”
蒯大富暈頭轉向，不知怎麽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問黃作珍：“你叫黃作珍，哪裏人？”
黃作珍回答：“江西寧都人。”
毛主席說：“老表麽！久聞大名。黃作珍同誌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不算數，市革委會開會也不算數，不曉得我們中央開會算不算數。我變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衛戍區去吧！”
謝富治說：“伸出紅手！宣傳毛主席思想，我們都緊跟！”
聶元梓說：“領導也找不到，工人包圍清華之後，我們到處找中央，我就給中央打電報。”
毛主席說：“聶元梓打給中央的電報我們也收到了。不是說派三萬人嗎？怎麽說十萬人。”
毛主席問：“四個辦法，是哪四種？”
因為蒯大富遲到，話題又轉回武鬥問題。
姚文元說：“軍管；一分為二；鬥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說：“一是軍管，二是一分為二，三是鬥批走，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幾個月了？”
周恩來說：“從去年開始。”
毛主席說：“第四再大打，打它一萬人。工人撤出來，把槍還給你們，像四川一樣大打一場。”
江青：“敗家子。”
毛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麽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是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江青：……
毛主席說：“以後布告出來要廣泛宣傳，再不聽的，個別的抓起來，個別的包圍消滅，反革命嘛！”
江青說：“廣西圍了快兩個月了。”
周恩來說：“你們不想想，廣西布告為什麽是主席的戰略部署，說關心國家大事，你們五個人也不發表聯合聲明，表個態度什麽，做做工作。”
毛主席：“他們忙啊！”
周恩來說：“這就是國家大事嘛。”
毛主席說：“不要分派了。”
江青說：“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不要分天派，地派。什麽張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澤東思想派。”
毛主席說：“不要搞成兩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麽兩派？困難是有的。”
陳伯達說：“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們也搞不上去，何況你們。這是舊製度害了他們，為什麽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陳伯達同誌在中央會議上著急，我說不要著急，過幾年，人家走了就算了麽？我看無非這麽幾條，搞什麽教育革命，搞不成了，還不就散了，這是學生講的，我還不是從逍遙派那裏得點消息。恩格斯還不是中學沒畢業，馬克思搞經濟，變成搞哲學研究，什麽……研究……他的一本什麽書？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為什麽不能出版？你說創建黨就這麽容易？第一國際至少分三派，一個馬克思主義，一個蒲魯東主義，一個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布朗基的所謂報告，隻不過是根本無政府，為什麽搞不下去呢？第一國際還不是四分五裂？現在我們來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點內戰無關緊要嘛，所以四條中有一條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
姚文元說：“我傾向有些學校鬥、批、走，鬥、批、散。”
毛主席說：“地球一轉一年、十轉十年，兩派這樣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讓他們大打，空出地盤來，讓人家寫小說的去自修。學文學的你要寫詩，寫劇本；學哲學的，你給我搞家史。寫曆史革命的過程；學政治經濟學的，不能學北大的教授，北大有沒有什麽出名的教授？這些東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
姚文元插話：“少慢差費。”
毛主席說：“組織個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等等。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隻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麽，對其它百分之九十怎麽辦呢？誰考馬克思？誰考恩格斯？誰考列寧？誰考斯大林？誰考林彪同誌？誰考黃作珍同誌？群眾需要，蔣介石當教員。我們都是這樣。中學要教師，小學要教師，但要刪繁就簡。”
姚文元說：“辦好幾個圖書館。”
毛主席說：“讓工農兵都有時間去，到圖書館讀書是個好辦法。我在湖南圖書館讀了半年，自己選擇圖書，誰教啊！我隻上了一門新聞學。新聞班我算一個。那個哲學研究會，辦哲學研究會的，沒有誠意，胡適簽的名，還有譚平山、有陳公博。大學辦得那麽死，這個大學應該比較自由一些。”
江青說：“現在是搞武鬥。”
毛主席說：“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戰爭要暴露了壞人。這個事要分析，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依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不以中央為轉移，不以我為轉移，不以你聶元梓為轉移，也不以牛輝林的意誌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幹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江青說：“我們真痛心你們，瞎說什麽我們不要你們了，我們是要你們的，你們有時還聽我們一些，你們後頭的東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說：“背後不聽，我們這裏有個辦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來幹涉，無產階級專政去幹涉。”
聶元梓說：“我要求派解放軍到北大來。”
毛主席說：“你要合你胃口的63軍，別的你又不要。如果對井岡山，38軍真支持，我就給你派63軍，你應該去做38軍的工作。”
江青說：“聶元梓在對待解放軍這個問題上很好。如果做38軍工作，你們歡迎38軍行不行？”
毛主席說：“去一半38軍，去一半63軍，38軍不像你們講的那麽壞。有錯誤，主要根子在楊成武。北京軍區開了兩個會，第一個會不太好，第二個就比較好了，鄭維山作了檢討。譚厚蘭，其實你的炮位一直在聶元梓身上。你譚厚蘭，這位女將，轟了一炮，鄭維山夠緊張的，鄭維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決問題去了。我們不是沒有見他嗎？各軍都不知道這個軍長是好的還是壞的，把將軍們都嚇壞了。他找你的麻煩沒有？”
譚厚蘭說：“沒有，同學們對他有意見。”
毛主席說：“過去是有曆史原因的，有點曆史，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來的。”
陳伯達說：“緊跟主席教導，堅決照辦。”
毛主席說：“不要講什麽教導。”
姚文元說：“主席今天語重心長。”
陳伯達說：“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較好的，北京大專院校在全國煽風點火，點革命風暴。後來腦子膨脹了，以為不得了了。蒯大富、韓愛晶到處伸手。就要一統一天下了。又沒有什麽知識和學問。”
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周瑜嘛！周瑜出身騎兵，才16歲。不能輕視他們年輕人，你擺老資格。”
江青說：“我們十幾歲參加革命。”
毛主席說：“不要膨脹起來，全身膨脹，害浮腫病。”
陳伯達說：“韓愛晶對毛主席的思想，對中央意見沒有很好地思索、考慮。傳小道消息，開秘密會議。個人第一，要走到危險道路上去。”
毛主席說：“第一條是我們官僚主義，一次沒見過你們，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還不見你們呢，讓蒯大富猛醒過來！”
陳伯達說：“蒯大富，你應該猛醒過來，懸崖勒馬，道路是危險的。”
林彪說：“懸崖勒馬。承認錯誤。”
毛主席說：“不要叫錯誤了。”
陳伯達說：“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眾，再不聽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這是危險的道路。”
毛主席說：“是相當危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周恩來說：“毛主席早就講了，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林彪說：“蒯大富，我們的態度是通過衛戍區和市革委會，你說不了解中央的態度，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確、最明確的、最及時的教導，這次還置若罔聞，要犯很大錯誤。你們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國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全國很多學校實現了革命大聯合，超過北大、清華。”
毛主席說：“湖南、天津、青島、沈陽、包括廣西……大學我們都不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說：“要響應毛主席號召，大聯合問題，你們有些學校走到後麵去了。要趕上去，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幹什麽？”
毛主席說：“譚厚蘭那裏對立麵隻有兩百人，一年也不能解決問題，兩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學校對立麵更大的，你怎麽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孫權，赤壁打了敗仗，劉備用武力征服孫權，也打了敗仗。孔明想征服司馬懿，也不行，頭一仗打得很長，張飛隻剩下一匹馬。”
葉群說：“那是失街亭。”
林彪：“打走資派是好事情。文藝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須鬥。現在不是，而是學生打學生、群眾打群眾，都是工農子弟，被壞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開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麵。有的主觀上要革命，但客觀上行動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觀、客觀上都是反革命。這樣發展下去，就會走向反麵，你們脫離群眾。”
毛主席說：“工農兵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幾，你們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較好的，打內戰的比較少，北京隻有六所。”
謝富治說：“清華兩萬人，參加武鬥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說：“那些不參戰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說：“他們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沒有個好辦法下。蒯大富可以下來嘛！下來照樣做官，也要當老百姓。蒯大富應該歡迎工人。”
謝富治說：“工人手無寸鐵，隻帶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語錄，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說：“聽人家說，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華兩汽車槍。”
我真想不到會有人向中央報告這樣的假情況，趕緊申辯說：“沒那回事，根本沒有那回事，衛戍區到我們那檢查了好幾次，槍一條也不少。”
謝富治說：“就都是你正確，又全是你對。我批評了你幾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無自我批評。”
陳伯達說：“是不是把他們槍給收回來？”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個要求，給我派個解放軍監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麽一回事，我是很愛護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許多事情要受牽連，但我覺得，要努力保護他，不讓他倒台，他的命運和全國紅衛兵的命運是有聯係的。給我派個解放軍，這樣什麽事情就清楚了。”
陳伯達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江青說：“我有錯誤，寵了你。謝富治，我比你還寵，寵壞了，現在下點毛毛雨，還是主席這個辦法好。”
毛主席說：“不要老是批評，我是覺得……國防科委搞多中心論，這個楊成武搞多中心，全國可以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都是中心就是無中心了。各人皆以為自己天下第一，還有什麽中心？一個單位隻能有一個中心，一個工廠，一個學校隻能有一個中心。”
江青說：“韓愛晶，我批評了你好幾次，你就一直沒很好地給我表個態。”
毛主席說：“不要總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不在自己，總在人家。”
江青說：“我是說他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了。”
毛主席說：“年輕人聽不得批評，他的性格有點像我年輕的時候。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強，厲害得很，隻能批評別人。”
江青看看蒯大富說：“蒯大富有點笑容了，輕鬆一下，別那麽緊張了。陳育延出來沒有？告訴宣傳隊，陳育延是個女孩子，要保護。”
蒯大富說：“陳育延在北航睡覺呢。”
毛主席說：“你們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於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四一四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四一四必勝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對四一四要爭取群眾，領袖也要爭取些。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隻能奪權交給四一四。我們叫人去做宣傳，你們拒絕。布告明明宣傳好多天了，你們仍然要打，你們打到哪一年去？黃作珍、謝富治講了話，毫無辦法。工人是徒手，你們反對工人，還打槍，打死打傷工人。正如北大一樣，我們比較偏向聶元梓派，並不偏向井岡山。今天我們放了錄音，今天我們開了好幾個鍾點的會了。譚厚蘭學校主要偏向譚厚蘭，就是偏向你們五個領袖。”
江青說：“就是……”
毛主席說：“你們想想，幾萬人去，什麽事情，沒有中央的命令，他們敢？你們完全被動，四一四反而歡迎，井岡山反而不歡迎，你們搞得不對頭。今天來的就沒有四一四，井岡山。他們一聽，就要罵我了，罵我就是有道理，你那個四一四思想必勝是不對的嘛！你那個團、零、飄、紅，四個組織就是壞人比較多，聶元梓一派好人比較多一些。”
聶元梓說：“王、關、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說：“你們反王、關、戚好嘛，你們要串聯，學習班也是對的嘛！韓愛晶、蒯大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們兩個以後還要做好朋友。韓愛晶以後要幫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現在四一四高興了，井岡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岡山還是井岡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岡山，我不是說的你老佛爺的井岡山。”
姚文元、謝富治：“革命的井岡山！”
江青說：“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
毛主席說：“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們，聽說是外地來的。”
周恩來說：“你們那裏還有沒有人呢？”
蒯大富說：“有。”
毛主席：“今天晚上睡覺。你們都還沒睡覺呢，蒯大富你沒有地方睡覺，到韓愛晶那裏去睡，韓愛晶好好招待。韓愛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們幾個人找到一起，都到韓愛晶那裏去，休息一下，然後開個會。”
江青說：……
周恩來說：“韓愛晶，你得幫他想點辦法。”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真蠢哪，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黃作珍講話不聽，謝富治講話不聽，市委開會不算數，中央才出來，伸出‘黑手’，調動革命，製止武鬥，宣傳多少天，敲鑼打鼓，你們又不理，你們脫離群眾，脫離工農兵，脫離絕大部分學生，甚至脫離自己領導下的部分群眾，你領導下的學生，說你的壞話的不少。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是打了招呼的。”
黃作珍說：……
吳德說：“昨天我找蒯大富談過，他不聽。”
毛主席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的。”
江青說：“四一四是罵我的。”
謝富治說：“四一四也是反對我的。”
毛主席說：“他們搞抬屍遊行，他搞砸電纜，在這個時候，四一四也沒有通知，為什麽他們歡迎？這一次你們很蠢，讓四一四歡迎工人。”
江青說：“就是四一四的群眾，他們也說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華搞大聯合，沒有蒯大富還是不行的。”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能不能當校長？井岡山出兩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當副校長。”
蒯大富說：“我不能當了，當不了。”
毛主席說：“還是要聯合，還是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兩個。四一四右的。”
江青說：“現在你們五個人先做起來，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說：“第一條，軍管；第二條，一分為二，四一四分一個，你蒯大富分一個；第三條，鬥、批、走，這都是學生提出來的，他們不願幹了，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內戰。當然，打內戰是幾個月了。第四，把工人撤出來，把槍都還給你們，無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辦呢？文科還是要辦的，至於如何辦法，研究出另外一個辦法，過去的辦法是培養修正主義的。”
譚厚蘭說：“師範大學要不要辦？”
毛主席說：“不辦，誰教高中，誰教中專？外語學院不辦怎麽行！一風吹不行，吹那麽幾年，也可以，天塌不下來，歐洲大戰，一打幾年，不僅大學沒辦，其實中學小學也都沒辦，但我們辦了西南聯大。辦了一下，但也辦得可憐，打得雞飛狗走，我們可能犯錯誤。”
王大賓說：“現在搞教改困難很大，要下去和工農結合，到實際中去，但沒錢，卡得要死。”
江青說：“改是個艱苦的工作，你們屁股坐不下來。”
毛主席說：“學問不是在學校裏學出來的，林彪剛才不是講了嗎？他的學問哪裏學來的？難道是黃埔大學學來的？黃永勝學了一年半，溫玉成你是長岡的？也就認識幾個字，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嘛，坐在那個樓裏怎麽能行。整個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列寧大學讀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學沒讀完。我們兩個比高爾基高明得多，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華羅庚，數學家就是個中學生，自學的。蘇聯衛星上天，祖宗是中學教員。發明蒸汽機的人是工人，不是什麽大學教師，是工人。我看我們的一些孩子，讀書十幾年，把人毀了，睡不著覺，一個孩子讀曆史，不懂階級鬥爭，曆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可是讀了好幾年，就是不懂階級鬥爭。”
江青說：“讀那些什麽厚本本，幾十種，而馬、恩、列、斯和你的書都成了參考資料、輔助材料，他們老師的書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說：“小學六年太長，中學六年太長，荒廢無度，又要考試，考試幹什麽呢？一樣不考那才好呢！對於考試一概廢除，搞個絕對化。誰考馬、恩、列、斯，誰考林彪同誌，誰考我，以後，特別是反杜林論，杜林活了88歲，到了三十年代還活著。謝富治同誌，把他們統統招回來，統統回學校，可能有些生了氣，不勉強，把四一四留在學校裏，井岡山反而統統在外邊，這樣不好，井岡山統統到大會堂來，對四一四的頭頭，要有所區別，分別對待。”
毛主席看看手表，說：“現在八點多了，五個多鍾頭了。”談話的過程中，埋在我心裏的一個大問題又出現在腦海裏。【此處刪掉了作者向毛澤東請教部分。詳細內容見本刊2013年第2期《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
談話結束後，我們圍在一起，大家發言，由我執筆，一齊組織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後，念了兩遍，又做了些補充改正，五個人都簽了名，就交給謝富治了。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市散發的統一稿。謝富治說：“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後再說。我們馬上出發，先到北航去，到那裏看看跑到那裏去的清華學生，然後再到清華大學去。”
出了人民大會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樣，清華學生鮑長康站在大會堂門外等著，衣服上還沾著血跡。
我和蒯大富坐在謝富治的車裏，後麵有吳德、黃作珍的車，還有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的車。一行車子，向北航駛去。
車隊開進北京航空學院。從清華大學跑出來的部分學生匯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領導下的鐵杆子弟兵。當時，北航最大的會堂就是北航俱樂部，這裏成了清華學生臨時棲身的營地。
謝富治說：“我們先去看看跑出來的學生，然後再到清華大學去。”
我說：“等下你們去清華，我跟你們一起去；俱樂部禮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見我們北航的主要負責人，簡要地傳達一下，他們還不知道毛主席接見的事呢。”
我就和謝富治他們臨時分開。我趕到主樓，這時，北航革委會、北航紅旗的部分核心成員和一些平常負責整理記錄稿的工作人員，一直在等著。
大家問怎麽才回來？到底怎麽回事？都焦急地想知道清華出了這麽大的事之後，中央首長接見有什麽重要指示。我讓廣播通知，全體革委會委員立即到會議室開會。在等待開會人員時，我先給在場的人簡單地談談情況和感受。
我說：“清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是毛主席派去的。清華老團開槍打死宣傳隊，出大事了。毛主席接見我們，從夜裏三點多到早晨八點半，五個半小時，陪同接見有林副主席、周總理、江青、葉群，還有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吳德、黃作珍。被接見的就是聶元梓、蒯大富、我、譚厚蘭、王大賓。因為開始找不到蒯大富，實際是一邊談一邊等，蒯大富遲到了三個多小時，他來了又接著談。直到早晨毛主席去休息，主席每天夜裏工作。”
聽我一說，在場的非常驚訝，著急想知道毛主席接見的情況。毛主席說什麽？五個半小時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到底是什麽樣？同學們差不多都隻是在天安門廣場或人民大會堂前的廣場上見過毛主席。我在此之前見過幾次毛主席，握過手，說過話，時間都很短。每次回來傳達也是內容少，幸福多，神秘感極深。
這次突然見到毛主席五個半小時，簡直是去天宮神殿，又從九天之上返回人間。我說：“跟毛主席在一起談話五個半小時，最深的感受有兩條：第一個最大的感受，毛主席是人。毛主席不是神，毛主席是人。跟毛主席坐在一起說話，就跟回到家裏見到家裏最親近最慈祥的老人一樣。一點也不拘束、一點也不緊張。心裏想什麽就講什麽，可以把心裏最真心的話說出來。毛主席談話很平易，並不像廣播最高指示那樣一句一句的很嚴肅。毛主席最袒護年輕人、毛主席對我們學生最親、對我們的心最明白。毛主席對社會上的事很清楚，大街上的大字報、發生的事他知道很具體。第二個最深的感受是，毛主席身邊有些人在講假話，哄主席。有時候，毛主席又不能聽到真實情況。我感到很擔憂。林副主席很少講話，有時表態，指示幾句。周總理對主席身邊每個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周總理對他們各人說話的真實想法可以說洞若觀火。周總理記憶驚人，無論毛主席和誰談到什麽曆史細節，毛主席問起當時某一件事、某一個人的名字、當時情況，周總理從旁可以講得很清楚。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謝富治對自己的主張想怎麽講就怎麽講。其他中央領導很謹慎，主席不問，一般就不說話。軍隊幹部對毛主席畢恭畢敬。”
北航全體革命委員會委員到齊後，我又把總體情況向各位做了介紹，又按照在人民大會堂整理的簡稿，做了傳達。
謝治富、吳德、黃作珍、丁國鈺、聶元梓、譚厚蘭和王大賓等一行已從俱樂部會堂看望清華學生返來。我又坐上謝富治的車一路向清華大學開去。
車隊到清華，先去明齋看望，我們陸續下車，看見軍宣隊、工宣隊一些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站在路邊。他們麵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滿仇恨。謝富治、吳德等領導走過去與他們握手說話。有的工人很憤怒、很激動地向謝富治等控訴。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訴蒯大富團派開槍打死打傷了工人師傅和解放軍同誌的事。有的工人婦女邊訴邊哭，邊哭邊訴。場麵很慘痛。自以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識的蒯大富就能把清華弄到這種地步！
我遠遠站在旁邊，又難過、又痛苦、又尷尬、又無奈，實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軍仇視的目光下，謝富治又領著我們進到化學館，我們從樓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走，隻見破牆破洞，斷壁殘垣，就像電影裏戰爭結束後的畫麵。清華大學的科學實驗場地竟成了這種情況，是清華團派和四一四百日武鬥所致。
走上樓頂的大平台，任傳仲等武鬥負責人和最後一批堅守陣地的戰士像一群遭受劫難的農婦遇到親人一樣，擁過來拉著謝富治、吳德的手，扯著衣袖，一邊嚎哭一邊告狀。
武鬥指揮、學生任傳仲蓬頭垢麵，衣衫髒爛不堪，他捶胸頓足、呼天搶地地哭：“啊！——啊！——保衛毛主席革命線路有罪啊！——保衛毛主席革命線路有罪啊！——楊、餘、傅黑後台挑動工人鎮壓紅衛兵啊！”
任傳仲是真情真淚，悲痛欲絕！我眼前的場景，悲慘而又不可思議，魔鬼也很難重新造就如此複雜荒誕的境界。這個任傳仲是直接指揮製造命案的罪人。但他們還在夢中，他們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隊、軍宣隊，他們也根本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麽事，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圍剿，遭受了天大的災難！
大家隻好安慰他們，等他們情緒慢慢平靜下來。安撫之後，謝富治、吳德、黃作珍、丁國鈺等又去安撫慰問工宣隊、軍宣隊的同誌們。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開會。
我又回到北航，在紅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裏的蒯大富的部下，十幾個骨幹分子，他們還在爭論，到底是怎麽回事？到底工人進清華對不對？有沒有人欺騙毛主席？老團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工宣隊是錯誤的，工人的鬥爭矛頭錯了。
我委婉地說明，工宣隊是毛主席派的，現在要承認開槍是錯的。我的話顯得極不中聽，他們希望從我口中說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騙，工宣隊是錯誤的。我發現團派學生處在情感慣性中，夢還沒醒。我是不受歡迎的，我就走開了。
當天下午，丁國鈺分別給我們五個打電話，他說：“你們整理的稿子原來寫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見……改成召見，好不好？”
我當然說：“好。”
我明白，我們是受毛主席批評的，並不是光榮地被接見。我感覺丁國鈺是正在通過電話方式同我們五個頭頭商量，把接見改成召見。當天，毛主席跟我們談話五個半小時的消息已經傳遍北京高校、機關、工礦。同時也已經傳到外地大中城市。從此，這次談話多稱為“毛主席七二八召見”。
從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到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遣宣傳隊開進清華，整整兩年，雖然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團派占有諸多優勢，但根本就沒能一統天下，清華沒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權威的權力機構。在中共執政60多年裏，唯有這兩年清華處於黨政領導缺失狀態。在清華大學建校已過100年的曆史裏，也僅此兩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真空”。
在這兩年裏，清華校園處於無政府狀態，這裏的一萬多精英享有極端民主的權利。學生、教師以及工人和幹部們基本不上課、不生產也不上班，隨心所欲地在校內或北京街頭召開會議、演說、遊行，他們張貼大字報、搞廣播宣傳、印刷傳單報紙，隨處散發，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樣的活動，串聯成立組織，向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人發起批判鬥爭。
在清華這個最高學府裏，師生們想法各異、誌向不同。一萬多精英在這個小王國裏，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為了取得清華大學的領導權，各據山頭、打派仗，不擇手段，最終激化為百日武鬥。這兩年裏，高等學府清華付出了慘痛代價，蒯大富更是身敗名裂！回首這兩年，不能僅僅痛心痛惜。
清華園付出慘痛代價的這兩年，其政治生態實屬罕見，可謂絕版！這裏成了中華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動的試驗場。
任何曆史階段，在一個社會區域裏，人們的利益和主張千差萬別，都想各抒己見、各行其是。那麽怎樣才能讓千萬不同個體的智慧和力量在紛爭的情況下形成健康的建設性的合力呢？怎樣才能避免無謂肮髒的政治對抗給社會造成的不必要破壞呢？我們應該從清華民主政治試驗場找到答案。
民主與權威，民主與法製必須同時起作用，社會才能文明進步，才能建設富強。
（2013年5月26日，韓愛晶先生根據多種版本，對“七二八”召見談話內容重新進行過校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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