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角
布爾什維克把教育當做創建新社會的關鍵。他們通過學校，以及兒童和青年的共產黨組織（少先隊和共青團），向下一代灌輸新型的集體生活方式。蘇維埃教育理論家之一在1918年宣稱：
“我們必須將年輕人塑成新一代的共產黨人。孩子像柔軟的蠟一樣，可塑性很大。他們應被塑成優秀的共產黨人……我們必須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響……我們必須使孩子國有化，從小就接受共產主義學校的良好影響……責成母親將孩子交給蘇維埃國家——這是我們的任務。
蘇維埃學校的主要任務，一是要讓孩子脫離“小布爾喬亞”家庭，因為它私人生活的舊心態隻會破壞社會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輸共產主義社會的公共價值。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1918年寫道：“年輕人應學會以‘我們’來作思考，拋棄所有的私心雜念。”
蘇維埃課程的指導方針是傳播共產主義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在蘇維埃學校中的作用，類似於沙皇學校中宗教的作用。對此，蘇維埃教育思想家並不回避。有些實驗性學校強調學習要通過實踐，而不是理論。即使是在新興的聯合勞工學校——旨在向全體蘇維埃學童提供從小學到大學的框架，其教學安排也圍繞一係列生產車間（而不是教室上課）。孩子們通過學習技術和工藝的技能，作為攻讀主流學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學和經濟。
政治灌輸主要與積極分子的培養掛鉤。宣傳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說家，善於宣傳鼓動。教育思想家認為，光是書本傳授不了共產主義，還必須依靠學校的整體生活，再通過課外活動與校外廣闊的政治世界結合起來，如慶祝蘇維埃節日、參與公眾遊行、讀報、安排學校的辯論和審判。其宗旨是讓孩子接觸到蘇維埃製度的行為、崇拜、儀式，讓他們長大後成為忠貞活躍的共產主義者。
孩子們從小被灌輸對“列寧叔叔”的個人崇拜。在幼兒園，他們一旦能手指列寧的圖像，便被稱作“十月兒童”。列寧逝世後，有人擔心新的一代將不清楚他是誰。於是，學校得到指示，紛紛建立“列寧角”。那是一塊政治聖地，宣傳這位蘇維埃國家的創始人，把他當做像上帝一樣的偉人。有關列寧和其他革命英雄的傳奇故事，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數孩子不懂蘇維埃國家的意識形態——隻把革命看成“好人”與“壞人”的鬥爭——卻能認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跡。
進步學校辦得恰似微型的蘇維埃國家：在牆上以表格和餅狀圖形，列出工作計劃和取得的成就；將班級組織成軍隊；讓理事會和委員會的機構來監管學校的日常運行；把蘇維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紹給孩子。有的學校鼓勵學生組織自己的警察，鼓勵他們批評違規的同學，甚至舉辦課堂上的審判。為了提倡集體服從的風氣，有些學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練，包括遊行、歌曲、向蘇維埃領導人宣誓效忠。依達·斯拉溫娜回憶在列寧格勒的學生時光：“我們在公共假日，整個班級一起遊行，為代表學校而感到自豪。經過窗後有人窺視的建築物時，會故意減慢步伐，齊聲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後窺視者——
“恬不知恥！”
1917年的孩子們受到鼓勵，自覺地扮演革命家。蘇維埃教育思想家受歐洲教育家的影響，例如弗裏德裏希·福祿貝爾和瑪麗亞·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於戲”。他們把組織起來演戲當做受教育的過程，讓孩子從中汲取蘇維埃的集體價值觀、社會參與和責任感。蘇維埃學校的整個目的，不管是通過牆報和列寧角，還是通過理事會和委員會，都旨在灌輸孩子是潛在革命者的觀念：一旦有黨的呼籲，隨時準備奮起挑戰——如有必要，甚至針對自己的父母。20世紀20年代，賴莎·貝格在列寧格勒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她如此回憶學校朋友之間的同誌友誼和戰鬥氣氛：
偉大的友誼、信任、團隊精神，使我們全班同學緊密團結起來。我們也喜歡老師，無一例外。但在同學和老師之間仍有不間斷的鬥爭，那是一場真正的階級鬥爭。我們不需要任何戰略或陰謀，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即我們同誌之間的忠誠是最重要的。我們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們可能會向老師告發。
20世紀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遊戲之一是紅軍與白軍的戰鬥，很像美國牛仔與印第安人的戰鬥。俄國內戰的戰事由孩子們重演，經常使用專為此類遊戲而生產的氣槍。扮演紅軍和白軍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鬥，因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寧的角色。其中一人回憶：
我們都想扮演領袖。每個人都想當紅軍和布爾什維克，沒人願當白軍、孟什維克。隻有大人才能中止這一類的爭吵——建議遊戲開始時先不定下稱呼，誰贏了，誰就是布爾什維克。另一個遊戲是搜索與征用，其中一組（通常是男孩）扮演紅軍征用隊，另一組（女孩）扮“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或藏匿糧食的“富農”。
紅軍與白軍、搜索與征用這類遊戲，鼓勵孩子接受蘇維埃的世界兩分法，一個是“好”，一個是“壞”。20世紀20年代，在蘇維埃學校中進行的研究顯示，孩子們總體上對近代曆史的基本事實一無所知（很多學生不知道沙皇是誰）；但蘇維埃宣傳品、書籍、電影中的舊政權支持者的邪惡形象，卻給他們留下深刻影響。這些形象使眾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敵人”繼續存在。這種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對舊政權標誌的非理性恐懼、歇斯底裏、侵略性。一位年輕女學生問老師：“資產階級吃小孩嗎？”另有一人看到同學穿的襯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圖案，禁不住在班級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許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鋒隊裏第一次見識政治。少年先鋒隊建立於1922年，以童子軍運動為藍本。童子軍是共產主義俄羅斯保留的最後的獨立公共機構之一，它在1920年被蘇維埃政府取締。童子軍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輕成員，通過實踐活動來培養自己的公共責任感。在20世紀20年代，這種精神繼續存在於許多少先隊組織（也存在於部分蘇維埃精英學校）。到1925年，在10歲至14歲的蘇維埃兒童中，約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隊。隨後幾年中，該比例逐漸上升。
像童子軍一樣，少先隊有自己的道德準則和禮儀，還有每一名隊員都熟記於心的誓言（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很多人仍能回憶起來）。“我，一名蘇聯少先隊員，當著我的同誌們的麵莊嚴宣誓：遵守列寧的戒律，堅決擁護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少先隊員參與甚多的行軍、唱歌、體操和體育活動。他們還有一個呼應口號（呼：少先隊員，做好準備！應：時刻準備著！），源於紅軍。他們編成大隊，擁有自己的條幅、旗幟、歌曲和製服（白色襯衫和紅領巾）。這是隊員感到無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隊主要的誘惑。一名少先隊員回憶：“我不懂該運動的職責和義務，像其他人一樣，隻企盼紅領巾。”
1928年在彼爾姆加入少先隊的維拉·米諾蘇娃回憶：“我喜歡製服，特別是紅領巾。我每天都熨，戴著去學校。這是我唯一漂亮整齊的服飾，每當穿戴起它們，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長大了。”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學的瓦萊裏·福雷德，如此自豪於自己的紅領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隊後好幾天，每晚睡覺都要戴著它上床。
蘇維埃兒童通過少先隊強烈感受到社會的包容和排斥，每個孩子都希望成為少先隊員。加入少先隊是光榮和令人興奮的，紅領巾是為社會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標記。不能加入少先隊的孩子——其中許多人是因為自己的社會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瑪麗亞·德羅茲多娃被少先隊開除了，因為她來自“富農”家庭。她想恢複隊籍的願望如此熾烈，以至在襯衫底下悄悄佩戴紅領巾多年。波蘭貴族的女兒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上教堂被人發現，因而遭到少先隊開除。她講述了被開除時的情景，依然情難自抑：
突然，他們在學校走廊的牆報上發布一條公告——快訊：“立刻集合！”孩子們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場上排成隊列，我被要求站在整個大隊麵前，忍受羞辱。孩子們大聲喊道：“看，她去教堂，給我們全大隊帶來恥辱！她不配佩戴紅領巾！她沒有資格佩戴紅領巾！”他們朝我扔土塊，然後試圖扯下我的紅領巾。我開始哭，並大聲叫：“我不給！我不給！”我跪了下來，懇求他們不要拿走我的紅領巾，但到最後，還是被拿走了。從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隊員了。
少先隊的目標是向蘇維埃兒童灌輸共產黨的價值和紀律，讓他們接受黨和共青團慣用的“工作計劃和討論製度”。心理學家和教育理論家紮爾金特，是黨在人格的社會調整方麵的主要發言人。他認為少先隊運動的目標，是訓練“革命的共產主義戰士，徹底避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毒害”。克魯普斯卡婭認為，少先隊將取代家庭，成為影響蘇維埃兒童的主要力量；它將教育少先隊員學會勤勞和聽話，以達到思想和行動上的純潔。米諾蘇娃回憶：“通過少先隊，我變得聰明整潔，按時完成任務，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後，這一切成為我一生奉行的準則。”
少先隊員又是積極分子，參與各式俱樂部活動——組織示威遊行、編輯牆報、從事義務勞動、參加戲劇和音樂會——以培養自己的社會積極性和領導才能。瓦西裏·羅馬什金1914年出生於莫斯科省的農家，他回顧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的學習和少先隊活動，還記得當時對公共活動的重視：
什麽是“蘇維埃人”呢？它意味著，遵循我們在學校和少先隊中所學的，熱愛蘇維埃祖國，努力工作，樹立好榜樣。我把這些牢記在心。第三學年[ 1924年]時，我已是學校委員會的主席，後來又成為學校法庭的主席、學校審判中的公訴人、學校工會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積極的少先隊員，通過少先隊懂得了自己對學校和國家的愛，應超過對自己家人的愛。我喜歡我們村校的班主任，把她當做自己的母親。
並非所有的少先隊員都像羅馬什金一樣投入。對許多兒童來說，少先隊活動其實隻是一種遊戲。依達·斯拉溫娜是一位著名蘇維埃法學家的女兒，她回憶幼時在列寧格勒公寓街區組織自己的俱樂部：
“
我喜歡看兒童雜誌《莫濟爾卡》（Murzilka），其封麵上的口號是：“媽媽！爸爸！我們將推翻你們的權威！”這雜誌呼籲兒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匯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組織成像少先隊一樣的俱樂部。我是我們這一層樓孩子裏的頭兒，我會大聲朗讀雜誌上的文章，向俱樂部成員解說其中的道理。大樓管理部門讓我們借用地下室來聚會，我們在地下室的牆上貼滿革命英雄的照片，並在那裏寄存所有的玩具。
其他少先隊員對政治活動更感興趣。他們受到長輩的鼓勵，模仿成年共產黨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這些早熟的積極分子，攜帶公文包前來出席“行政會議”，以黨的口號發言，做正規的記錄，並譴責涉嫌懷有反動思想的老師，甚至還有人在街上充當舉報人，協助警方追捕“間諜”和“敵人”。
到15歲，蘇維埃兒童從少先隊升至共青團，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夠格。1925年，共青團有100萬成員——約占共青團員合格年齡的4%（從15歲到23歲）——僅是少先隊成員相應比率的五分之一。(64)加入共青團是加入共產黨的前奏，很多工作職位和大學課程隻對共青團員開放，或優先擇取共青團員。尼娜·維什尼亞克娃記得，加入共青團是一件“頭等大事”：
“
迄今[她寫於1990年]，我還記得共青團員手冊中的每一句話——它激起我的萬千思緒。我記得，我突然變成肩負重任的成年人……與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變得能幹許多。加入蘇維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夢想。現在這個夢想即將成真。
詩人葉夫·多爾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於莫斯科的律師家庭，1930年從少先隊升入共青團。他參加申請入團的會議時遲到了，受到團書記的責備，指責他“顯然不夠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團的要求，申請加入隻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爾馬托夫斯基告訴父親此事，他的滿不在意受到了嚴厲的批評。父親警告說：“他們都在看你，你必須證明，隨時準備奉獻自己。”下一次會議中，一名女孩追問多爾馬托夫斯基，他是否“願為蘇維埃政權犧牲自己的生命”。
加入共青團，就必須接受共產黨的命令、規則、倫理。共青團員對革命的忠誠，應該高於對自己的家庭。他們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輕的共產黨人，要像黨員一樣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團是黨的後備軍，都是年輕的積極分子，誌願為黨工作，在反對腐敗和濫權的鬥爭中，隨時準備充當間諜和舉報人。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樣的任務具有極其廣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內戰的理想，深深打動了蘇維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這樣的行動和活力。許多年輕人加入共青團，不是因為信奉共產主義，而是因為身為積極分子，亟想有所作為，卻沒有施展抱負的其他渠道。共青團員被要求在家長和教師中揭發“階級敵人”，作為鍛煉，還在學校和大學裏參與對“反革命分子”的模擬審判。
他們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間），沒受到舊社會價值觀的熏染；又太年輕，沒參與血腥的內戰。這些青年積極分子，對革命的“英雄時期”抱有極為浪漫的憧憬。羅馬什金回憶：“我們渴望與父兄輩的革命家掛上鉤，認同他們的鬥爭。我們穿得像他們一樣，一身軍服，模仿農村男孩從紅軍那裏學來的軍人口語。”
積極分子熱烈歡迎布爾什維克的斯巴達文化，他們從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革命、內戰的貧瘠中，對刻苦節儉並不陌生。他們更以禁欲主義的激進，杜絕所有個人（“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快樂，以免革命鬥爭受損。有的自組公社，聚集大家的錢和財產，以“消滅個人主義”。他們在道德品質上也是絕對主義者，奮力掙脫古老的習俗。
20世紀20年代的理想主義共青團員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將在斯大林政權中發揮重大作用。敖德薩地區的共青團積極分子米哈伊爾·巴伊塔爾斯基，與朋友們組成俱樂部，他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時的主導精神：“人人都是純真的，如有需要，時刻準備以生命捍衛共產主義。如有炫耀或抱怨，會被冠以‘臭知識分子’的帽子，這是最具侮辱性的標簽之一，比它更糟的僅有‘自私自利者’。”
在這圈子裏，大家都願把自己獻給黨的事業。譬如有報道稱，某契卡（政治警察）為了革命需要而沒收父親的五金店，沒有一人會為此感到震驚。大家都認為，追求個人幸福的思想是可恥的，應予以消滅。正如巴伊塔爾斯基所說的，革命需要我們為明天的美好生活犧牲今天的歡樂：
我們的希望都寄托於未來。能夠親自參與即將來臨的世界革命，甘願承擔其中的全部責任，我們感到無比激動，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會堅強無比。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車，把我們帶去別處，投入輝煌的事業。我們愉快地豎起耳朵，尋覓遠方火車的汽笛聲……
說明：本文節選自[英] 奧蘭多·費吉斯，《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